郑观应（1842-1922）是清末民初的实业家、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今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人。父亲郑文瑞是一位乡村师孰，他哥哥是郑思齐，弟弟是郑翼之。

1842年，郑观应出生于香山县。1858年，到上海市学习如何经商，先后在英商颠地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任买办。历任多局和多公司的总办和帮办。在战争时曾出国刺探敌情，被太古轮船公司以“赔款”理由监禁，被困多年后才被放出。之后选择到澳门避世，过程中撰成《盛世危言》一书。于1902年，郑观应辞去招商局会办。又在1909年，第三次入轮船招商局任会办。步入晚年后自号罗浮鹤山人。1922年郑观应病逝于上海。

郑观应著有《盛世危言》《易言》等，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者。

郑观应的祖父是个读书人，父亲郑文瑞是一位乡村师孰，因此家庭知识氛围浓厚。郑观应正是于1842年7月出生在香山县的这样一个书香世家。他有一个哥哥叫做郑思齐，弟弟名为郑翼之，在生活中也与其兄弟关系亲密。郑观应早年最开始进京参加童子试，没有中举。郑观应的家族和他的亲朋中有很多人都在做买办。他的叔父郑廷江就是上海新德洋行买办。而他的一个亲戚——曾寄圃是上海颠地洋行的高级买办。他家和买办商人家庭出身、十五岁(1852年)就到上海宝顺洋行学艺的徐润是“两代交百年”的世交，与有名望的买办唐廷枢也是亲戚。而郑观应的同宗哥哥郑济东和徐润都已经在宝顺学艺了。1858年，郑观应放弃读书学习商贾了。

1858 年，郑观应远离家乡奉父亲的命令来到了上海。在洋行中充当买办和工役者不少是郑观应的同乡人，其中就有郑观应的叔父郑廷江。郑观应一来到上海之后最开始就寄住在他的叔父处。郑观应本想进英文书馆学习英语，以更好的发展洋务，但为经济条件所限制，没有如愿以偿。郑廷江帮助他解决了这个问题。 郑观应一边跟着叔父学习英语，慢慢的打下了一定的英文基础。

郑观应到上海的第二年，即1859年，通过徐润、徐钰亭等人的关系，成功进入到英商上海宝顺洋行工作。宝顺洋行是当时的第一流大洋行，营业额相较其他洋行较高。由于外国的侵略想要进一步扩大在天津的港口，宝顺洋行也不放过机会。1859年冬，郑观应跟随宝顺的洋人坐船去天津考察商务，在天津待到过年之后才返回上海。在天津考察的过程中，天气寒冷恶劣，他艰难地度过了隆冬，并且完成了考察任务，郑观应由此而得到了信任和重用。1860 年返回上海后就在宝顺管丝楼、兼管轮船揽载。在此期间他约广东同乡高要县的梁卿，一起到英国传教士傅兰雅所办的英华书馆读夜课专英文两年观应通过这两年的英语学习,不仅英语基础更加坚实，且比较广泛地了解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况。1868年宝顺停业，郑观应失去了买办的位置。

在1859年到1868年做买办的期间，郑观应不仅和中外的商人有广泛的接触和往来，也与一些社会名流交往。他除了职务内的事务外，自己也开始经营一些生意。宝顺出来后，即当上了和生祥茶栈的通事，不久就和朋友承办了这个茶栈。茶栈的经营是好的。但后来因为茶客拖欠变多，开始影响到茶栈的周转，郑观应等股东因害怕欠款愈来愈多以致有倒闭的危险，于是在1871停业。

1873年郑观应参与创建太古集团办轮船公司。1874年2月间，郑观应与太古轮船公司签订了三年的雇佣合同，被聘为太古的总理，兼管帐房等事,相当于总买办的地位。郑观应在太古的权力是很大的，公司的用人事务都由他和美国人尔吉商办。

1878年，郑观应与徐润、盛宣怀等人创办义赈公所，赈济河南省、直隶和陕西省等省份灾民，获得候补道衔。同年又入股开平矿务局，并担任上海机器织布局襄办，并投资了1万两白银给上海机器织布局，两年后再认股5万两白银。

1881年，郑观应出任上海中国电报局总办。次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因为父母有一方离世而回了老家，两广总督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因而北上赴职。张树声路过上海市召见了郑观应。向他咨询电报业务，郑现应趁机呈递《上粤督张振帅论政治书》，文中他深刻批判了之前用人无方的情况，提出用人必须要有新方法，比如各省外事办官员必须"西文法政学堂毕业”，懂得使用国际法和他国进行交涉，对于列强的无理要求“不必谦让”，这样才能维护中原地区国体和利益。同年，郑观应与太古集团合约期满之后，被李鸿章聘请去担任轮船招商局担任帮办。采取任用人才、赏罚分明、降低成本、制止与太古洋行、怡和洋行削价竞争等方式让濒临倒闭的轮船招商局慢慢好转起来。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之际，郑观应自荐并得到王之春的推荐，去广东总办湘军营务处事宜。法国舰队攻击台湾省时，郑观应认为要与法军决一死战，于是被委任办理援台事宜。

1890年秋，郑观应到广州市治病，遇到唐廷枢、徐润到广州办公，唐廷枢为了照顾郑观应的情况，提议让他担任开平煤局粤局(广东分局）的总办，随即向李鸿章禀明，得到批准。1903年8月，郑观应出任汉粤铁路广东购地局总办。郑观应这次在广州一直工作到1907年，其间领导了1905年抵制美国华工禁约运动，成功协助组织了粤汉铁路招股。

1873年，郑观应生平第一本著作问世，取名《救时揭要》。“救时”透露出他的人生理想。面对世界的局势变幻，面对西方势力的压迫，面对国内政府的腐败、社会各业的衰落、民众的疾苦，他利用自己掌握的英语知识以及经常与洋人一起工作的经历，全面地探索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情，再和中国的情况结合，从中寻找所存在问题的答案。

1880年，郑观应发行了反映他改良主义思想的《易言》一书，提出了一系列内政改革措施。

1884年6月11日起，郑观应被安排去到越南西贡、金边、泰国、槟岛等地，打探法军情报，联络泰国政要，谋划与泰国结盟，偷袭法军占领的越南西贡。但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行。他于8月12日回到广州市后将此次经历写成了《南游日记》，并向朝廷呈递《奏折南洋藩服通商折》《请设南洋领事片》，里面提到希望清廷在南洋各岛都设立领事、保护华侨、发展商务，以抵制英、法殖民的势力。

1892年春末，郑观应在广州居易山房写成《盛世危言》自序。1894年，系统体现郑观应思想的《盛世危言》出版，随即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应，得到了很多良好的反响。

在1921年4，郑观应又出版了《盛世危言后编》，其内容是《盛世危言》的继续，思想内涵依旧一样，主张富强救国，从事实业，提出如何开创实业的理论，如何推动国家的发展，受到了当时清廷的赞扬。而《盛世危言》及其续集除了阐述了作者对当时实业和经济发展问题的见解外,还记录了许多其他经商或者实业救国人物的著作。

郑观应在其《救时揭要》中多次主张，希望通过实训和培训让流离失所的人有一技之长，能够养活自己，自食其力。

1878年，郑观应参与创办的天津广仁堂便非常注重职业培训教育，开设了“力田所”“工艺所”，这些场所教会人基本的谋生技能，使收养对象学到自谋生路的能力。

19世纪90年代，郑观应深入了解了对于如何将技术教育与收容流民结合起来。他在《盛世危言》中指出：现在的办法是将技艺的学习投入学校，同时要多设立学校，培养人才，遍布工艺厂，收养穷困的人。学校是人才培养的根本，格物致知是学问的根本。中国一直以来的科举制度只会选拔文化人才，重农轻商。郑观应的主张代表着慈善思想向教养并重的转变，从政府盲目无保障的收养变成积极的培养，并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以增强慈善机构的循环”赡养“功能。

1905年，郑观应与商会的同伴一起出资创办了广东工艺院。他起草了《劝办广东上下工艺院集股公启》，提议面向广东殷商及海外华侨招股兴办。只要有真实的保证，经过基本的面试后，就可以进入学院当学徒。有愿意学习的穷困幼孩，由院方补给衣服鞋袜等，具有慈善性质。工艺院把解决贫民生计、技术教育、发展本国工业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属于重要的慈善和教育创新。广东工艺院在慈善收养的基础上，改良产品，还有振兴传统工艺的任务。

1884年，郑观应被两个案子所累，一个是织布局案和太古轮船公司追赔案。这使得郑观应精力耗竭，因此他选择退隐澳门。在1894年，孙中山和陆皓东起草了《上李鸿章书》并请郑观应修改，同时请他为引荐李鸿章的下属和师爷。书中也表现了郑观应国之富强的方法和人尽其用的主张。1922年，郑观应病逝于上海提篮桥区招商公学宿舍，享年80岁。

首先，郑观应认为改良教育的第一步是效仿西方改良学制。设置天文、地理、物理学等等，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其次，他认为分置学科和设置专师是非常必要的。聘请中外专家，选译各国有用的书，精专一艺的专才国家应给予重视，在各类专业人才的培育中，郑观应认为通晓工艺者较为关键。最后，郑观应倡导男女平等教育观。郑观应看到了当时社会男女教育的不公平，在男女问题上，他同样以西方为例，认为教育男女都应该并重，女子也应该掌握基本的生存和学习技能，不能只是一味的看女诫。

郑观应认为中国富强的根本是要注重工艺。他在《盛世危言》中西方对于工艺技术采取的策略，他认为中国应该提倡发明，鼓励工艺技术的发展，做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培养工艺教育，提高国民工艺技术，重视人才培养，从而提高国际上的工艺地位。

郑观应提出了“四宜论”。他认识到工艺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因此如何利用工艺去和别国进行商战是非常重要的，他在“四宜论”当中说到：一是设立工艺专科；二是仿照西欧之例开设工艺学校培养工艺人才；三是应派人游学各国；四是政府设立博览会来奖励百工，这四种方法在当时有一定的实现基础的，培养了大批人才。

郑观应对“商战”的重视让他提出了“以工翼商”的思想。郑观应认为，一定要提高国家的工艺技术，才可以更好的发展商业。因此要求学习西方技术，发展本国工业，他认为：有了工艺，才有货物的诞生，货物的发展才可以推动商业的进行。然后由此提出工业技术是商战的前提。

郑观应主张中国应投入科技发展，重视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倡导新学校建立，提出注重实际技能，废除八股文的主张， 并研究了中国科技发展不足的原因，形成了他的科技思想；郑观应对科技专利的特点、条件、年限、专利、如何设立专业机构等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并将科技专利的这种想法投入到织布工艺的专利申请中，形成了他的科技专利思想；从物理学的各方面探索中国古代领先的科技成果，分析西学中源的理论依据，有利于推动当时西学的传播，深化当时民众对西方先进科技的理解，形成了他的中体西用思想。

郑观应认为所谓的权力就是要强调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而商战可以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从而推动军事实力的发展，军事的发展又反过来为经济发展提供道路，这就是他的：以商养兵，以兵护商思想。同时，他认为中国不能一直依靠洋货，要发展自己的制造业，有自己的生产商，这样才不至于让中国变得越发的羸弱，要发展本土机械制造业，才可以摆脱剥削。在商战中他还使用“一报还一报”策略，在经商合作中，如果对方出现背叛，就用同样的方法继续打击对方，以维护自身的权益。

郑观应赈灾慈善方面有很多举措，这些举措形成了他的慈善思想。第一是赈灾备荒，他在《论治旱》中便提到了这一思想，他认为与其等到灾祸发生再补救，还不如防患于未然；第二是扶弱济贫，他的慈善举措中关爱流浪者，关爱海外打工者，关爱妇女和溺婴，认为政府应该多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的关注。第三是救世济国，而要做到这两点必须要通过教育发展和实业发展，两者相结合方能推动国家富强。

郑观应主张诗歌应该直接记述时事，寓意规劝。在情感表达方面，他认为诗歌应该表达个人情感，畅谈内心感受。同时他主张诗歌形式应该不受限制，不局限于古典格律，并且诗歌语言应该简洁显浅，力避浮艳之辞。在口语化、白话化的诗歌道路上，他比同代诗人黄遵宪更具进步性。

郑观应是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书法家、慈善家和爱国者。

对郑观应的历史功绩，史学家夏东元评论到：“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是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

经济学教授赵晓雷认为郑观应是近代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和实业家。他的思想和活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痕迹，并对后世产生了影响。

中山市郑观应文化学会是由中山市郑观应文化研究专家学者自愿组成的学术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成立于2009年，2021年7月有会员97人。

郑观应故居位于广东三乡镇雍陌村。建于1903年，房屋位置坐北朝南，为硬山式砖木结构，中间天井加盖改为住房，面积约204.5平方米。是郑观应出资为其父郑文瑞而建的。现故居匾额镶嵌一块长2.35米、宽65厘米的石匾，楷书阴刻：“秀峰家塾”四字，落款：“光绪二十九年孟春立。”有灰雕、墙画。屋内保存有木雕镂空神楼、神台，并雕有人物、花鸟、狮子等，具有中山清代的雕刻艺术特色。

郑观应纪念馆是郑氏于澳门的故居，位于郑家大屋旁，郑家大屋由郑观应父亲郑文瑞于1859年始建，2005年作为澳门历史城区的组成部份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2月对外开放。纪念馆和郑家大屋修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旧结合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