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是鲁迅于1921年12月末至1922年2月间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小说最早刊载于《晨报副刊》，每星期刊载一期，连载9期。1923年8月，该作被收入新潮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呐喊》。

小说描绘了毫无觉悟，精神病态的农民阿Q短暂而不幸的一生。面对有形的贫困与无形的压迫，无力改变现实的阿Q惯用“精神胜利法”麻醉自己，否认现实，怯懦地维护个人的自尊。革命的到来分毫没有改变阿Q的观念和境遇，反使他因一桩与自己毫无干系的抢劫案冤死。小说生动地构造了阿Q这一兼具喜剧色彩与悲剧色彩的复杂形象，深刻地表达了作者对以“阿Q精神”为代表的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也强化了反封建反礼教的小说主旨。

自《阿Q正传》发表后，“精神胜利法”或“阿Q精神”很快成为了中原地区国民劣根性的最典型代表。该作直接推动了新文化运动期间的国民性批判思潮，并促进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乡土文学的发展。小说中对国民精神疾的反思意识，超越了时代甚至文化的界限，是人类共有的宝贵文化财富。

辛亥革命后，千年帝制的崩解虽令中国的革命者与新知识分子感受到了短暂的兴奋，但似新实旧的社会面貌，沉重如山的封建观念，则很快令锐意改革的新一代幻灭。一方面，表面上的政治巨变，并未使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和思想认识产生明确的变化。以农民为代表的社会大众在礼教文化和封建制度的枷锁下受尽奴役，依旧于苦难的泥潭中麻木沉沦，难以自拔；而另一方面，新知识分子又困于“时代病”，对晦暗的现实灰心丧气。但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则使许多新知识分子重燃希望，振奋士气，以笔代剑，直指现代中国社会的丑恶现实，发掘“未成形”的革命被实质上扼杀的根本原因。

鲁迅的故家虽曾经颇有名望，但“由小康堕入困顿”的命运转折，以及家族相对宽仁平等的门风，均使鲁迅在幼年时便有机会体察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接触并了解了中国底层农村社会的现实面貌，积累了不少创作素材。东渡日本后遭遇的“幻灯片事件”，以及回国后亲眼目睹的种种现实，更令鲁迅深刻地剖析出了中国社会的文化痼疾与中国大众的劣根性，尽管批判视野不断扩展，其精神上的幻灭感却也逐步加深。

但自1918年《狂人日记》的创作以来，鲁迅终被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所激励，日益积极地投身于文化革命的征途之中，甘愿遵循“前驱者的命令”，以小说创作的形式奉献力量。《阿Q正传》正是诞生于这段“狂飙猛进”潮流的尾声。而鲁迅少年时代的农村经验，以及他对农民困境的深入剖析，又使鲁迅在创作的几年前，便模糊地构想出了主人公的形象轮廓。时至1921年，由于《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的约稿，鲁迅终以“”巴人”为笔名，将自己的构想付诸笔端。

《阿Q正传》第一章刊载于1921年12月4日《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目。为了适应版块轻松、幽默的风格，鲁迅在创作第一章“序言”部分时已做了相应的调整。但或是因为小说的主题和思考过于沉重尽管，《阿Q正传》自第二章开始便被移入“新文艺”版块。小说每星期刊载一次，共刊登了9期。

阿Q是未庄中一名无家无业、无名无姓的游民。他住在土谷祠中，依靠为未庄人打短工度日。阿Q经济窘困，头有癞疮，颇受末庄人的轻视和嘲讽。无力改变地位低下的现状的他，却惯用“精神胜利法”维护自己的自尊，面对赌钱大胜却被人抢走财产的痛苦，阿Q的“精神胜利法”进一步发展，竟用抽自己耳光的方式换取了心灵的“宁静”。

因素日藐视的王胡身上的虱子更多，阿Q深感自尊受损，主动挑起了与王胡的争斗，却被对方拳脚教训。为了出气，阿Q又选择辱骂自己暗中厌恶的“假洋鬼子”，反遭“哭丧棒”毒打。两度受辱的他最终将小尼姑当成了自己的出气筒，通过对这个无力还手的“对头”的骚扰，阿Q尝到了“胜利”的喜悦。不料，这场“胜利”竟唤醒了阿Q对女人的欲望。他试图向赵太爷家的女佣吴妈求欢，结果被赶出了赵家，只好赔钱免罪。败坏了“名声”的阿Q失去了工作，与夺去他饭碗的小D打了一架，二者不分胜负。走投无路的阿Q决定进城。

中秋节后，阿Q阔气地回到未庄。通过在举人老爷家帮工的经历，他赢得了未庄人短暂的尊敬。而他手头可以廉价购得的衣服，更是引起了未庄女人的兴趣，连赵太爷都重新把他叫到家中买货。可不久之后，阿Q小偷的名声便不胫而走。当闲人们探明阿Q只是个“不敢再偷的偷儿”之后，人们对阿Q的敬畏便荡然无存。

革命的风声传来，计划投奔革命党的阿Q地位骤然提升，开始欣欣然地计划夺取地主家的钱财、女人。然而一觉醒来，阿Q才发现，尼姑庵已被假洋鬼子等人“革命”过了。除了剪辫外，革命似乎并未影响未庄人的生活。“假洋鬼子”俨然成为了未庄的“领袖”，阿Q想借助他们“投奔革命”。却被棍棒赶出。夜间赵家被抢，阿Q觉得自己是因为“不准革命”才无缘分羹，心中愤愤不平。

因为赵家失窃，阿Q被抓进了县城的监牢。在法庭上，阿Q讲述了自己无缘革命的“不幸”。却被人当做了抢劫犯的同党。他被要求认罪画押，却只羞愧自己画的圈不够圆。临死前，阿Q被拉上街游行示众。众多看客中，他注意到了吴妈，又感觉自己被群狼撕咬，连“救命”都未能说出口，便被枪毙了。

小说的主人公，农民，是不觉悟群众的典型形象。阿Q穷困潦倒，瘦骨伶仃，地位低下，无力保护自己的利益和自尊。又深受封建礼教的毒害，麻木不仁，保守狭隘，其精神状态更劣于生存状态。8阿Q愚昧无知，畏强凌弱，却又妄自尊大，在心中鄙夷所有人。阿Q不具备任何个性意识，落后又盲目排外，没有独立的是非观念，不可能对革命产生真正的觉悟。

“精神胜利法”是阿Q身上最典型的特征，即自我麻木，以丑为美，化败为胜，自轻自贱又自欺欺人。阿Q常常借助虚幻和健忘抚平现实带来的创伤，甚至把痛苦都转化为自傲的资本，由此苟安、苟喜、愈发卑贱地苟且度日。尽管生活中不断地遭受创伤和屈辱，阿Q总有办法取得精神上的“胜利”。直到临死之际，面对群狼一样看客的目光，深入骨髓的恐惧才终于唤醒了阿Q正视自己灵魂的伤痛，打破了“精神胜利法”的怪圈。

地主，未庄最富裕且最有权势的人物。他注重维护自己的等级地位，狠狠惩罚了敢于自称姓赵的阿Q；他也贪婪、吝啬、追求实利，为了廉价收购赃物，又把曾经赶走的阿Q重新召回家中。本质上来说，赵太爷和阿Q都是奴性的代表。二者的境遇虽大不相同，但对等级秩序的认可，与对封建礼教的膜拜，却几乎一致。尽管革命的发生一时令他心惊胆。但通过“假洋鬼子”，赵太爷的儿子很快为自己谋得了“革命”的身份，他的地位不降反升。

未庄乡绅钱太爷的儿子，半新不旧的知识分子。其具体姓名不详，“假洋鬼子”是阿Q对他“腹诽”的称呼。“假洋鬼子”曾在日本留学，回国时便已经剪去了辫子，因而引起了家中乃至整个未庄的轩然大波。为此，他在出门时总要戴一条假辫遮掩。但革命开始后，“假洋鬼子”与赵秀才合谋，散开发辫，一跃成为了未庄的革命“先锋”。他的“不准革命”，彻底中断了阿Q投身革命党的前途。鲁迅将自己的许多生活细节都赋予给了这个反面角色，致使对这一形象的分析往往复杂而多元。

赵太爷的儿子，秀才，封建社会的传统知识分子。他与钱洋鬼子虽“历来也不相能”，但在革命开始后，却最终“咸与维新”，共同革掉了尼姑庵的龙牌，挤进了未庄的“革命阵营”。

赵太爷家唯一的女仆。她深受封建礼教观念的束缚，对自己的“贞节”名誉极为看重。在她眼中，阿Q的求欢极大地损毁了自己的清誉，因此自己一定要上告主人，迫使阿Q被逐出赵家。13阿Q游街之际，吴妈也是围观者的一员，但她却只注意到了士兵的洋炮。无论是面对自身的困苦抑或他人的不幸，吴妈都只是一个麻木的看客。

鲁迅认为，以“精神胜利法”为代表的“阿Q精神”，正是中国大众国民劣根性的集中体现。面对残破的现实，软弱的自我，以阿Q为典型的中国大众往往不肯正视现实，承认自身的缺憾和苦楚，反而紧闭双眼，自欺欺人，陶醉于自己的愚昧和狭隘，维系着一文不值的荒诞自尊。现实的失败分毫不能改变国人精神上的安逸和自满，因此国族只能在沉沦和腐朽的泥潭中积重难返，愈陷愈深。

阿Q的精神痼疾不仅是中国底层庸众的传染病，甚至也是现代中国士大夫式知识分子的遗传宿疾，更是中华民族实现振兴的精神梏。责之切，而爱之深，鲁迅对国民精神弱点毫不留情的鞭挞，正体现了他对重铸国魂，真正实现启蒙革新的深切激情。

阿Q没有确切的名姓，没有被单独塞进史传中的资格。无论在未庄中的地位上升还是下降，阿Q均未被大众视为一个与自己苦乐相通的“人”，他只是一种可用的工具。更可怕的是，阿Q自己也并未赋予自己“人”的地位，惊人的麻木和冷漠，使他回避、压抑了几乎全部的人性追求。因此，阿Q得不到关注和同情，也不会对他人产生一分一毫的共情。这种双向的“不把人当人看”，造就了国人之间可怕又可怜的互噬。

通过创造阿Q这一“最没有人样的”国民形象，鲁迅深切地表达了自己对底层群众“人的价格”的强烈追求——如果不借助真正的人道主义把最底层的中国大众提升为“人”，中华民族就注定仍是一个没有人的尊严的可悲民族。

鲁迅意识到，辛亥革命实质上的失败，并非简单地源于“假洋鬼子”、赵太爷等半新不旧，似新实旧的社会阶层窃取了革命的胜利果实。与之相反，正是因为以阿Q为代表的的底层大众的愚昧、麻木、无知、冷漠，封建礼教的文化枷锁，封建专制的社会等级制度才迟迟得不到打破。即使阿Q成功地进入“革命阵营”之中，一个尚未觉醒的阿Q也只会要求重建一个毫无变化的等级结构，革命依旧无法避免失败的结局。因此，鲁迅指出，只有进行广泛而深刻的思想革命，真正的在精神上启蒙阿Q一类人，辛亥革命才能真正地完成其历史使命。

“阿Q精神”不仅是国人精神弱点的象征，亦是人类面对永远无法彻底克服的生存困境时的本能反应。因现实的痛苦而自我麻醉，因自我麻醉而更加痛苦的循环，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人类均无法超越的生存陷阱。从这一层面来看，“精神胜利法”不仅承载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更体现了作家对人类总体生存困境的正视和思索。

《阿Q正传》中对国民劣根性入木三分的讽刺，插科打诨式的结构布局，均令小说似乎自始至终都笼罩在一种喜剧气氛中。阿Q乃至未庄所有人的怯懦、浅薄、空虚、滑稽，均被作者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有研究者也据此认为，《阿Q正传》的格调不高，过分滑稽）但随着情节的推进，故事的悲剧色彩也随之加深。不像人的阿Q展现出的滑稽，恰恰是因为他一直没有被当做一个真正的“人”。小说喜剧性和悲剧性恰到好处的结合，既没有因为对阿Q的同情而忽视他的弱点，也避免了由于对阿Q的鄙夷而丧失了对他的怜悯。

《阿Q正传》中，鲁迅大量运用精简、传神的白描手法，往往仅以寥寥数笔，便能成功捕捉到人物最鲜活、典型的形象特质。阿Q自抽耳光的可笑与可哀，赵太爷“不准姓赵”的威严，游街时看客的无聊与残酷，尽管作者着墨不多，却纤毫毕现。阿Q临终前的画圈，更是画龙点睛的妙笔。目不识丁的阿Q在以画圈代替签名承认罪状之时，对被无端强加的冤罪和即将到来的死刑均毫无察觉，反而因为第一次握笔而“魂飞魄散”，又因自己画出的圆圈不够圆而羞愧难当。面对荒诞而可怖的现实，阿Q照旧用精神胜利法麻醉自己，用对“画圈”这一小事的释然换取自己的心安，其可悯与卑贱跃然纸上。

偏冷嘲而非热讽，是鲁迅在《阿Q正传》中讽刺艺术的重要特点。尽管鲁迅常以入门三分的笔法揭露笔下人物的劣根性，但他却很少趁热打铁，以戏谑的笔法将人物过分滑稽化。小说“大团圆”的结局中，阿Q浑浑噩噩地被同样麻木的看客肢解，作者将悲剧色彩、幽默和严肃性调和一处，冷峻的笔触下掩藏着深沉的忧思，极端的节制暗含着独醒的沉痛。

通过为“阿Q”这一毫无地位，连真实名姓都无从查证的底层人物“立传”，鲁迅将曾经高雅、显贵的古典文史体例成功降级，以近乎反讽的形式，展现了作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性思考。而对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深受抨击的古典章回体小说的架构、形式的模仿利用，使《阿Q正传》既具有章回小说舒展、灵活的优势，又因其情节的“内敛”而保持了笔墨集中，不流于散漫。看似平淡随意的闲笔步步宕开，推动着阿Q沿着其性格轨迹，在时代背景下走向自己的命运之路。

作家茅盾：“阿Q所代表的的中国人的品性，又是中国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

作家周作人：“《阿Q正传》是一部讽刺小说。讽刺是理智的文学里的一支，是古典的写实作品。他的主旨是‘憎’，他的精神是负的，然而这憎并不变成厌世，负的也不尽是破坏。”

学者李长之：“其特色在从容，却并非散漫，因而是的的确确一篇最完整的艺术，这是我现在对于《阿Q正传》敢肯定的。”

翻译家葛浩文：“尽管人们对鲁迅在文学上的成就有着异议，也不见得大家都同意《阿Q正传》是文学上的伟大创作，但却很少有人能否认该小说是本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品。”

《阿Q正传》是鲁迅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亦是作者创作的唯一一部中篇小说。作品接续了晚清以来梁启超等前人的国民性探索，并直接呼应了新文化运动发起的国民性批判。作为一个经过高度精炼和提纯的人物形象，阿Q在其诞生后不久，便成为了国民劣根性的典型象征，引起人们的思考和自省。

《阿Q正传》也是20年代乡土文学创作者的重要艺术范型。彭家煌、王鲁彦、王任叔、蹇先艾、许钦文等现代乡土作家，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阿Q正传》的影响，突破了“问题小说”的局限，对现代农村的文化症结进行深度谱系，扩展出一批令人印象深刻的“未庄群像”。进入当代，《阿Q正传》对农村、农民精神文化痼疾的诊察和批判，依旧深深影响着新时代的创作者。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和韩少功的《爸爸爸》，均是例证。

《阿Q正传》是现代中国享有具有较高国际声誉的小说作品。15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阅读过这部小说的法文译本，并于1926年推荐该作在《欧罗巴》月刊上发表。有说法认为，罗曼·罗兰甚至曾致信鲁迅表达欣赏，但因信件原稿从未被发现，实情尚有争议。

自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阿Q正传》发表之后，该作的英译本和俄译本便很快问世。《阿Q正传》广泛流传的百余年间，小说已经被翻译成英、法、日、俄、韩、印、越、马来西亚等多种语言，并且仍在不断地得到重翻、再版，受到了海外读者的广泛欢迎。“阿Q”的词条也被收录入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日本《中国现代文学事典》等词条，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名片。

1939年，丰子恺为《阿Q正传》创作了一部53幅的漫画，该作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