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谦（1842年—1917年），字益吾，爱新觉罗·旻宁二十二年（1842年8月6日）出生于湖南长沙营盘街，清末民初教育家、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实业家。

王先谦四岁时跟从大兄王先和在家塾中学习，十六岁时参加乡试落第，二十岁时父亲去世，家道中落，王先谦投笔从戎，次年二月辞归。于同治四年（1865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同治九年（1870年）之后，多次担任各地乡试的考官。光绪六年（1880年），升任至国子监祭酒。光绪十一年至十四年（1885—1888年），被外放授江苏省学政，任满后专心讲学，先后任职城南书院（1891—1893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1894—1903年）山。戊戌变法期间，他极力反对康梁维新，在其把持下的岳麓书院成了当时湖南省顽固派的堡垒。清末新政期间，担任过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馆长、学务公所议长、湖南铁路局名誉总理等职。辛亥革命后，对时事不满闭门著书。1911-1914年间僻居平江县校勘自著书籍《诗三家义集疏》、《虚受堂诗文集》等，同时还整理其父遗作《诗义标准》，民国六年（1917年），逝世于长沙市，葬于凉塘旧庄，享年七十六岁。

王先谦一生治学勤勉，广涉经、史、子、集，著述宏富，于经史考据贡献尤大，是晚清学术界重要的一位大师。他治学重考据、校勘。编有《皇清经解续编》《十朝东华录》《续古文辞类纂》等。著有《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荀子集解》《诗三家义集疏》等。诗文集有《虚受堂诗文集》。代表作《汉书补注》。与王先谦同时代的学者瞿鸿禨曾说，自古以来，人才非常多，做事有功绩和著书立说一直以来就像两条不同的道路，能两者兼顾的非常少见，其中著述如此宏富的，更加罕见，也只有葵园先生是这样的人了。

爱新觉罗·旻宁二十二年（1842年8月6日），王先谦出生于湖南长沙营盘街。四岁时，王先谦开始在家塾中跟从大兄王先和学习。两年后，王先谦的父亲王锡光给其起名先谦，字益吾，父亲开始教他学诗文，学习杜甫、苏轼的诗。咸丰二年（1852年），王先谦跟随县学生闵振瀚学习，并先后随从县学生林树荣、黄锡涛学习时文。五年后，王先谦参加县试和府试，都名列前茅，于是进入县学，后来参加乡试落第。三年后，参加科试，中一等第八名。咸丰十一年二月十八日（1861年3月28日），王锡光过世。随着父亲的去世，王先谦家里也逐渐穷困，同年六月，王先谦受其父好友胡心泉及兄友李谟引荐投笔从戎。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王先谦辞军南归。九月，王先谦参加乡试中举人第四十名。次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王先谦参加散馆考试，位列一等第六名，被授翰林院编修。

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王先谦被任命为云南省乡试副考官。五年后，大考中二等成绩，升官担任中允一职，同时担任日讲起居注官。期间王先谦多次上书讲明要防止进言之路出现弊端，并请求筹备东北地区的防备事务，还要求弹劾云南巡抚徐之銘。次年六月王先谦出任浙江省乡试副考官。光绪三年（1877年）正月，王先谦转补左中允。八月，王先谦上奏请求修改编订《穆宗毅皇帝圣训》。九月，实录馆的书编辑修订超过总数的一半，总裁上奏朝廷请求奖赏为此次工作贡献大的人员，王先谦位列其中。

光绪六年（1880年）四月，王先谦升补国子监祭酒，不久刊刻《国朝试律诗钞》《馆课诗存》。第二年4月19日，曾纪泽自巴黎来函，谈及到俄改签条约的事，并劝说王先谦出国游历。王先谦复函中谈及对时局的看法，以照顾母亲为由婉拒出洋请求。九月初六（10月28日），左宗棠补授两江总督。王先谦向宗棠请筹太学经费，给诸生增加津贴。左宗棠答应到江督任职后拨款。

光绪八年（1882年），因父母去世归乡，卸官回乡服丧。三年期满之后再次出任国子监祭酒。同年二十三日，奏《三海工程请暂行停罢折》。同年，王先谦出任江苏学政。十一月，王先谦在江阴南菁书院开设书局，汇刻先哲笺注经史遗书，并捐千金为倡。次年三月，王先谦重修学署后花园，即“寄园”，搜集存雪亭诗碑重建碑廊，名曰“墨华”，并建“永慕庐”三间，俸父母之遗像。又建“虚受堂”为“朝夕读书游憩之所”。

光绪十四年（1888年）由于太监李莲英张扬跋扈，王先谦上疏请求惩戒李莲英，没有得到回复。八月初十日（9月15日），奏《交卸后请假两月回籍修墓》一折，奉旨准假两个月。十一月二十九日（12月31日），王先谦抵长沙市，住在喻家巷族祠公屋。

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王先谦假期已满，便呈请湖南巡抚王文韶替自己上奏禀明朝廷自己不能留任，卸任江苏省学政一职，回长沙定居。次年正月，王先谦应郭嵩焘之请，主讲思贤讲舍。并于讲舍内设一书局，搜刻书籍。又一年二月，王先谦任城南书院院长，并推荐杨书霖主讲思贤讲舍。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二月，王先谦所刻《释名疏证补》八卷即将完成成。次年五月，王先谦刻《葵园校士录存》成，自己作序。十月后，王先谦先是参与创办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又筹议开办学堂。十二月，王先谦与公司诸绅上书陈宝箴，呈请设立时务学堂。陈宝箴接到禀呈后很快批准，并责成公司、学堂归并办理。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王先谦联络熊希龄、张祖同等六人，建议在湖南省设立时务学堂。湖南时务学堂成立后，湖南巡抚陈宝箴任命熊希龄为总理，王先谦致函熊希龄表示全力支持他办学堂，并建议邀请梁启超为总教习，遂有熊希龄聘梁启超、韩文举、唐才常等维新人土任教习。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下半年，随着维新运动高涨，王先谦开始转变立场，攻击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等“伤风败俗”，“志在谋逆”，“专以无父无君之邪说教人”，使学生“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指斥南学会和《湘报》宣传民权平等学说为“一切平等禽兽之行”，“背叛圣教，败灭伦常”。并纠集张祖同、叶德辉等提出《湘绅公呈》，呈请巡抚对时务学堂严加整顿，驱逐熊希龄、唐才常及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又致书陈宝箴，提出停刊《湘报》。还串通省内劣绅，鼓动岳麓区、城南，求忠三书院部分学生，齐集省城学宫，商定所谓《湘省学约》，用以约束士人言行，对抗新思想传播。及至戊戌变法失败后，其门人苏舆编辑《翼教丛编》一书，集中攻诬变法维新，并颂扬王先谦能事先“洞烛其奸，摘发备至”。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唐才常等所领自立军起义失败，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向巡抚俞廉三告密，搜捕杀害自立会人士百余人。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学堂渐兴，王先谦仍主讲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兼任湖南师范大学馆馆长。旋以“人心不靖”，“邪说朋兴，排满革命之谈充塞序”，遂不复至馆。同年，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省巡抚岑春蓂会咨学部，任为湖南学务公所议长，同年奉派为湖南铁路局名誉总理。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学部奏派王先谦为湖南学务公所议长；六月，湖广总督张之洞礼聘为“存古学堂”名誉总教习，以衰病辞。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湖广总督陈夔龙、湖南巡抚岑春蓂将王先谦著作《尚书孔传参正》《汉书补注》《荀子集解》《日本源流考》进呈朝廷，奏请赏给内阁学士及三品卿衔。清廷嘉奖，赏王先谦内阁学士衔。

宣统二年三月初四日（1910年4月13日），湖南省灾荒，因叶德辉屯粮万余石，激起“长沙抢米风潮”，长沙抢米风潮爆发，湖南巡抚岑春蓂对要求平价售米的饥民采取高压手段，命令军队开枪扫射，杀死居民20余人。黄自元等绅以王先谦的名义致电署湖广总督瑞瀓，请求撤换岑春蓂，并将王先谦位列首名。十六日，长沙市又发生焚烧抚署事件。湖广总督清廷责令瑞查奏。四月，瑞瀓迁怒并降罪于士绅，将布政使庄赓良罢免后，王先谦也遭到降五级的处分。王先谦致电瑞瀓辨白，瑞瀓置之不理。等到瑞瀓奉命查奏此事，所派二员是与王先谦有仇隙的候补道任筱堂的门生。瑞瀓根据所派二人的回奏上报，之前湖南地方筹办建仓卖粮，是因为王先谦等人带头持反对，才导致事情拖延的，导致处分王先谦的命令下达后，咨议局议长谭延闿等湘籍官吏和邮传部侍郎胡祖荫代为开脱，都未能奏效。

1911年至1914年王先谦僻居平江县，生活困顿。直至1914年年底，王先谦才在平江北乡的烟舟苏家完全安顿下来。期间闭门著书，1913年续撰早岁所草之《诗三家义集疏》，凡二十八卷。1915年，成《元史拾补》十卷，印行《葵园四种》，校刊所著《后汉书集解》一百二十卷，卷首一卷。1916年，成《外国通鉴》三十三卷。1917年，岁次丁已，自订年谱记至是年止，全年仅“寓凉塘”三字。

民国六年（1917年），王先谦去世，享年七十六岁。十二月二十九日（2月10日），葬于凉塘庄。

经学方面，王先谦一方面继承湖湘学派传统学风，以理学为其治学指导思想；另一方面，他大力提倡朴学。他编《皇清经解续编》，此书卷浩繁，共1430卷，共收111家209种书，其中很多是清代学者考订训释的成果，可以考见清代经学的演变以及清人对古代史、语文学、考据学的研究成果，“虽不如文达之精萃，而有清一代汉学家经师经说每赖以传”，因而被誉为“维持文献之功，阮氏而后首推先谦矣”。他还撰写了《尚书孔传参证》三十六卷，序例一卷，用表一卷，集中体现了其经学思想，堪为其治经的代表作。以及《诗三家义集疏》二十八卷，参汇众说，集齐、鲁、韩三家之旧义，并择取近世治《传》《笺》之学者，折中异同，窃附己意而成，期于“破除墨守，畅通经旨”。

史学方面，他治史的方法大体遵循乾嘉学风，注重校勘。其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是《汉书补注》。其次则是《后汉书集解》，合唐李贤及清惠栋两家注，并广征古说，不仅对原书详加校订，而且勘合记传异同，纠正记载之讹误，对名物典章制度也进行了详细的诠释，为《后汉书》作注的集大成者，历来为史家所宝。还有其《新旧唐书合注》也颇见功力，被誉为“可省翻检之劳，故为有用之作”。此外，王先谦治史一重要贡献在其所著《十朝东华录》。他在前人蒋良骥所编自努尔哈赤至雍正五朝《东华录》的基础之上，增修了乾隆、爱新觉罗·颙琰、爱新觉罗·旻宁、咸丰、同治五朝，合称《十朝东华录》。

在晚清经世学风影响下，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以及中西文化的冲突融合，王先谦治史也不再局限于本国，他开始著述外国史地，其中以《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志略》为其代表。

在校勘史籍方面，他用三十年时间加以悉心考订而成《合校水经注》，以殿本（戴震《水经注》校本）为底本，与朱谋玮《水经注解》、赵一清《水经注释》初刻本以及孙星衍校本等加以对照，并博采前人研究《水经注》的成果，存众说于一编，成为乾嘉以来集郦学之大成，被我国现代郦学大师钟凤年先生誉为“近百年来通用之作”。他还独自校勘或邀人合作而成《郡斋读书志》《天禄琳琅书目前后编》《魏书校勘记》《盐铁论校本》等，都受到版本目录学者的重视。其中《盐铁论校本》被郭沫若、杨树达著书时参考取材。其校订的堪称善本的《世说新语》也被当代著名文献学家余嘉锡作为底本而作成《世说新语笺疏》。此外，他研究版本，不单单是循乾嘉旧轨偏重于校和考订，而是通过对前前后后各种版本的得失辨析来述明学术源流。如其《汉书补注序例》就详细论述了自颜注《汉书》以后几十种《汉书》刊（注）本内容的异同，质量的优劣，以及各自的特色，使学者能比较方便的进入学术的堂奥之中。《后汉书集解述略》更是把这一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终其一生，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埋头于史籍的注释和校勘，又注意现实，放眼世界，为撰写当代史、外国史地做出了有益贡献，实不愧于一代历史学大师。

语言学方面，王先谦撰写了《释名疏证补》，在毕沅《释名疏证》的基础上认识到其声训材料对偶源学、语音史以及文化史研究的意义，因而不仅仅局限于文字校勘和名物考证，而是注重脱离形体因声求义，形、音、义并重，成为清代《释名》整理研究之集大成。《释名疏证补》是王先谦在语言学方面研究的代表之作，对于训、词汇、音韵学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贡献。

诸子学方面，王先谦精研百家，著述颇多。其撰写的《荀子集解》用王念孙《读书杂志》体例，取诸家校本，参稽考订，补正杨惊数百事，其中颇有精辟之见。他还写了言简意明的《庄子集解》，说明“后世浮慕之以成俗，此读生书者之咎，岂咎在书哉”。

文学方面，，王先谦的一大贡献在于其继姚鼐《古文辞类纂》之后又编写了《续古文辞类纂》，还编选了取材丰赡，断制精严的《骈文类纂》和注重雅洁、反对浮艳的《律赋类纂》，还著有颇多新解的《汉铙歌释文笺证》以及门人为其编选的《虚受堂文集》《虚受堂诗存》《虚受堂书札》。

王先谦的社会主义比较复杂，早在光绪初年，他就意识到“当时之要，惟在商务、海军”，要求学习西方，“精求船械之利”，同时，他多次建议开矿兴商，创办近代企业，并提出“官办不如民办”，主张扶植、保护和奖励民间工商业。之后，王先谦又编印了近代先行者郭嵩焘的遗集，作序称其为“魁奇特杰之士”。维新初起，王先谦就呼呼“百度维新”，“力图自强”。他撰文坪击旧科举制度，改革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课程，增加算学、译书等新科目，劝阅《时务报》，创设湘省第一个近代制造公司，领衔请设时务学堂，在湖南省前期维新中起了一定作用。当时的维新人士也曾评价他“提倡新学，树之先声，可谓良能，用心亦良苦矣”。但是王先谦所主张的只是学习西方自然科学，而反对涉及封建政治制度和传统的伦理道德。1898年春，他给吴学竞的信中对学习西方表示了三点意思：第一，西方自然科学及制造工矿技艺都必须学；第二，学西方的目的是于危亡之中寻一条自强自救的出路；第三，但西教西南政法大学均不可学。

王先谦以实事求是的学风，逐渐抛弃了传统儒学重农抑商、贵义贱利的陈腐观念，而以笃实态度投入到富民强国的行列中。面对清廷岌岌可危之势，王先谦提出了振兴工商以富国的主张。这种工商兴国思路，既顺应举国办洋务的趋势，亦符合“异质文化之接触始于物质的规律”，也与当时清廷急切想凭富强以增强御辱能力的愿望相吻合。在创办公司的实践中，王先谦体悟颇多，因此主张民办，提出转变政府行为，采取奖商、护商、兴商的举措。为提高商人积极性，他建议政府对商人“以爵秩奖劝之”。

王先谦学术成就众多，其学术思想也相当广阔丰厚，值得探讨。从他的学术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治学时古今共辙、诸子并蓄、中西兼容，而非仅听一家之言，并且他将考据之学与经世致用之学熔为一体、将江浙学派与湖湘学派冶为一炉，著述不学派，亦不因政治观点不同而于学术上加以取舍，同时他治学严谨，坚持实事求是，实有大家之风。

王先谦先后在云南省、江西省、浙江省的乡试中担任考官，任职期间不遗余力地搜罗人才。在江苏省任职时，王先谦广筹经费，每次都选拔才子进入书院，并且亲自进行督促教导，给勤奋好读的人奖励激励他们进行读书，成就了很多人才。旧官一律还家，主张思贤让位，岳麓区、城南两个书院所培植出来的人才，尤其的多。其教育主张是：反对空谈提倡实学、学以致用、反对新学、主张教育改革。首先是提倡在传统教育下对国子监进行改革，监生结构应时而变，根据国家实情以及科考后的士子状态对国子监生源结构进行改革，显示出对人才的重视和对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应用。其次是教材选用的审时度势，王先谦根据实事的变化，在儒家经典中寻求办法，净化士子之心，防止其“夷化”。最后提出以留学的方式引进西式教育，为国家培养先进人才。

东海居士徐世昌说：“同光以还，词曹著述之富，陶冶之宏，称葵园无异词。其督教勤恳，士类至今犹乐道之。虽晚遭奇谤，颇颔以终，而直节垂声，遗书传世，足动高山之仰，匪止湘学之光焉。”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说：“门庭广大，博洽多通，根雄厚，实非泛泛涉猎者比。观其文集所载诸书叙录，于学术源流，经说得失，辨析至明，知其了然于学术门径，谆谆以劝学为亟，对于湖湘后劲犹有拥慧清道之功，自是清末一大学者，影响至为深远。”

据《新世说》记载，王先谦能得江苏省学政职位，乃是因为他贿赂了慈禧的太监李莲英，并且考虑到这件事可能在以后对他的名声造成影响，他便弹劾李莲英张扬跋扈，上疏慈禧请求惩戒李莲英。慈禧不予理会，甚至对王先谦的上疏感到愤怒，于是王先谦被罢官归乡，但他直指李莲英的行为也使得他声震朝野。

王先谦故居在长沙城北菏花池（今属开福区），为其晚年之寓所。

2018年7月9日，《王先谦全集》整理启动仪式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