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书
唐初姚思廉编撰的纪传体断代史
《梁书》,为唐朝姚思廉所撰的一本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虽题名姚思廉,但实际应视为姚思廉与其父姚察合著,它记载了南北朝时期梁朝五十六年的历史,为“元史”之一。
贞观三年(619年),魏徵与姚思廉奉旨编撰《梁书》,历时七年,于唐贞观十年(626年)成书。《梁书》记事起于梁天监元年(502年),至梁太平二年(577年),全书共五十六卷,分为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其编撰工作主要由姚思廉完成,魏征为监修,《梁书·敬帝纪》后有其所作论赞。
姚思廉编撰《梁书》时,主要依据姚察的遗稿,《梁书》论赞中有二十六卷题“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可见这些篇章为姚察原稿,另外还参考了其他史学家如谢吴、许亨等所著后梁隶书。《梁书》全面详细记载了南梁历史,文字精炼朴实,叙事繁简得体,但只有本纪和列传两部分,缺少对梁朝体制、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记载,对史实记载曲笔之处颇多,记人记事方面也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同时还有大量有关封建迷信的记载。尽管有不足之处,但《梁书》是研究梁朝历史的原始史料。
成书
梁史溯源
梁朝从萧衍萧衍时期就很重视国史的修撰,天监元年(502年)梁武帝设立著作郎、著作佐郎等史官负责撰修国史,天监九年(510年)又任命周兴嗣为员外散骑侍郎佐修国史,后他又听闻任孝恭有才华,将其召入西省撰史,并且他还亲自主持编撰了《通史》一书(现已亡佚)。至梁朱允炆时期,南梁编撰成《昭明太子传》五卷,《诸王传》三十卷。萧绎时期,经中书侍郎领著作杜之伟推荐,姚思廉之父姚察被任命为佐著作参与编撰国史。
未竟之业
姚察(533年-606年),字伯审,南陈取代梁朝后,姚察历任著作郎、秘书监、吏部尚书等职,并在陈顼时期他就开始修前代梁朝史。后来隋灭陈之战后,因姚察对梁、陈两朝的历史都比较熟悉。开皇九年(589年)杨坚任姚察为秘书丞,负责编撰梁、陈两朝隶书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他去世时两史尚未完成,在临终时他不忘嘱托其子姚思廉,继续修撰梁、陈二朝史书。除未修完的两史之外,姚察还著有《汉书训》三十卷、《说林》十卷、《四聘》《玉玺》《建康三钟》等记各一卷,还有《文集》二十卷并行与世。
子承父业
姚思廉(557-637年),字简之,自幼承受家学熏陶,随父学习班固的汉书,成年后依然嗜学不倦。他与其父经历颇为类似,曾在陈、隋、唐三朝为官,李世民曾将其列为“唐十八学士”之一。为了完成其父姚察未竟的遗志,姚思廉上书隋炀帝请求继续修史,但还未修完隋朝便灭亡了。武德四年(621年),李渊接受大臣令狐德棻的建议,编修魏、周、隋、齐、梁、陈六朝隶书。次年十二月,正式下诏编撰六朝史,由大理白族自治州崔善为等三人编撰梁史,但由于当时唐王朝尚未完全统一全国,社会不太稳定,再加上有些编撰者调任或死去,此次修史工作未能完成。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开始偃武修文,并且他深知史学的重要性,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下诏重启六代史的修撰工作,除《宋书》不需重修外,其余五史全部续修,由姚思廉负责撰修梁、陈两朝历史,秘书监魏征为监修。历时7年,于贞观十年(636年)完成了《梁书》的编撰,该书被李世民藏于秘阁,成书后一年姚思廉就病逝了,享年八十岁。《梁书》的编撰者,虽题名为姚思廉,实际为姚思廉父子二人合力编著而成。
《梁书》参考资料
姚思廉编撰《梁书》时参考资料还是较为丰富的,他主要依据的是姚察遗稿,《梁书》论赞中有二十六卷题“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可见这些篇章为姚察原稿,还有其他史学家修撰的南梁国史也是姚思廉编撰《梁书》所参考的资料,《隋书·经籍志》中记载的有,谢吴所作《梁书》四十九卷, 许亨所撰《梁史》 五十三卷,姚察所撰《梁书帝纪》七卷,刘所撰《梁典》三十卷,何之元所撰《梁典》三十卷,阴僧仁所撰《梁撮要》三十卷,姚所撰《梁后略》十卷,萧韶所撰《梁太清纪》十卷,萧世怡所撰记叙“侯景之乱”的《淮海乱离志》四卷,此外姚思廉还参考记载于《隋书·经籍志》杂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等中有关梁史的著述。
作品内容
《梁书》记事起于萧衍天监元年(502年),至萧方智太平二年(557年),记载了南梁五十六年的史事,全书共五十六卷,有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
本纪
因梁武帝萧衍在位长达四十八年,故《武帝本纪》分上中下三卷,其上卷记载了梁武帝萧衍从起家到登上皇位的主要经历,重点记载了南齐末年萧衍对时局的分析判断以及策划兵变的过程;中卷记载了萧衍建国初期的大事,其中主要以和魏朝战争为主;下卷为萧衍中后期事迹的记载。《简文帝纪》《元帝纪》《敬帝纪》各一卷,分别记载了萧纲萧纲、梁元帝萧绎、萧方智萧方智的事迹。《敬帝纪》篇末有“史臣侍从郑国公魏徵曰”字样,该论赞为魏征所作,他全面概括了四位帝王的才能优劣和政治得失。
列传
《皇后传》为皇帝生母及皇后的传。《太子传》为萧衍长子萧统萧统、司马昱长子萧大器萧大器、梁元帝之子怀太子萧方矩三人之传。《诸王传》共五卷,为萧氏诸王以及宗室的列传。《诸臣传》共三十四卷,为后梁文武大臣之传。《孝行传》记载了十余个孝子和民间传说。《儒林传》为儒学方面有所成就之人的列传,其中记载了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的事迹,并全文刊载了其《神灭论》一文。《文学传》共二卷,记载了二十余位在历史学、文学方面有成就的文士,其中有《诗品》作者钟嵘和《文心雕龙》作者刘勰列传,并全文刊载了二书的序言。《处士传》记载了医学家陶景弘等十余位隐士,《止足传》记载了顾宪之等三位身居官场后主动辞官的名士。《良吏传》为庾等八位廉洁且精善政事的中下级官吏的列传。《诸夷传》记载了边疆少数民族和海外三十二个国家的历史,其中比较系统的介绍了海南省诸国的情况,以及它们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等交流情况。《侯景传》为列传最后一篇也是全书篇幅最长的,记载了侯景的一些来往信函,并详细叙述了侯景之乱的情况。
编撰
体例
《梁书》为纪传体断代史,它只有帝王本纪和人物列传两部分,其“纪”“传”与前朝各代正史相比,在格式与体例上等方面还是沿袭传统章法,大致按时间顺序和类别划分。《梁书》没有系统年代、世系和人物的“表”,和记载典章制度的“志”,从研究梁史的角度看,存在局限性和片面性。
编次
《梁书》的“纪”“传”以人物地位、身份、职务分类,皇后、太子放在列传最前面。同时它还以人物的品行节操、才华能力及在学术行政等方面的贡献,如《孝行传》《处士传》《止足传》是以人物品行节操分类,《良吏传》是按照治政能力分类,《儒林传》《文学传》则是以人物的学术成就分类,这是沿袭《史记》以来的修史传统。《侯景传》为列传最后一篇,此为沿袭《汉书》将叛汉的《王莽传》放在列传最末的方式。
《梁书》为出身寒门或并不曾仕官但在文学等方面有成就的人立传,体现其思想观念开明的一面,但不重视科技,如陶景弘精通医学天文学,但在《陶景弘传》中对其科技方面的成就,仅简单介绍几句,对其医学著作《本草经集注 》《肘后百一方》则只字未提。
撰叙
《梁书》全书用朴实准确的散文写就,其语言显得更加简练且通俗易懂,其描写人物对话时常使用当时口语,既反映了时代特点,又能体现人物个性。《梁书》以类叙之法撰写列传,叙事繁简得宜,又不遗漏人物事件。其为人物作传的叙事方法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是介绍人物基本情况如生年、籍贯、品貌,然后列举其历官次序,第二步是叙述重要史实,文末则记载人物死后所给予的哀荣,如皇帝为其颁布的致哀诏书,追封的官爵、谥号等,然后再为死者颂扬一番。
《梁书》在列传中,突出了对文化有贡献的人物,这些人物传记记载详细,叙述系统,既可补充本纪的不足,有的人物还保存了较有价值的文化史料,如萧统刘勰沈约等。其《诸夷传》为少数民族和外国作传,其记载程序一般为其国来历、族类、地理位置、物产、语言、风俗、宗教 、政权更迭、与中原或中原地区交往等,但其中除《高句丽》《百济》《新罗》《高昌》《中天竺》外,其他列传记载过于简单,类似神话传说脱离史实。
姚察曾仕官于南梁,因此对于梁朝统治者的丑闻和不利之事,大多避而不谈或者一笔带过,姚思廉修史时也未纠正其父之过,他自己行文也有如此毛病,导致《梁书》中曲笔之处颇多,难以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例如对萧衍的记载,几乎全是赞美之词,并为他捏造身世,称其为汉朝丞相萧何的后代。另外《梁书》多载策书、诏表志类文章,这些于属于虚文浮词的官样文章内容空洞,使得全书稍显繁冗。同时《梁书》在个别地方还有前后矛盾的情况,如《侯景传》既称“张彪起义”,又称其“彪寇钱塘”,《江革传》说:“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前人”,而《何敬容传》又称其“序明审,号称职。”
作品思想
史学观
因姚氏父子亲眼目睹了梁、陈、隋的政治变迁,故他们在《梁书》中所体现的史学观点是,历史是向前发展的,王朝的兴亡交替也是必然的,而决定王朝交替的是人事,而不是天命观,《梁书》也主要围绕人事来考察王朝的兴衰和事情的成败,但它过于夸大开国皇帝的功劳,如《武帝纪》将萧衍参加南齐的对外战争,胜利都是他的功劳,失败的就归罪他人。但由于时代的影响,《梁书》也并没有完全排除天命观的影响,如在《侯景传》中,它认为“侯景之乱”出于人事,但也有“天时”的因素,同时书中也有大量阴阳灾异、图谶祥瑞、神怪异闻的记载。
推崇“神灭论”
南梁中国佛教的兴盛时期,《梁书》中记载了一些佛事,但并没有对其过多的颂扬,相反《范缜传》毫不回避的记载了范缜的《神灭论》一文,且未加以贬抑,而且还记载了范缜在佛法兴盛的环境中和权贵的压力下提出“神灭论”思想,可看出《梁书》对范缜持以推崇的态度。
文学观
魏晋南北朝时期骈文盛行,唐初时行文仍多用骈文,《梁书》抛弃当时以骈文写史的做法,而以质朴简洁的散文叙事、写人、评议,反映了《梁书》质朴的文学观,它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这种社会公用要求文学抛弃浮夸,强调实用,对唐中叶古文运动的兴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梁书》的《文学传》占了两个卷目,与其同时期成书的《陈书》《隋书》仅有一卷《文学传》,且《隋书》还将《文学传》置于全书最末,《北齐书》仅《文苑》一卷,《周书》更没有单独设立《文学传》。《梁书》中还全文刊载了部分传主的文章,这些都体现姚氏父子对南梁文学的重视程度。
作品价值
史料价值
由于梁朝早期的历史学著作都已亡佚,《梁书》成为研究梁朝历史较为原始的文献,本书在哲学史、文学史宗教史史学史、民族关系及对外关系都保存了一些资料。《范缜传》收录的《神灭论》是中原地区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著作,《钟嵘传》收录的《诗品》序文、《刘勰传》收录的《文心雕龙》序文 ,都是文学理论方面的代表作,《诸夷传》中对疆少数民族和外国历史的记载,是研究这些地区历史及中外关系史的宝贵资料,它的记载比其他正史都要详细,如中天竺等国,对于扶桑国的记载更是首次出现在正史中。《梁书》对当时史家的都有作传,并著录其作品,如《沈约传》载其著《晋书》《宋书》《齐纪》《高祖纪》,《沈约传》收录的《郊居赋》也是一篇赋中佳品。
文学价值
《梁书》的文学性不仅体现在其语言特点上,散文形式让其文字简练,语言劲爽。而且它还善于刻画人物形象,比如用时人评价来体现人物特点,用生活细节和对话来表现人物个性,还会借用奇异情节来丰富人物形象等。《梁书》在叙事方面繁简得体,主要体现在它对战争场面的描写上,而且删减得宜,不遗漏事件重点也不影响其生动性,对于战争场面的铺陈也描写十分精彩,对战争的胜负原因也交代的很清楚,同时它还将“互见法”运用到战争的描写中,即将一场大战争分散记载于战争的主要人物的传记中,结合不同人物特点和参战经历,用不同的视角去审视战争,以达到不同的视觉效果。
版本
《梁书》现在存世的最早版本,是原北平图书馆旧藏宋蜀刻大字本,已有缺页,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第二种版本为建康道下属九路分任刊刻,即元大德版本《十七史》中的梁书。明嘉靖初年对旧版十七史进行了修补校正,其中就包括有《梁书》。《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目录》中著录有《梁书》,明万历三年(1575年)南京国子监刻本和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北京国子监刻本,此即为“明南监本”和“明北监本”。明末藏书家毛晋重刻了《梁书》,即“毛本”,又称“汲古阁本”,此版流传颇广。清代有“武英殿本”,又称“殿本”,为清代官刻本,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金陵书局根据“汲古阁本”翻刻了《梁书》。1936年,国学大师张元济据宋蜀刻大字本为底本,参考其他版本补订,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梁书》“百纳本”。197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元史》点校本,其中《梁书》由学者卢振华点校、赵守俨编辑整理,该版本由“百纳本”“南北监本”“毛晋本”“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互校而成,为目前最通行之版本。202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梁书》修订本。
相关研究
唐宋时期
《梁书》问世数十年后,唐朝史学家刘知几在其《史通·古今正事》对《梁书》的史料来源、编撰经过做了论述。此后五代十国旧唐书》和北宋新唐书》都分别在《姚思廉传》中对《梁书》的成书过程做了叙述,并肯定了姚思廉的编撰之功。南宋时期,目录学家陈振孙晁公武、文学家洪迈都分别在他们的著作《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记》《荣斋随笔》中提及了《梁书》,思想家叶适在其《习学记言序目》中对《梁书》做了不少具体评论。除此之外,宋人还将《梁书》置于“十七史”中一并研究,这些著作如《十七史赞》《名贤十七史论》等,虽大多已亡佚,却体现了《梁书》在宋代的影响力。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随着考据学的兴盛,对于《梁书》的研究越来越多。有对《梁书》考证质疑的如明代朱明镐《史纠》、清代牛运震读史纠谬》等;有对《梁书》进行整理增补的,如清代万斯同的《梁诸王世表》《将相大臣年表》、杨守敬《萧梁疆域图》、洪齮孙《补梁疆域志》、侯康《补梁书艺文志》、汤洽《补梁书艺文志》等;有关《梁书》文学方面考证的有清代洪亮吉《两晋南北史乐府》等。清代赵翼二十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对《梁书》的研究最为深入。
近现代时期
近代对《梁书》研究比较深入的有,李慈铭《梁书札记》、张元济校史随笔》对《梁书》的校勘考证,钱基博古籍举要》对《梁书》的评论颇为精妙。对于《梁书》的研究越来越多元化,对《梁书》的校勘也越来越精细,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梁书》时作了千余条校勘记录,该书出版后还有不少学者也撰文指出其中存在的校勘、撇号等方面的问题,如陈洪《梁书中人物生卒年岁辨误补遗》等,中华书局出版修订版《梁书》时,又扩大参考资料的范围,并结合点校本《梁书》问世近50年来学术界发表的相关论著,对点校本中的错讹进行纠正。关于阅读《梁书》的工具书有《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四史传目引得》《二十四史人名索引》《南朝五史人名索引》。
历史评价
清代四库馆臣称赞《梁书》“持论多平允,排整次第,尤具汉晋以来相传之史法”。清代史学家赵翼认为《梁书》文笔精练明达,叙事简严完善,“行文则自出炉锤,直欲远追班马”,“足称良史”。近代文学家吴汝纶《梁书》的史文也有很高的评价,认为“《梁书》似胜于宋、齐二史”。也有学者指出《梁书》的不足之处,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说:“《梁书》编次亦有失检处”,清代学者章学诚也对《梁书》在编次上有所诟病,他曾提到:“《梁书·皇后传》以高祖丁贵嫔、阮修容列于李世民王皇后之后,其意以谓分嫡庶,而不知失昭穆之伦矣。纪事之书,自有先后伦次,非如太庙升,嫡妇可以逾庶姑也。”,关于《梁书》前后矛盾之后,《四库全书总目》对此提出批评,“尤是非矛盾。其余事迹之复互者,前后错见,证以《南史》,亦往往抵”。,历史学家张舜徽在《中国史学名著题解》一书认为:“《梁书》的缺点,因作者身为梁臣,为梁隐讳地方不少,其他互相矛盾之处,在所难免。”,同时他也总结道:“《梁书》在南梁各史中,是编写的较好的一部隶书,尤其是在梁史著作都已失传的情况下,这部书就成为研究梁史最原始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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