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书》，为唐朝姚思廉所撰的一本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虽题名姚思廉，但实际应视为姚思廉与其父姚察合著，它记载了南北朝时期梁朝五十六年的历史，为“元史”之一。

唐贞观三年（619年），魏徵与姚思廉奉旨编撰《梁书》，历时七年，于唐贞观十年（626年）成书。《梁书》记事起于梁天监元年（502年），至梁太平二年（577年），全书共五十六卷，分为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其编撰工作主要由姚思廉完成，魏征为监修，《梁书·敬帝纪》后有其所作论赞。

姚思廉编撰《梁书》时，主要依据姚察的遗稿，《梁书》论赞中有二十六卷题“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可见这些篇章为姚察原稿，另外还参考了其他史学家如谢吴、许亨等所著后梁隶书。《梁书》全面详细记载了南梁历史，文字精炼朴实，叙事繁简得体，但只有本纪和列传两部分，缺少对梁朝体制、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记载，对史实记载曲笔之处颇多，记人记事方面也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同时还有大量有关封建迷信的记载。尽管有不足之处，但《梁书》是研究梁朝历史的原始史料。

梁朝从萧衍萧衍时期就很重视国史的修撰，天监元年（502年）梁武帝设立著作郎、著作佐郎等史官负责撰修国史，天监九年（510年）又任命周兴嗣为员外散骑侍郎佐修国史，后他又听闻任孝恭有才华，将其召入西省撰史，并且他还亲自主持编撰了《通史》一书（现已亡佚）。至梁朱允炆时期，南梁编撰成《昭明太子传》五卷，《诸王传》三十卷。萧绎时期，经中书侍郎领著作杜之伟推荐，姚思廉之父姚察被任命为佐著作参与编撰国史。

姚察（533年-606年），字伯审，南陈取代梁朝后，姚察历任著作郎、秘书监、吏部尚书等职，并在陈顼时期他就开始修前代梁朝史。后来隋灭陈之战后，因姚察对梁、陈两朝的历史都比较熟悉。开皇九年（589年）杨坚任姚察为秘书丞，负责编撰梁、陈两朝隶书，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他去世时两史尚未完成，在临终时他不忘嘱托其子姚思廉，继续修撰梁、陈二朝史书。除未修完的两史之外，姚察还著有《汉书训》三十卷、《说林》十卷、《四聘》《玉玺》《建康三钟》等记各一卷，还有《文集》二十卷并行与世。

姚思廉（557-637年），字简之，自幼承受家学熏陶，随父学习班固的汉书，成年后依然嗜学不倦。他与其父经历颇为类似，曾在陈、隋、唐三朝为官，李世民曾将其列为“唐十八学士”之一。为了完成其父姚察未竟的遗志，姚思廉上书隋炀帝请求继续修史，但还未修完隋朝便灭亡了。武德四年（621年），李渊接受大臣令狐德棻的建议，编修魏、周、隋、齐、梁、陈六朝隶书。次年十二月，正式下诏编撰六朝史，由大理白族自治州卿崔善为等三人编撰梁史，但由于当时唐王朝尚未完全统一全国，社会不太稳定，再加上有些编撰者调任或死去，此次修史工作未能完成。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开始偃武修文，并且他深知史学的重要性，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下诏重启六代史的修撰工作，除《宋书》不需重修外，其余五史全部续修，由姚思廉负责撰修梁、陈两朝历史，秘书监魏征为监修。历时7年，于贞观十年（636年）完成了《梁书》的编撰，该书被李世民藏于秘阁，成书后一年姚思廉就病逝了，享年八十岁。《梁书》的编撰者，虽题名为姚思廉，实际为姚思廉父子二人合力编著而成。

姚思廉编撰《梁书》时参考资料还是较为丰富的，他主要依据的是姚察遗稿，《梁书》论赞中有二十六卷题“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可见这些篇章为姚察原稿，还有其他史学家修撰的南梁国史也是姚思廉编撰《梁书》所参考的资料，《隋书·经籍志》中记载的有，谢吴所作《梁书》四十九卷， 许亨所撰《梁史》 五十三卷，姚察所撰《梁书帝纪》七卷，刘所撰《梁典》三十卷，何之元所撰《梁典》三十卷，阴僧仁所撰《梁撮要》三十卷，姚所撰《梁后略》十卷，萧韶所撰《梁太清纪》十卷，萧世怡所撰记叙“侯景之乱”的《淮海乱离志》四卷，此外姚思廉还参考记载于《隋书·经籍志》杂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等中有关梁史的著述。

《梁书》记事起于萧衍天监元年（502年），至萧方智太平二年（557年），记载了南梁五十六年的史事，全书共五十六卷，有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

因梁武帝萧衍在位长达四十八年，故《武帝本纪》分上中下三卷，其上卷记载了梁武帝萧衍从起家到登上皇位的主要经历，重点记载了南齐末年萧衍对时局的分析判断以及策划兵变的过程；中卷记载了萧衍建国初期的大事，其中主要以和魏朝战争为主；下卷为萧衍中后期事迹的记载。《简文帝纪》《元帝纪》《敬帝纪》各一卷，分别记载了萧纲萧纲、梁元帝萧绎、萧方智萧方智的事迹。《敬帝纪》篇末有“史臣侍从郑国公魏徵曰”字样，该论赞为魏征所作，他全面概括了四位帝王的才能优劣和政治得失。

《皇后传》为皇帝生母及皇后的传。《太子传》为萧衍长子萧统萧统、司马昱长子萧大器萧大器、梁元帝之子怀太子萧方矩三人之传。《诸王传》共五卷，为萧氏诸王以及宗室的列传。《诸臣传》共三十四卷，为后梁文武大臣之传。《孝行传》记载了十余个孝子和民间传说。《儒林传》为儒学方面有所成就之人的列传，其中记载了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的事迹，并全文刊载了其《神灭论》一文。《文学传》共二卷，记载了二十余位在历史学、文学方面有成就的文士，其中有《诗品》作者钟嵘和《文心雕龙》作者刘勰的列传，并全文刊载了二书的序言。《处士传》记载了医学家陶景弘等十余位隐士，《止足传》记载了顾宪之等三位身居官场后主动辞官的名士。《良吏传》为庾等八位廉洁且精善政事的中下级官吏的列传。《诸夷传》记载了边疆少数民族和海外三十二个国家的历史，其中比较系统的介绍了海南省诸国的情况，以及它们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等交流情况。《侯景传》为列传最后一篇也是全书篇幅最长的，记载了侯景的一些来往信函，并详细叙述了侯景之乱的情况。

《梁书》为纪传体断代史，它只有帝王本纪和人物列传两部分，其“纪”“传”与前朝各代正史相比，在格式与体例上等方面还是沿袭传统章法，大致按时间顺序和类别划分。《梁书》没有系统年代、世系和人物的“表”，和记载典章制度的“志”，从研究梁史的角度看，存在局限性和片面性。

《梁书》的“纪”“传”以人物地位、身份、职务分类，皇后、太子放在列传最前面。同时它还以人物的品行节操、才华能力及在学术行政等方面的贡献，如《孝行传》《处士传》《止足传》是以人物品行节操分类，《良吏传》是按照治政能力分类，《儒林传》《文学传》则是以人物的学术成就分类，这是沿袭《史记》以来的修史传统。《侯景传》为列传最后一篇，此为沿袭《汉书》将叛汉的《王莽传》放在列传最末的方式。

《梁书》为出身寒门或并不曾仕官但在文学等方面有成就的人立传，体现其思想观念开明的一面，但不重视科技，如陶景弘精通医学天文学，但在《陶景弘传》中对其科技方面的成就，仅简单介绍几句，对其医学著作《本草经集注 》《肘后百一方》则只字未提。

《梁书》全书用朴实准确的散文写就，其语言显得更加简练且通俗易懂，其描写人物对话时常使用当时口语，既反映了时代特点，又能体现人物个性。《梁书》以类叙之法撰写列传，叙事繁简得宜，又不遗漏人物事件。其为人物作传的叙事方法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是介绍人物基本情况如生年、籍贯、品貌，然后列举其历官次序，第二步是叙述重要史实，文末则记载人物死后所给予的哀荣，如皇帝为其颁布的致哀诏书，追封的官爵、谥号等，然后再为死者颂扬一番。

《梁书》在列传中，突出了对文化有贡献的人物，这些人物传记记载详细，叙述系统，既可补充本纪的不足，有的人物还保存了较有价值的文化史料，如萧统、刘勰、沈约等。其《诸夷传》为少数民族和外国作传，其记载程序一般为其国来历、族类、地理位置、物产、语言、风俗、宗教 、政权更迭、与中原或中原地区交往等，但其中除《高句丽》《百济》《新罗》《高昌》《中天竺》外，其他列传记载过于简单，类似神话传说脱离史实。

因姚察曾仕官于南梁，因此对于梁朝统治者的丑闻和不利之事，大多避而不谈或者一笔带过，姚思廉修史时也未纠正其父之过，他自己行文也有如此毛病，导致《梁书》中曲笔之处颇多，难以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例如对萧衍的记载，几乎全是赞美之词，并为他捏造身世，称其为汉朝丞相萧何的后代。另外《梁书》多载策书、诏表志类文章，这些于属于虚文浮词的官样文章内容空洞，使得全书稍显繁冗。同时《梁书》在个别地方还有前后矛盾的情况，如《侯景传》既称“张彪起义”，又称其“彪寇钱塘”，《江革传》说：“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前人”，而《何敬容传》又称其“序明审，号称职。”

因姚氏父子亲眼目睹了梁、陈、隋的政治变迁，故他们在《梁书》中所体现的史学观点是，历史是向前发展的，王朝的兴亡交替也是必然的，而决定王朝交替的是人事，而不是天命观，《梁书》也主要围绕人事来考察王朝的兴衰和事情的成败，但它过于夸大开国皇帝的功劳，如《武帝纪》将萧衍参加南齐的对外战争，胜利都是他的功劳，失败的就归罪他人。但由于时代的影响，《梁书》也并没有完全排除天命观的影响，如在《侯景传》中，它认为“侯景之乱”出于人事，但也有“天时”的因素，同时书中也有大量阴阳灾异、图谶祥瑞、神怪异闻的记载。

南梁是中国佛教的兴盛时期，《梁书》中记载了一些佛事，但并没有对其过多的颂扬，相反《范缜传》毫不回避的记载了范缜的《神灭论》一文，且未加以贬抑，而且还记载了范缜在佛法兴盛的环境中和权贵的压力下提出“神灭论”思想，可看出《梁书》对范缜持以推崇的态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骈文盛行，唐初时行文仍多用骈文，《梁书》抛弃当时以骈文写史的做法，而以质朴简洁的散文叙事、写人、评议，反映了《梁书》质朴的文学观，它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这种社会公用要求文学抛弃浮夸，强调实用，对唐中叶古文运动的兴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梁书》的《文学传》占了两个卷目，与其同时期成书的《陈书》《隋书》仅有一卷《文学传》，且《隋书》还将《文学传》置于全书最末，《北齐书》仅《文苑》一卷，《周书》更没有单独设立《文学传》。《梁书》中还全文刊载了部分传主的文章，这些都体现姚氏父子对南梁文学的重视程度。

由于梁朝早期的历史学著作都已亡佚，《梁书》成为研究梁朝历史较为原始的文献，本书在哲学史、文学史、宗教史、史学史、民族关系及对外关系都保存了一些资料。《范缜传》收录的《神灭论》是中原地区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著作，《钟嵘传》收录的《诗品》序文、《刘勰传》收录的《文心雕龙》序文 ，都是文学理论方面的代表作，《诸夷传》中对疆少数民族和外国历史的记载，是研究这些地区历史及中外关系史的宝贵资料，它的记载比其他正史都要详细，如中天竺等国，对于扶桑国的记载更是首次出现在正史中。《梁书》对当时史家的都有作传，并著录其作品，如《沈约传》载其著《晋书》《宋书》《齐纪》《高祖纪》，《沈约传》收录的《郊居赋》也是一篇赋中佳品。

《梁书》的文学性不仅体现在其语言特点上，散文形式让其文字简练，语言劲爽。而且它还善于刻画人物形象，比如用时人评价来体现人物特点，用生活细节和对话来表现人物个性，还会借用奇异情节来丰富人物形象等。《梁书》在叙事方面繁简得体，主要体现在它对战争场面的描写上，而且删减得宜，不遗漏事件重点也不影响其生动性，对于战争场面的铺陈也描写十分精彩，对战争的胜负原因也交代的很清楚，同时它还将“互见法”运用到战争的描写中，即将一场大战争分散记载于战争的主要人物的传记中，结合不同人物特点和参战经历，用不同的视角去审视战争，以达到不同的视觉效果。

《梁书》现在存世的最早版本，是原北平图书馆旧藏宋蜀刻大字本，已有缺页，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第二种版本为建康道下属九路分任刊刻，即元大德版本《十七史》中的梁书。明嘉靖初年对旧版十七史进行了修补校正，其中就包括有《梁书》。《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目录》中著录有《梁书》，明万历三年（1575年）南京国子监刻本和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北京国子监刻本，此即为“明南监本”和“明北监本”。明末藏书家毛晋重刻了《梁书》，即“毛本”，又称“汲古阁本”，此版流传颇广。清代有“武英殿本”，又称“殿本”，为清代官刻本，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金陵书局根据“汲古阁本”翻刻了《梁书》。1936年，国学大师张元济据宋蜀刻大字本为底本，参考其他版本补订，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梁书》“百纳本”。197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元史》点校本，其中《梁书》由学者卢振华点校、赵守俨编辑整理，该版本由“百纳本”“南北监本”“毛晋本”“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互校而成，为目前最通行之版本。202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梁书》修订本。

《梁书》问世数十年后，唐朝史学家刘知几在其《史通·古今正事》对《梁书》的史料来源、编撰经过做了论述。此后五代十国《旧唐书》和北宋《新唐书》都分别在《姚思廉传》中对《梁书》的成书过程做了叙述，并肯定了姚思廉的编撰之功。南宋时期，目录学家陈振孙、晁公武、文学家洪迈都分别在他们的著作《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记》《荣斋随笔》中提及了《梁书》，思想家叶适在其《习学记言序目》中对《梁书》做了不少具体评论。除此之外，宋人还将《梁书》置于“十七史”中一并研究，这些著作如《十七史赞》《名贤十七史论》等，虽大多已亡佚，却体现了《梁书》在宋代的影响力。

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随着考据学的兴盛，对于《梁书》的研究越来越多。有对《梁书》考证质疑的如明代朱明镐《史纠》、清代牛运震《读史纠谬》等；有对《梁书》进行整理增补的，如清代万斯同的《梁诸王世表》《将相大臣年表》、杨守敬《萧梁疆域图》、洪齮孙《补梁疆域志》、侯康《补梁书艺文志》、汤洽《补梁书艺文志》等；有关《梁书》文学方面考证的有清代洪亮吉《两晋南北史乐府》等。清代赵翼《二十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对《梁书》的研究最为深入。

近代对《梁书》研究比较深入的有，李慈铭《梁书札记》、张元济《校史随笔》对《梁书》的校勘考证，钱基博《古籍举要》对《梁书》的评论颇为精妙。对于《梁书》的研究越来越多元化，对《梁书》的校勘也越来越精细，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梁书》时作了千余条校勘记录，该书出版后还有不少学者也撰文指出其中存在的校勘、撇号等方面的问题，如陈洪《梁书中人物生卒年岁辨误补遗》等，中华书局出版修订版《梁书》时，又扩大参考资料的范围，并结合点校本《梁书》问世近50年来学术界发表的相关论著，对点校本中的错讹进行纠正。关于阅读《梁书》的工具书有《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四史传目引得》《二十四史人名索引》《南朝五史人名索引》。

清代四库馆臣称赞《梁书》“持论多平允，排整次第，尤具汉晋以来相传之史法”。清代史学家赵翼认为《梁书》文笔精练明达，叙事简严完善，“行文则自出炉锤，直欲远追班马”，“足称良史”。近代文学家吴汝纶《梁书》的史文也有很高的评价，认为“《梁书》似胜于宋、齐二史”。也有学者指出《梁书》的不足之处，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说：“《梁书》编次亦有失检处”，清代学者章学诚也对《梁书》在编次上有所诟病，他曾提到：“《梁书·皇后传》以高祖丁贵嫔、阮修容列于李世民王皇后之后，其意以谓分嫡庶，而不知失昭穆之伦矣。纪事之书，自有先后伦次，非如太庙升，嫡妇可以逾庶姑也。”，关于《梁书》前后矛盾之后，《四库全书总目》对此提出批评，“尤是非矛盾。其余事迹之复互者，前后错见，证以《南史》，亦往往抵”。，历史学家张舜徽在《中国史学名著题解》一书认为：“《梁书》的缺点，因作者身为梁臣，为梁隐讳地方不少，其他互相矛盾之处，在所难免。”，同时他也总结道：“《梁书》在南梁各史中，是编写的较好的一部隶书，尤其是在梁史著作都已失传的情况下，这部书就成为研究梁史最原始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