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诗选》是2005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邓绍基。该书选入金诗近百首、元诗近三百首，并加以详实的注释，是读者了解金元诗歌的入门必备之册。

本书是“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之一，由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邓绍基所精心选注。精选了大量经典的金诗和元诗，选入金诗近百首、元诗近三百首，每部分的诗作按作者的生年排列，还详加了注释，是读者了解金元诗歌的入门必备之册。

有金一代，历一百馀年，诗文别集流传下来的很少。在很大程度上，金朝诗歌得赖元好问所编《中州集》以传。清人郭元为《中州集》作增补，卷数从十卷增至七十四卷，作者从二百五十一人增至三百五十八人，诗篇从二千零六十首增至五千五百四十四首。书成进呈，由康熙帝玄烨作序刊行。书的全名是《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世称《全金诗》。今人新编《全金诗》和编《全辽金诗》，又从《道藏》和《永乐大典》等文献中录出大量金诗。由于各种原因，目前金诗数量难有一致认同的统计，但在一万首以上，当无疑义。

前人谈论金诗的起始和发展，有“国朝文派”和“借才异代”这类说法。所谓“国朝文派”，始见于《中州集》卷一元好问所撰的蔡珪小传。其中说：“国初文士如宇文太学、蔡丞相、吴深州等，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故断自正甫为正传之宗，党竹溪次之，礼部闲闲公又次之。自萧户部真卿倡此论，天下迄今无异议云。”按照“创业垂统”的传统习惯，元好问这番话实际涉及的是金朝文统始于何时何人的问题。金代早期的诗家文人，都来自北宋，所以元好问文中说宇文虚中（即宇文太学）、蔡松年（即蔡丞相）、吴激（即吴深州）等人“皆宋儒”。至于蔡珪，他虽是蔡松年之子，但却是在金朝成长起来的文士，也就是所谓“正传之宗”，换一句话说，是名正言顺的金朝文人，他才是文统之始，文统之宗。

对于元诗的研究。这是一个冷寂的领域，积累奇缺。以文学史著作为例，作为热门的唐宋诗歌且不必说，即使是明清诗歌，通行的文学史著作中也都有比较充分的论述。大学生们可以把明诗中的前、后七子以及公安派、竟陵派的兴盛衰微背得滚瓜烂熟；对清代的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和性灵说的来龙去脉，也可以如数家珍般地道来。但对元代诗歌的发展，几乎没有人能说出子丑寅卯来。因为通行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没有这方面的内容。邓先生决定突破这一难关，把元诗的发展理出一条线索。在着手研究后，他发现前人关于元诗宗唐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只是过于笼统，乃至语焉不详。重新梳理的结果，终于描画出元诗宗唐的前因后果。

其一，它是南宋末年和金朝南渡后分别在南北两个王朝出现的学唐主张在元初的汇合。

其二，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延祐年以后，宗唐之风更加猛烈，终于形成“举世宗唐”的局面。

其三，元人宗唐并不专宗盛唐。

其四，元代后期出现的“铁崖派”及浙东诗派宗唐朝二李（李贺和李商隐），是导致后人批评元诗纤弱的主要缘由。但“铁崖派”宗主杨维桢的“情性”说是明中叶后诗论中出现的尊情抑理的先声。

其五，根据历史实际，元代作家中曾有古体宗汉魏，近体宗唐的见解，因此，邓绍基将元人宗唐潮流称之为“宗唐得古”。

其六，元人的“宗唐得古”当可视作是一种“复古”潮流。这种潮流实际上是针对宋诗的若干弊病，也是为了纠正宋代理学家鄙薄诗艺的偏颇，因此也就具有以“复古”为“新变”的性质，并不是模拟式的“拟古”。

其七，前人有元诗“四家”或“四大家”的说法，指的是虞集、杨载、范和揭傒斯。邓先生认为这个说法并不适合元诗实际。他认为，如果要列出元诗的“大家”，当数以下六位：刘因、赵孟頫、虞集、萨都刺、张翥和杨维桢。

其八，明代前后七子倡导复古，提出所谓“诗必盛唐”，不仅针对着宋诗，实际上又是对元诗宗唐实践的继承与发展。关于这点，几乎所有的著名文学史著作中无一论及，而论述元诗宗唐，正好凸显明人宗唐的前因后果。

邓先生关于元诗的这些研究创获，发前人所未发，填补了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诗歌是文学的最高形式，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在人类文学史上；那些最经典的诗歌无一不是用最凝练的语言、最丰富的想像、最精巧的构想表达出的最普遍的哲理、最质朴的感情以及最深刻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