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约前1043年-前249年），是中国周朝的一个诸侯国，姬姓鲁氏，侯爵国家。最初封君为弟弟。周公旦之子伯禽为者，国都初封地鲁山，后迁至。历经46位国君，国794年。其治理区域包括今山东省泰山西南济宁、泰安市、菏泽市的部分区域，国力鼎盛时期势力遍及河南省、江苏省及安徽省三省。

西周时期，伯禽曾率军协助周王室讨伐管蔡之乱和徐戎，伯禽死后其子鲁考公继位，而后炀公、鲁幽公、鲁魏公、厉公、鲁献公、鲁真公渐次传承，此时期鲁国一直是周王室东方的强藩，周边曹、滕、薛、纪、杞、、邓、、牟、葛等政权时常来朝觐鲁国国君，但真公后政局逐渐动荡，鲁武公时期出现废长立幼事件，致使之后懿公、废公时期出现内乱并引发周王室平乱，之后在鲁孝公二十五年（前771年），姬宫湦被诛杀，春秋时代开始。

春秋时期，鲁国经历隐公代政，及多次政治变革，并在鲁桓公十八年（前694年）与邻国齐国经历文姜之乱、鲁庄公十三年（前681年）发生曹沫劫盟，关系一度紧张；之后叔孙氏、之后孟氏、之后季氏等卿族亦在这一时期崛起，在鲁成公即位时（前591年）形成三桓专政局面，并逐渐削弱鲁国公室位置。期间，鲁国的政治逐渐稳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孔子及其弟子在这一时期发展并传播儒家思想，使得鲁国成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战国时期，鲁国逐渐走向衰落，虽然三桓强盛而鲁公如同小侯，在公室与三桓的权力斗争中，鲁国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方面等也开始走向衰落，孔子虽一度官至大司寇并在夹谷之盟为“弱鲁”时期的鲁君找回尊严，但因堕三桓失败而与弟子流亡国外，儒家思想的传播和发展也由此在鲁国受到限制。期间虽然一度有推出的“初税亩”、推出的“用农业税”等先进赋税制度，但依旧无法挽回鲁国国力的衰微。随着“”与楚国的崛起，鲁国从春秋的诸侯“望国”沦落为次等国家，只能依赖周边强国“联魏抗齐”“屈从于楚”，最终在末代君主姬雠时期被楚考烈王所灭。

在政治上鲁国从“亲亲”原则选择官员，到春秋中后期开始“尚贤”选官；军事上在其国力强盛时一度制衡东方邻国齐国，领导诸侯参与楚、晋两国的争霸；经济上，鲁国以农为本，手工业主要为贵族服务，并打破工商食官局面，设立以贾正管理市场等经济制度；文化方面，鲁国重视以礼治国，并发展出较完善的史官制度，在科学技术也有鲁班、墨子等杰出人士出现；社会方面，鲁国主要分为贵族、平民、奴隶，并将奴隶用于山林开发、养马、手工业等部分。、梁方健等者认为鲁国在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及赋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鲁国国号来源于“周王封鲁”，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封鲁”为周公旦封地，《史记》所载“周公不就封，留佐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史记·鲁周公世家》云：“武王……封周公旦于少吴之虚（墟）曲阜市，是为‘鲁公’。”另一种观点认为鲁国国号来源于伯禽的封地，《诗》和《左传》皆称始封于鲁国者是周公长子伯禽，而非周公。《诗》中的《宫》篇“王”指姬诵、“叔父”指武王弟、成王叔父周公旦、“元子”即周公长子伯禽。据史学家郭克煜、梁方健等考证，鲁国应为因伯禽的封地“鲁地”而得国号。

而“鲁地”之名，据《逸周书》记载“桀与其属五百人徒于鲁”，西周之前已有鲁地一说。学者郭克煜等人参照考古研究得出，鲁国初封河南鲁山，即为鲁地、鲁国之“鲁”的出处。

鲁国的始封君周公为周文王之子、姬发之弟。周武王即位后，周公经常佐助辅弼周武王，处理很多政务。周姬发九年（前1049年）周公旦随军辅助武王东征，并在周武王十一年（前1046年）佐助武王伐纣。伐纣成功后，姬发遍封功臣、同姓及亲戚，封周公旦于曲阜市，即鲁公，但周公旦并未就封，而是留在朝廷辅佐武王。

姬发十四年（前1043年），武王驾崩，其子姬诵即位，周公辅佐年幼的成王主持国家大权。周公命自己的长子伯禽代替自己到鲁地受封，并告诫伯禽不能因有国土而骄慢于人。

伯禽继位鲁侯爵位后，把曲阜市作为自己封国的都城，然后依照周国的制度、习俗来进行治理。因为要去除当地的旧习俗，年幼的伯禽用了三年时间才完成了初步的稳定，然后返回洛邑（今洛阳市）向周公旦报告政绩。伯禽即位之后，有管叔、蔡叔度等人造反之事，淮夷、徐戎也一起兴兵造反。于是伯禽率军讨伐，在费邑（今山东省上冶镇南，《史记》中载为“肸邑”“肸誓”）写《费誓》以约束并激励军队，其内容要求参战国人检查甲胄、保持状态，并要求行军期间，不许毁坏牛栏马厩，牲畜走失、奴隶逃跑，军士不得擅离职守去追捕，沿途不许劫略百姓，并命鲁国近郊远郊的庶人备办粮草与筑城工具，不许有缺漏。伯禽在发布《费誓》之后，用两年便平定徐戎，令鲁国重回安定。

伯禽死后，其子酋继位，为鲁考公。鲁考公亡于在位四年（前993年），其弟鲁炀公熙继位。鲁炀公在其在位期间修建“茅阙门”以纪念鲁国成功征服东夷部族的战果。鲁炀公亡于在位六年（前988年），其子鲁幽公宰继位。鲁幽公十四年（前973年），其弟鲁魏公杀鲁幽公自立为君。鲁魏公亡于在位五十年（前924年），其子鲁厉公继位。鲁厉公亡于在位三十七年（前887年），胡铁生立其弟鲁献公具为君。鲁献公亡于在位三十二年（前855年），其子鲁真公濞继位。从建国至鲁真公时期，鲁国一直作为周朝东方的强藩，《诗经·鲁颂》曾记载这一时段鲁国“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功”。其周边政权如：曹、滕、薛、纪、杞、彀、邓、邾、牟、葛等国时常来朝觐鲁国国君。

鲁真公于在位十四年（前841年）去世，其弟敖继位，即鲁武公。鲁武公执政鲁国期间，周王室为政无道，厉王出逃于邑（今山西霍县东北），周王室由召虎、周定公两位宰相共同管理政务。

鲁武公九年（前817年）春，周王为姬静姬静，鲁武公携嫡长子括、庶幼子戏西行去朝拜周宣王。周宣王喜欢戏，想立戏为鲁国太子。周大夫樊仲山甫劝谏周宣王不应违背礼法废长立幼，若违背规矩则鲁国日后定也会违背周宣王的旨意。这时再出兵攻打鲁国的话，等于自诛先王的法度。周宣王不听劝谏，最终还是令鲁武公立戏为鲁太子。同年夏天，鲁武公去世，戏继位为鲁君，即鲁懿公。

鲁懿公九年（前807年），鲁懿公的兄长括的儿子伯御联合鲁国贵族诛杀鲁懿公，鲁国权贵拥立伯御为君主，即鲁废公。鲁废公十一年，姬静出兵伐鲁，诛杀伯御，天子询问鲁国公子中谁最守规矩，就让他做鲁国卫嗣君。樊穆仲认为鲁懿公弟弟称肃恭明神，执法严明守规，周宣王遂在夷宫（即先王姬燮的庙廷）册立鲁孝公称为鲁君。汉朝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道：这一事件过后，各诸侯违抗王命的事就经常发生了，鲁孝公二十五年（前771年），天下诸侯背叛周室，犬戎族攻破周都诛杀姬宫湦。同年，秦国列为诸侯。

鲁孝公于在位二十七年（前769年）去世，其子弗湟继位，即鲁惠公。鲁惠公于在位四十六年（前723年）去世，鲁惠公正妻无子，但是鲁惠公的小妾声子为鲁惠公生了个儿子叫息。公子息长大后，鲁惠公为公子息配娶宋国宗室女。宋国宗室女被接到鲁国，鲁惠公看到宋女貌美是个美女，就将宋女据为己有。宋女为鲁惠公生下儿子允。鲁惠公将宋女升为正妻，立公子允为太子。到鲁惠公去世时，太子允年幼，鲁国权贵拥立鲁惠公的庶长子息代理政务，执掌君权，即鲁隐公。

鲁隐公五年（前781年），五年春季，鲁隐公准备到棠地观看捕鱼。臧僖伯劝阻，鲁隐公回应其是为了去视察边境，于是前往棠邑射鱼，并且作为当政者无故远离首都，是违背了礼制。鲁隐公八年（前715年），鲁隐公与郑国交换周天子的专属用地太山的枋和许田，各国贵族讥贬了这起事件。

鲁隐公十一年（前712年）冬，公子挥向鲁隐公进谗言，声称鲁国各界人士都认为隐公当国君于民有利，建议其登位为正式国君，自己以杀掉子允之功受封为国相。鲁隐公认为，自己依先君遗命代理国政，而如今太子允已经长大，自己则应至菟裘（今山东省楼德镇）养老，还政于子允。公子挥害怕子允通过鲁隐公知道自己的密谋而被子允除掉，便又向子允诬陷鲁隐公，称其准备正式即位并除掉子允，自己愿意为其诛杀鲁隐公，子允应允。十一月，鲁隐公将要祭祀钟巫之神，在社圃斋戒，住在贵族蒍氏家中。公子挥派刺客在蒍氏家刺杀鲁隐公，随即立子允为鲁君，即鲁桓公。

鲁桓公十六年（前696年），鲁桓公与诸侯在曹国会盟，同年鲁国讨伐郑国，出兵护送郑厉公回郑国执政。鲁桓公十八年（前694年）春，鲁桓公准备与夫人一同到齐国访问。申繻劝谏阻拦，鲁桓公不听，于是携夫人到齐国访问。齐襄公与鲁桓公夫人私通。鲁桓公知道了怒责夫人，鲁桓公夫人把鲁桓公责骂之事告诉了齐襄公。同年四月，齐襄公宴请鲁桓公，鲁桓公酒醉后，齐襄公命公子彭生抱住鲁桓公，暗中命彭生折断鲁桓公肋骨令其死于车中。鲁国一方谴责齐国，称鲁君出于互相尊重的原则，不敢安居，到齐国修两国友睦之礼，但礼成而鲁君未归，要求齐国交出彭生，以令鲁君不至在诸侯面前蒙羞。齐国方面无奈，只能诛杀彭生以向鲁国谢罪。鲁国贵族立太子同为君，即鲁庄公。而鲁桓公的夫人、鲁庄公的生母则继续留在齐国，不敢回鲁。

鲁庄公五年（前689年）冬，鲁国出兵伐卫，卫惠公回国即位。鲁庄公八年（前686年）冬，齐国公子纠逃亡到鲁国。次年，鲁国准备护送公子纠返回齐国为君，但刚即位的齐桓公提前发兵攻鲁，并告知鲁国要活捉公子纠的门客管仲并把他送到齐国。大夫施伯认为齐国想得到管仲，并非想杀了他，而是将要重用管仲，如果管仲被重用，必为鲁之大患。并未采纳施伯意见，把管仲押解到齐国，齐国果然将其任命为相国。鲁庄公十三年（前681年），鲁庄公与大夫在柯地与齐桓公盟会，曹沫武力劫持齐桓公，索要鲁被齐侵占的土地，齐桓公应允并获释后打算毁约，被谏止，最终归还了鲁国被侵之地。鲁庄公三十二年（前662年）病重，担心继任之事，此时鲁庄公有三个弟弟，依长幼顺序分别为、、，鲁庄公夫人无子，哀姜妹妹为鲁庄公生了儿子开，此外被鲁庄公宠爱的孟女为鲁庄公生了儿子斑，鲁庄公想立斑为太子。问弟弟叔牙，谁可继承君位，叔牙认为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是鲁国国君传位的规矩。鲁庄公便又询问弟弟季友，季友则表示会拥立斑为国君。季友在鲁庄公的授意下命令叔牙在鍼季家中待命，派鍼季迫使叔牙饮下毒酒，叔牙得知自己的死可以换得家族后人的性命，遂饮毒酒而死，鲁国立叔牙之子为叔孙氏。

此后，叔牙之后叔孙氏、庆父之后孟氏、季友之后季氏三族成为权倾鲁国的公卿势力，使整个鲁国社会也进入了君权与三家卿权的激烈冲突之中，因同出于鲁桓公，统称为三桓。

鲁庄公于在位三十二年（前662年）去世，季友遵照鲁庄公的命令拥立公子斑为君。而庆父因与哀姜私通，想拥立哀姜妹妹之子开为君主。同年十月，庆父收买曾被公子斑鞭打过的杀死了公子斑。季友得知公子斑被刺后，出逃到南陈。于是庆父拥立公子开为鲁君，即鲁闵公。

鲁闵公二年（前660年），庆父与哀姜私通愈加频繁。哀姜与庆父商量准备弑杀鲁闵公，然后立庆父为鲁君。庆父派卜齮在武闱弑杀鲁闵公。季友得知鲁闵公被弑，就与公子申（鲁闵公弟弟、鲁庄公少子）从陈国（今淮阳区和亳州市一带）来到邾国（今山东省邹县东南），请求鲁贵族接纳申为鲁君。鲁国贵族此时也想诛杀庆父迎立申。庆父得知后十分害怕，出逃到莒国（今莒县一带）。于是季友拥戴公子申回到鲁国，立为鲁国国君，即鲁僖公。

哀姜也十分害怕，出逃到邾国。季友通过贿赂莒国权贵的方式索要庆父，结果庆父被送回，季友派人准备诛杀庆父，庆父请求允许他能流亡国外，季友不答应，还派大夫奚斯哭着去告诉庆父。庆父听到奚斯的哭声，心中明白只好自杀而死。齐桓公听到哀姜与庆父淫乱危害鲁国，就从邾国把哀姜召回杀死，把哀姜的尸体送归鲁国，然后将她陈尸示众。鲁僖公求情后，才埋葬了哀姜。

鲁僖公元年（前659年），鲁僖公把汶阳镇（今山东省汶阳镇）与费邑（今山东省上冶镇南）封给季友，还任命季友为鲁相，季友死后谥“成”，后世也称之为季友。季友死后，东门襄仲及其子公孙归父相继掌权，是为东门氏执政时期，三桓中的孟孙氏一度被东门氏赶出鲁国。然而，季文子利用三桓的势力，实行“初税亩”，使得私田兴起，而附于贵族豪强之家的平民剧增，并获得他们的崇敬。

鲁僖公于在位三十三年（前627年）去世，其子兴继位，即鲁文公。鲁文公十五年（前621年），季友之孙季文子（又称季文子）出使东晋。鲁文公十八年（前609）二月，鲁文公死。晋文公有两个妃子：长妃是齐国人出姜（又称哀姜），生子嗣恶和视；次妃是敬嬴，甚受文公宠爱，生子嗣。俀暗中笼络鲁庄公二子东门东门襄仲，襄仲想立俀为君，叔仲说不行。襄仲就请齐惠公帮忙，齐惠公刚即位，也想着拉拢鲁国，就答应了襄仲的请求。同年十月，襄仲杀死恶与视而立俀为鲁君，即鲁宣公。鲁宣公八年（前601年），襄仲去世，执鲁政的公孙归父欲借晋国之力除去三桓，最终没有成功。鲁宣公于在位十八年（前591年）去世，其子公子黑肱继位，即鲁成公，随后季文子以“杀嫡立庶”的罪名驱逐了东门氏。三桓专鲁政的局面形成。

鲁成公十六年（前575年），三桓之一的叔孙宣伯打算凭借像东门襄仲一样，借助东晋之力去除季文子，晋国以季文子为“邦之贤人”之由不愿参与，叔孙宣伯因此失败后逃亡国外。鲁襄公十一年（前562年），此时鲁国由季孙氏季武子继承父亲季文子权力执政，季武子建议改革军制，“三分公室”，使得三桓获得了鲁国军队的统制权。鲁昭公五年（前537年），季孙氏再次改革军制“四分公室”。自此后鲁国公室地位和势力每况愈下，而在四分公室之后，鲁国所谓的三桓专政已实际变成季氏的一家独大。

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鲁国大夫臧氏、氏因与季氏季平子不睦而向鲁昭公控诉。于是鲁昭公出兵讨伐季氏，并率军攻入季氏的宅邑。在叔孙氏之臣戾的号召下，三桓联合出兵击败鲁昭公的军队，鲁昭公无奈逃奔国外。鲁昭公二十六年（前516年）春，齐国出兵伐鲁，攻占郓邑，并将鲁昭公安顿在此。鲁昭公二十八年（前514年），鲁昭公又逃亡到东晋，他请求晋君支持他回国。季平子贿赂晋国的六卿，六卿接受了季氏礼物谏止晋君，晋君也就不再坚持，只让姬夷居住在乾侯。最终，鲁昭公于在位三十二年（前510）病逝于乾侯，鲁国贵族随即拥立昭公之弟宋为君，即鲁定公。

鲁定公五年（前505年），季平子去世，季氏的家臣阳虎心怀私愤，通过囚禁的手段与季桓子订立了盟约。鲁定公七年（前503年），齐军攻取了鲁国的郓邑，并将其作为阳虎的封邑，自此阳虎开始参与鲁国政事。鲁定公八年（前502年），阳虎计划诛灭三桓所有的嫡系继承人，通过改立与他关系密切的庶子来取三桓而代之。然而，面临三桓等鲁国贵族的联合攻伐，阳虎于鲁定公九年（前501年）逃奔齐国，不久后又投奔东晋赵姓。

鲁定公九年（前501年），鲁定公命孔子为中都宰，次年初，升至大司寇。原司寇臧氏因支持鲁昭公逐季氏失败，而流亡国外。鲁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为了加强君权，堕毁三桓的都邑。起初，三桓的宗主季桓子、孟懿子和叔孙武叔想借机抑制家臣势力，也支持堕三都。叔孙氏先堕毁郈邑。费邑宰公山不狃（又作公山弗扰、公山不扰）起兵反鲁，率军攻入鲁国国都曲阜市，孔子派申句须、乐颀率军击败叛军，公山不逃到齐国。同时，齐国坐等鲁定公推掉最后一位国相的城墙之时攻入鲁国。因此，邑宰公敛处父反对堕毁郕邑，使三桓也开始转向开始反对堕三都。自此，作为鲁公坚定拥护者的孔子成为三桓贵族的公敌，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孔子和一部分弟子离开鲁国，开始长达14年的列国流亡生涯。

鲁定公于在位十五年（前495年）逝世，其子将继位，即鲁哀公。鲁哀公八年（前487年），吴国支持邾国攻伐鲁国，攻至城下，吴国与鲁国订立盟约后，撤军而离去；同年齐国也攻占领了鲁国的三个邑。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齐国又一次出兵入侵鲁国。季氏任用孔子的弟子冉求，甚有成效，由此孔子自卫国归返鲁国。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鲁哀公认为三桓是鲁国的忧患，想要借助各诸侯国的力量剥夺三桓的权利，三桓随即联合出兵攻打鲁哀公，鲁哀公逃奔到卫国，又逃到邹国，接着又前往越国。鲁国贵族又迎接鲁哀公回到鲁国，最终死在有山氏的家里。随后其子宁即位，即鲁悼公。鲁悼公及之后的鲁元公在位时期，三桓更加强盛，鲁公如同小侯，甚至“卑于三桓之冢”。

至鲁穆公即位（前415年-前383年），鲁国实行改革，任命博士公仪休为鲁相，逐渐从三桓手中收回政权，国政开始奉法循理，摆脱了三桓专政的问题，重新确立了公室的权威。而三桓之一的季氏则据其封邑费（今山东省临沂费县西北）、卞（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泉林镇卞桥村），独立成为了费国。

之后鲁穆公于在位三十三年（前377年）去世，其子奋即位，即鲁共公。鲁共公于在位二十二年（前353年）去世，其子屯即位，即鲁康公。鲁康公于在位九年（前344年）去世，其子匽即位，即鲁景公。鲁景公于在位二十九年（前323年）去世，其子叔即位，即鲁平公。这一年，韩、赵、魏、燕、中山“五国相王”，秦国、楚国、齐国、燕国、赵国、魏国、韩国均已称王，鲁国则彻底沦为次等国家。

鲁平公于在位二十年（前297年）去世，其子贾即位，即鲁文公（又作鲁文公）。鲁缗公于在位二十三年（前280年）去世，其子子即位，即姬雠。姬雠十九年（前255年），西楚讨伐鲁国，交战于徐州市（今江苏省徐州市），取鲁，鲁君封于莒。鲁顷公二十四年（前249年），楚考烈王伐灭鲁国，鲁顷公逃离都城，成为平民，绝祀，鲁国遂亡。之后，鲁顷公在柯邑（今聊城市东阿县）死去。鲁国自周公至鲁顷公，总计三十四代。

鲁国灭亡后，姬雠姬雠之子姬晦潜逃至阚（今山东省汶上县城西南35里阚乡），在鲁国诸公之墓傍而居。刘衎时期，封姬雠八世孙公子宽为褒鲁侯，奉周公旦祀，公子宽死后谥为“节”，其子公孙相如袭爵。新朝时期，封公孙相如后裔姬就为褒鲁子。至唐朝末年天祐年间（904年-907年），周公旦60代孙姬全率子、侄迁居今汶上县城西郊桃源里，后被称之为姬家沟。至宋元两朝，鲁国后人一脉渐渐人丁兴盛，多有离开故地迁至各地，至今散布于山东省、河南省、安徽省、江苏省、河北省、山西省等的百余个市县。

鲁国前期的地域以大汶河流域和泗河的中上游地区为中心，大致领土为周围方圆百里，与齐国类似。但其周边的东夷小国较齐国为多，如滕、郑、薛、廊、铸等。东至郑国，北至邸、铸，南至薛、任，西至济河。境内分布着汶阳镇、泗西等良田沃土，是一个宜于农桑的地区。至春秋早期，鲁国疆域先向山东半岛的南部扩展，后向延伸至西南的中原地区，占有山东半岛的南、东部，兼有今河南省的中、东部，成为东方较大的诸侯国。鲁国春秋末期的鲁国明显降为诸侯国中的次等国家，被归入“泗上十二诸侯”之列。

战国时期，燕将乐毅帅五国联兵大败齐，齐被瓜分，鲁乘机得徐州（今山东微山东北）。楚参于伐齐后，取淮北地，国疆进一步侵入今山东，威逼泗上。鲁文公十八年（前278），楚徙都陈（今河南淮阳），鲁直接处在楚的攻击之中，最终疆域被蚕食，被楚国吞并。根据学者周振鹤、李晓杰在其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一书中将鲁国战国时期疆域变化统计如下表：

伯禽受封时为了“昭周公之明德”，被赐以“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另外还“分鲁公以大路、大，夏后氏之，封父子繁弱”等等，基本上按照周朝的职官机构，设立职官，统治国家。

官职的选举制度主要有是按照“亲不在外，羁不在内”的“亲亲”原则择臣，鲁国选任的职官多是局限于姬姓族人；春秋中后期，公室需要一些人才来改变“家室长期把持公室”的状态，孔子从中都宰到司空又到大司寇便是“尚贤”选官的代表案例。

官职的考核制主要由鲁君及卿大夫巡视各地，并考察各地官员的政绩，以加强对官员、地方的管理与统治，并根据巡视及考核的情况和处理结果由“三司”记载。

官职的职禄主要由禄邑和禄田两部分组成。卿大夫对禄邑拥有收益权但是没有所有权，禄田的私有性相对较大，也是后来卿大夫家族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与职官的等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爵位等级，在西周公国分封制度下，鲁国与其他诸侯国一样，君臣关系即是上一级贵族与下一级贵族的关系，即“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西周时期的爵位分为天子、诸侯、大夫、士四级，并把土地作为他们的封地，土地的收入也是他们的俸禄。史学家齐思和认为：“盖古者有爵必有位，有位者必有禄，有禄者必有土。故封建、命官，其实一也。”

太宰：鲁君公室总管，在西周公国和春秋初期，以公室总管的身分为凭借而执政；至春秋中叶，太宰仅为尊称，其实际地位已降低。

司徒：在鲁又称大司徒，其为司民之官，主管土地之事其职能主要有：主要负责分配土地、征收赋税、职掌乡里之政务、修筑军事、帅兵作战及定军制等、代君主祭的职能、有参与甚至决定鲁国立储等权力。

司空姓：掌管工程、职掌德化之职，但在春秋中后期，鲁国孟孙氏世袭鲁大司空之职，逐渐成为了职掌军政大权的要职之一。

司寇：主掌刑罚、诉讼与典狱的职能，其责任在于驱捕盗贼和据法诛戮大臣；因古代古代刑、兵不分，司寇亦有帅师作战的职能。

行人：掌管外交事务，见于《左传》秦文公四年等载。

边人：边疆职官，见于《国语·鲁语上》等载。

县人：都鄙制下的地方官吏，见于《左传》宋后昭公四年等载。

宗：也称宗伯、宗人，是神职类职官之长主祭祀，是上古时期各级贵族掌管宗教礼仪事务的职官。

祝：也称太祝，主祝祈，也是宗教礼仪事务的职官之一。

史：也称大史、太史姓，在祭祀活动中与祝亦各司其职，并掌历法，记史事为文献档案策书。

卜人：即掌卜之人。

日御：职掌具体历法的官职。

巫：神职中负责具体的宗教礼仪类职官。

师、傅：或称左师，职掌教化鲁君，并在鲁君左右辅导的两种职官。

仆人：鲁君传达军令的职官。

府人：掌管和收藏公室的货藏。

鲁国作为周朝的战略要地，面临着地处东陲、商朝势力重，以及毗邻淮夷徐戎等未向周朝臣服的部族。于是，西周公国王室便把周人力量最强的一支分封到了鲁国。当时，周公秉政当国，在平定了武庚和管蔡之乱后，他考虑了镇抚异族、怀柔殷民稳定政局、卫护周室等各种因素，分封了齐、鲁卫等国作为镇抚各族的东方据点。

对于诸侯国，鲁国在春秋中前期实力较强时，通过参加大小战争，打压周边小国，扩充自身实力；同时，鲁国通过参与各种会盟，与其他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维护国家利益，追随参加大国的争霸战争；鲁国也很重视与他国的盟约，对遭受侵袭的盟国进行军事支援，以维护盟国的利益。

鲁国的军事制度是旧军事贵族体制，即在军队必须要穿插进公孙、公子等公族成员，也是提高公族对军队统治力的有力举措，将公族势力延伸至军队的每一个角落。学者唐述鹏指出，此举虽然在一定程度增强了基层部队的凝聚力，但也令军队战略的决策和执行过分会受到贵族个体的主观影响。鲁国对公族贵族在军队中的地位与统摄力的看重，进而映射出鲁国以宗族贵族为核心的贵族政治体制，在以公族贵族为主的政治体制中，鲁国朝廷的高官和军队的各级统帅们都由他们担任。

鲁成公十六年（前575年）后，鲁国三桓家族（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对鲁国军队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主要包括建立三军制度，将鲁国军队分为三军，每军由一名卿大夫统领，以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扩大军队规模，通过增加军队人数和装备，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实行兵役制度，规定每户人家必须出一名士兵，以增加军队的兵源；此外，三桓家族还加强对军队的训练，提高士兵的战斗力和纪律性。这些改革也使三桓家族在鲁国政治和军事上占据了重要地位，成为鲁国的实际统治者。

三桓干政时期，三桓通过分封采邑，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和人口，从而拥有了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采邑制度下，诸侯、贵族等拥有自己的领地，可以自行管理、统治，并且可以世袭。这种制度有利于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但也容易导致地方割据、权力分散等问题。同时，三桓各自拥有自己的家兵，这些家兵由三桓的族人和家臣组成，是三桓的重要军事力量。

鲁国的兵役制度有“两卒”制、作丘甲，同时鲁国通过“什伍”是指把百姓分成什伍，实行严厉的军事管制，并将公族——即诸侯历代国君后裔也参与军队编制。

“两卒”制即以七家为单位，每家要出一人为“正卒”，在营服役和随时准备出征打仗。其余为“羡卒”，在乡参加训练和生产。正卒和羡卒实行轮换。西周公国还规定，平时服役和行军打仗的口粮、衣服、马匹、饲草由“两卒”自备。

作丘甲是指鲁国实行按丘征发军赋即按丘出车马兵甲的制度。鲁成公元年（前590年），即初税亩后4年，作丘甲。军赋征收，原以一甸为单位。作丘甲，即军赋改为以一丘为单位，一丘田为16井，一甸田为64井，一丘田要承担过去一甸田的军赋，意味着负担为原来的4倍。

鲁国是保存周礼最多的国家，成为周礼的典型邦国，形成了一种礼乐传统。鲁国重视礼乐传统，首先表现在对周朝礼乐文化的保存上。鲁国在西周公国时期就是东方各国的礼乐文化中心，进入春秋后，由于周朝的文物典籍、礼器在犬戎族入侵和平王东迁的动乱中丧失尽，王室的地位亦日益衰微，鲁国则成为保存周礼最多的国家，其保存、实施方面都是其他国家无法与之相比的，鲁国也为以周礼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凡言论行事合乎礼的，便受到人们的赞扬；违背礼的则遭到人们的规谏、指责。鲁国历史上也先后出现了不少知礼之人，如臧僖伯、臧哀伯、臧文仲、柳下惠、曹刿、夏父展、里革、匠人庆、申𦈡、叔孙豹、子服景伯、孔子等等，皆以知礼、好礼而著称。

鲁国重视礼乐传统，并使之在国内政治起到了稳定的作用，防止和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使“上下犹和”。同时，周礼严格的等级区分及相关规定对下层人民有慑服作用，周礼所包含的尚德治、重礼教的精神又有收罗人心的作用。鲁国对礼乐传统的维护不仅受到众多小国的景仰，同时也为大国所重视，他们认识到“鲁不贰，小国必睦”，故竭力拉住鲁国，借其名声以号召诸侯。而鲁国也凭借礼以周旋于列国之间，特别是春秋中期以后，由于国势日衰，礼更成为鲁国求得自保的手段。

鲁国的宾礼制度主要包括朝觐、遣使、会盟和聘问四个方面。朝觐是诸侯朝见天子的礼仪，鲁国作为“礼乐之邦”，却不重视朝礼的历史使命，可见其他诸侯国对待朝礼的态度。遣使是诸侯之间互相派遣使者进行交流的礼仪，鲁国与齐国的遣使活动较为频繁。会盟是诸侯之间为了达成某种目的而举行的盟誓仪式，鲁国与齐国的会盟活动也较为频繁。聘问是诸侯之间互相拜访的礼仪，鲁国与齐国的聘问活动也较为频繁。鲁国的宾礼制度在春秋时期逐渐走向衰亡，但仍然是春秋时期诸侯交往的重要礼仪。

《诗经》与礼乐教化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相互为用，诗为表面，礼为根本。《诗经》风和颂的礼的内涵是不相等的，颂更合礼或者是和礼，或者说礼的人为规定和颂更近，所以有鲁颂而无鲁风。随着周朝的逐渐衰微，鲁国鲁僖公希望自己能够主导天下秩序的重建与复兴，希望能以《商颂》为根据创作《鲁颂》，同时突破了天子礼乐的使用权限，并且希望通过礼乐文化的变革，文学与道德之风的变化兴盛鲁国。

鲁国文学思想的发展是与“诗教“诗论”传统紧密相连的。《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公国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诗经）约成书于春秋中期，在孔子的认可与修订传播下被尊为儒家经典，逐渐成形为“诗教”国家主义下的“诗教”由孔子继承发展为私学教学的“诗教之后，孟子又承接并加以发展。

鲁国的史官制度在周初分封时便已完善，得到了王室赐予的“祝、宗、卜、史”等职官。春秋时期，鲁国职官中也有史、太史姓、外史等职，其主要职责之一是记录史事，同时兼掌起草文书、国家典籍、天文历法和祭祀等。这些史官所记录的历史记录是国家所发生的重要之事，包括国君的行动、祭祀、战争、朝聘、会盟等等。为了为统治者提供鉴戒，鲁国史官重视依照事实如实记录，这种史书通称为《春秋》，鲁国史官所编的国史即鲁《春秋》。不过鲁《春秋》与其他各国《春秋》都没有保存下来，流传至今的《春秋》一书，是孔子依据鲁《春秋》和其他资料整理修订而成的。

孔子编修的《春秋》是中国最早的编年史，也是私人修史的开创者。其内容以鲁国为主，记录了春秋时期的重要事件和人物活动，以及自然现象。全书删节鲁史而成，文字简略，每事多省略过程，只记结果或结论。其文辞讲究“笔法”，寓有褒贬之意，引申和解释较多。与《春秋》密切相关的史书《左传》（又称《左氏春秋》或《春秋左氏传》），也出自鲁人之手，且不像《春秋》那样以鲁为主，而是记载了当时各诸侯国史事。

在鲁国的《春秋》一书中保存了许多天文现象观测的记录，包括两次冬至时刻、哈雷彗星、天琴星座流星雨和37次日食。鲁国战国时期出现了专门观测星象和天文的专家和著作。甘德和石申分别著有《天文星占》和《天文》两书，记录了120恒星的赤道坐标，是世界上最古的恒星表。鲁国春秋时期的历法兼用周历和夏历，早期建丑、后期多建子，闰月随时安插，并掌握了19年7闰的方法。鲁人的“朔策”是29.5305785日，与现代天文学常数相差甚微，大致是4000多年才差短一日。所以春秋时期鲁国历法中，朔望都准确无误。

据史书记载，鲁班曾利用竹木制造出飞行三天不落的鹊，以及机关完备的木车马，并由木人驾驭。这些记载虽然含有夸张成分，但仍然可以反映出公输般的器械制作水平之高超。此外，他也被传颂为发明了许多用于军事、生活的器械和生产工具，因此被后世尊称为“机械之圣”。同时期鲁国的墨子也是杰出的工匠，《墨子·鲁问》记载鲁班认为自己做的飞鹊最精巧，而墨子认为他做的车辖更出色。公输般为楚国制造攻城器械准备进攻宋国，墨子前往楚国演示攻、拒技术，最终破解公输般的九种攻城之械。此外，《墨子》中还提到了许多利用滑车、杠杆、斜面等原理制作的防御器械。

《墨子》一书中保存了大量自然科学方面的资料，数量高达四五十条。这些发现涉及数学概念和理论、空间和时间、运动和静止、五行学说等。其中，关于不同物理量不能相比的原则、物质不灭的定律以及力学和几何简单机械等方面的论述也包含其中。此外，《墨子》还对光和影、小孔成像和球面反射成像理论进行了探讨，并涉及测圭影定南北方位的问题。这些宝贵的资料对后世科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墨子·经上》篇所提出的“力，形之所以奋也”，揭示了力是物体运动变化的原因这一重要原理。颜道岸在《谈墨子在科学上的杰出贡献》一书中称：“这就是牛顿第二定律，只不过没有明确提出加速度这个物理量……墨子早于牛顿两千年，当时能有这样卓越的力学理论，的确是了不起的。”

由于鲁国是一个宗法农业社会，以农为本，手工业以为贵族服务为主。官府管理着手工作坊，百工身份低下，因而鲁国的商业活动，在整个西周公国时期基本上处于萌芽状态。随着鲁国自身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变化，商业因素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至春秋中期，工商食官的局面被打破后，鲁国的商业步入一个较快的发展期。由于经商的人员增多，鲁国在春秋末年已经设有贾正（即管理市场的专门人员）。到战国时期，在鲁国国力下降的同时，商业贸易活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鲁国境内土地肥沃，河流、湖泊交错，是一个宜于农桑的地区，鲁人也一向有重视农业的传统。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颇有水蛇麻之业。”同时，《春秋》中记载筑城23次、台8次，往往同时记录其工程是否有碍农务，并且多次记录了与农业相关的水、旱、蛊、蝗、麋、蜮、蜚、等灾害现象。从出土文物角度来看，当时的鲁国已经有了铁制农具和农耕牛的投入使用；从《春秋》《诗经》的记载中可得知，鲁国的农作物以大麦、小麦、黍、稷、稻、粱为主，春耕夏收，秋天收获秋季作物并种植冬麦。

鲁国是一个重视周礼和祭祀的国家，加之牛耕的推广，对牛的需求量大大增加。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以车战为主，因此鲁国对牛、马的饲养都较为重视。据《左传》记载，鲁昭公七年时，马匹有专门的图籍，牛有牧场，可见当时鲁国对马、牛的饲养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管理方式。在地理条件上，鲁地有利于畜牧发展，因此鲁国设有人主管养马放牧之事，并称掌牧六牲的人为牧人，可见其对畜牧业的重视程度。此外，周礼中规定用牛、羊、猪三牲宴饮宾客的牢礼，而鲁国保存周礼很多，因此可以推断鲁国对猪、牛、羊的饲养较为看重。

战国以后鲁国的国力逐渐下降，军事力量降低，马匹的数量也逐渐减少。然而，鲁国的桑蚕养殖较为发达。《左传》记载有一次吴国的军队攻克了东阳并进驻五梧，第二天又驻扎在蚕室。蚕室作为鲁国的一处地名，表明当时已经有了室内养蚕的活动。桑树也有乔木式和灌木式两种，即荆桑和地桑。地桑原由鲁地育成，所以也叫鲁桑。

鲁国在大面积的薮泽和湖泊中也发展了淡水渔业。当时鲁国不仅已设有专职管理渔业生产的官员，而且还懂得了渔业的生态保护。鲁国管理渔业的官员称水虞，掌川泽之禁令。另外，鲁国学者左丘明在《里革断罟匡君》记载：“鲁宣公夏滥于泗渊，里革断其而弃之……今鱼方别孕，不教鱼长，又行网罟，贪无艺也。”学者谈华炜认为，此处鲁国太史姓阻止鲁宣公不分时令的滥行渔事，证明当时鲁人已经认识到渔业与保护自然资源的重要性。

鲁国的手工业比较发达，“鲁之削”——即用来削除写在木简或竹简上错字的书刀——与郑之刀、宋之斤、吴越之剑一样，成为鲁国的手工代表产品。至战国时期，鲁国虽然国力下降，但手工业反而更加精密，门类也越来越多。春秋末年，鲁国更是诞生了有“木匠祖师”的鲁班，可以见得其手工业的卓越。

纺织方面，鲁国有丝帛、麻葛两种，其中鲁作为鲁国著名的纺织产品，对后世影响较大，在《汉书》中的“强弩之末，力不能穿鲁缟”等文献典籍多有提及。现代史学家杨朝明等学者通过文献及考古成果等推测，鲁国的丝麻织品比较精良，其纺织技术一定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此外，鲁国还生产绨、锦等纺织品。

木工方面，鲁国在建筑业中离不开木工，车舆制造则是木工的主要工作。从军事力量“公车千乘”估计，鲁国应有大量的木工。而记载中鲁国的鲁班不仅可以建造“宫室台”，还可以造多种攻城、舟战的器械，及多种工匠用具，证明鲁国木工制造技术的先进。

陶器方面，以1977年在鲁城出土遗物来看，当时鲁人的生活用具多以陶器为主，有陶瓦、陶瓮、鬲、釜、盆、杯等多种类器具，材质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比例较小，纹饰以绳纹为主，并从粗绳纹变为细绳纹，乃至战国晚期兴起素面陶物。

冶炼方面，西周公国至春秋时期的鲁国以冶铜为主，当时的容器、兵器、车马器、服饰器等多以青铜铸造，春秋以后鲁人逐渐开始使用铁制农具，据鲁城考古发掘证明，当时可能已经使用了鼓风冶炼，并发现了被用来作为服饰的铁制品。考古学家高广仁、邵望平在对海岱地区商文化和岳石文化加以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推测，铁器在战国时期的鲁国已经普遍应用于生产和生活中。

考古学家朱活通过1977年鲁国故城的考古成果推测，鲁国在西周公国到春秋时期以海贝、仿币为货币，玉制贝也可能在货币的行列；通过一座春秋晚期墓葬考古，学者刘汝国、孙胜利证明春秋战国时期鲁国已经开始青铜铸币或包金贝，这与鲁国后期兴起的商贾之风紧密相连。

最初，鲁国还保持着许多“先王藉田”，即以井田制八户除了耕种自家的私田，还要共同耕种公田，“九一而助”、“什一之税”。春秋中期，由于国家的经济衰退、自然条件的恶化等原因，鲁国统治者无法通过籍田方式持续稳定获得收入，在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开始推行“初税亩”，履亩而税。税率从开始的“什一之税”变为十分之二，改变了西周公国以来的赋税制度。大多学者认为鲁国的初税亩是中国农业税征收的起点。

鲁哀公时期，财政开支巨大、统治者欲壑难填，当时的土地产出量也有提高。鲁哀公十二年（前483年）季康子又推出“用田赋”，废除了原来人、地合一的征收办法，将租、赋都统一到土地上，扩大承担军赋的对象，改行按田亩统一征收，“赋”成为常赋，不再限于军旅之年，改为按年收缴。孔子认为季氏的“用田赋”改变了原来的所行的“以丘”的办法，是“贪冒无厌”之举，加重了赋率，不合古训。但就春秋社会环境而言，这一做法势在必行，并且在生产发展和土地利益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各国也先后进行的一系列土地赋税变革。

鲁国在诸侯国中位次居长。周初分封的诸侯国有同姓、异姓之分，异姓中又分为服从于周的旧国和周朝功臣。，同姓诸侯国地位高于异姓诸侯国。而同姓诸侯国中，鲁国又是地位最高的。《国语·鲁语上》记载鲁之班长，就是说鲁国在诸侯国中班次居长。春秋初年，齐国遭北戒侵犯时，齐国向各国求助，战后答谢诸候，在馈送粮忾给各国大夫时，请鲁国案班次代为分派。这主要是因为鲁为周公之后，有望国之地位。晋文公主持“践土之盟”时，在各会盟国进行的歌血仪式次序上，除了主盟的晋国外，鲁也被列在各国之前，这些国家既有姬姓，又有异姓。正是由于鲁国地位较高，鲁侯也参与了“立平王于申”的活动，在“周二王并立”时期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春秋前期，鲁国的外交政策主要指的是自周平王东迁至鲁闵公被弑这一阶段，鲁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交往。这一时期，西周灭亡不久，天子对诸侯的控制已经完全失去，鲁国凭借在西周时期的经营，国力一度强盛。

在春秋初年，鲁国与齐国的关系时好时坏。然而，从鲁隐公开始，鲁国开始积极交好各国，以摆脱鲁惠公时期的外交孤立局面。鲁隐公即位后，鲁国向郑国求好，因此在蔑（今山东省泗水县东四十余里卞桥南）举行了盟会，并与宋国在宿（今山东省公平县东南）结盟，开始通好。次年，鲁国与戎族结盟于唐（今绛县、侯马市、翼城县、曲沃县、襄汾县一带），修复了与戎族的关系。

在鲁隐公六年（前717年），鲁国与郑国结好，并在夏天在艾（今山东省艾县）举行了盟会，开始与齐国和解。童书业认为，鲁国是春秋初年的一个强国，这是有充分道理的。在三十年间，鲁国两次打败齐国，四次打败宋国，只有一次失败于齐国，这显示了鲁国当时的强大实力。因此，在这一时期，鲁国的外交政策并不完全追随其他国家，往往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性特征。

这一时期的纪国因被齐国觊觎，而积极地与鲁国联姻，并和周边国家结盟——纪子帛盟于密。齐、纪两国之间的矛盾也转化成了齐、鲁两国之间的冲突，自此，齐鲁两国展开对纪国的长期争夺战。最终，齐、鲁两国之间的冲突转化成了对纪国的长期争夺战。魏晋学者杜预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中批注道：“春秋前鲁与齐不平。”直到鲁隐公六年（前717年），鲁隐公与齐信公才盟于艾（今山东省新泰西北），恢复两国的友好关系，最终形成了齐、鲁、郑三国同盟的局面。

鲁庄公八年（前686年），齐公子纠前来鲁国请求帮助。鲁庄公九年（前685年），鲁庄公派人带兵送公子纠入齐和齐桓公争位，最终却让公子小白抢先一步进入齐国，即位为齐桓公。齐桓公发兵攻打鲁国，鲁国不得不杀掉公子纠向齐国谢罪。鲁庄公十三年（前681年），齐桓公与鲁庄公在柯邑会盟，曹沫趁机用匕首劫持了齐桓公，令齐国返还了侵占鲁国的土地。会后，齐国以不参加盟会为由灭掉遂国。迫于齐国的威势当年冬天，鲁庄公与齐桓公盟于柯（今山东省城西北），表示服从齐国。鲁国既服，齐国为更好的拉拢鲁国以增强自己的威信，返其侵鲁之棠、潜等地。齐桓公开始称霸后，鲁国仍想伺机与齐国争衡。鲁庄公十七年（前677年），鲁庄公使其母文姜至营，欲联营叛齐。鲁庄公十九年（前675年），齐国纠集陈、宋两国攻打鲁国西境彻底压服了鲁国。至此，齐强鲁弱的局面完全形成。此后，鲁国一直北面事齐，屈从于齐国。杞与苔本不和。营国曾在鲁隐公时期伐杞。鲁国为了树立在小国中的威信，盟于曲池（今宁阳县东北），平定杞、营两国。鲁国对杞、营矛盾的干涉，客观上对相对弱小的杞国起到了保护作用。鲁齐关系在鲁僖公时期以齐桓公的去世为界点，明显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信公前期，鲁齐结盟，鲁国成了齐桓公霸业最忠诚的追随者；鲁僖公后期，面对齐国霸业的衰落，鲁国适时调整政策，运用灵活的外交手段寻求靠山，在大国争衡的环境中保全自己。

鲁国与戎在春秋初期关系比较友好，至鲁隐公二年（前721年），鲁戎会于潜（今山东省济宁市西南），戎人请盟而鲁未许。同年，戎再次请盟，秋，盟于唐（今山东省曹县东南）。鲁桓公二年（前710年），为获得外交上的支持，与戎重温旧好，再次盟于唐。鲁庄公时期，因鲁国在与齐国的对抗中已经处于下风，戎趁机袭鲁被鲁庄公所败。鲁庄公二十六年（前668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对戎袭鲁进行报复。此后便再无战争外交等关联。

鲁国与晋国虽然是同姓之国，但在春秋前期并没有直接来往。在春秋中期城濮之战后，鲁国对其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并迅速向晋国靠拢。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五月，鲁僖公与晋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和曹子在践土举行了盟会。同年冬季，鲁僖公又与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陈侯、曹子和杞子在温地进行了另一场盟会。次年，鲁僖公又与周代代表、晋国、宋国、齐国、陈国、蔡国和秦国在翟泉举行了盟会。这些频繁的外交活动显示了鲁国对晋国的坚定支持，并得到了晋人的高度认可。为了进一步巩固与晋国的关系，鲁僖公三十一年（前629年），晋文公将曹地的部分领土分给各个诸侯，以示信义。其中，鲁国通过臧文仲的巧妙谈判，获得了自泌以南、东传于济的大片土地，成为诸侯中获得土地最多的国家之一。随后，东门襄仲再次前往晋国，拜会了晋文公并接受了曹地的统治权。学者冯新宇认为这些外交手段充分展示了鲁国在晋国霸权下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对晋国的忠诚和恭敬态度。

鲁国国势在春秋后期开始大幅度的走下坡路，其外交重点转为处理与齐、晋两个大国的关系上，依靠强国以自保。齐桓公首霸之后，鲁国马上追随齐国，并成了齐国争霸过程中最可靠的同盟军；晋文公称霸之后，鲁国马上转而依靠晋国以抗衡来自齐国的威胁；晋衰微之时，鲁国也随即改善外交策略，加强同新兴强国的的联系，如对吴、越的屈服等。楚国对于鲁国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亦曾以武力相胁。

鲁文公于在位十八年（前609年）时病逝，东门襄仲想把鲁文公次妃所生的公子绥立为君，请求齐国帮助，新即位的齐鲁惠公为巩固君位，也想亲鲁为援，便支持公子绥即了君位，即鲁宜公，于是鲁齐关系暂时缓和。鲁宣公即位后，鲁国把济河西岸的土地割让给齐作为谢礼十几年中，君臣朝齐不绝，并先后出兵协助齐国伐莱、伐营，几乎成了齐的属国。齐也因鲁国顺从，归还了济西之田。但到鲁宣公末年，鲁又受到齐的威胁，两国关系再度紧张。

鲁昭公七年（前535年），楚灵王建成章华之台，欲使各国诸侯前去朝贺，一起举行落成典礼，特派大宰速启疆到鲁国召请。遭启疆重提鲁成公二年的蜀之役以恐吓鲁国，鲁昭公则不得不往。鲁定公十年（前500年），孔子作为鲁国司寇参与了齐鲁两国在夹谷（今枣庄市谷山）的会盟。夹谷之会的最终结果令鲁国叛晋事齐。学者代云认为，孔子虽然最大限度地维护了鲁君尊严，但无法逆转“弱鲁”不得不向“强齐”低头的历史走向。

鲁共公时期（前376-353年），魏国开始强大起来，鲁国采取联魏抗齐的外交政策。鲁共公四年（前373），魏大举伐齐，至博陵。鲁亦兴兵攻齐，至阳关（今山东省泰安东南大汶河东岸）。鲁共公二十一年（前356年），鲁共公、宋桓公、卫成侯、韩昭侯等朝魏惠王。鲁康公（前352-前344年）即位后，楚国的势力已逼近泗上（泛指泗水县北岸的地域），鲁国被迫屈从于楚国。鲁景公、鲁平公时期（前343一前296年），齐、秦争强。齐重心放在攻燕，不以鲁为意。秦南击楚，楚自顾不暇，减轻了鲁的南部压力。故尔鲁处于相对安定时期，一度称雄于泗上。鲁文公十年（前284年），燕将乐毅帅五国兵大败齐。齐地为五国与楚瓜分。鲁则乘机攻得徐州市（今山东省微山东省北）。

在楚国受到吴国袭扰时，鲁国暂时摆脱其威胁，但最终于楚国黄歇当政时期遭受了楚国的灭鲁之战，姬雠二十四年（前249年），楚考烈王伐灭鲁国，鲁国政权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终两周之世，鲁国的地域范围并无大的变化，发展较缓慢和平稳，春秋时期鲁国人口总数约为34-45万；据经济史学家赵冈和陈仲毅的估算，齐宣王（前320年-前301年）时期齐国的城市化率在20％-25％之间，则齐国总人口数应在620-775万之间，考虑到齐国临淄与鲁曲阜市的繁荣程度相差很大，战国时期鲁国的总人口数量估算在48-64万之间。战国中后期，鲁国已被周边各国侵夺，只剩不足200里的一个小圈子，但仍有曲阜市、费、武城县、邹等城邑，且尚有一定兵力，按其所属城邑（不含今徐州市）每城万户计，应有4万户，人口不少于20万。

鲁国的社会结构主要分为贵族、平民、奴隶三个等级。贵族是鲁国的统治阶级，又分为鲁公、卿大夫、士几个阶层。平民阶层包括庶人和工商，属于被统治阶级。奴隶是社会的最下层，包括男奴、女奴和用于山林开发、养马、手工业等方面的奴隶。

鲁国的婚姻习俗主要包括问名、纳征、请期、亲迎等。问名即问女方之姓，以防同姓结婚。同姓结婚是蒙昧时代乱婚、群婚制的现象。而到了周朝，已开始严格执行“同姓不婚”之制及纳征，即男方把玄縹、束帛、俪皮等订婚的彩礼送往女方。

鲁国的丧葬习俗主要包括丧葬仪式、丧服制度、丧葬器具等方面。丧葬仪式方面，鲁国实行“三年之丧”，即父母死后，子女要守丧三年，期间不得婚嫁、饮酒、听音乐等。丧服制度方面，鲁国实行“五服”制度，即根据与死者关系的亲疏，穿着不同等级的丧服。丧葬器具方面，鲁国实行“棺制度”，即用棺和椁来安葬死者。此外，鲁国还实行“墓葬制度”，即将死者安葬在墓穴中。

鲁国的信仰主要包括祭祀天神和日月星辰、社稷之祭、祖先崇拜等。祭祀天神和日月星辰是鲁国宗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鲁国人认为天神和日月星辰是自然界的主宰，因此要向他们祭祀，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社稷之祭是鲁国祭祀土地和谷物的仪式，鲁国人认为土地和谷物是维持人类生存的基础，因此要向他们祭祀，以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祖先崇拜是鲁国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鲁国人认为祖先是家族的守护神，因此要向他们祭祀，以祈求家族繁荣昌盛。

衣：鲁国的服饰风俗主要包括服饰的种类、服饰的穿着场合、服饰的穿着方式等方面。在服饰的种类方面，鲁国服饰种类丰富，如“衣”“裳”“襦”“裤”“袜”等。在服饰的穿着场合方面，鲁国服饰穿着场合多样，如“祭祀”、“朝会”、“宴会”等。在服饰的穿着方式方面，鲁国服饰穿着方式讲究，如“衣冠”、“束带”、“佩剑”等。

食：鲁国的饮食风俗主要包括饮食礼仪、饮食种类、饮食器具等方面。饮食礼仪方面，鲁国注重饮食礼仪，如“食礼”“饮酒礼”等。饮食种类方面，鲁国饮食种类丰富，如“肉食”“蔬菜”“水果”等。饮食器具方面，鲁国饮食器具多样，如“鼎”“”“豆”等。

住：鲁国的居住风俗主要包括居住环境、居住建筑、居住方式等方面。居住环境方面，鲁国居住环境优美，如“鲁道有荡”“大汶河汤汤”等。居住建筑方面，鲁国居住建筑多样，如“宫室”、“聂氏宗祠”、“传舍”等。居住方式方面，鲁国居住方式讲究，如“寝”、“坐”、“立”等。

行：鲁国的出行风俗主要包括出行方式、出行礼仪、出行目的等方面。在出行方式方面，鲁国出行方式多样，如“车”“马”“舟”等。在出行礼仪方面，鲁国出行礼仪讲究，如“乘车”、“乘马”、“乘舟”等。在出行目的方面，鲁国出行目的多样，如“朝觐”、“出使”、“狩猎”等。

关于西周公国早期鲁国始封地的问题，一直以来尚无定论。主要说法有以下两种：一、据《诗经·鲁颂·圈宫》，认为鲁国由姬诵始封，始封君是伯禽，始封地为河南鲁山，之后才迁至曲阜市；二、据《左传》《史记》《汉书》等文献的记载，认为鲁国的初封地就在海岱区南部即曲阜，或原奄国附近的汶泗流域一带，至鲁炀公时期正式徙都于曲阜。约在鲁炀公时期，鲁国正式定都于曲阜。考古学者许宏处于对鲁城城垣断代的研究，推断曲阜城垣统一营建于西周晚期，位于鲁国地域范围内的中南部，沬河绕于城西北两面、沂河流经城南，城的东南是丘陵山岳，西北和西南是辽阔的原野。然而由于在现今史料、文献中暂未发现与之相关的记载，其营建的具体年代尚无从考证。

曲阜鲁国故城即为周朝鲁国的首都遗址，1961年3月4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址略成扁方形，面积约10.45平方公里，城墙周长约11000米，至今地面仍残存有城垣4000余米和一些台地，整个城垣遗迹依稀可寻。根据1977年-1978年考古普探和试掘，基本探明了有10条古道路；11座城门，东、西、北各3座，南面2座；11处居住遗址，11处作坊遗址，4处重要墓地，共划分为36处重点保护区，总面积490万平方米。1977年，鲁国大玉璧于此处的乙组52号墓出土，现收藏于山东省博物馆，属战国玉璧中的精品，也是战国玉璧中形制最大的一件。

对曲阜城统一营建过程中的相关遗存进行分类整理，并简表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