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国际纪念塔，是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于1920年设计的建筑模型，是构成主义设计的标志之一。

1919年，苏联革命美术委员会委托塔特林为1921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三共产国际会议设计一座具有纪念性的场所。于是，塔特林秉持构成主义理论和机械主义思想，在建造上借鉴了法国的埃菲尔铁塔，设计了第三国际纪念塔。但在苏联当时落后的经济、技术条件下，第三国际纪念塔最终未能付诸实施，只以木质模型的形式于1920年11月被展出，后来于20世纪20年代丢失。

纪念塔的主体是由两股交错上升的螺旋线骨架构成，围绕在作为会议场所的四个透明的立方体、圆柱体和圆锥体等玻璃之外。这些玻璃体分别以一年一圈、一月一圈、一日一圈和一小时一圈的速度在塔体内旋转，象征共产主义运动永无止境。

弗拉基米尔·塔特林是构成主义的创始人，1914年他在巴黎期间访问了巴勃罗·毕加索的巴黎画室，并在这里见到了毕加索用“现实物品”(如纸片，麻布、藤条、木材、乐器零件等)创作的构成作品。返回俄罗斯之后他在借鉴毕加索创作方法的基础上，也制作了类似的构成作品，并为这种风格命名为“反浮雕”(Counter-reliefs)。在作品里，塔特林使用了纸板、木材和金属，上面还覆盖着釉料、玻璃和石膏等材料。这种抽象形式的作品在构成上有点类似至上主义画家卡西米尔·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构图:飞翔的飞机》。在弗拉基米尔·塔特林的影响下下，俄国其他的一些画家、雕塑家也开始运用几何形体来创造抽象的艺术形式。

然而，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以后，塔特林对艺术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尤其在出任苏维埃教育委员会职务之后，其艺术思想由之前的主张和现实无关的、纯粹的、自由的艺术转向了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建筑和工程。他提出艺术要传达出机械的实用性、批量生主产的民主性，以及工业材料的有效性，并认为科技是未来、是新宗教，工业效率与材料必须融入艺术、设计和建筑之中，才能创建一个更美好的无产阶级新社会。换言之，即社会革命必须得到到美学革命的补充，社会才是完美的。根据弗拉基米尔·塔特林所谓的“构成生产主义”理论，他提出：从家具到服装、从居住空间到公共空间，所有一切都必须具有机械股精简的外观;形式必须服从功能；设计要摒弃所有的装饰，才能去除资产阶级的卖弄和炫耀，体现无产阶级纯净正直的价值观。

1919年，苏联革命美术委员会委托塔特林为1921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三共产国际会议设计一座具有纪念性的场所。塔特林将自己秉持的构成主义理论和机械主义思想完全倾注在了这座纪念性建筑物——“第三国际纪念塔”的设计上。第三国际纪念塔在建造上借鉴了了法国的埃菲尔铁塔，设计高度达到396米，横跨圣彼得堡的涅瓦河。如果建造起来，高度将超过过埃菲尔铁塔，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纪念塔的主体是由两股交错上升的螺旋线骨架构成，围绕在作为会议场所的四个透明的立方体、圆柱体和圆锥体等玻璃之外。这些玻璃体分别以一年一圈、一月一圈、一日一圈和一小时一圈的速度在塔体内旋转，象征共产主义运动永无止境。不过这座承载着艺术家和政治家共同幻想的纪念物，在苏联当时落后的经济、技术条件下是不可能建造的。它只能作为一种权威或力量的象征，以及纪念乌托邦的苏维埃梦想和当代艺术家、工程师能在社会中扮演一种完整角色的热情信仰屹立着。1920年11月，第三国际纪念塔以木质模型的形式展出，后来于20世纪20年代丢失。

在第三国际纪念塔模型展出以后，这项设计立刻被描述成“为实利主义目的服务的纯艺术形式(绘画、雕塑、建筑)的联合”，并不是纯粹的构成主义艺术，而仅仅是对机器的模仿。有些艺术家认为弗拉基米尔·塔特林的设计行为已经走向了功利目的，这种设计根本不能为无产阶级带来任何愉悦和享受。瑙曼·加波甚至拆毁了第三国际纪念塔的模型，从而导致构成主义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第三国际纪念塔采用富有幻想性的现代雕塑形态，其中心体是由一个玻璃制成的核心、一个立方体、一个圆柱来合成的。这一晶亮的玻璃体好像比萨斜塔那样，倾悬于一个不对等的轴座上面，四周环绕钢条做成的螺旋梯子。玻璃圆柱每年环绕轴座周转一次，里面的空间，划分出教堂和会议室。玻璃核心则一个月周转一次，内部是各种活动的场所。最高的玻璃方体一天调转一次，即在这件巨大的雕塑上，或者说建筑物上，它的内部结构会有一年转一周、一月转一周和一天转一周的特殊空间构成。这些空间构成作为消息的中心，可以不断地用电报电话、无线电、扩音器等无线电通信手段向外界发布新闻、公告和宣言。

第三国际纪念塔是弗拉基米尔·塔特林构成主义思想的代表作，包含了大量的架构工程—— 一个双螺旋，三个不同架构的透明形体放置其内，代表着不同的机构和管理者，它是“政治的雕橡”。虽然这座塔并没有真正建成，但是，它以新颖的结构形式体现了钢材的特点和设计师的政治信念。无论是“人民宫”，还是“第三国际纪念塔”都反映出构成主义者们对追求全新类型建筑物的大胆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