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又名《后周书》，二十四史之一，是唐令狐德棻主持编，岑文本、崔仁师等参与修撰的官修纪传体正史。全书五十卷，其中帝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周书》虽以周题名，实际上记述的是从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到581年杨坚代周建隋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史。

《周书》成书较早，是现存有关西魏、北周历史最为原始的记载，是考察北周制度的嬗递乃至对隋唐制度文明的影响等内容的最重要资料之一。

《周书》经历两次修撰，依据多方史料，但主要以柳虬、牛弘所撰国史为蓝本，而这也引发“多非实录”的争议。同时《周书》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到《周书》存在“文而不实，雅而无检，真迹甚寡，客气尤繁”等问题。

令狐德(583—666)，宜州华原(今陕西省铜川市)人，世代为“河西右族”。据隶书记载，令狐德棻“博涉文史，早知名”，隋大业末年被任命为药城长，因世乱而未去就职。入唐后，他先后担任秘书丞、礼部侍郎兼修国史、秘书少监、太常卿兼弘文馆学士、兼授崇贤馆学士等职。

令狐德棻的一生与历史著述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曾向高祖建议：“皇帝既受禅于隋，复承周姓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始鉴今古？”因而提出修周隋两朝史。武德五年（622），德棻与陈叔达、庾俭负责修周史，历经数年未成。贞观三年（629），又奉旨与岑文本、崔仁师修周史，贞观十年（636）书成。令狐德棻不仅直接推动了唐初“五代史”的编纂，而且参与了《周书》《晋书》《隋书》《高宗实录》等论著的撰修，直至晚年，“尤勤于著述，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预”。在令狐德棻所修诸史中，最能反映其历史编纂思想的论著莫过于《周书》。

岑文本（595～645），李世民朝宰相。字景仁，邓州棘阳（今南阳市）人。祖父岑善方，在西梁任吏部尚书，父亲岑之象，在隋任邯郸市令。岑文本历任荆州市长史、行台考功郎中、秘书郎、中书侍郎、中书令等职。他擅长写作，才思敏捷，草拟文告下笔立成，深受太宗信任、重用。

贞观十年（636）岑文本与令狐德棻编纂的《周书》修成，其中岑文本负责《周书》的史论部分，而《周书》的史论成就仅次于《隋书》。《周史》的修成，让岑文本被封为江陵县子爵。

崔仁师，定州市安喜人。武德初年，参加制举，被授予管州录事参军。武德五年（622），侍中陈叔达推荐崔仁师，认为他的才能可以担当史官之职，提升为右武卫录事参军，参与修纂周、梁、魏等朝隶书。贞观十年（636）崔仁师协助令狐德棻进行修纂《周书》。

《周书》又名《后周书》，全书五十卷，其中帝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是唐令狐德棻主持编纂，岑文本、崔仁师等参与修撰的官修纪传体正史，其中史论多处于岑文本之手。《周书》自唐贞观三年（629年）至唐贞观十年（636年）历经七年的编纂终成书。

令狐德棻对《周书》的编纂高度重视，并多次劝谏高祖修撰《周书》。令狐德棻认为：“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更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数十年，恐事迹湮没。皇帝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贴今鉴古？”于是在武德四年（621），令狐德棻奏请编修前代正史。第二年，李渊便下诏命中书令萧瑀等编修魏、周、隋、梁、齐、陈隶书，其中周史由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负责。然而当时天下尚未一统，政局不稳，百废待兴，所以修史历经数年而未成。直到贞观三年（629），李世民下敕令修周、齐、梁、陈、隋五代史，修史工作才真正启动。此次修史，由令狐德棻与岑文本负责《周书》，后崔仁师加入协助编纂。后令狐德棻专主修《周书》，岑文本等助之，十年史成。

《周书》的史料来源，大概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旧史，包括西魏、北周史官所撰国史、起居注以及隋朝牛弘的《周纪》十八篇；二是唐初为了修史而征集的家状、谱录之类的文献；三是根据时人回忆而作的记录，如魏徵等人为撰修五代史，屡次拜访孙思邈，“思邈口以传授，有如目睹”（《旧唐书》卷一九一《孙思邈传》）。在实际修撰过程中，基本上还是以牛弘《周史》为蓝本。

《周书》是令狐德棻主修的一部重要史籍，该书经历两次修撰始成。

《周书》的第一次修撰在武德五年（622）。

武德四年（621），任起居舍人之职的令狐德棻最先向李渊建议：修撰近代正史。他说：“窃见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没。降下受禅于，复承周朝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始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这一建议迎合了唐高祖的心意，因而被采纳。武德五年（622）十二月，唐高祖颁发了《命萧等修六史诏》。但令狐德棻等人在受诏后，历经多年未能成书。尽管此次修史活动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但它却为唐初修纂前代史确定了宏大的规模。

《周书》的第二次修撰在贞观三年（629）。

贞观三年（629），李世民“复敕修撰”，因众议以魏史已有魏收、魏澹二家，不再重修外，这次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同时修撰。其中，李百药修《北齐书》、姚思廉修《梁书》《陈书》，魏徵主修《隋书》，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书》。吸取了上次修史失败的教训，唐太宗高度重视此次五代史的修撰，不仅以房玄龄领衔，总监诸代史；由魏征“总加撰定”,并对梁、陈、齐史各为总论；命令狐德棻则“总知类会”，主管五代史体制、义例等问题，以便使诸史体例整齐划一，还对修史机构作了重大改革，正式设立史馆，并“移史馆于禁中”，“自是著作郎中始罢史职”。并对修史工作进行规范，宰相负责监修，称监修国史，成为定制。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领，称兼修国史；或以卑品而有史才者任之，称直史馆；凡专职修史者，称史馆修撰。至贞观十年（636），五代史修纂取得重大成就，《周书》及梁、陈、齐、隋五代史同时撰成。

《周书》全书共五十卷，分纪、传两部分，其中“帝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其史论多处于岑文本之手。“帝纪八卷”记载北周文帝宇文泰至北周末代皇帝宇文阐共六位皇帝相关信息，其中文帝宇文泰和宇文邕宇文分上下两卷记载；“列传”四十二卷，多为唐初达官贵戚的先祖立传，涉及众多时人的生平事迹，无表无志。《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它的叙事实际上起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止于杨坚代周，记载了西魏和北周四十八年的历史。

《周书》记载的四十八年史实中，先后或同时存在有六个政权，史事错综复杂，但《周书》在历史编纂上予以了很好的处理，即以本纪为纲领，对同一时空内的不同政权加以记载，由北周而向各个政权辐射，将不同政权的演变及其主要军国大事附载于《周书》本纪之中。这种处理方法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全貌，还有助于后人研究当时历史阶段整个的政治动态。清人赵翼《陔余丛考》中赞叹道：“后周时区宇瓜分，列国鼎沸，北则有东魏、北齐，南则有梁、陈，迁革废兴，岁更月异，《周书》本纪一一书之，使阅者一览了然。……此书法之最得者也。”《周书》的这一特点，不仅同一时期编撰的《梁书》《陈书》《北齐书》赶不上，就是后来李延寿所撰的《南史》《北史》与之相比，也稍显逊色。

《周书》的编纂具有历史全局观。《周书》运用广阔的历史视野，重视从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维度，书写北周在中原地区历史上承接长期分裂和开启政权走向统一的演进趋势，将北周历史放在北魏分裂至隋朝统一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展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历史走向。但美中不足的是受历史的局限性致使《周书》体现出根深蒂固的门阀观念。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观念极重，这也影响到了当时隶书的编撰，考察《周书》内容及史料来源，可以发现其列传多以门阀士族代表人物作为记载的主要对象。

《周书》在修撰过程中文献资料缺乏。《周书》问世以前，西魏史官柳虬所写的“国史”和隋代牛弘撰述的“周史”（仅有18卷），还没有成书，它们为《周书》的撰写提供了部分资料。但除此之外，就没有可取材的史著了。但令狐德棻广泛的搜罗材料使《周书》以材料丰富见长，《四库全书总目》列举“《元伟传》后，于元氏戚属，事迹湮没者，犹考其名位，连缀附书”的例子，评论“德棻旁征简牌，意在摭拾”是有说服力的。

《周书》修成后，因李延寿《北史》广为流行，致使《周书》流传甚微，到宋代已有散佚。因而对《周书》的考证成为后世学者的重大研究课题，而随着清代考据学的热潮，对《周书》的考证更是有了突破性进展。

清代学者钱大昕通过考证指出：“今考纪传，每篇皆有史臣论，惟列传第十六《卢辩》、第十八《长孙俭》等、第三《韦孝宽》等、第廿四《申徽》等、第廿五《厍狄·峙》等无之，盖非德棻元本。其廿三、廿四两卷，全取《北史》，廿五卷亦取《北史》而小有异同，十六、十八两卷与《北史》多异，而十六卷尤多脱漏。”又考证卷二《武帝纪下》“五年，是日，诏曰”下“皆脱数行”。四库馆臣亦考证说：“今考其书，则残阙殊甚，多取《北史》以补亡。又多有所窜乱，而皆不标其所移掇者何卷，所削改者何篇。遂与德棻原书混淆莫辨。今案其文义，粗寻梗概，则二十五卷、二十六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卷、三十三卷俱《传》后无《论》。其传文多同《北史》，惟更易《北史》之称周文者为太祖。”

今人点校《周书》时，结合《周书》的流传及清代学者的考证成果，认为该书“卷一八、卷二四、卷二六、卷三一、卷三二共五卷全缺；卷三六可能全缺，可能半缺；卷二一大半缺”。

中华书局1971年点校本《周书》出版，由唐长孺先生负责，以清乾隆武英殿本为底本，与三朝本、明南监本、北监本、毛晋本、清金陵书局本以及百衲本六个版本互校，同时通校《册府元龟》和《北史》中的有关部分，并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最为通行的整理本。

中华书局2022年修订本《周书》出版，该书仍以殿本为底本，逐条覆核原点校本已有的校勘成果，充分吸纳原点校本的成绩。在尊重既有成果的前提下，以版本对校为基础，充分运用本校、他校，审慎使用理校。原点校本撰有校勘记1451条，修订本删除旧校78条，新增319条，总计出校1692条，并修订改补原校多条，修改撇号数百处。修订本广泛收集并充分参考了以往的校勘研究成果，对原点校本作适当修订和完善，纠正错漏，统一体例，弥补不足，形成一个文本准确、校勘精良、标点合理的修订本。

唐以前记述西魏、北周历史的典籍都没有留传下来，且成书于《周书》之后的《北史》，其西魏、北周部分基本上删节《周书》，较少补充修改。《北史》删改之处，有些正确，有些删节不当乃至出现错误。因此，就现存有关西魏、北周历史的资料而言，《周书》成书较早，保存的资料也最为原始，作为“二十四史”之一部，对了解、研究西魏、北周历史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周书》视野开阔，虽然只是记述西魏、北周史事的隶书，但它着意于反映当时的历史全貌，所记内容兼顾了同时代的东魏与北齐、梁与陈等四朝的重大史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全国大势及纷繁的历史事件。

不仅如此《周书》还通过寓典志于纪传之中的方式,保存了北周官制建置、州郡变动、经济改革与兵制创设等关涉国家运作的重要典志。这对于考察北周制度的嬗递乃至对隋唐制度文明的影响,都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此外《周书》卷十八附记柱国大将军、大将军元欣等十三人名位，表明北魏戚属受到北周皇朝的善待，这是北朝军事制度史方面的重要资料。

《周书》还记述了少数民族的历史内容：《异域传上》和《异域传下》，分别记载了高丽、百济、蛮、突厥、吐谷浑、高昌国等21个国家和民族。其中不仅包括我国境内北方和西方的一些少数民族，而且还有远至安息、波斯等地的社会历史情况。

《周书》的文笔简洁劲爽，赵翼在《陔余丛考》中称赞“《周书》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如《王罴传》《韦孝宽传》都写的简洁有力，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读来令人感动激奋。宋人叶适称赞这两篇传记“学者能详看，所长气力不少。”，再如《王褒传》记其《寄周宏让书》和《庾信传》记其《哀江南赋》，都是文学史上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