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是大乘佛教中的一部纲领性经典，书名意为“依靠金刚石般无坚不摧的大智慧，破除一切贪欲虚妄以及烦恼，超越生死而达到涅的彼岸。”《金刚经》的作者相传是佛的大弟子阿难，其中记录了佛陀和弟子须菩提的问答和宣讲，从佛的教义出发，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讨论对于世界的根本看法，二是如何修行才能成佛，主张“空”的思想。

《金刚经》在中国、东亚、东南亚、中亚等地区皆有流传，也存有多种语言的译本。该经书最早由后秦时期鸠摩罗什法师译成文言文，该本也是普及度最高的汉文译本，此后还有菩提支流法师、真谛法师、达摩多法师、玄奘法师、义净法师五种译本，相关版本和注疏繁多。《金刚经》采用抽象思辨的形式唤起人的智慧和理性，并直接影响了后世禅宗思想主张“取消一切形式，觉悟只靠自己”这一思想的产生，从流传和内容上都开启了佛教的中国化与世俗化的进程。

《金刚经》流传期间还衍生出大量书法、绘画、文学作品，丰富了中国民间艺术题材，推动了古代艺术发展，并为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全称为《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多经》，简称《金刚经》，其梵语原名vájra-cchedik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此经以“法喻”立名，金刚主要有坚硬、锐利、光明三种含义，在鸠摩罗什的译本中，“金刚”被用来比喻般若智慧，“金刚”坚硬如宝相般若，能够摧毁一切，又不被一切破坏，破除一切烦恼，又不被烦恼所惑；“金刚”锐利比喻观照般若，破除有情众生的我执和法执；“金刚”光明比喻文字般若，能斩断有情众生的无明，使得众生走向光明大道而获得觉悟，“能断”指般若智六祖慧能够斩断有情众生的迷惑烦恼，“般若”是成佛的大智慧，其体坚硬，其相锐利，其用光明，故而以“金刚”来比喻，“波罗蜜多”含义为抵达彼岸，从生死此岸到达涅槃彼岸，禅宗思想六代祖师慧能有《金刚经六祖口诀》：“不着诸相谓之彼岸，若着诸相谓之此岸。”“心迷则此岸，心悟则彼岸。”而要从此岸到达彼岸必须修行大乘佛法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所以《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多经》从名称直译来看意为“依靠金刚石般无坚不摧的大智慧，破除一切贪欲虚妄以及烦恼，超越生死而达到涅槃的彼岸。”

而《金刚经》的中文译名由于对原文理解的不同，不同译本出现有分歧，隋朝大业年间达摩笈多的译本翻译为《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其中“波罗蜜”是梵语pāramitā的音译，也可以译为“波罗蜜”，鸠摩罗什的译本省略了能断，翻译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北魏菩提流支和南朝陈真谛译本皆是如此，而唐朝玄奘法师在弘福寺将其译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即是《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第九会《能断金刚分》，义净在公元702年译为《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只在译名前加了“佛说”二字，其余与唐僧译本相同。译名的分歧主要是在“金刚能断”与“能断金刚”两者的区别，从梵语原文来看，鸠摩罗什将“金刚”理解为“般若智慧”，而玄奘和义净的翻译则是将两者颠倒，将“金刚”理解为烦恼，故而在译名上处理不同。

《金刚经》的产生年代约在公元前二、一世纪的古印度，随着印度佛教的衰亡，《金刚经》的梵文本也逐渐亡佚。经文主要是佛与须菩提的对话录，也被认为是阿难陀记录。据现代学者朱小丰依据佛教经典内容，对《金刚经》的成书年代进行了考据，正文中有“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不惊不怖不畏，当知是人甚为希有”，明显是后世佛门弟子的评论和感叹。经中多次提到释迦牟尼于燃灯佛处无法可得，这也是释迦牟尼死后才出现的传说和理解。经中一再谈到三千大千世界，提及“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又以“发阿二十一度母三藐三菩提心”为主要劝戒，并且对小乘佛教的修习持否定态度，如:“若乐小法者，若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则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认为信小乘佛教的人无法理解这部经。上述几点，都是大乘尤其是大乘空宗的特色，而印度佛教中小乘与大乘的分裂出现在公元一世纪左右，龙树（约公元150—250年)时《大品般若经》已是主要经典，鸠摩罗什译《金刚经》时也是把它当作重要佛教经典之一来译的，故《金刚经》的成书应约在公元二世纪前。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自后秦时期弘始年间被译出后共有六个译本，分别是：鸠摩罗什法师在长安逍遥园译出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元恪永平年间（508年）菩提流支法师在在洛阳永宁寺翻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陈蒨天嘉三年（562年）真谛法师于制持寺译出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法师达摩笈多与隋时在洛阳市译出的《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李世民贞观二十三年（649年）玄奘法师译出的《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武周久视元年到李旦景云二年（700至711年）义净法师在洛阳荐福寺译出的《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现存敦煌本《金刚经》中，鸠摩罗什译本的写本最多，据统计大约有两千本以上，而其他译本的写本稀少或是没有，可见鸠摩罗什译本也是普及程度最高的译本。

鸠摩罗什（344年至413年，一说350年至409年），父亲是天竺望族，后至龟兹，罗什生于此，七岁出家，博读大小乘经论，前秦释道安晚年“闻罗什在西域，思共讲习微言”，前秦皇帝苻坚于建元十八年（382年）攻伐焉耆，三年后灭龟兹，鸠摩罗什被劫至凉州，苻坚被姚苌杀害，后凉建立后，鸠摩罗什因此在凉州滞留，在这十七年滞留在凉州的时间里，鸠摩罗什逐渐熟悉和掌握了汉语。之后姚兴攻打后凉，鸠摩罗什被带入长安西明阁组织译场，在这里鸠摩罗什译出了大量佛教经典，《金刚经》也在其中，还著有数本佛教著作，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弘始十五年（413年）鸠摩罗什卒于长安。

鸠摩罗什的译本最早也是流传最广，鸠摩罗什于401年开始在逍遥园翻译经书，此本具体翻译时间按《高僧传》中记载，约在弘始八年（406年）左右，全称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收录于《大正藏·般若部》第八部·第二三五号，共5180字（民间译本5176字，区别在于第八分最后一句“是名佛法”四字的有无）。在鸠摩罗什的翻译中曾有“不可译论”，认为汉梵两种文字文体区别甚大，体式不同，鸠摩罗什所在的时代之前的译本虽然能得到其中大意，但是译文味同嚼蜡，难以达到向广大受众传教的目的。所以在翻译过程中采取了删减的方法，使得正文具有较强的叙事性和流畅的说理，因此流传较广，后世主流译本也都采取此版本。

鸠摩罗什的译本整体结构是“偈颂——正文——偈颂”，罗什在其译《成实论》卷一“十二部经品第八”说中提到偈颂的方式是民众喜闻乐见的，并且结构严整，便于记忆，鸠摩罗什还在翻译的语言方面采用了白话，使得语言流畅简练，如正文开头交代了佛陀为众人讲经说法的准备工作，“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世尊食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以寥寥数语表现了佛陀安详的举止和以身作则的修为，形象生动便于传播。鸠摩罗什译本还建立了相对的逻辑定义，将说理范围集中在心性的基础上，组织出一套相互证明、相互否定的理论框架，破除一切有无，告诫众生断除两边，既不着眼于法相也不着眼于非法相，认识到共性与差异之间的辩证关系。

关于菩提流支法师的记载较少，生卒年不详，其传记收录在《续高僧传》卷一、《历代三宝记》卷九中，《金刚仙论》中提到，菩提流支“遍通三藏，妙入总持”。北魏永平年间，菩提流支抵达洛阳市，元恪将其安住在永宁寺，令七百梵僧辅佐其翻译工作。

菩提流支译本的《金刚经》译于永平二年（509年），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正藏》中收录其两个版本，均在《大正藏·般若部》第八部·第二三六号，译本一译法与鸠摩罗什本接近，内容上差别也不大，译本二的篇幅略长，与陈真谛译本内容相近。按《大正藏》第八册：“《金刚般若》，前后六翻。按《开元释教录》，此第二译。《思溪》经本竟失其传，误将南陈真谛三藏者重出，标作魏朝留支所译，大有庭。”可知此版本是伪本。

真谛三藏（499~569），西天竺优禅尼国人，萧衍使臣张汜从抉南国礼请来华，于大同十二年(546)八月十五日抵达南海，两年后，始达建康（今南京)。永定二年（558)在杭州市、晋川诸郡停留，从事经论翻译。太建元年(569)染病，至正月十一日迁化，时年七十有一。真谛三藏来华凡二十三载,所出经论传记64部、278卷，所携梵本并多罗树叶儿凡240夹，如果翻译下来有两万多卷，藏于广州制旨和王园两座寺庙里。

此译本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基于梵语原本的重新翻译，译于陈天嘉三年（562年）梁安郡，收录在《大正藏·般若部》第八部·第二三七号。此本与菩提流支译本二相接近，在原经后注上有“寻此旧经，甚有脱误”，由此可知真谛重新翻译的原因是旧译流传过程中出现脱误。

达摩笈多（542或543-619年）,《续高僧传》卷二：“本南贤豆罗啰国人也。”，达摩笈多至二十五岁受具足戒，于杨坚开皇十年（590）冬十月延入京城。

此本译出时间不详，全称《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收录于《大正藏·般若部》第八部·第二三八号，共7109字，智昇《开元释教录》有记载笈多“翻《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及《普乐经》十五卷，未及练覆，值伪郑沦废，不暇重修”，可知此时李渊和李世民可能已攻下洛阳，时间或许在公元616年左右，此本或为草稿本，故不入唐目录书《大唐内典录》与《开元释教录》的“入藏录”，此本为六种译本中的“直译本”，即根据梵语原文字句逐一翻译，语法句法均不做改变和删减，由于两种语言差异较大，所以此本文风晦涩难懂，但是对于梵汉对比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玄奘本姓陈，名、洛阳氏人。13岁出家，21岁受具足戒。贞观三年（629）西行求法，经新疆以及中亚等地，入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师从戒贤，贞观十九年（648）返回长安，历时十九年，旅程五万里，从贞观十九年开始在弘福寺和大慈恩寺从事翻译经书的工作。

玄奘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和龙朔三年（663）两次翻译《金刚经》，一般认为前者已经失传，后者收录于《大般若经》中，为第九分《能断金刚分》，此译本全名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共8208字，相较于鸠摩罗什的译本，玄奘在译名中强调了“能断”二字，在其理解中，欲明菩萨以分别为烦恼，而分别之惑坚类金刚。唯此经所诠，无分别慧乃能除断，故曰《能断金刚般若》。唐僧译本与鸠摩罗什译本的意译不同，玄奘更多采用直译，玄奘认为佛教经典的翻译是在佛祖的注释之下，故而不做改变，较之鸠摩罗什为普及佛法而做的删减，内容更加丰富，可以澄清鸠摩罗什译本中的一些概念，化解鸠摩罗什译本中的一些矛盾，在佛学义理上，此译本更加平衡，不会导致读者进入“空”的虚无主义之中。

义净出生于贞观九年（635），俗姓张，义净七岁出家，李治威亨二年（671），义净三十七岁时随商人前往印度，西行求法，后入那烂陀寺修习佛法，垂拱元年（685）离开印度，沿海路东归，在室利佛逝国停留了十年，进行翻译佛教经典，写书籍，证圣元年（695）五月，回到洛阳，敕封义净“三藏”的名号，并设立翻译场所，先天二年（713）正月，七十九岁的义净在长安大荐福寺翻经园圆寂。

义净译本全称为《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译于长安三年（703）在西明寺译出，全文5118字，是六本译本中字数最少的，此本兼有鸠摩罗什与唐僧译本的优点。

《金刚经》相传是由佛陀的大弟子阿难陀所作，记录了佛陀和弟子须菩提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的问答，它从佛的教义出发，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讨论对于世界的根本看法，二是如何修行才能成佛。

其中第一个问题，对于世界的根本看法，佛陀提出了“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若世界实有者，即是不可说”，这一观点意为佛所说的世界只是假借了世界的名称，其实根本是不存在的，此外佛还提出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认为“心”这一认识主体想要达到所谓“无所住”的境界，就要否定认识对象与认识器官，舍弃一切留恋与执着，能够透见到世界的虚妄不真。并且佛还认为“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其否定了客观世界的真实存在，而肯定了佛教持有的纯粹理念和修行共同的极致——涅槃。

关于第二个问题，从《金刚经》译名的意思来看，要达到成佛的境界要有金刚不坏之志和大智慧，要舍弃各种妄想之心，内心中要破一切执着信念，行动上要利益一切众生，此外还要诚心受持诵读《金刚经》。

金刚经的核心思想是佛教的“空”的思想，这一思想来自于佛教的有无宗，最早体现在印度原始佛教中的“人无我”思想。《金刚经》文本的核心思想着眼于“破”和“立”，破除一切相，包括我相、人相、心相，最终在“破”的基础上“生心”。

佛教所说的“相”构成了整个世界，一切法包括有为法和无为法，有为法因缘而有生有灭，没有自性，无为法因缘所生，永恒常住，而在佛教的观点里，这有为法和无为法都是需要破除的。《金刚经》沿着“确认到超越再到确认然后再超越”的路径，给予人类的生存以关怀，“破”“立”的辩证关系正式对于确认与超越的统一和理性与信仰相融通的诠释，旨在关注人类自身生存状况、消除人类痛苦、追问人类终极，在体会认知人类以及世界本真的基础上达到心灵解放和精神自由的状态。

金刚经的“空”还体现在其言说方式上，《金刚经》以佛陀与须菩提的问答对话的形式呈现，佛陀在书中的地位是绝对的权威的，但是在对须菩提提问进行解答时，佛陀很多时候都没有给出直接而明确的回答，只给出了相对抽象的理论，这种言说方式给到后世的禅宗思想以启示，这种似是而非的回答正和“空”的虚无观点相暗合。在佛陀对于事间万物的认知中，其观点认为人们所见万事万物的区别只是缘聚缘灭引发的变化，而事物的态势是变化的，不可以用一时的状态来定义其本性，例如“佛法”，“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须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意在“佛法”这一事物实际上并非是佛法，而是名为佛法，语言只是一种符号，一旦事物被命名其内在本性就被定性了下来，这与“空”相违背，而一旦有这一想法就会执着于相，自称掌握所谓“佛法”的，便一定没有掌握佛法。

《金刚经》的流传主要有几方面内容，一是《金刚经》多次被翻译，二是《金刚经》注疏种类繁多，三是《金刚经》相关灵验记的编纂，四是《金刚经》的信仰模式。

佛教自从西域传入以后，中国译经事业兴起，至唐朝进入全盛时期，演变为中国佛教，其中当以禅宗思想为代表，禅宗的理论以“心”为主，至六祖慧能，“心性论”达到高峰，这与改立《金刚经》为立宗经典有关。《六祖坛经》受到《金刚经》影响，禅宗的佛学义理还吸收了道家和儒家思想，出现了三教合一的契机。

宋代以来，儒学复兴，由于儒学义理化的需要，对于《金刚经》的研究也未曾停止，相关注疏也异军突起，大量增加。而与唐代不同，由于儒学地位的提高，上层精英阶级不再奉佛教为尊，在这种情况下佛教信仰向下层转移，佛教中国化与世俗化进一步发展，相关注疏也变得灵活多样，内容丰富，其中还出现了修持仪轨（记述仪式轨则之经典的通称），宋以后的《金刚经》注疏大量垂涎“陀罗尼”“真言”，即所谓咒语，使得大乘佛教经典变成了可操作的宗教信仰，凸显了其神圣性。

佛教的灵验记一直是宣传佛法、巩固信仰的重要手段，唐朝以来，关于《金刚经》的灵验故事就已经出现了，其中内容多以现实利益为导向，具有功利色彩，而到了宋元明清时期，灵验记中故事情节也变得完整和离奇，这也是佛教世俗化的体现。

《金刚经》的流传反映了也推动了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融入中国文化体系的进程，佛教逐步内化为一种民族意识，如其中“虚无”“极乐世界”“轮回报应”的观念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意识力量，《金刚经》这一最为普及的佛教经典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佛教信仰的影响扩大，信仰根基深入民众，并与中国其他思想如道教、儒家思想合流，对中国中古以来的民族意识与社会形态的塑造产生的重要影响。

《金刚经》还流传到其他国家，日本、韩国、中亚等地区均有其流传痕迹，其译本也有梵语、文言文、尼泊尔文、藏文等多种语言，二十世纪以来还出现了以鸠摩罗什译本为原本的英文译本，推动了佛教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金刚经》梵本自传入中国以来，虽然有六种译本，但是其中鸠摩罗什译本最为重要，流传也最广，故而《金刚经》版本流传除梵本外主要有两条分支，一是鸠摩罗什译本的版本流传，二是其他五种译本的流传。

近代以来一些残损的梵文文本被发现，目前整理出的《金刚经》梵文本共有三种：

科分，又叫科判，用于对佛教经典各个篇章的划分，从401年至414年鸠摩罗什弟子僧肇所作的《金刚经注》和北齐所刻泰山经石峪摩崖残存的1000余字拉看，最初的《金刚经》原本是一气呵成的并未有分篇，而今日通行本则有三十二篇，关于《金刚经》三十二分的划分作者学界考据有两种说法，一是《金刚经》三十二分本为梁昭明太子所作，这一说法出现于元末明初。二是《金刚经》三十二分为五代十国时期定型，其作者也大概率是五代人。随着敦煌市文献的发掘和考据，后一种说法可信度更高。

而在三十二分本之前，还有学者从敦煌文献中发现的十二分本，这些现存的十二分本其流传时间都基本在公元七世纪到八世纪，而宋代以后《金刚经》流传基本就以三十二分本为主，根据智顗《金刚般若疏》与吉藏大师《金刚般若疏》的记载中可知十二分本为菩提流支所作，其中记录的子目与敦煌文献中基本相同，由此可知三十二本的流传是经过长期演变而来。对比十二分本，三十二分本在每一篇的长度上更为均衡，利于诵读。

此外在敦煌市文献与通行本的对比中，学者发现《金刚经》的内容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流通本较之敦煌文献缺少六十二字（一说六十字，区别在于段首“尔时”二字）的文字，经对比，这一段文字在早期鸠摩罗什本中并未出现，而是后来补入，这一段文字被称为“冥司偈”，其内容为：

“（尔时）慧命，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于未来世闻说是法，生信心不？

佛言：须菩提，彼非众生，非不众生，何以故？须菩提，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

根据《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唐上都大温国寺灵幽传》《金刚经解义》三本文献中记载的材料可知这六十二字是由灵幽法师补入的，相传是灵幽法师起死回生，在冥界获得的启示，是《金刚经》信仰的灵验，其补入时间约在822至868年之间，此时佛教遭遇会昌灭法这一事件，学者推测“冥司偈”是为了推广佛教而编造的理由。

鸠摩罗什译本的版本繁多，其版本系统划分也有许多标准，例如按刻印形式划分可以有单行本、合经本、丛书本，按产出方式可有写本和刻本等等，以下是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版本，以供参考。

此本书写于李恒长庆四年（824），现存唐拓本，全文5043字，书写工整，无错字。

此本为敦煌市写本，现藏于中国书店，卷面有损伤，缺少十六字，另有一处添一字，四处共缺四字，五处错字，实际为5040字（补上损缺的十六字）。

此本为卷子本，李漼咸通九年（868）雕版印刷，长十六米，上有版画，完整无缺，共5125字，较之柳本多85字，其中二十一分多60字，也就是“冥司偈”。这个版本是现知世界上最早的刻印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20世纪出土于敦煌，现藏于大英图书馆。

此本为南唐保大五年（947）寿春府永庆寺道颙法师石刻本，共5150字，较之咸通本多两字，即“冥司偈”段首“尔时”二字。

此本为南宋赵昀绍定二年（1229）刊刻，完成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装帧精美，实际字数5143字，其中有三字有误。

明成祖朱棣在永乐二十一年（1423）汇集各家注释，编辑为《金刚经集注》，此本摒弃三十二分，认为其“破碎经义”，共5169字，有一处错误。

流通本即明清时期通行版本，内容与朱棣本基本一致，而采用了三十二分，标准字数为5176字。

其他五种译本，现存最多的为《清敕修大藏经》本，宋朝的《开宝藏》《契丹藏》《赵城金藏》《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资福藏》，宋元之际的《宋碛砂延圣寺刻本藏经》《普宁藏》，明朝的《初刻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嘉兴藏》，清代的《乾隆大藏经》，民国时期的《频迦藏》《普慧藏》，韩国的《高丽藏》《高丽再雕藏》，日本的《缩刻藏》《卍正藏》《卍续藏经》《大正新修大藏经》，以及中国当代学者修造的《中华大藏经》中都收录有此五译本的《金刚经》。此外还有敦煌遗书中存有此五种译本的写本。

《金刚经》流传甚广，相关写本数量繁多，其中不乏著名书法家书就的抄本，这些抄本流传至今也成为了具有较高历史和艺术价值的书法作品，如摩崖石刻《泰山金刚经》、柳公权《金刚经》、赵孟頫书《金刚经》、傅山小楷《金刚经》六种等等。随着宗教世俗化，《金刚经》还出现了《金刚经变》一类的绘画作品，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内次北廊向东塔院内西壁吴画《金刚变》，工人成色损。次南廊吴画《金刚经变》……并自题。”敦煌莫高窟中也有着大量《金刚经》相关壁画，为古代绘画艺术提供了重要参考。《金刚经》的流传也带来了大量灵验记，这些报应故事也为中国民间文学提供了素材，如宋代李昉等人编纂的《太平广记》中就有《金刚经》报应故事，促进了佛教传播，也成为中国古代文学重要题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