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420年-479年），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第一个朝代，由宋武帝于晋元熙二年（420年）代晋称帝，建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史称刘宋。

刘宋政权存续约60年。建立者刘裕去世后，先是太子刘义符继位，但很快被权臣废黜，接着刘裕第三子刘义隆继位，为宋文帝。宋文帝在位约30年，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开创了“元嘉之治”。453年，因有废立太子之心，宋文帝被其子刘劭弑杀。此后，刘宋皇室陷入骨肉相残的内乱中，先后历经了刘骏、刘子业、明帝、刘昱、顺帝等五位皇帝。最终，于479年，被萧道成夺得皇位，刘宋就此灭亡。

刘宋政权在建立初期疆域鼎盛，北至秦岭和黄河（即今黄河稍北地区），西至四川大雪山，西南覆盖今云南省，南部与越南的横山及林邑接壤，东、东南至海，这也是南朝历代疆域最广阔的时期。宋岩在《中国历史上几个朝代的疆域面积估算》一文中，估算宋元嘉二十六年（449年）时刘宋的疆域面积约为228万平方公里。

刘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一个由寒门庶族建立的朝代。这一时期，政治上出现“寒人掌机要”的局面，中央逐步加强皇权，限制士族特权。刘宋与北魏长期对峙，同北方少数民族、古代日本、百济、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保持良好关系。经济上，刘宋继续推行土断，始行检籍政策，以扩大税源。随着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刘宋经济进一步发展，其生产水平已呈现超越北方的势头。文化方面，“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颜延之、鲍照推动了诗歌内容和形式改革，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六朝志人小说代表之作，历史学著作代表有裴松之《三国志注》和范晔《后汉书》。科技领域，祖冲之第一次将圆周率计算到小数点后七位，《竹谱》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植物专谱。刘宋也是中国佛教蓬勃发展的时期，中国与印度僧人往来密切，诸多佛教思想逐步传入汉地，丰富了汉地的佛教文化。

南朝宋的国号为“宋”，此国号由来是开国皇帝宋武帝的封号。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被封为宋国公，封地十郡，加受九锡。义熙十四年（418年），刘裕升封为宋王，加封十郡之地，封地被称为宋国。元熙二年（420年）四月，司马德文禅位于刘裕，同年六月，刘裕称帝，建都建康（今南京），史称刘宋。

刘宋政权的建立者是宋武帝刘裕。刘裕，彭城县绥舆里人，字德舆，小名是寄奴，起初担任东晋冠军将军孙无终的司马。晋隆安三年（399年），孙恩领导的农民起义在会稽郡爆发，宋武帝被招至北府兵将领刘牢之麾下担任参军，随军征讨。在征讨孙恩的过程中，刘裕开始凭借自己的军事才能崭露头角。

元兴二年（403年）十二月，桓玄篡位称帝。元兴三年（404年）二月，刘裕等人在京口区起事，先打败了桓楚、桓修等部，后又打败了桓玄大将吴甫之与皇甫敷，击败桓玄，升任为镇军将军，都督荆、司等十六州诸军事，领青、徐、三州刺史，镇京口。义熙三年（407年）十二月，司徒王谧去世。次年正月，司马德宗召刘裕入朝辅佐，实际掌握朝政大权。

义熙五年（409 年）二月，南燕入侵淮北，刘裕北伐，次年灭之。义熙八年（412年），除对手荆州刺史刘毅，又命益州刺史朱龄石率军攻打谯蜀，次年蜀平。义熙十一年（415 年），宋武帝亲讨司马休之，司马休之奔逃后秦。至此，东晋的各大割据势力在刘裕的努力下归为统一。义熙十三年（417年），灭后秦。义熙十四年（418 年）六月，刘裕被加封为宋公，加九锡，并以十郡食邑建宋国。次年正月，司马德文进刘裕为宋王，增十郡给宋国。元熙二年（420 年）六月，晋恭帝禅位，刘裕代晋称帝，改国号“宋”，改元“永初”。

刘裕在掌握东晋朝政和称帝后，开始进行整顿、改革。为促进生产发展，他采取了一系列宽租省调，与农休息的措施。义熙八年（412年），宋武帝下令江州、荆州市二州的租税和征调劳役，都要按实有的住户征收，废止了朝廷征调的癸卯梓材，庚子皮毛，另外可酌量交纳土产。此外，对于五年徒刑以下的罪犯进行了免刑处理，凡作为人质抵押的贼寇家庭其余的人，也全部宽恕释放。刘裕还改革了荆州和武威郡的“老稚服戎，空户从役”的苛政，规定这两州的属吏和军人12岁以下、60岁以上，以及抚养孤儿者，独子父母亡故者，都准予离去。穷独不能自己养活者，提供长期救济。永初元年（420年）又发布命令，禁止再向民间征调造船木材、船只、车牛。

在税收政策方面，宋武帝将按口计税改为按资收税，即根据家庭财力征税，这有利于贫困家庭。从永初年间（420年-422年）开始，刘裕允许租税折算成钱缴纳。民众积欠的租税，刘裕也发布命令“不再追讨”，还下令、减免市税。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缓解了社会矛盾，对生产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刘裕当皇帝不到三年就去世，太子刘义符于422 年继位，由司空徐羡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辅政。刘义符在位两年，沉湎游戏，疏于政务。徐羡之等人密谋废立，又因次立者应是徐羡之等所嫌忌的庐陵王刘义真，于是他们先废刘义真为庶人，再废黜了刘义符，最终杀害两人。接着，他们拥立了荆州市刺史、宜都王刘义隆（宋武帝第三子）为帝。424年，刘义隆即位，改元元嘉。刘义隆即位不久就宣布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杀害刘义符、刘义真的罪状，徐羡之畏罪自杀，傅亮被处死，谢晦起兵失败后被斩首。这样，宋文帝把国家统治权力收回到自己手中。

宋文帝主政期间，整顿吏治，倡导儒学，整顿律令，加强法制建设，废除苛刻暴虐的政令，多次下诏减免租税，劝课农桑，奖励垦殖等。这一系列举措改善了晋末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的状况。元嘉时期成为南朝最为安定的时期，《南史》记载：“于斯为美，后言政化，称元嘉焉”，史称元嘉之治。

刘义隆即位后，先后于元嘉七年（430年）、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以及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发动了三次北伐，但均以失败告终，刘宋从此由强转弱。

第一次北伐发生在元嘉七年（430年）。在宋武帝的永初末和刘义符刘义符的景平中，北魏就开始攻打刘宋，占领了河南省部分地区。宋文帝继位后，意图夺回被北魏侵占的河南虎牢等地。元嘉七年，刘宋派到彦之领甲卒五万，精骑八千，收复河南，但最终“悉委弃兵甲，武库为之空虚”。

第二次发生在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刘宋第一次北伐失利后，北魏进一步加强对河南的经营和对山东省的蚕食。元嘉二十七年春，拓跋焘拓跋焘入侵刘宋淮北市，大肆掳掠。刘义隆决定再次北伐，谋划恢复河南。此次北伐，刘宋以王玄谟为主将，但在当年十一月，王玄谟等在河南省滑台失败，北魏军队直达长江北岸的瓜步，所经之处，无不烧杀抢掠，刘宋损失惨重。

第三次发生于元嘉二十九年（452年）。起因是魏中常侍宗爱暗中杀害了，决定乘机北伐。宋文帝以萧思话为主力进攻山东。但监军张永累攻确磝城不克，反被魏军偷袭，而张永逃跑时又没有通报给其他将领，贻误军情，刘宋军队一败涂地，死伤无数。从此，刘宋失去了河南和山东省，对北魏战争一直处于被动地位。

刘义隆立刘劭为太子，考虑到宗室强盛，特地强化东宫兵力，使其规模与羽林军相当，达到实甲万人。然而，随后文帝又有废立太子的想法。刘见状，先发制人，于元嘉三十年（453年）二月，率东宫兵入宫杀文帝，自立为帝。这时，文帝第三子武陵王刘骏正率兵攻打大别山以南的少数民族。听说父亲被杀，就利用这支武装力量征讨刘劭。宋武帝第五子刘义恭弃家逃奔刘骏，刘劭杀刘义恭十二子及有旧恨的宗室长沙嗣王刘瑾、临川嗣王刘晔等多人。元嘉三十年五月，刘骏攻克刘劭，杀刘劭及其四子，又杀其同党始兴王刘濬（文帝第二子）及其三子。

刘骏即位，是为孝武帝。孝武帝即位不久，不愿意让他叔父刘义宣刘义宣（刘裕第六子）久任荆州刺史，调任其为丞相、扬州刺史，刘义宣不愿意并举兵，后失败。刘义宣及其诸子，均被孝武帝新任的荆州刺史朱修之杀害。在孝武帝统治的短短十年中，还先后杀害了自己的弟弟南平王刘铄（文帝第四子）、武昌王刘浑（文帝第十子）、海陵王刘休茂（文帝第十四子）和竟陵王刘诞（文帝第六子）等。其中，对刘诞及其治下人民的行为最为恶劣。大明三年（459年），刘骏派军围攻刘诞镇守的广陵，城破后，孝武帝下令屠城，五尺以上的男丁全部斩首，数千人丧命，城中的女性全部作为“军赏”，分赐给屠城有功的将领，充当奴婢。

孝武帝即位后，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包括削弱东宫官属，加强皇宫禁；裁撤“录尚书事”，此举既出于对宗室的猜忌，也因为客观上录尚书事权力太重；设立御史中丞专道制度，强化监察；取消二吏部尚书的设置与五兵尚书；取消郡县官入仕年限和缩短任期，但任期的缩短势必导致官员们产生临时主义思想，在政务上不尽心竭力，官员们也难以充分展示其才干，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重新划分重要的州郡，以削弱藩王的势力；创设典签制度，委任寒门人士监视州郡长官；废除地方封君下属对封君称臣的制度；设立王制度以加强中央对州镇的直接控制；创立直阁将军制度，重新设立卫尉武官制度，以加强中央禁卫军权；终结了世兵制，通过“征兵制”和“募兵制”扩充兵源；成功完成对武威郡的土断属籍，实现了侨户和土著的户籍统一；积极推动养马政策，以加强军备实力等。

465年，死，子（）继立。刘子业即位后，杀了（第五子）及其四个儿子，还杀害了弟弟和。刘子业不仅屠戮亲属，还对许多大臣名将进行了残酷清洗，包括始兴那公、、尚书左仆射、东阳、太守等先后被杀。刘子业还计划把剩余的六个叔父杀掉，宿卫的将士也朝不保夕，最后他们联合起来杀了刘子业，拥立为帝，是为。明帝即位后，也杀尽了诸子，还把自已仅存的五个弟弟也杀掉了四个。

472年，明帝辞世，由其子刘昱（后废帝）继任。明帝仅存的唯一弟弟，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于474年5月发动叛乱，但未成功。与此同时，建平王刘景素（文帝之孙）担任南徐州刺史，驻守京口，目睹朝政混乱后举兵夺取政权，但最终战败身亡。在皇室的倾轧中，大权逐步落入中领军将军萧道成手中。477年，萧道成废黜刘昱，立刘昱的弟弟刘准为帝，即顺帝。此后，萧道成逐渐消灭了他的政敌尚书令袁粲、荆州刺史沈攸之等。最终，他像宋武帝一样登基称帝，即齐高帝，改国号为齐，史称南齐。

刘宋政权的疆域在其建立初期达到鼎盛，北边以秦岭、黄河（即今黄河稍北地区）与北魏为界，西至四川大雪山，西南涵盖今云南省地区，南部与今越南的横山及林邑接壤，东、东南一直延伸至海，这也是南梁历代疆域最大的时期。此后，河南省和淮北市逐渐被北魏侵夺，刘宋的疆域几乎恢复到东晋原有的版图。

宋岩在《中国历史上几个朝代的疆域面积估算》一文中，以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为准，估算宋元嘉二十六年（449年）时刘宋的疆域面积约为228万平方公里。

刘宋的行政区划实行州、郡、县三级制。根据《宋书·州郡志》记载，大明八年（464 年），刘宋政权共得二十二州，分别为扬州、南徐州、徐州、南兖州、兖州、南豫州、豫州、江州、青州、冀州、司州、荆州、郢州、湘州、武威郡、梁州、秦州、益州、宁州、广州、交州、越州。

刘宋时期，还存在侨州郡县的问题。所谓侨州郡县，是将流亡人民原籍的州郡县旧名设立在其寄居之地的州郡县。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数量十分众多，且其设置十分混乱，连同时代的学者沈约也难以厘清。沈约在其编撰的《宋书》中提到：“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 要完整了解南朝宋侨州郡县的设置情况已经十分困难，只能对其整体情况有个大致了解。东晋末年，宋武帝收复青、徐诸州后，将原州郡县名前加上“北”字，以与侨州郡县相区别。南朝宋以后取消了“北”字，取而代之的是在侨州郡县前加上“南”字。南朝时期，侨州郡县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一带，如仅京口区（今江苏镇江）、扬州市（今扬州西北）一带，就侨置了徐、兖、青、幽、冀、并等州及其所领郡县；江南武进（今江苏武进区西北）附近也侨置了二十个郡和六十多个县。此外，长江中、下游以及今陕西秦岭以南地区也有侨州郡县的存在。

《宋书·州郡志》并未明确记载刘宋的人口数量，仅有各州的户口数字，梁方仲据此统计了宋大明八年的户数为901,769，口数为5,174,074。《通典》则记载刘宋大明八年（464年）的户口数是：户数906,870，口数4,685,501。此外，《资治通鉴》卷一二九在大明八年末记载宋有“户九十四万有奇”。

但大明八年并非刘宋国力最强盛的时期。此外，由于当时有不少人未向国家登记户口，一些特殊身分的人也未被编入一般民户的户籍，因此国家户籍上的户口数往往要少于或远远少于实际户口数。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导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中推测，刘宋的人口峰值可能在元嘉二十七年（450年）攻魏失败前的几年间，约在1800万到2000万之间。

南梁时期，南方广大地区还生活着多个少数民族，主要有蛮、傒（xī）、俚和僚等。在这些民族中，“蛮”是人数最多的，“蛮”也通常被用作南方各少数民族重武器。蛮族分为两大支：一支是长沙市、武陵蛮，另一支是巴郡、南郡蛮。长沙、武陵区蛮自称是瓠的后裔，最初居住在长沙、武陵（今湖南省）一带，后发展到今天的湖北西部。刘宋政权为了管理蛮族事务，在荆州市设置南蛮校尉，武威郡设置宁蛮校尉。根据《宋书·夷蛮传》的记载，当时蛮民归顺刘宋后，一户交纳数谷，而其余则无其他徭役。相比之下，其他百姓需要负担繁重的赋役，贫苦者难以承受，导致许多人逃亡至蛮族。

巴郡、南郡蛮则是君蛮的后代。传说廪君出自武落钟离山，乘船从清江至盐阳（今四川省、湖北相邻地带）。刘宋时期，沈庆之领兵多次进攻蛮族，俘获了数十万人口。刘宋在征服的地区设置左郡左县，用以管理蛮族人民，强制其纳租赋。根据《宋书·州郡志》的记载，晋末至宋时期，因蛮族而设置的郡有武宁县、宋安、安陆市、建宁等数个，以及靳水、赤亭、东安县、阳城县等二十多个县。

傒族主要居住在今天江西省南部和广东省北部，以渔钓为生，生活多在水边。俚族则主要分布在湘、广两州，即今天的湖南省和广东。《宋书·羊玄保传附希传》中记载：“泰始三年，出为宁朔将军、广州市刺史。希以沛郡刘思道行晋康知府（今广东德庆）领军伐俚。”至于僚族，则主要栖息在长江上游的蜀地，即今天的四川省。

刘宋时期，刘宋时官品（第一品至第九品）与秩禄之制同时并用。中枢设三公：太宰、太傅、太保，均位居第一品。三公之下设相国，地位尊崇，仅少数权臣（如萧道成）得以充任。另设丞相一员，刘骏初年，由南郡王义宣充担任。此外，还有三司：太尉、司徒、司空，均位居第一品。又有大司马、大将军，也属第一品。

中央又分三省，即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此外，中央政府设有秘书监、秘书丞、秘书郎、御史中丞、治书侍御史、侍御史等官。刘宋政府还设置了管理少数民族的职位，如平越中郎将（治广州市）、南中校尉（治襄阳市）、南夷校尉（治宁州）等。

刘宋建立后，彻底改变了东晋君主的软弱形象，实现了对皇权的重振。这一过程涉及多项措施，其中之一是赋予寒门人士关键职务，通过架空高门士族担任的中书令等部门最高长官，形成了“寒人掌机要”的局面。刘宋皇帝在中书省特设中书通事舍人一职，由寒人担任，成为君主的亲信，参与重要政务的决策。但寒人掌权后，也开始弄权擅政，势凌朝官，以致有“宁拒至尊敕，不可违舍人命”的说法。此外，寒人还常常担任尚书省的都令史，实际掌握具体政务。刘宋时期，寒人也执掌军权，包括中央军权和边镇军权，如寒门出身的颜师伯，在孝武帝时期先后担任黄门侍郎、骠骑长史、太守，后来还作为宁远将军率兵平叛臧质等人的叛乱。

刘宋地方官制，分州、郡、县三级制。州设刺史一人，分领兵刺史（第四品）和不领兵刺史（第五品），下置别驾从事史、治中从事史、主簿、西曹书佐、祭酒从事史、议曹从事史、部郡从事史等。自主簿而下，每州置多少人，无定制。别驾、西曹负责官吏及选举之事，治中主众曹文书之事，祭酒分掌诸曹兵、贼、仓、户、水诸事。扬州不设祭酒，而以主负责其事。

郡置太守一人，秩二千石；丞一人，秩六百石。下设功曹史，主选举；五官掾，主诸曹事。又有主犯史，主催督期会。又设上计掾、史各一人，每岁终向上条陈郡内众事，称为“阶簿”。郡下设县。大县置令，小县置长一人、丞一人。大县置尉二人，小县一人。县下置乡。乡的建制略如前代。

典签制度是时期一项重要而独特的政治制度。两晋时期，皇室让宗室子弟担任各州刺史，原本是为了保护朝廷，但事实上这些宗室成员后来反而成了威胁朝廷的力量。刘宋王朝建立后，选择了典签制度作为解决这一矛盾的手段。典签，原本只是处理文书的小吏。刘宋时期，皇帝指派亲信担任典签，监视出任方镇的宗室诸王和各州，实握州镇全权，故典签又被称为“签帅”。

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选官制度，由专职举士的中正官，将人才区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品级，以便选拔官员。这一制度后来被门阀世族把持，评定人才主要侧重于门第，而被选用的官员也主要来自士族，成为门阀巩固权力工具。然而，九品中正制并非刘宋选官制度的全部内容。刘宋时期，人才还有其他途径可以进入仕途，如辟署、察举孝秀、学校入仕等。

辟署，亦称辟除、辟举、辟召等，分为中央长官辟署和地方长官辟署两种途径。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府、卿署、军府、州郡府下的缘属佐吏人数庞大，其中大部分是由长官自行辟召而来的。直到隋朝，这些缘属佐吏的任命权才被收归中央政府。东晋司马德宗义熙时，掌握了军政实权的宋武帝就着手恢复了秀孝策试制度。根据《宋书·武帝纪》记载：“（晋安帝义熙七年）先是，诸州郡所遣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公表天子，申明旧制，依旧策试。”刘裕即位后，继续亲自策试秀孝。《宋书·武帝纪》载：“（永初二年二月）车驾幸延贤堂，策试诸州郡秀才、孝廉。扬州市秀才顾练、河南省秀才殷朗所对称旨，并以为著作佐郎。”《通典》卷十四《选举二》记刘宋察举： “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试，天子或亲临之。”刘宋建立后，开始恢复学校制度。学员们可以通过学校策试入仕，这一制度在南朝时期也是重要的入仕途径之一。

南梁存续的一百六十余年间，很少修订法律，基本上是沿用《晋律》，再以大量的令和科作为补充。刘宋时期，未颁布新的律法，只是制订或废除一些令、科以补充或完善晋律。如永初元年（420年），废除了“无故自残者补治士”，永初二年诏定杖罪之科；元嘉年间有酒禁、戒坛铸佛像造寺观等科。大明七年，修改了“隶杀长史科”。

南朝时期，最高的军事统帅是大将军兼都督中外诸军事，但南朝君主往往故意空缺这一职位，亲自掌控兵权。例如，刘宋的开国皇帝宋武帝一直亲自掌握兵权，成为事实上的最高军事统帅。

南朝沿用前代的都督制度，派遣都督率军驻守地方。通常，都督还兼管其辖区内的重要州、郡的刺史或太守等地方官员。有的都督辖区有数州，有的则统辖若干州中的几个郡。例如，宋帝刘义隆在未即位前，曾任“都督荆、益、宁、雍、梁、秦六州，豫州之河南省、广平、扬州市之义成、松滋四郡诸军事”。

南朝宋的军队分为中央宿卫军和地方军队两大类。根据《宋书·百官志(下)》的记载，中央宿卫军的统帅分为领军将军（资历浅者称领军或中领军）和护军将军（资历浅者称护军或中护军），分别负责内外军的指挥，此外还有左卫、右卫、骁骑、游击等各类将军名号。领军将军统率京城内的宿卫军（内军），而护军将军则负责京城外的宿卫军（外军）。鉴于当时战事频繁，军事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将军名号颇多。当时大部分担任重要职务的官员都带有将军的名号，但他们并不一定亲自统兵，这一做法主要是为了提高其地位。刘宋的将军头衔，一般分为征（如征东、征西、征南、征北）、镇（如四镇）、安（如四安）、平（如四平）等序列。最尊贵的是征东、征西，而特别尊贵的则再加上“大”字，称某某大将军。如果单称大将军，则必定是把持朝政的权臣。除了上述将军名号，还有骠骑、车骑、中军、镇军、抚军、左右前后将军等其他将军名号。

方镇军则是各方镇的都督统领的地方军队。为了控制方镇军的规模以免威胁中央政权，南朝皇帝多次调整行政区划，削减都督所统方镇军的编制人数，以削弱地方势力。除了都督、太守统领的地方军队外，还有郡县兵，主要用于维持地方封建秩序，有时也被调遣参与作战。此外，还有乡兵，乡兵又称部曲或私兵，是一支重要的地方武装力量。

南朝军队有步兵、骑兵和水军，以军为最高建制单位，军的主将称军主。军以下设幢，长官称幢主。如刘骏攻刘劭时，将军队分为“三幢”，任命刘道隆等3人为幢主。基层组织是队，队有队主、队副。

南梁时期，国家财政事务由尚书台负责。《宋书》卷三九《职官志》记载：“尚书令任总机衡。仆射、尚书，分领诸曹。” 其中，尚书右丞负责主管国家财政。而为了避免出现东晋时期被强臣控制财政甚至政权的局面，刘宋皇帝强化了对财政权力的掌控，具体表现为直接掌握大宗财政支出的审批权，《宋书》卷六四《何承天传》提及：“旧制出钱二十万，布五百匹以上，并应奏闻”，说的就是大宗支出须经皇帝批准。其次是皇帝通过中书舍人或中书通事舍人介入尚书台，间接地强化对财政的控制。

台传是刘宋时期中央派驻地方的财政管理机构，其长官称台传御史，又称台使，属于中央财政收入的钱又称“台钱”。设立台传的初衷在于加速赋调的征收，并迅速转运上供中央财政，后来台传还兼有和市的职能。此外，鉴于东晋时期“主弱臣强”和强藩反叛的教训，刘宋为加强对地方政治的控制，派皇子或宗室出镇重要州镇的长官，同时还委派亲信担任典签，监视王侯在地方的活动，进一步加强对地方州府军政和财政的控制。

刘宋时期，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是田租、户调，计征田租和户调以资产为依据，尤以田、桑、屋三项为主。田租和户调，主要征收的是“谷物”和“布匹”。刘宋采用计口（丁）税米制，主要征收本色谷物。对于户调，刘骏大明五年（461年）十二月重新规定为：“天下民户岁输布四匹。”即每户一年需交纳四匹布。但这只是平均税额，实际征收时要“围桑品屋，以准课”，即根据各户的资产来确定应交纳的税额。除了布匹，刘宋政府还会征收绢绵。

除了田租和户调，刘宋的国家财政收入还有商税、杂税及屯田收入等。刘宋时期的商税、杂税相当繁重，皇帝时常发布“优减”令以减轻商税负担。例如，宋武帝于永初元年（420年）七月下诏“优量减降”市税。卹（xù）钱则是刘宋政府的另一项收入。卹钱，指的是代役金，即以钱免去徭役。屯田则是刘宋时期一些军州的一项收入，也是就地供应军粮的重要方式。屯田的劳动者有士兵，也有武吏之类的官府依附民。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户籍，分为普通民户和特殊民户两类。普通民户主要包括地主、农民等，特殊民户包括兵、僧尼奴隶、杂户等。国家统计户口时一般不包括特殊民户。东晋南梁时期，普通民户的户籍分为两种，用黄纸制成的土著居民户籍和用白纸制成的侨民户籍，前称黄籍，后者称白籍。

在黄籍上要登记每个民户成员的名字和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比如妇人的身分（妻、继室、妾），子的身分（长幼顺序、嫡庶）等。黄籍上还需注明年龄，因为这跟赋役相关。刘宋时期，为逃避赋役，虚报户籍年龄的做法十分常见。死亡、逃亡、在役或患病者也需要在黄籍上注明，以确认其不再服役的身份。由于士族享受免役优待，而是否为士族主要取决于宦和婚，所以在黄籍上也要注明这两方面的情况。宦是指做过什么官。婚是指和哪些人家通婚。宋大明五年（461年），刘骏下诏说：“士族杂婚者皆补将吏”。“杂婚”指士族和非士族通婚，按当时规定，士族杂婚即丧失士族资格，所以宋孝武帝才使他们补将吏。此外，黄籍还要登记民户的门第等级。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实行给客制度，规定官员可以拥有一定数量的佃客作为他们的合法户，这些佃客需要登记在主人户籍的后面，称为附籍。

有关白籍的文献记载相对较为有限。《晋书·范汪传附子宁传》中提到：“昔中原丧乱，流寓江东，庶有旋返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即需要在白籍上注明侨民的原籍，这似乎是白籍在内容上的一个重要特点。由于在白籍上注籍的人免除正常赋役，所以在白籍上登记的事项可能较黄籍少一些。

土断和检籍是南朝时期实施的两项重要政策。土断是指以土著为断，指以现居地为准，将人户著之于籍，而检籍则是对户口进行清查。土断与检籍在南朝时期紧密相连，实施土断往往需要先进行检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北方人迁徙至南方避乱，被称为侨人。土断制度主要解决了当时侨州郡县建制和侨人户籍两方面的问题。南朝宋历史上进行了多次土断，早在司马德宗义熙八年至九年（412年-413年），宋武帝主持了“义熙土断”。此后，刘骏大明元年（457年）和刘昱元徽元年（473年）也进行过土断。土断的方式包括废置部分侨郡县或调整它们的隶属关系，例如在大明年间的土断中，侨池阳县划归新野郡，清水县划归顺阳郡，还有直接给予侨郡县实际土地。侨郡县获得实际土地后，寄寓性质即告消失。总体而言，历次土断中，侨州郡县主要是获得实地而非被省并。

刘宋时期铸造了几种不同类型的钱币。最早的是文帝元嘉七年（430年）铸造的四铢钱，其形制略仿汉朝的五铢钱，厚重的有三公分半，普通在三公分以内，也有更轻的。有的四铢钱背面带有星点，有的面背都有星点。司马曜孝建元年（454年），又改铸孝建四铢，一面铸有“孝建”二字，另一面仍为“四铢”二字。后来又除去“四铢”二字，只留“孝建”二字，重量约一公分左右，变成为二铢钱。永光元年（465年）又铸二铢钱，文字改为“永光”，此外还有景和年号的钱币和“两铢”钱。

刘宋的币制，在中国货币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晋朝政权存续的一百五六十年间，没有正式铸造钱币的记载，刘宋政权结束了这一状态。自西汉刘彻铸造五铢钱以来，历朝一直沿用这个名称，除非是不使用重量单位为名，如新莽和吴、蜀的钱币。刘宋政权改用“四铢”这一新名称，是一项创举。此外，虽然年号钱在刘宋并非首创，但刘宋政权推广了这种做法。

南梁的土地制度分为国有土地和私人大土地占有制。刘宋王朝沿袭西晋占田法，即根据等级的不同，分配不同数量的田地。由于门阀世族地主疯狂抢占土地，严重威胁了刘宋王朝的经济基础，刘宋大明初年颁布了“占山法”，强调在新法颁布前已经占有山林、川泽，并已进行种植养殖竹木杂果、修建捕鱼设施的，不予追夺，承认其合法私有，已占有足够数量山水的官吏不得再占有，但尚未占有足够数量的可依法补占，违反规定者将按照盗律进行处罚，同时废除东晋咸康二年颁布的“壬辰之科”，试图借此限制豪强过度占有山水。

此外，南梁还存在封建国家给予地方政府和官吏的公田与禄田，部分地区还实行屯田以及南朝政府所拥有的官田和荒地。

刘义隆元嘉十九年（442年），刘宋正式恢复国子学。同年，宋文帝下令兴办地方官学。然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由于北魏与刘宋之间爆发战争，宋文帝下令停办国子学以全力对抗北魏，自此，国子学在二十年以后，即宋明帝泰始六年（470年）才得以恢复，并改国子学为总明观。总明观的设立标志着一场教育制度的彻底变革，与过去国子学只注重儒家经学传授的传统不同，总明观开设了儒、道、文、史、阴阳五个学部，以更为全面的方式进行教学。

刘义隆时期，开始创设分科学校。早在宋武帝初年时，因为官学荒废太久，一时难以恢复，武帝便鼓励私人开馆讲学。他亲自召迎隐居庐山的名儒周续之下山讲学。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年），下令在京师开设单科性的四学馆，南朝从此兴起分门学校的建设。南朝时期的分科学校尽管规模有限，存在时间短暂，但它为后来隋唐时代分科学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分科教学的兴盛起到了先导作用。刘宋皇帝还经常扶植当时著名学者的学馆，使之具有半官方的性质。宋武帝刘裕曾为周续之立馆东郭。刘义隆元嘉年间，先后让何尚之创办玄学馆、雷次宗创办儒学馆、何承天创办史学馆、谢元创办文学馆。

刘宋与北魏之间多次互相攻伐。据统计，宋魏之间爆发过33次战争（不包括元嘉八年檀道济攻魏的33战）。宋文帝刘义隆继位并巩固权力后，于元嘉七年（430年）发动了第一次北伐，但未能取得成功。第一次北伐失败后，宋魏之间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随着北魏统一北方之战的军事活动的结束，北魏又开始南进，加之宋文帝北伐意愿并未减弱，于是有了第二次北伐（450年）。这次北伐是宋魏一系列战争中规模最庞大的一场，也堪称魏晋南北朝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但最后以刘宋请和，北魏撤兵结束。随后，刘义隆又组织了第三次北伐，但同样以失败告终。此后，刘宋内部政局恶化，国力虚耗，再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北伐活动。时期，宋魏大体维持着和平关系。积极利用边境豪族势力捍边，一再抵御北魏的军事侵扰。尽管刘宋与北魏长期处于对峙状态，但这并未阻止双方的交聘活动。北魏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每次征伐前，常常遣使至宋，以避免受到两线夹击。也利用这些时机加强内部统治秩序，发展生产，扩充武备，伺机收复失地。有学者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统计过，拓跋焘向刘宋遣使13次，刘义隆向北魏遣使 6次。

刘宋同西北各民族政权亦有交流。这些国家多与北魏邻接，经常受到北魏的骚扰和征伐。出于生存考虑，这些国家不惜不远万里，遣使至刘宋，以求结成联盟，共同应对北魏的威胁。而刘宋也希望能够借助这些国家扼制北魏，也是欣然同意。氐族杨氏是活跃在今天陕西省、甘肃省、四川省交界处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宋武帝称帝后，封杨氏首领杨盛为车骑大将军，加侍中。自此一直到刘宋灭亡前夕，刘宋皇室多次封赏氐族杨氏，如刘宋末帝昇明二年（478年），刘宋封杨文弘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是鲜卑慕容氏的一支，活跃在今天的大部分地区和四川西北、南部一带。刘宋时期，吐谷浑多次遣使上表，刘宋也多次加封其王，例如元嘉七年（430年），封吐谷浑王为陇西公。，又称“”、“茹茹”和“芮芮”等，是拓跋鲜卑的一支。公元五世纪初，柔然统一了漠北草原，建立起横跨东北亚的大国，然而后来被力克。柔然与南朝宋保持友好外交关系，文献显示柔然多次遣使至宋。此外，刘宋还与大夏国、北凉、宕昌国、西秦、粟特、燕国等政权也有交流。

高句丽和刘宋保持频繁的使节来往。刘宋时期，高句丽派遣使节在刘宋建康，前后将近二十次。每次来访，高句丽都要赠送大量礼品，如南朝刘义隆元嘉十六年（439年）高句丽一次就赠给刘宋战马八百匹，刘宋也回赠了许多礼品。

百济也多次派遣使节访问刘宋。据文献记载，宋文帝的元嘉十七年（440 年）、元嘉二十年（443年），泰始三年（467 年）、泰始七年（471年），都有百济使者到访刘宋的记录。制定的《元嘉历》，也传入百济，史称百济“用宋《历》”。

东晋南梁时期，古代日本政权倭国也曾遣使至中国。自东晋司马德宗义熙九年（413年）到刘准昇明二年（478年），日本先后有五位倭王派遣使节来中国。第一次遣使发生在司马德宗义熙九年（413年），其后依次为宋武帝永初二年（420年），刘义隆元嘉二年（425年）、元嘉七年（430年）、元嘉十五年（438年）、元嘉二十年（443年）、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司马曜大明四年（460年），宋顺帝升明元年（477年）以及升明二年（478年）。

刘宋和东南亚、南亚国家以及一些海洋国家也有交流，如天竺国、呵罗单国、斯里兰卡、都婆娑达国、苏靡黎国、婆皇国、婆达国、林邑、扶南、诃罗陁等。印度半岛中天竺的，很早就和中国有了友好往来。元嘉五年（428年），多王月爱遣使至刘宋建康，馈赠了金刚指环、摩勒金环等珍贵礼物及赤白鹦鹉各一头。泰始二年（466年），笈多王朝又派使节来访问，并馈赠礼物。师子国王刹利摩诃南也曾在元嘉五年（428年）遣使至建康，赠送了象牙佛像。此后，于元嘉七年（430年）、元嘉十二年（435年），刹利摩诃南与后王迦叶伽罗诃黎邪又先后遣使至刘宋建康，馈赠方物。呵罗单国于元嘉七年（430年）遣使至刘宋，献上了金刚指环、赤鹦鹉鸟、天竺国白叠古贝、叶波国古贝等物。此后，该国又多次遣使刘宋。刘义隆在元嘉二十六年（449年）则对呵罗单国遣使策命。

林邑是越南南部地区一古国名，曾于421年遣使刘宋。但从424 年开始不断侵扰刘宋边境。刘宋曾于 431 年、446年反攻，先后围困和攻破林邑的都城区粟城，此后林邑王向刘宋称臣朝贡。中南半岛的扶南也与刘宋保持密切的交往。按《宋书》记载，宋文帝元嘉十一年(434)、十二年(435)、十五年(438)，扶南都曾遣使入贡，并拒绝帮助林邑攻打交州。

永嘉之乱后，北方人口大规模向南方迁移，为南方农业提供了重要的劳动力支持，江南农业迅速发展。东晋末年，宋武帝注重农业发展，强调“抑末教本，务农重积”，使得天下呈现“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的局面。刘义隆在位期间，持续鼓励农桑。元嘉年间，刘宋的农业生产达到高峰，被誉为“元嘉之治”。这种势头一直延续到刘骏大明年间，特别是荆、扬两州，人口占了半壁江山。吴会地区成为农业开发的佼佼者，其农业生产水平超越了当时的渭河平原。除了吴会地区外，江南其他地方的农业也取得长足的进展，如湘州、郢州的序溪（今溆浦县）、寿春、武威郡等地。南方粮食充裕，刘宋后期，有文献记载称“自淮以北，万匹为市；从江县以南，千斛为货”，反映了南方粮食市场交易的繁荣。国家的粮储也大为充实，各地设有众多仓库，如首都的龙首仓、台城内仓、南塘仓、常平仓、东、西太仓、东官仓等，以及地方州府的豫章仓、钩矶仓、钱塘仓等。这一时期，南方农业生产水平已呈现超越北方的发展势头，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刘宋时期，朝廷设立了少府，负责管理官府手工业。少府下设左尚方令和丞各一人，右尚方令和丞各一人，负责兵器的制造。还有细作，设令一人，丞两人，主要负责织绶、亵衣、补浣等事务，并设有金银库，负责金银器皿的制作。少府还统领东冶、南冶、各设令、丞一人，负责工徒鼓铸。地方郡县如产铁，则设令或丞管理。建筑材料、砖瓦烧造和造船等业，也有专门机构管理。

此外，少府还统领平准令、丞各一人，主管织染；另设将作大匠一人，丞一人，掌土木之工。地方州郡政府也设有不同规模的“作部”，管理和制造各种手工业产品。同时，地方政府还有专供地方官制造器物的作场。如《宋书·刘敬宣传》记载：“宣城多山县，郡旧立屯以供府郡费用。前人多发调工巧，造作器物。敬宣到郡，悉罢私屯，唯伐竹木，治府舍而已。亡叛多首出，遂得三千余户”。这种“屯”就是一种包含手工业作坊在内的官府组织，其劳动者中有一部分是从“工巧”亦即百工家庭中征发来的。

南朝纺织手工业发展迅速，宋时“丝绵布帛之饶，衣复天下”。宋武帝时，“广州尝献入筒细布一端八丈，帝恶其精丽劳人，即付有司弹知府，以布还之，并禁岭南作此布”。

南朝时期，农业技术的提高和收获量的增加，以及手工业的发展，为商业的出现创造了机会。然而，这一时期的商业，仅仅出于商品交换发展的初步阶段，与现代商业有着显著差异。当时的市场上的重要商品主要是“绵、绢、纸、席”等，由平民身份的商人及其家庭成员进行贩卖，而从事货物囤积或操纵市场贩运土产的则多为王公贵戚、世家大族。当时，商业比较繁荣的城市有建康、京口、山阴、寿春、襄阳、江陵、成都、番禺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蓬勃发展，寺院经济也跟着繁荣起来。统治者、官员以及其他社会阶层对寺院的慷慨捐赠是寺院经济的主要来源之一。宋初，范泰为僧人慧义建祇寺，而且受慧义之请，将果竹园六十亩施舍给寺院。寺院既有不变财产，也有可变财产。不变财产如寺院、山林、田地，而可变财产则包括金银钱财和布施收入，同时寺院具有奴隶性质的附属人员如白徒、养女也被视为可变财产。此外，寺院还私放高利贷。刘义隆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伐魏时，甚至向寺院借钱以满足军需。

刘宋皇室十分鼓励文学创作。宋文帝于 439 年建立了文学馆。刘骏和宋明帝都是文学爱好者，其中，宋明帝还编辑了《晋江左文章志》以及诗赋集。当时的文学代表人物有陶渊明、谢灵运、颜延之、鲍照等。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年刘宋初年，以田园生活为题材的诗歌成就极高，表现出闲适恬静，不慕荣利的生活态度。谢灵运则以山水诗成就最高。但谢灵运写诗，过于注重文字技巧，反而伤害了内容。颜延之写诗，喜用典故，注重文字雕饰，他的诗比谢灵运更注意文字的雕凿，文字显得过于繁复。鲍照由于出身低微，常常遭到轻视，文学地位在当时并不受到重视，他的作品多有对才华无法得到应有认可和对现实不满的愤怒情绪。然而，不论是从文学技巧还是内容来看，鲍照的诗歌都明显高出他同时代的一些诗人。他能够摒弃只关注形式的潮流，不过分追求文字的雕琢，而是以矫健之笔表达自己的感情，其作品对唐代诗人如李白、高适、杜甫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刘宋时期的辞赋文学以鲍照为代表，其《芜城赋》是南朝抒情小赋的经典之作。魏晋南北朝还是中国小说发展的幼年阶段，《世说新语》是其中的佼佼者。该作品是南梁刘义隆时，宗室刘烨刘义庆招集文士何长瑜、鲍照等撰写的小说，分为《言语》《文学》《识鉴》《品菜》等三十八门。《世说新语》言辞简短，记载了当时世家大族、豪门显宦的轶事佳话。这部作品的语言特色简明而富有风致，保留了当时流行的一些口语文字，虽然简练，但表达能力却十分强大，往往通过短短的几句话，就能勾勒出人物的性格面貌，塑造非常鲜明的形象。

东汉末年以来，随着大一统政权的瓦解，儒学逐渐失去了其“独尊”的地位。早在刘宋建立之初，宋武帝就扶持儒学。刘义隆时期，朝廷进一步倡导儒学，元嘉十五年（438年）征召名儒雷次宗到建康鸡笼山开馆授徒。元嘉十九年（442年），宋文帝下诏祭奠孔子，重修孔子庙、祠，责令鲁郡修复学舍，采召生徒。元嘉二十年（443年），复立国子学。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九月，宋文帝亲临国子学"策试诸生，答问凡五十九人”，并赏赐了学业优异者和传业教授。封建帝王如此重视儒学，这是百余年来所未有的。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大发展的时期，佛教的大乘如来藏思想、小乘思想、律学思想、禅观思想等传入汉地，这里面既有外来僧人的功劳，也有本地僧人不畏艰辛西行求法的功绩，有力地推动了佛教思想在南朝的传播。

刘宋皇室曾资助沙门道普和书吏十人西行寻经，但到了长广郡时船只损坏，道普的脚受伤，最终不幸去世。而在弘始六年（404年），沙门僧人智猛与昙等十五人自长安出发，前往西域求法，直至刘义隆时期采返回，元嘉年间，智猛在西凉州译出《泥洹经》一部。西域沙门良耶舍于宋元嘉初年来到建康，翻译了《观无量寿佛经》《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推动了净土信仰在中国的传播。昙摩蜜多（355年-442年），宾人，于南梁宋元嘉元年（424年）来蜀，经荆州市到建康，翻译了《禅法要》《普贤观经》《虚空藏观经》等。

伊叶波罗，西域人，于宋元嘉三年（426年）译出10卷小乘经《杂阿毗昙心论》，然而到了只译到了《择品》即中断，只译出10卷；元嘉八年（431年），求那跋摩（367年-431年）续译，补足为13卷。此后，南朝僧人僧伽跋摩于宋元嘉十年（433年）至建业（南京），应慧观等人的请求，在长干寺重新译出《杂阿毗昙心论》14卷，后又译出《萨婆多部毗尼摩得勒加》10卷等。

因北魏讨伐凉州，439年，北朝译经家沮渠安阳侯南下逃往刘宋，同时将所翻译的佛经《观世音》《弥勒》二观经传到南方。沙门功德直，又称求那跋摩，刘骏大明六年（462年），游荆州市时应玄畅的请求，译出了《菩萨念佛三昧经》六卷和《无量门破魔陀罗尼经》一卷。这些大乘禅观经典的传入，进一步促进了禅观修行在南梁的流行。除此之外，功德直还翻译了律学经典《菩萨善戒经》《四分磨》《优婆塞五戒相经》等。

也有天竺僧人经过海路进入南朝，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陀罗（394年-468年）。刘义隆元嘉十二年（435年），求那跋陀罗经斯里兰卡（今斯里兰卡）等地到达广州市，之后译出《八吉祥经》一卷和《现在佛名经》三卷。求那跋陀罗的译作还有《大法鼓经》二卷、《相续解脱经》二卷、《胜经》一卷、《央掘魔罗经》四卷、《楞伽经》四卷等，这些大乘如来藏思想后来被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派如法华宗、华严宗、禅宗思想吸收，形成了具有中国佛教特色的心性论。

刘彧时期（465年-472年），天竺人竺法眷通过海路到达广州，先后译出《海意经》《如来恩智不思议经》《宝顶经》《无尽意经》《三密底耶经》等。此外，还有一些从印度来的僧人进入南朝，有天竺沙门僧伽达多、斯里兰卡多等，但以禅学为主，兼以坐禅，并未参与译经。

刘宋时期的道教的代表人物是陆修静（406年-477年），其致力于整合和改编魏晋以来的道教经典，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他通过整顿道教组织系统， 健全三会日制度等手段，改造了道教组织，又整顿名籍混乱的问题，强化了“宅录”制度，禁止道官自行署职，健全道官晋升制度，着手编制灵宝斋仪，撰写 《三洞经书目录》，对道教经典进行了分类整理。据称，他鉴定了经诫、方药、符1228卷（实际1090卷），并将其分为洞真、洞玄、洞神三部，奠定了《道藏》的初步基础。他在泰始七年（471年）撰成的《三洞经目录》，是中国最古老的道书总集目录。陆修静还倡导和扩充道教的斋醮科仪，将当时五花八门的祭祀祈祷仪式规制化，编著了道教斋戒仪范等书100余卷，又立道服之号，如月披、星巾、霓裳、霞袖、十绝灵幡。陆修静被认定为道教灵宝派的实际创始人。元嘉十四年（437年），陆修静撰写 《灵宝经目序》，确立了灵宝斋仪的主导地位。此后的道教科仪经典，所载斋法皆以灵宝市为宗。

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社会弥漫着浓厚的宗教氛围，但与此同时，无神论者也展开了反对宗教神学的不懈斗争。何承天（370年-447年）是刘宋时的一位知识渊博的官员，曾担任国子博士和御史中丞。他在天文历数学方面颇有造诣，修订了宋初的《元嘉历》，他也对无神论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何承天在其著作《达性论》中驳斥了佛教的轮回学说，主张人的生死如同自然的荣枯和四季的更迭，一旦身体死亡，灵魂就不可能转生到来世，在《报应问》中，他又批判了因果报应说的荒谬。但何承天未彻底否认鬼神存在。《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南朝宋时期著名史学家，也是无神论者。范主张“人死神灭”，认为“天下决无佛鬼”。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修史的风气十分盛行。刘宋时期，刘义庆和范晔分别撰写了《后汉书》。刘义庆的版本有五十八卷，而班超素有大志的版本则更为庞大，有九十七卷。但刘义庆的《后汉书》已经失传，唯有范晔的版本流传至今。范晔的《后汉书》全面记录了东汉时期整整196年的历史。在书中，范晔强调社会动荡的根源在于统治阶级的倒行逆施，并对君权神授的天命论思想进行了否定。范晔还独具创见地在《后汉书》中为皇后和妇女立传。范晔还通过《党固》《宦官》两章记录了东汉时期宦官专权和外戚干政的经验教训，对东汉时期著名的诗文及其作者进行了评介，为当时的文学创作赋予了应有的地位。《后汉书》全面涵盖政治、社会、文学等多个领域，是一部丰富而有深度的历史巨著。

南朝刘义隆时，中书郎裴松之为陈寿编写的《三国志》进行注释，于元嘉六年（429年）完成并呈上，宋文帝称其为不朽之作。裴松之的注释中引用了多达二百一十种书籍，几乎涵盖了三国时期的所有重要史料，其价值甚至超过了陈寿的《三国志》本书。裴松之的注《三国志》，与其说是注史，不如说是补史。魏晋的书籍，流传至今的很少，幸亏得以在裴松之的注本中保存了下来。

此外，刘宋的刘谦之、王韶之、徐广也分别撰写了《晋纪》，檀道鸾撰写了《续晋阳秋》，郭季产撰写了《续晋纪》，然而这些作品均已散佚。另有徐爰和无名氏创作的《宋书》，分别有六十五卷和六十一卷，这两部作品同样已经失传。

刘宋的代表画家有陆探微、宗炳等。陆探微，吴（今江苏苏州市）人，曾侍从刘彧，以其出色的人物画技艺而著称，尤其擅长肖像。张怀瓘在《历代名画记》中评价他：“参灵酌妙，动与神会。笔迹劲利，如锥刀焉，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懔，若对神明。”在谢赫所著的《古画品录》中，陆探微被列为上品，受到高度推崇，可惜他的作品未能传世。晋、宋之际，山水画的开始受到重视。刘宋时期，来自南阳涅阳（今邓州市东北地区）的宗炳（375年-443年）是一位杰出山水画家，他喜欢游览山水，提倡山水画，著有《画山水序》。

刘宋时期，涌现了多位杰出的书法家，其中代表人物及其作品有羊欣的楷书、孔琳之的草书、萧思话的行书以及范晔的篆书。南梁人袁昂在《书评》中称赞萧思话的书法“走墨连绵，字势屈强，若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另一位著名的书法家是薄绍之，与羊欣齐名，后世将二人合称为“羊薄”。薄绍之的书法风格被形容为“风格秀异，若干将（宝剑）出匣，光芒射人”。

刘宋乐制，遵循旧典，太常设音乐机构太乐署。《宋书·百官志》记载：“太乐令，一人，丞，一人，掌凡诸乐事。”此外，刘宋后宫内廷中又设有“清商帅”一职，且人数不定。因此，刘宋宫廷之俗乐大曲可能由外朝机构太乐和内廷乐官“清商帅”共同掌管。刘宋时期，还盛行以清商乐为代表的民间世俗音乐。此外，吴歌、西曲也在刘宋时期盛行。《宋书乐志》记载：“吴歌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这说明吴歌在晋、南朝宋时相当流行。吴歌，即吴声歌曲，源自长江下游的建邺（今江苏南京）地区的民间音乐。西曲，产生并流行于江、汉流域一带，通常被称为“荆楚西声”，即所谓“荆楚西声”。

南朝宋时期，代表性的舞蹈之一是《鞞舞》。鞞（pí）是一种带柄的小鼓，舞者一边手摇小鼓，一边舞蹈，有时也执扇而舞，所以也称为《扇舞》或《鞞扇舞》。最初，《鞞舞》使用十六人表演，后来改为六十四人，可算是当时规模格局较大的一种舞蹈。除了《鞞舞》，还有《杯盘舞》《巾舞》等其他形式的舞蹈。

祖冲之（429年-500年），南朝宋、齐时人，在天文、历法、机械制造等多方面都做出了成绩，他最有名的贡献是推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之间，是世界上第一位把圆周率的数值算到小数点后七位数字的人，其著作《缀术》在唐代被列为算学的主要课本之一。

漏刻，又称漏壶，是中国古代在钟表发明之前使用的一种计时工具。汉代时，冬至昼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昼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春秋二分，昼夜各五十刻。南朝宋时期，何承天对《元嘉历》进行了修订，并根据修订后的《元嘉历》，将漏刻重新划分为冬至昼漏四十五刻，夜漏五十五刻。夏至昼漏六十五刻，夜漏三十五刻。春秋二分昼漏五十五刻五分，夜漏四十四刻五分。南齐至梁初年，均采用了该漏刻标准。

刘义隆元嘉二十二年（445年），改用何承天修订的《元嘉历》。《元嘉历》施用不久，祖冲之就发现它还不够精密，于是在宋武帝大明六年（462年）编写了《大明历》。祖冲之在这部新历法中，修改了闰法，并应用了“岁差”的原理，这是当时天文学的先进成果。祖冲之测出一回归年的日数是365.24281481日，与现代科学所得日数相比，只差约五十秒，他又求出“交点月”的数值是 27.21223 日，跟现在测得的值只差十万分之一。交点月就是地球上所看到月球运行的轨道和太阳运行的轨道间的相互关系，对推算日食和月食是非常重要。

根据《南史·文学·祖冲之传》的记载，祖冲之还发明了千里船，曾于新亭江试航，日行百余里。

《竹谱》是现存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植物专谱，据学者新近的考证，认为其成书于南梁刘宋时期。该书以韵文的形式记载了中国南北各地40余种（也有一说61种）竹子，描述了各种竹子的形态特征、分布地区、利用价值以及相关历史典故。其中，许多竹种，特别是岭南地区的竹种，是该书首次予以详细记载的，为今天研究中国竹子的种类及其历史分布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外，《竹谱》开创了中国古代植物学文献著述的一种全新体例，在此之后，一系列专门植物谱志相继问世，如五代十国至宋初僧人赞宁的《笋谱》、元代画家李琦的《竹谱详录》等。唐朝以后还涌现了其他专谱，涵盖禾谷、茶叶、果树、树木等多个领域。

刘宋时期，门阀世族仍然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尽管法律并未规定门阀世族和庶族之间的地位差异，实际上却存在明显的差距。南朝刘义隆元嘉年间，宰臣王弘和大臣讨论士庶在法律上的地位时，明言法律上并不分士庶，但实际上世族存在特权。当时士庶之间的界限十分严格，两者之间的婚配是被禁止的。门阀世族拥有大量人口，而门阀世族的依附民不需要纳税和服役，结果就是多一户依附民，国家就少一户编户民。因此，宋武帝采取了强硬手段打击户口荫附。此外，门阀世族还占有大片土地。东晋时期，门阀世族不仅在政治上拥有实质性的权力，还掌握了兵权。但刘宋及以后，南朝的门阀世族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都还有地位，但已没有兵权，而且政治上虽有地位，也少实权了。

南朝宋的服饰主要继承了东汉的服饰制度，和东晋以及南朝各代基本一致。古代服饰分为祭服、朝服和常服三大类。男子服饰又可细分为首服、身衣和足服。南朝时期，帝王百官的祭服首服（即头上的冠戴服饰）为平冕，以冕数量、施珠材质定等级。身衣为上红下黑、赤皮蔽膝，足服为赤，而佩饰包括大带、革带、绶玉等，绶玉的差异反映了身份等级。命妇祭服由东汉命妇祭服“袿（guī）衣”发展而来，并一直保留东汉命妇祭服的服色、“深衣制”与“华袿飞”之饰、以蚕服做命妇朝服的制度。

至于朝服，帝王朝服的首服是通天冠、黑介帻；太子诸王朝服的首服为远游冠，基本样式与通天冠一致，仅冠前无金博山；文官的首服为进贤冠，以冠梁数量区分官阶高低；武官的首服为武冠、平上帻；者仆射戴高山冠、执法者戴法冠。朝服基本上为冠一顶、帻一顶、纱袍一领、皂缘中单衣一领、革带一条、袷袴一套、袜一双、舃一双。帝王及高级官员官多提供随五时色的单衣五领，分别为青、朱、黄、白、黑五色；次高级官员官多提供随四时色单衣四领，分别为青、朱、黄、黑四色。

男性的常服包括单衣与袴褶服。单衣为宽博的袍服，衣长及地，是士人主要的常服；袴褶服为短衣长袴，为最普遍的士庶常服。女性的常服主要为襦裙，即短衣长裙的搭配，而高阶女官也穿单衣作为常服。地位较低的女性仆从则穿袴褶。女性穿袴褶的习俗，应受北朝影响。

刘宋是南方政权，而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是水稻，居民自然以稻米为主食。刘宋甚至用白米支付官吏的月俸。史载刘宋官员扬州辟从事史何子平，曾用月俸所得的白米去市场换取粟麦。除了稻米外，菽麦、米也是当时主食之一。菰米即茭白的子实，长江中下游拥有众多湖泊和密布的水网，非常适宜菰米的生长。东南地区的居民还食用鱼、蟹等水产品。当时的主要蔬菜品种有葵、蔓菁、、韭、茄子等。

刘宋时期，同魏晋南北朝其他时期的婚俗一样，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士庶不通婚。王室豪门大多是一夫多妾制。尽管当时禁止同姓通婚，但是姻亲之家的再结亲却没有行辈的限制。例如，刘宋时期的名士蔡兴宗将女儿嫁给了姐姐的孙子，另一名士江湛的儿子娶了刘义隆的女儿，其一名女儿又嫁给了宋文帝的孙子。女子丧偶或离婚后仍可再嫁，也不以娶这类女性为耻。蔡兴宗之女寡居后，名门子弟争相迎娶，并由此产生纷扰，迫使刘彧下诏判定。当时的婚姻重视门第，蔡兴宗出自名门，众人争娶其女，主要为了维护家族的利益。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于女性的贞洁观念相对较淡薄，而且不避讳婚外性关系。南朝一些公主和丧偶的太后甚至养有男宠。刘宋废帝的姐姐山阴公主养男宠，并对宋废帝说：“妾与皇帝，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唯驸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

刘宋时期，汉族人的丧葬礼仪大体分为三个步骤：葬前礼仪，包括沐浴、易服、缠敛、殡含、设位、告丧、停殡等；埋葬礼仪，即卜阴宅和下葬等；最后是反哭、服丧、扫墓、祭祀等礼仪。南朝时，厚葬已成常事。在这一时期，道教信徒追求长生不老，生前会选择居住在山中或岛屿，而死后则以崖葬或水葬的方式，期望能够实现成仙的愿望。另一方面，佛教僧侣的葬法虽然不尽相同，但对德行高深的和尚的遗骸，最隆重的处理方式，仍是火化。此外，许多汉族人实行二次葬，尤其是对于那些因流动而客死他乡的人，往往对死者停柩，等待时机归乡，实行二次葬。如刘宋政权的建立者宋武帝的夫人臧氏先葬丹徒区，后迁葬建康。

当时还有夫妻合葬墓与家族墓地的现象。当时的葬姿以仰身直肢葬为主，而佛教徒则多采用坐姿入葬，南方的僚族常将死者竖棺而埋之。在居丧守孝方面，当时实行的“五服”制度。五服根据与死者关系的亲疏而定，包括“斩衰”“齐衰（zīcuī）”“大功”“小功”“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