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顶山惨案发生于1932年9月16日，是日军在抚顺平顶山村实施的一次针对中国无辜平民的大屠杀，导致3000名平民被害，800多间民房被烧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东北地区，暴力掠夺抚顺市地区煤矿等资源，对当地的经济和政治造成极大的破坏。为开采煤矿，日本长期粗暴对待中国矿工，造成大量矿工死亡，引发矿工不满，东北地区工人和农民等自发组成辽宁民众自卫军，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1932年9月15日，辽宁民众自卫军烧毁了栗家沟、杨柏堡一带的日军设施，并杀伤了8名日军。为报复辽宁民众自卫军，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队长川上精一和驻抚顺守备队中尉小队长井上清一于9月16日派出军队，先包围了平顶山村，后以“照相”为名，强行将村民集中到一处，使用机关枪扫射、刺刀戳刺等方式进行屠杀。随后，日军又辗转到千金堡、栗家沟一带，继续屠杀。日军为焚尸灭迹，用火焚烧尸体，又炸毁半壁山崖，将没有烧毁的尸骨全部深埋起来，制造出东北地区第一个“万人坑”。平顶山惨案发生后，抚顺市市民和当地矿工纷纷逃离，工厂、矿井被迫停工、停产。日方和伪抚顺县县长出台抚慰政策，并取消原定烧毁抚顺市市郊二十华里以内村屯的计划。日军在制造惨案后隐瞒事实，但事件仍被报道出去。为平息事态，日方先后将惨案决策者小川一郎和川上精一调回日本。尽管此事在中国和国际上引起的强烈反响，但鉴于当时国际形势复杂，国际联盟没有给出任何结果。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平顶山惨案得到审理。次年，联合国东京战犯审判法庭对川上精一执行逮捕，川上精一服毒自杀。1947年夏，国民政府东北地区行辕军事法庭先后缉捕参与平顶山惨案的关东军11人，并判处死刑，于次年4月17日执行死刑。

经抚顺市相关部门认定，抚顺境内存在包括平顶山惨案“万人坑”在内的“万人坑”遗址共36处，死难者近30万人。1970年夏，抚顺市人民政府启动平顶山惨案“万人坑”发掘工作，发掘出遇难者遗骸800余具。为纪念在惨案中遇难的同胞，市政府先后在惨案旧址建立“平顶山市殉难同胞纪念碑”和“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后更名为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陈列从“万人坑”发掘出土的800余具殉难同胞遗骨以及部分遗物，以铁的证据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灭绝人性的残暴罪行。20世纪以来，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经过四次开庭审理，2005年5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驳回平顶山惨案原告的诉讼要求。

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政府获得了南满洲铁路和抚顺煤矿的开采经营权。1906年，日本在大连市设立了“南满洲铁道”（简称满铁），加强对东北地区政治与经济的控制，并将抚顺煤矿作为仅次于铁路的第二产业加以经营。为保证足够的劳动力，日本在东北通过骗招、战俘、强征等方式，强掠青壮年劳工，并引进了大量战俘、犯罪嫌疑人等“特殊工人”进行强制劳动。抚顺煤矿工人在日本人和封建把头刺刀、皮鞭的恐怖统治下，平均每天进行 12 小时以上的繁重劳动，以最大限度地开采煤矿。日本还对矿工实行“人肉开采”政策，不顾工人死活、在没有安全设备、随时可能发生瓦斯爆炸、冒顶、片帮的恶劣环境下，强迫工人们进行劳动；而遇难矿工们的尸体则被随意扔到“万人坑”，或弃之荒野，甚至遗弃井下做填充物。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全面侵华加紧动员，加剧了对东北地区的经济侵略，抚顺煤矿由此被纳入统制经济政策体系，沦为战争机器重要的一环。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径，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奋力抗争愤慨。东北部分的工人、农民及爱国人士自发地以各种方式进行抗争。1916年至1929年间，仅抚顺市矿工们自发组织的斗争就有上百次，但多数遭到日方的残酷镇压，无数矿工惨遭杀害，仅少数取得了成功。

除自发的斗争外，东北地区还先后出现了外围组织互济会、血盟救国军及辽宁民众自卫军等民众抗日自卫组织。特别是当辽宁民众自卫军兴起后，东北地区的铁路、矿山和城市的工人纷纷投奔自卫军参加抗战，仅沈阳市、抚顺、鞍山市、本溪等地参加辽宁民众自卫军的工人就数以万计。1932 年4月底至同年7月底，辽宁民众自卫军取得了抗日斗争的重大胜利，占领了通化、新宾满族自治县、桓仁满族自治县等县全境，集安市、临江市、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宽甸满族自治县、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等县的大部分区域。在此基础上，决定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之际，向日军占领的大城市发起攻势，抚顺煤矿是预定攻击的目标之一。

1932年秋，辽宁民众自卫军决定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之际，向日军占领的大城市发起攻势，抚顺煤矿是预定攻击的目标之一。而驻守在抚顺的日军早已得到消息，并进入了高度警备状态。9月13日，担负攻击抚顺任务的辽宁民众自卫军第11路军，在司令梁希夫的率领下抵达抚顺市东郊搭连一带，并确定于9月15日（农历八月十五日）晚发起进攻。9月15日11时，由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大刀队组成的南路突击队在向抚顺进攻途中，先烧毁了栗家沟村日本人和老虎台大把头郑辅臣合办的配给店，又在杨柏堡烧毁了日本人开办的木工厂、俱乐部、六栋仓房、选炭所、变电所等，击毙了杨柏堡采炭所所长渡边宽一；特别行动队夜袭时，打伤了日本自卫团长平岛善作和劳务系佐场弥作等8个日本人；突击队在撤退时，又烧毁了老虎台煤矿附近的煤油店、汽油库、无线电台等，最后还带走了郑辅臣。

战斗结束后，日军于9月16日在栗家沟、平顶山市村发现了不少遗留的辽宁民众自卫军遗体和伤员，再加上事件发生时，村民并未向附近的日军报告，使得日军坚信平顶山等村民“通匪”。驻抚日军最高指挥官、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队长川上精一于是立即召集抚顺宪兵分遣队队长小川一郎、抚顺县公署代参事官山下满男、抚顺县公署外事秘书兼县长翻译于庆级等4人于当天早上6点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确定由守备队、宪兵队先将栗家沟、平顶山村的百姓诱导到现场，然后进行杀光、烧光的报复行动。

会后，日军又派出煤矿防备队暗中包围了栗家沟、平顶山村，同时派出守备队侦察地形，选择屠杀现场，以及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善后工作。9月16日上午8时30分，四人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强行通过了对平顶山市等村进行大屠杀的计划。

临出发前，四人经过商议，决定以“大刀会袭击平顶山，平顶山居民没有受到伤害，大衙门为庆贺大家太平无事，准备给大家照相，以作留念”为由，将平顶山百姓集合在大庙前。

根据《抚顺满洲事变一周年纪念摄影集》中，守备队、宪兵队、警察署屠杀归来的三张照片所记载，参加这次屠杀的有守备队井上小队的40人，警察署92人，宪兵队8人（其中包括汉奸3人），加上守备队长川上精一和汉奸翻译于庆级，共142人。

9月16日上午10时许，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和抚顺宪兵分遣队从平顶山村北头进入，依照事先所商议的，以“照像”为名，哄骗村民出来，集中在村南面的洼地里。许多村民抵抗，不肯“照相”，守备队和宪兵队则冲进村子，以刺刀相逼，挨家挨户将村民往外赶。此时的洼地四周用铁丝网围着，东、南入口处则早已驾好了机关枪，并用黑布遮掩着。12点半左右，村民悉数进入洼地后，日军又将其中的朝鲜族百姓驱赶出去，人群开始躁动不安起来。此时，日军用汽油烧毁了村民们的房屋。日军驻抚顺守备队的中尉小队长井上清一一声令下，洼地周围的所有机枪同时揭开黑布，向密集的人群扫射。有的人见势不对，想冲出去，但没走几步，便被机枪射倒。扫射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洼地是全是尸体。日军发现还有人没死，又端着刺刀、军刀、手枪等武器，将村民一字排开，逐个用刺刀扎、战刀砍、手枪打。有的日军甚至用刺刀划破孕妇的肚子，将里面的胎儿挑出来、甩出去很远；有的孩子则被日军用刺刀挑在空中，挥舞一通。

平顶山市的大屠杀直到傍晚才结束。下午16点前后，日军又按计划开赴千金堡、栗家沟一带，继续屠杀。由于这两个村子的人已闻知平顶山村民被屠杀的消息，大多逃离了村庄。等日军赶到时，只有少数村民和正在逃离中的村民。于是日军开始追杀，见活人就开枪，见着房子就烧。

9月17日，日军还在平顶山的洼地四周拉上铁丝网，不准任何人接近；又将全部尸体集中到山崖底下，然后倒上汽油进行焚烧；之后又用山炮崩下半壁山崖，将没有烧毁的尸骨全部深埋起来。这个堆积平顶山惨案遇难者遗骸的深洼，成了日军在东北地区制造的第一个“万人坑”。

不久后，日军又抓来不少劳工，在几个村铺设铁道，用电车拉来沙子，将烧死后的村子废墟上的瓦砾掩盖起来，并密布特务布告全抚顺市，不准收留从平顶山跑出来的人，收留者一律算作“通匪”，全家处死。除此以外，守备队队长川上精一还命令抚顺县长，尽快在平顶山、栗家沟和两个千金堡的废墟上，制造假房，并拍照，以掩人耳目。同时，川上精一还到县署借来五万块钱，送给当时住在沈阳市的国际调查团的新闻记者，让他们对此事闭口不谈。

日军的暴行使抚顺市民和炭矿工人紧张不安，人人自危，人们纷纷逃离抚顺。抚矿制油厂被迫停产，各矿井也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

为稳定局势，伪抚顺县县长夏宜与炭矿、日本宪兵队、守备队商讨善后处理办法，一是出布告，召集人民回家安度；二是由炭矿提供救济费，日金四万元，伪省四万元大洋，抚顺市各单位共出大洋二万元；三是对栗家沟及千金堡村被烧毁的房屋，由县负责处理善后。之后，炭矿次长久保孚又与伪抚顺县长夏宜对此前被烧杀过的大东洲村的村民发放“抚恤金”，一名死者5元伪满币，由亲属领取；生者，大人10元伪满币，小孩20元伪满币，孤儿30元伪满币；被烧的瓦房一间赔偿20元伪满币，草房或臭油房一间10元伪满币。同时取消原定烧毁抚顺市郊二十华里以内村屯的计划。

尽管抚顺日伪当局采取了种种措施，防止真相外漏。但屠杀后不久，平顶山惨案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9月中旬，根据日本外交档案记载，美国记者爱德华·威廉·汉特化装成神父，前往平顶山进行实地调查。

1932年11月15日，《上海新闻报》发表了《抚顺村民被屠》的新闻，公开披露了惨案的消息；8天后，《上海新闻报》又发表了《义勇军电国联》的电文，斥责日军的残暴行为；11月26日，《大公报》报道了三条与平顶山惨案有关的消息；11月27日，《上海新闻报》根据东北外交委员会致国民政府外交部的电报报告，以《日军屠杀详情》再作报道，东北外交委员会在电报中要求外交部，转电国联及各友邦主持同情。

1932年12月初，汉特发表了揭露平顶山惨案真相的报道，才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并得到英美报刊的转载。12月6日，在日内瓦国联大会上，中日双方依据汉特的报道发生了激烈辩论，中方要求国联大会核查日本违反联盟盟约、《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和《九国条约》的一部分内容。至此，平顶山惨案才为国际社会所瞩目。为平息事态，日方于1932年末与1933年初，先后将平顶山惨案的决策者小川一郎和川上精一调回日本。但鉴于当时国际形势的复杂，平顶山惨案最终并未能在国际联盟会议上得到任何结果。

在平顶山市屠杀现场，由于尸体堆积密集，压在底层的140多人没有毙命。当天晚上，这140多人从成堆的尸体下爬出来，但因无人救治，中途又有百余人遇难，最后幸存者只有四五十人。据1947年7月国民政府调查，平顶山村被屠杀的百姓共3000人，栗家沟被屠杀百姓130余人，千金堡被屠杀百姓约60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平顶山惨案开始得到审理。1946年6月12日，联合国东京战犯审判法庭对躲在一个渔村的川上精一执行逮捕，川上精一服毒身亡。1947年夏，国民政府东北地区行辕军事法庭先后缉捕11人。

1947年12月24日，国民政府东北行辕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做出判决：久保孚、金山弓雄、满多野仁平、藤泽未吉、西山茂作、坂本春吉等人因实施有计划的屠杀各处死刑；因共同纵火、恐吓人民，各处有期徒刑10年；因共同毁损尸体，处有期徒刑5年，应各执行死刑。山下满男因共同实施有计划屠杀，处死刑；参与共同纵火，恐吓人民，处有期徒刑10年；共同毁损尸体，处有期徒刑5年，应执行死刑。1948年4月17日，军事法庭下达了对久保、山下、金山、满多野、藤泽、西山、坂本7人执行死刑的文件。

1996年4月，日本东京律师会馆“平顶山事件调查团”首次来到抚顺市，会见了莫德胜等幸存者。次年11月19日，日中法务交流协会日本机构的律师到达抚顺参观取证，并会见了张桂珍、古圣有等幸存者家属；并于次日赴抚顺补充调查。在日本律师的支持下，莫德胜等幸存者于1996年8月14日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1997年3月14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开始正式审理此案，莫德胜参加庭审；2000年2月25日，幸存者杨宝山、方素荣参加庭审；2002年6月28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做出一审宣判，判决原告败诉。闭庭后，法庭向杨宝山等人和日本律师团送达了长达120 页、近10万字的判决书，判决书承认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于1932年9月16日动用军队、使用机关枪、刺刀，以欺骗手段，对中国抚顺平顶山村 3000 余名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屠杀的事实，但又以“个人行为，不应产生对国家的请求权”且“违法行为已超过20年，根据除斥理论，请求权已消失”为由，拒绝了原告的一切赔偿请求。

平顶山惨案幸存者要求日本国政府赔偿案审败诉的消息一经传出，当即引起日本爱好和平人士的强烈抗议。法庭外日本律师大江京子、穗积刚打出了“承认事实，不当判决”的标语，许多日本市民鼓励杨宝山等人同日本国政府斗争到底。判决当天，杨宝山同日本律师团举行了记者发布会，会上，杨宝山再次以亲身经历，抨击日本方面的不公正判决，并表示要力争到底。

2003年2月17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开庭审理中国平顶山惨案幸存者的上诉案，幸存者莫德胜再次出庭陈诉。庭审后，莫德胜表示，希望日本政府以日本国家的名义，做谢罪碑，承认侵略事实，承认错误并且铭刻在碑上；希望日本出资建立陵园，祭奠三千同胞。经过2004年12月3日的再次法庭陈述，2005年2月18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开庭，并于三个月后做出了二审判决，二审虽然再次认定了原告的被害事实，但仍以“国家无答责的法理”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请求。随后，中国原告和日本律师团向日本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但日本最高法院表示不予受理。中国平顶山惨案幸存者的对日诉讼，在经过十年后，以败诉告终。

1970年夏，抚顺市人民政府启动平顶山惨案遗址的发掘工作，名古屋市电视台对平顶山惨案发掘进行了现场跟踪报道，以连续现场直播的形式，记录了整个平顶山惨案“万人坑”的发掘过程。发掘出800余具遇难者遗骸随后以原封不动的姿态，全部移放到“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的遗骨池内。骨池中，有母亲搂抱着孩子的遗骨，有巴掌大小的襁褓中的婴儿的遗骨，有层层叠压、保护家人的三层白骨。这些遗骨，还原了村民们在生命最后一刻挣扎与努力求生的场景，以铁的证据证明了日本侵略者大肆屠杀中国人民所表现出的野蛮性、报复性和随意性，深刻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灭绝人性的残暴罪行。

20世纪70年代，经抚顺市相关部门认定，抚顺存在包括平顶山惨案“万人坑”在内的“万人坑”遗址共36处，其中较大的“万人坑”有8处，涉及遇难者近30万。

2009年5月5日，在日本律师团成员的陪同下，日本民主党参议院议员相原久美子女士专程来抚向平顶山惨案幸存者致歉、谢罪。相原久美子表示，她以日本国会参议员的身份，对当年日本军队给平顶山惨案幸存者及其家属带来的伤害表示深深的歉意，请求原谅，并会尽全力促成日本就此事正式道歉。她还向幸存者转交了署有10名日本众议院议员、14名参议院议员联合签名的致歉信。2014年9月6日，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平顶山惨案”纪念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承认惨案事实，向遇难者和幸存者及其家属谢罪。

当代著名军史专家刘统认为平顶山惨案是“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对中国进行的第一场针对无辜平民的大屠杀。

抚顺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傅波认为，日本军队在抚顺平顶山制造了一次集体屠杀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 3000 余人的大惨案，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最为野蛮、最为残暴的一页。

1932年，日本驻奉天领事馆领事森岛守人在其回忆录中评价平顶山惨案是一起惨绝人寰的大事件。

当代著名军史专家彭训厚认为平顶山惨案是关东军为围剿东北地区人民的抗日力量，有组织、有计划所进行的大屠杀。

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位于距抚顺市市区南约4公里的东洲区平山街南昌路17号，曾为平顶山惨案发生地。1951年3月，抚顺市人民政府，在惨案旧址建立了“平顶山殉难同胞纪念碑”。1970年夏，抚顺市人民政府开始发掘平顶山惨案遗址，将发掘出的800余具遇难者遗骸出土，并于次年就地建成了“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1988年1月31日，“平顶山惨案”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的单位，并将原“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改为“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2006年4月，平顶山惨案纪念馆开始进行改扩建施工，新建了陈列馆，扩建了“平顶山惨案殉难同胞遗骨馆”。目前，馆内陈列了所有出土的殉难同胞遗骨以及部分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