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公元前259年—公元前210年），嬴姓，赵姓，名政（或作“正”），本名嬴政，又名赵政、吕政，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为秦庄襄王之子，曾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创立了中央集权制度，被称作“始皇帝”。

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59年），秦始皇在赵国出生，他的父亲子楚当时在赵国为质，他的母亲赵姬曾是大商贾吕不韦的姬妾。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子楚在吕不韦的帮助下继任秦国国君。在其离世后，13岁的嬴政于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继位秦王，因为年幼，国事多由相国吕不韦处理。秦始皇九年（公元前238年），嬴政亲政后杀掉与赵姬私通的嫪毐、黜免吕不韦，任用李斯执掌国事，并接连兼并韩、赵、魏、燕、楚、齐六国，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集权制国家。之后，他改称号为“始皇帝”，建三公九卿制、推行郡县制，又北驱匈奴修建长城，威服百越，巡行四方刻石立碑彰显功德，但六国旧地仍对秦始皇心生怨恨，秦始皇在巡行期间先后两次遭到刺杀。秦始皇还曾任用方士寻求长生之道，因方士非议动怒，坑杀了460多名儒生。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出巡期间病逝于沙丘宫平台遗址（今河北省广宗县西北）。其少子胡亥和丞相李斯、宦官赵高一起发动沙丘政变，得以继承皇帝位。同年九月，胡亥将秦始皇下葬在秦始皇陵。胡亥即位两年后，秦朝灭亡。

秦始皇建立秦王朝后，创立三公九卿制，将五德终始说付诸实践，并通过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等强化皇权；经济上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统一货币度量衡，同时规制财税户籍、实行赋税徭役并行的赋役制度；法律上以“法治”“重刑”作为指导思想；军事上销毁六国兵器，集权于一身，通过派兵征伐开疆扩土；文化上统一文字，并用强制手段统一思想，禁除私学，规制教育。

近代史学家吕思勉认为秦始皇为人严酷、施法严苛，唐朝思想家柳宗元则对他的施政举措予以肯定评价，认为他所建立起的政治制度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对后世有积极影响。而自秦始皇之后，中原地区以统一为常规，以分裂为异常，且由秦始皇创立的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保持统一的政策，成为中华民族此后长期保持统一的重要因素。秦始皇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古一帝”。

秦昭襄王四十二年（公元前265年），秦昭王次子秦孝文王被任命为秦国太子，不受他重视的庶子秦庄襄王被派去赵国为质子。因秦赵两国时有战事发生，子楚在赵国备受欺辱，赵国大商贾吕不韦却看中子楚的潜力，认为子楚“奇货可居”，特意接近并帮助他，并将自己的姬妾赵姬送给他为妻。秦昭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59年）正月，赵姬在赵国邯郸（今邯郸市）生下一子，取名为政，也就是嬴政。

秦昭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秦国又对赵国用兵 ，身为质子的子楚为躲避赵国追杀，在吕不韦的帮助下只身逃离赵国。赵国便想杀掉赵姬和嬴政泄愤，赵姬在娘家人的帮助下，带着嬴政四处躲藏，才在危机重重的赵国生存下来。

秦孝文王元年（公元前250年），嬴政的祖父秦孝文王即位。在吕不韦重金收买下，秦孝文王的宠妃华阳夫人助秦庄襄王成为太子，嬴政和赵姬也在之后被吕不韦送回秦国。秦孝文王正式继位三天后就陡然离世，嬴政的父亲子楚（秦庄襄王）继位三年后也因病离世，于是，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年仅十三岁的嬴政继任秦王，封文信侯吕不韦为相国，敬之为“仲父”，尊母亲赵姬为太后。同年，嬴政依照秦国旧俗下令在骊山为自己修建陵墓。

因为年幼，嬴政在继任秦王之初，国家大事多由大臣和母亲赵姬做主，其中，丞相吕不韦权势最大，还和赵姬私通往来。当时，秦国的疆域已经南兼巴蜀（今四川省境内）、汉中市（今陕西汉中），并设置了南郡；北括上郡（今绥德县）以东地区，东侵荥阳市（今河南荥阳），灭掉了东西周，还在不断向外用兵，在七国中实力最强，灭掉六国已成定势。

与此同时，吕不韦广揽门客写下《吕氏春秋》，号称其“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但所括的不同于法家的政治主张和嬴政意愿相悖，吕不韦却对《吕氏春秋》大加宣扬。杨宽在《战国史》中认为，吕不韦此举是想对即将亲政的嬴政施加影响，从而将《吕氏春秋》作为秦国完成统一的指导思想以及统一后新王朝的施政纲要。

嬴政日渐长大后，吕不韦怕自己与赵姬私通之事被他发现，想要摆脱赵姬纠缠，于是将门客嫪毐装扮成宦官送给赵姬。此后，赵姬先后为毐生了两个孩子，而受赵姬宠爱的嫪毐以雍宫（两人住处，在今陕西宝鸡凤翔境内）主人自居，并于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被封为长信侯，据河西太原郡（今山西太原）为封国，和吕不韦各成一股势力开始争权，还曾于酒后自称“秦王假父”，甚至和赵姬商议让他们的儿子以后继任秦王。

秦始皇九年（公元前238年），嬴政加冠礼后开始主理国事，且已获黑蚱嫪毐和母亲赵姬的私情，对他们生下两个儿子以及嫪毐此前的不敬言行极为不满，有意惩办嫪毐。嫪毐闻讯盗用秦王大印和太后印玺作乱，但很快被嬴政抓获，车裂处死，为赵姬举荐嫪毐的吕不韦也被嬴政迁怒。

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嬴政罢免了吕不韦的相国之位，令他迁居洛邑（今洛阳市）。秦国中央集权得以加强，兼并六国的步伐也随之加速。秦始皇十一年（公元前236年），秦国趁赵国出兵攻燕之际，以救助燕国为名派出将领王翦等率兵夹击赵国，并趁势攻取了韩国的阏与（今山西和顺）、赵国的轑阳（今左权县），以及魏国邺县（今临漳县南）与安阳（今河南安阳西南）等邑，占据了漳河流域。

由于此时仍有他国的门客和吕不韦暗中往来，嬴政怕其生乱，于秦始皇十二年（公元前235年）令吕不韦迁居更为偏远的蜀地，吕不韦心生恐惧遂饮毒酒自尽。之后，嬴政任用李斯执掌国事，听从门客尉缭建议，用重金贿赂诸侯重臣以分化六国，并准备采取“先取韩，以恐他国”的战略顺序伐灭六国。

秦始皇十三年（公元前234年），秦国对韩国用兵。为达到保存韩国的目的，韩王安派韩非子出使秦国，想把秦国武装力量引向赵国，并借机离间秦国君臣，以破坏秦王特使姚贾破纵为横的外交计划。不料，韩非之策被秦国察觉，于次年被李斯毒杀。秦始皇十六年（公元前231年）九月，韩国南阳郡守腾（即内史腾）主动投降秦国并献出南阳地（今河南省境太行山南、黄河以北地区），秦国遂以此为基地为进攻韩国作准备。次年，秦国派内史腾攻打韩国，一举攻克韩国都城新郑（今河南新郑），擒获韩王安，灭掉了韩国。之后尽收其地设颖川郡（治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

韩国灭亡后，魏国心生忧惧，于秦始皇十六年（公元前231年）向秦国主动献地求和，秦国随即在此设丽邑（今陕西临潼区），魏国暂获安宁。同年，赵国发生大地震，次年，赵国又遭遇大旱引发大饥荒。

秦始皇十八年（公元前229年），秦国趁赵国连遭灾害国力衰弱，派王翦率长治市驻军直下井陉县（今河北井陉），另派将领杨端和带河内兵进围邯郸市，并派羌瘣助战。赵国将领李牧、司马尚奉令率军抵御，使秦军出兵一年仍无法取胜。为早日拔除障碍，秦国以重金贿赂赵王宠臣郭开，让他诬告李牧、司马尚反叛，赵王遂改派赵葱及颜聚为将。李牧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拒不交出兵权，被赵王处死。秦始皇十九年（公元前228年），秦国杀死赵葱，击败颜聚，大破赵军，攻占赵国首都邯郸县，俘虏了赵王迁。之后，嬴政亲赴邯郸坑杀了自己在少年时期在赵国结下的仇家。赵公子嘉则率领数百人逃至代郡，自立为赵代王嘉，与燕国兵将联合驻扎上谷郡（今张家口市境内）。

此后，王翦引兵北上，兵临易水（位于今河北省易县境内），屯军于与燕国相邻的中山（今河北省境内），但因秦国当时正经历“大饥”，没有对燕国发起攻击。燕国燕太子丹怕秦国不久后就会逼境，于秦始皇二十年（公元前227年）派荆轲刺杀嬴政，却功败垂成。嬴政怒而将荆轲肢解示众，并派王翦、辛胜攻打燕国。燕王喜惊慌之下，听从代王嘉的计策，献出太子丹首级向秦求和，并北迁至辽东郡（今辽宁省及吉林省东南）继续称王。在此期间，秦军主力为追击燕军，深入北方作战。秦始皇二十一年（公元前 226 年），原韩国贵族乘机在新郑市反叛，嬴政迅速调兵平乱后，处死此前被俘的韩王安。

之后，嬴政令王翦之子王贲率军攻楚，占领了楚国的十几个城池，把攻灭楚国提上日程。在商议灭楚大计时，王认为“非六十万人不可”，李信则认为“不过二十万人”便可打败楚国，嬴政遂弃用王翦，派李信和蒙恬率兵二十万，南下伐楚。王翦因此称病辞朝。秦始皇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在南下攻楚的同时，嬴政派王贲攻魏围大梁（今开封市），无招架之力的魏国缩兵于大梁城内，欲借坚城高墙做最后抵抗。王贲挖渠引来黄河水灌城，三月后城墙坍塌大梁城破，魏王假投降被杀，魏国灭亡。但与楚国交战的李信军却遭遇战败。

秦始皇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嬴政强行起用已称病回乡的王翦，凑齐他所要求的六十万大军再次攻打楚国。王翦吸取李信冒进失败的教训，在进入陈邑（今河南省淮阳县）、平舆县（今河南省驻马店市）一线后便停止前进与湘军相持。秦始皇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楚军松懈向东撤退，王翦趁势大败楚军，俘虏了楚王负刍。楚将项燕随后拥立昌平君熊启为楚王，在淮河之南继续抗秦。同年，秦军再次大败楚军，昌平君死，项燕自尽，王翦又伐取了长江以南的楚地置会稽郡（治吴，今苏州市），楚国灭亡。

与此同时，嬴政又派王贲对辽东作战。燕国此时国力羸弱，不堪一击，辽东很快沦陷，燕王喜被俘。燕国灭亡。秦以其地置辽东郡。随后，王贲又伐灭代国，俘虏赵代王嘉，彻底灭亡赵国余部。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王贲从燕地出兵，南攻齐国，诱降齐王建攻克齐国首都临淄 （今山东益都西北）后，将其逐到共地（今辉县市）活活饿死，齐国也随之灭亡，而六国至此也尽数被灭。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嬴政完成了对六国的兼并建立秦朝。在秦代之前，“王”是最高称谓，但嬴政认为此时称“王”已不足以显示其威严，于是发诏令重臣“议帝号”，在廷尉李斯以及“掌通古今”的博士们的建议下，嬴政决定称“皇帝”以确定其至高无上的权力。规定皇帝的自称为“朕”，命令叫“制”和“诏”，皇上使用的玉质大印称作“玺”，另外，要在文书上避讳皇帝名字。废除谥号，将“始皇帝”作为称号以示子孙万世相继。

同时，他采纳“终始五德说”，从“土、木、金、火、水”相互制约依次更替的历史政治理论出发，将秦朝定为水德主运，以示秦朝取代以火德主运的周代是天命所归。此后，秦朝以代表“水”的黑色为尊，数目以“六”为终极，将十月作为第一个月。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设置“三公九卿制”，以建立起一个以他为首的封建朝廷。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其中丞相分左右相，太尉掌管军事，御史大夫则负责转承诏令制书，监察百官。九卿则分管朝廷的行政事务，人数不止九人，又称作诸卿。其中包括有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等职位，另有负责内宫事务的侍中、给侍中等内朝官。

在议定尊号、确立“三公九卿制”之后，秦始皇又号令诸臣议定行政制度，丞相王绾等认为应该沿袭商周时的分封制，将皇子封王镇守六国旧地。李斯却认为如今天下应由秦始皇一人说了算，应该普遍推行自商鞅变法以来就实行了的郡县制。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在全国设立36个郡。郡下设县，县下设乡、亭、里，里之下十户成一什，五户成一伍，并改称平民作“黔首”。

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军灭楚后远征东越，于该地设会稽郡。但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六国旧地对秦始皇依旧心存怨恨。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韩国贵族张良雇刺客刺杀秦始皇，却只击中了他巡游队伍中的备用车辆，但秦始皇也因此受到惊吓。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十二月，秦始皇在咸阳市微服出访时再次遇刺，灭掉刺客后，秦始皇关中地区进行了十二天的大规模搜查。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秋，令屠睢率领五十万大军攻打百越；次年，取闽越之地建闽中郡，并继续谋取西越、南越国。为方便转运粮饷，秦始皇下令开凿灵渠，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214年），秦军占领南越、西越，在此设置桂林郡、象郡、南海郡。但百越之民不肯屈服，藏至山林继续与秦作战，为稳固对百越之地的统治，秦始皇将几十万他认为有罪的商人、农民等遣送到越地。

战国时期，因匈奴时常袭扰与之相邻的燕、赵、秦三个国家，燕、赵、秦三国分别在北方边境修筑长城予以防范；后来，匈奴趁秦国伐取六国之际，占领了河套平原的大片土地。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蒙恬率兵三十万北击匈奴，将匈奴一路从榆中县（今甘肃省榆中县）赶到高阙（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东北地区）、河目（今内蒙古乌拉特旗内）。随后，秦始皇下令在燕、赵、秦旧长城基础上继续修筑长城，这条历经十余年才完成修筑的长城，西起临洮县（今甘肃省岷县），北至山海关区；再从造阳（今河北赤城县境内）至辽东郡，达朝鲜之平壤。

此外，秦始皇还先后五次巡行各地，并在途中七次刻石立碑彰显自己的功绩。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立琅玡（今山东黄岛区西南）石刻、峄山（今山东省邹城市境内）石刻，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立之（今山东福山区境内）东观石刻，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立碣石石刻，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立会稽（今绍兴市南会稽山）石刻。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在渭河南岸的上林苑中修建朝宫，仅其前殿阿殿就“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加上他继任秦王之后就开始修建的陵墓，以及之前下令仿建的“六国宫”，学者杨宽认为，秦朝每年要征服劳役人数一百五十多万，接近当时秦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天下初定后，秦始皇嬴政为得到东方六国学者们的支持，设置博士参事行政，他们之中有来自齐鲁的学者，也有来自燕齐之地的方士。受方士影响，秦始皇笃信命数，相信有神仙居住在海上的蓬莱、方丈、崇明岛三岛，且持有可“长生不老”的“不死之药”，并任用卢生、韩终、徐福、侯生等为其寻仙求药。

为示虔诚，秦始皇自称“真人”不再称“朕”，并花费重金令徐等人入海寻找仙药，但一直没有结果。由于秦始皇曾规定若方术不能应验便处死方士，徐巿便欺骗秦始皇，说自己是被大鱼阻碍所以不能抵达仙山。秦始皇便令人入海捕杀大鱼，并在之后又派徐巿带领三千童男童女，乘楼船入海求仙山，但徐巿离开后没有再回来。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又令卢生等为其寻找仙人踪迹，令韩佟、侯生等为其寻“不死之药”。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儒生学者淳于越劝谏秦始皇实行分封制，这与秦始皇推行郡县制、加强皇权的初衷相违背。加之当时常有来自诸子百家学说的学者反对政府法令，为加强思想文化上的控制，秦始皇下令烧掉六国旧史书，并焚烧《诗》《书》以及百家语等涉及到社会、政治方面的书籍，但保留了有关技术的比如医药、卜、种树等方面的书籍。同时，将不同于法家的思想和学说都定为“私学”予以禁止，要求学习百家语等禁书者需拜特定的博士官为师，学习技艺等有关智识方面的学问也需拜官吏为师。

次年，术士卢生、侯生因寻仙求药未果害怕受罚逃走，临行前非议秦始皇，说他“乐以刑杀为威”。秦始皇一怒之下坑杀了四百六十多个“非议”他以及秦国国政的儒生（有争议），他的大儿子扶苏为此劝谏秦始皇，说用法严苛不利于治国，却被秦始皇遣至上郡（今绥德县）蒙恬驻守处。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又外出巡游，除了丞相李斯外，他还带上了想同去游玩的儿子胡亥。返回咸阳市的途中，秦始皇来到琅邪（今临沂市），见到海中仍有大鱼，便令人射杀。不久，秦始皇病倒，病重后他写信给公子扶苏，让他回咸阳为自己治丧；这封盖上御印的信没有直接交给使者传递，而是存放在宦官赵高处。同年七月，秦始皇病逝于沙丘宫平台遗址（今河北邢台市广宗县西北）。

秦始皇病逝后，随行的丞相李斯恐诸皇子因争皇位引起朝堂动荡，便选择秘不发丧，瞒过众人将秦始皇的遗体悄悄放置在辒凉车中。与此同时，对此知情的宦官赵高没有将诏书送往扶苏处，反而想借机拥立与之交好的秦始皇少子胡亥为继承人。于是，赵高和胡亥对李斯进行威逼利诱，李斯随即同意和赵高一起扶持胡亥即位。

为此，李斯等人假传诏令扶苏以及亲近扶苏的将军蒙恬自尽，扶苏不疑有他，不顾蒙恬劝阻自尽。胡亥随后继任皇帝位，而被其长时间放在辒车中的秦始皇，到达咸阳市时遗体已经腐败发臭。同年九月，秦二世胡亥将秦始皇下葬在骊山陵墓。而秦二世即位两年后，秦朝灭亡。

秦始皇称帝后，汲取了战国时期设置官职的具体经验，建立了与皇帝制度配套的官僚制度即三公九卿制。“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其中，丞相分左、右，为中央政权机构的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太尉是中央的最高军事长官，协助皇帝处理全国军务；御史大夫掌管监察工作，协助丞相处理政事。

“三公”之下设有“九卿”，即负责聂氏宗祠礼仪的奉常；负责执掌宫廷戍卫大权，统辖卫戍军的郎中令；掌管宫门警卫的卫尉；负责皇帝使用的车马的太仆；管理RNG电子竞技俱乐部事务的宗正；负责管理皇室私家财富、掌管山林池泽税收和宫廷手工业的少府；负责租税赋役和财政开支的治粟内史；主管与秦友好的少数民族交往事务的典客；掌管刑罚的廷尉。此外，秦始皇还设置了“掌通古今”的博士，以备皇帝咨询，同时负责图书收藏；负责掌管已投降秦朝的少数民族事务的典属国；负责管理皇后、太子事务以及宫殿建造的詹事。

学者马平安认为，由于秦始皇深受法家思想影响，赋予最高司法长官廷尉很大的职权用以震慑百官。但这套中央集权的政权机构，使丞相仅为文官之长，且其首设的御史大夫又分去了监察权，进一步缩小了相权。且类似于顾问和智囊的博士，在秦代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事实上构成了对相权的一种侵削。而掌管兵权的太尉，也始终由秦始皇控制。秦始皇创制的三公九卿制，实质上是让百官公卿通过互相牵制，更好地服务于皇权，主张皇帝与中央政府实行绝对的集权。也确立了传统中国政治制度中的一种分权原则以及基本框架，对当时的分裂局面具有重要意义，并对此后两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形成重要影响。

因水、火、木、金、土自中原地区上古时期就被视作构成万事万物的基础，并因此衍生出五行相胜的学说，即“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进而在战国时期形成了关于王朝更替的五行相胜的“五德终始说”，即新王朝建立必须有符瑞出现；符德遵循五行相胜、周而复始的规律；新政权建立后必须根据符德改易服色和官号，以示新旧之别。

秦灭六国之战后，将“五德终始说”首次付诸实践，因为周代符德为“火”，便将秦朝定为能“胜”火的“水”德。“五德终始说”源自道家，于是秦始皇将代表道家“道”“一”的“人皇氏”被视作世间最尊贵之王，便采用“泰皇”为帝位号，为示尊崇不敢与其齐名特意去“泰”称“皇”，并改号为“始”。另将衣服以及旄旌节旗的颜色以五行为“水”的黑色为尊，将十月（冬天的开始，而冬天对应的五行为水）作为每年的头一个月，数目则以六（对应的五行为水）为终极，虎符、法冠皆六寸（约13.86厘米），并以六尺（约138.6厘米）为一步，六马为一乘，将黄河改名为德水。又因“水主阴，阴刑杀”，主张严刑厉法。

李申在《中国儒教史》中认为，秦始皇践行五德终始说，指出了周代覆灭的必然性，从而让人们认识到王朝迭代具有合理性。汤其领的《秦汉五德终始初探》以及学者臧知非的《秦汉历史转折的思想史分析》均认为此举除了向天下证明秦朝政权是顺应天意而生，还成为推行法家路线的理论基础。赵潇在《论五德终始说在秦的作用和影响》中认为，秦始皇将阴阳五行之说与方术相结合，多次派人寻访“神仙”，祭祀名山大川以及八神，又将自己置于仅次于“人皇氏”之下，高于三皇五帝的位置，从而“人神合一”以示自己才是自然界的主宰，借此加强了皇权。

学者顾颉刚认为五德终始说在他的推行下，在秦朝影响广泛，并促进了西汉末期五行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德始终说的创立，而自此后，中原地区历朝历代都将五德之序的推演作为本朝合法性的理论依据。汪高鑫在《五德终始说与汉代史学的正统观念》中认为，五德终始说作为解释王朝兴替的理论基础，包含了经世意识与正统观念，对后代史学造成影响。比如班固出于史书服务政治的诉求，在撰写《汉书》时摒弃了《史记》的纪传体通史的形式，拒绝将汉朝排列在秦朝之后，新辟了断代纪传体的史书写法，而此后史书也多以断代史的形式体现。

自春秋时期起，秦、晋、楚等国家常把新兼并的土地改为“县”而不作为卿大夫的封邑，以巩固边防、加强中央集权，但各国依旧是分封制与郡县制并存的政治体制，且郡县制度也各有不同。在秦灭六国之战、强化中央集权机构之后，为管理辽阔的国土，秦始皇与群臣讨论过后，采用李斯建议，摒弃了会侵夺君权的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

为此，秦始皇规定宗亲贵族需有军功才能享受贵族待遇，彻底废除了分封制，结束了国家君主与贵族共治天下的时代。推行秦国自商鞅变法起就实施的郡县制，将全国分为三十六个郡，随着边境的开发和郡治的调整，全国的郡数最多时曾达到四十六郡。郡的长官由朝廷任命。郡下设县，万户以上的大县设县令，万户以下的小县设县长。县令是一县的最高长官，直接由国君任免，另设负责辅佐县令的县丞；掌管一县军事的县尉；掌管畜牧的县司马；掌管农业的县啬夫。

县以下设有乡、亭、里，大致是百家一里，十里一乡。大乡为一千五百户到二千户，小乡为三百户。乡的官吏设置有两种，一种为三老、啬夫，一种为有秩（职同啬夫，规模大者设有秩，小者设啬夫）、游檄以及乡佐。其中啬夫（或有秩）负责管理诉讼、收赋税，主管乡内主要行政事务；三老掌教化；游檄禁贼盗管理地方治安；乡佐负责辅佐协助处理有秩的相关事务。对于西南、东南和西北少数民族的统治，设立少数民族地区置吏，使之成为秦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亭是和乡同级的地方政府，直接隶属于县，一亭直接管辖的户数有几百户到一千多户居民。设有亭长、亭啬夫、亭佐、亭校长、求盗、亭父、鼓武吏等。其中亭长掌一亭事务，兼管停留旅客；亭佐为亭长副职；亭啬夫理民事；亭校长掌治安；求盗捕盗贼；亭父负责管理卫生；鼓武吏在遇有盗贼等紧急情况下负责击鼓报警。

乡、亭之下设里，里设“里正”，为秦始皇名讳一般称“典”或“里典”，负责派遣徭役、监督户口、维护本里的治安、协助官吏办乡事，组织生产等。里之下十户成一什，五户成一伍，并改称平民作“黔首”。

万昌华在《郡县制度评价理论述评》中认为，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实施郡县制，消除了诸侯割据的隐患，加强了对普通劳动人民的控制，促使中原地区从奴隶制国家向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迈进，自此国家权力运行多凭借皇帝个人意志，皇帝之所为也成为帝制时代国家兴衰治乱的缘由和根据。冉光荣在《论郡县制度》中认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有利于中国在政治上长期保持统一，从而促进了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

学者马平安认为，郡县制的推行，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便于国家统一调配人力、物力，为加强国家国防力量，推行统一思想、统一货币度量衡等制度改革打下基础，推动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交流，使中原地区社会走向统一的趋势越来越强劲，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进步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为防六国原有贵族和士族生乱，秦始皇称帝初年就下令“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市十二万户”。南征百越、北驱匈奴后，秦始皇迁徙50余万人口去东南地区居住，又迁徙数十万人口到东北边境处生活。学者王子今认为，经过大规模的移民，边境人口构成发生变化，带动当地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促进了文化融合，对社会秩序的治理以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秦朝也由此加强了对边境地区的控制。

战国时期，各国道路标准不一，为防他国侵袭，特意采用不同的车距，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下令拆除六国旧地的关塞堡垒和城墙，随后在各地修筑驰道，并将马车两轮之间车宽统一定为六尺（约合今138.6厘米）。此外，秦始皇还以京城咸阳市为中心向全国各地修筑发散性的驰道，两旁种植松树并标明路线，驰道中央是皇帝独用的专路，专路两旁允许老百姓行走。掘通由六国修筑堤坝，疏浚鸿沟连通济、汝、准、泗等河流，在吴、楚、齐、蜀等地大兴水利工程，以方便各地行船和周边农田的浇灌。在西南夷修筑五尺道，以加强对西南夷的控制。并在各交通要道上，每隔30里便设“邮”或“置”，专为差官信使的过往、换乘、饮食和住宿所用。

学者马平安，秦始皇决六国关隘壁垒，修成驰道，通达水路，使秦国各地有了发达的交通网络相连接，方便了各地居民的经济和物资交流，也让各国贵族失去了再次据险关、修城池、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邮传的设置，保证了皇帝的指令能够及时地传达到全国各地。而这些举措为秦朝的统治带来了方便，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实效。

学者王子今认为，随着道路交通的便利，桨轮船等交通工具的制作工艺得以发展，车马出行也被后世沿用，成为中原地区社会的一种重要交通形式。而便利的交通和先进的交通技术，不但加强了咸阳市与各地的政治联系，还有利于秦人吸收和学习各地先进文化，促进了秦文化的发展，从而使秦文化具有具有高度开放的富于进取性的特点。

李金池在《秦开五尺道 汉通西南夷》中以及李进在《秦朝的边疆经略》中认为，秦始皇修筑“五尺道”连接云南省和四川省之后，巴蜀商人将邓地（今西昌市、盐源县和滇西北）的牛马输入四川各地，又把四川的铁质生产工具输进云南，从而提高了西南夷地区的生产技术。同时，又密切了西南夷与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冲破了当地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传播了汉族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对西南夷的社会开化和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而西南夷地区的茶文化也开始向中原地区传播。其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开发和治理，为汉代对西南边疆的进一步开发奠定基础，促进了中国社会民族融合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由于其统治者认为，国家需要从事农业之民来生产粮食和缴纳税赋，但百姓不管从事商业、手工艺业还是农业都可以糊口，且如果不抑制商业，从农之人就会减少，于是，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实施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而秦始皇建立秦朝后，更是将重农抑商在全国范围内予以推行。

为此，他鼓励农业生产，承认土地私有制，并采用“黔首自实”的方式统计平民田产数量，以提高百姓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从而为赋税征收创造了条件。为解决部分地区劳动力不足的现象，秦始皇在秦灭六国之战后，用免除徭役的方法鼓励农民迁移到劳动力不足的郡县，往南北边境迁徙人口令他们开荒垦地，又兴修灵渠等水利工程用以通行以及灌溉。与此同时，秦始皇打击包括商业在内的与农业无关的行业，将各地有财有势的大商人迁到外地，还曾把有钱的商人同犯人一起发配，令他们远征或者戍守边境，甚至规定家中三代内有商人户籍的都要予以发配。

学者林剑鸣认为重农抑商的经济举措，维持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封建经济秩序，保护了封建经济所有制，从而为秦朝打下经济基础，有助于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形成。《重农抑商思想在我国经济社会中的影响》一文认为，重农抑商也为秦代以后的封建王朝采用，虽推动了农业发展、巩固了封建统治者的地位，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但同时也禁锢了人民的思想，阻碍了资本主义在我国的发展，并为我国后续的经济的平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秦朝统一之前，货币和度量衡混乱。货币制度、计量用具、衡量单位各不相同，对统一国家的商品交换、国家赋税征收、财政管理以及社会治理造成障碍。为此，秦始皇将秦制度量衡作为标准在全国推广，并立法杜绝私造度量衡器。随后他又下令废除六国旧钱币，规定此后由国家统一铸造钱币，在全国范围内使用黄金和铜钱两种货币，并规定了新旧钱币的兑换率。而新货币中，以黄金为上币，铜钱（半两钱）为下币。货币和度量衡统一之后，会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的货币以及度量衡的混乱，从而巩固封建国家的统一，客观上有利于经济发展和全国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促进商品经济发展。

《关于秦始皇统一货币的问题》一文认为，由于秦始皇没有按照当地经济情况来衡量货币价值，致使兑换不公，加上秦始皇颁布统一货币举措的当年便离世，新继位的胡亥为维持货币流通，又发行了更多货币，使用了不当的货币政策，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并招致强烈不满，此举也成为秦朝灭亡的诱发条件之一，致使秦朝货币的统一最终并未实现。《秦统一货币的形制及其历史意义》一文，秦始皇统一货币以及度量衡的政策对后世产生较大的影响。后世封建王朝多提倡货币由官方统一铸造，货币也多沿用圆形方孔的形制，同时奉行统一的货币和度量衡政策。

战国时期，宗室贵族在封邑内有征收财税之权，秦始皇在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后，将财税之权也收归中央，设“治粟内史”统领国家财税，另设“少府”管理皇室财务，将国家和皇室的财税彻底分离，同时，在地方设“县丞”“啬夫”“部佐”负责国家赋税的征收和管理。加强对国家财税的管理。

在实施“黔首自实田”的同时，对户籍内容进行丰富，将有田人家的男女人口、性别、年龄、拥有土地面积等状况分门别类进行登记造册。学者黄天华认为，秦始皇规制财税户籍方便了国家的赋税征收和管理，在此之后，户籍制度成为封建国家“庶事之所自出”的一项重要制度。而秦始皇创制的统一的财税制度，也对后世封建王朝产生深远影响。学者马平安认为“黔首自实田”法令的颁布，在中国土地制度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秦始皇承认土地私有制的做法，既顺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又为民间土地兼并创造了新的条件，从长远看也顺应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标志着中原地区封建制度的基础一一地主土地所有制在全国范围内确定，并得到了国家政府的保护。使国家获得了稳定的赋税来源，迅速增强了国家实力。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首创了赋税徭役并行的赋役制度。除了缴纳田税（土地税）、计口税（人头税）等赋税外，百姓还需要参加无偿性的力役，再加上其他杂税课征，百姓负担很重。学者杨宽认为，此举为秦末爆发农民大起义埋下伏笔。学者黄天华认为，赋税徭役并行的赋税制度成为后世中国封建国家沿用并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柱，以及用来调节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主要手段，在中国财税制度发展史上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战国时期，各国治理国家的方式不同，而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推崇法家思想并因此逐渐强大，最终统一了六国。秦始皇建立秦朝后，决定继续采用法家思想治理天下，且将“法治”“重刑”作为秦朝的立法指导思想，制定了较为完备的秦律，在全国范围内加以推广。

秦朝的法律有律、令、法律答问等多种形式，现已无完全版本流传。根据1976年湖北云梦县出土的秦简得知，秦律主要分为：其一，单行条例，如《田律》《工律》《摇律》《军爵律》《置吏律》《除吏律》《效》等近 30种；其二，案例与疑案问答，其中有60多条是关于治“盗”的。其三，关于判决程序的规定与说明。其四，地方政权发布的文告（仅在当地有法律效力）。

此外，秦朝实行“通法入仕”即熟知法律的人就可以在秦朝任官，且秦朝的官员必须是熟知律法之人。又在中央另设置廷尉专门执掌刑罚，由于秦朝奉行法家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治国理念，要求法官依法断案，并会对违法断案的法官施加惩罚。

秦律法国网球公开赛严密、条目繁杂，单是死刑，就有弃市、腰斩、车裂、枭首等十多种。学者杨宽认为，秦始皇倾向“轻罪重刑”，对违反秦律者常进行重判，在他的影响下，官吏多执法严厉，百姓也因此痛苦不堪。学者刘泽华、王连升认为，延续秦始皇法制思想的胡亥为继承皇位，不惜杀害兄弟姐妹，对百姓实施高压政策，为秦末农民大起义埋下伏笔。

学者闫晓君在《秦律：中国“第一”律》一文认为，秦始皇首创了“律”这种成文的法律形式，以及律法名词、术语以及原则，体现出高超的立法技术，初步构建了中国封建王朝的司法体系，产生了完整的法官法吏制，其所创的刑罚原则也被后世沿用，进而影响后世封建王朝的律法制定以及实施。学者林剑鸣认为，秦始皇制定的法律，多为严明社会秩序、保护封建阶级利益而设。自他之后，后世封建王朝也多将君主旨意作为唯一的法权渊源，进而影响到封建法制、以及中华法制体系的特征。

秦灭六国之战后，为消除六国反对势力，下令将六国兵器集中到咸阳市销铸，用以铸造十二座“钟金人”，将它们作为悬挂编钟的架子，这些大小不一的铜人，都被铸成“狄人”形象，以示天下一统。同时，将秦朝公有的兵器通过铭刻等方式进行标记，要求士兵在战后及时归还，对携带兵器逃跑的士兵严加惩治。并私有兵器进行限制，有偿征收民间非法拥有的兵器，不允许民间持有杀伤力较强的长兵器等，持私有兵器斗殴之人会受到严厉处罚。秦始皇对兵器的管理，为维持秦军战力做出贡献，且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而其管理公有、私有兵器的方式被汉代以及后世沿用，这种对私有兵器相对包容的兵器管理方式，在一定时期内缓和了社会矛盾，但也对封建政权的统治造成不利影响。

秦始皇实行普遍征兵制，以徭役的形式征召军士，凡十七岁以上，爵位在“不更”以下的男子，随时都有可能被征召入伍。他们多成为材官（步兵）、骑士（车兵和骑兵）、楼船（水兵）被编入直属中央的部队或者地方武装部队当中，组成一支阵容强大的军队。秦始皇规定凡“用兵五十人及以上”必须有调兵的虎符，即便是调动地方武装，也要有兵符或者盖了御玺的诏令，从而将调兵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加强了军事集权。

自嬴政继任秦王以来，秦国不断出兵蚕食六国。嬴政亲政后，采取“先近后远”“先弱后强”的军事策略，笼络魏国和齐国的同时，先伐灭韩国和赵国，继而又接连兴兵，直到秦灭六国之战，建立起秦朝。之后，秦始皇又派兵在北面击退匈奴、南面攻取百越，又以军威迫使西南夷臣服，从而更大化地开疆扩土，为建立起一个“大一统”的王朝打下基础。

战国时期，六国对文字的读写各有异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方便各种文书和档案的书写和传播，下令废除六国各有不同的旧文字，在原来秦文字的基础上简化字形形成小篆，并命李斯、赵高、胡毋敬用小篆分别撰写《仓颉》《爱历》《博学》以推广小篆作为统一文字。此外，字体规整的隶书也是秦始皇认可的另外一种通行字体。这些字体相比以往旧文字更容易书写，有利于文化的传播，而秦朝以前的文字也就此断绝。学者白寿彝、林剑鸣认为，自秦始皇统一文字后，在此后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原地区文字始终是统一的，而文字的统一，对中国政治、经济的统一，以及文化上“大一统”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战国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大变革时期，思想上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状况，诸子百家虽均认为控制人心、统一思想是统治者实现社会控制的基本途径，但对实现统一思想的方式观点，比如儒家提倡人治而治人心，法家提倡以法专制从而统一思想。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运用国家政权之力，强制推行思想上的统一，根据李斯提议禁除一切不同于秦朝“法教”的学说和思想，不允许人们对国家政策和法令进行批评议论，以达到没有任何“巷议”和“心非”的高度的思想统一。

为此，他下令焚烧《诗》《书》、百家学说等一切可能教会人们思考问题的书籍，并规定若想要学习医药、卜筮、种树等技艺，则要“ 以吏为师”。将那些对“焚书”等统一思想的举措不满并私下议论朝政的方士和复古儒生一律坑杀。秦始皇统一思想的举措，确立了以法家为中心的思想专制，巩固了新生政权，但其所使用的专制手段，加剧了统治文化和地区文化的冲突，而其实施的“焚书”“坑儒”等强制手段，毁坏了六国史书和《乐经》等文化典籍，中断了先秦学术文化趋向融合的发展大势，禁锢了人们思想，使其成为中原地区文化史上的一场浩劫，引起诸多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秦始皇也“焚书坑儒”长期背负暴君骂名。

秦朝之前，贵族的启蒙教育主要来自家庭设立的私塾，平民的教育则主要来自家庭长者关于的道德方面的传授，求学问者也多拜私人为师，教育权主要归于“私学”，而学识不同的老师，往往授予学生不同见解，并由此衍生出诸子之学。战国时期，秦国采用商鞅重视法教的文教政策，排挤除法学之外的诸子之学，法教精神在秦国广为流传，吕不韦曾试图在秦国推崇儒家、道家，批判墨家和法家，却受到排斥以自尽而告终。而以法教为主的秦国也和其他六国的文化传统相互对立。

秦灭六国之战后，在六国盛行的诸子百家各有师传，经常对秦朝政治举措提出质疑，而秦始皇认为私学容易滋生朋党，并根据李斯提议把一切不同于秦朝“法教”的学说和思想都称为“私学”予以禁止。

又在中央和地方设置法官法吏，令他们传播法治，宣扬教化。同时设置学室，教授《史籀篇》《仓颉篇》等以培养史之类的吏员，并规定欲学习诗书、百家语等禁书者，需拜专门的博士官为师。而欲学习智识技能之人，需到相关机关单位实地学习操作，欲学习医药、卜筮、种树等技艺法令者也需以官吏为老师。从而将教育权收归中央。

由于该制度的文化专制性、片面性和局限性，最终诱发了焚书坑儒。但其相关制度促进了汉代郡国教育的形成与发展，其以实用性为教育内容的特点被汉代教育吸纳继承，并最终形成了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基础的“六艺”，以及《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基础的“新六艺”，使其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主要内容。而将育才与教化相结合、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统一也成为秦汉学吏教育的主要特点，在中原地区古代教育史占据重要地位。同时，其为学室所编著的教材如《仓颉篇》等被后世历代采用影响较为深远。

经过商鞅变法及秦国前几代国君的积累与发展，秦国国力在秦始皇嬴政继位后达到鼎盛，从秦始皇十三年（公元前234年）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嬴政接连出兵伐灭韩、赵、魏、燕、楚、齐六国，建立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大一统的秦朝。在此之后，秦始皇由南征百越，向北驱赶匈奴，修筑长城，并在中国西南地区设郡县，加强对西南夷的控制，使秦领土东至太平洋，西到临洮县（今定西市）、羌中（今青海省、西藏自治区及四川西北，甘肃西南），南到北向户（今珠江三角洲），北据黄河，达到空前的辽阔，促进了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使中原地区开始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并在政治上进入一个“大一统”的时代。

学者王子今认为，秦始皇兼并六国，结束了中国自西周之后几百年来的纷争，并建立起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为中华帝国版图的主体部分确立了基础轮廓，构建了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和文化意识。学者翦伯赞认为，秦始皇的统一促进了中国社会从初期封建社会大范围内转变为一个崭新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帝国。但学者林剑鸣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有其积极一面，但没有解决秦国与六国相互仇视问题，为其灭亡埋下伏笔。

韩在忠在《秦始皇经略岭南越人地区述议》中认为，秦始皇征服百越后，在百越设郡县将其纳入治下，扩展了原有的疆域，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却令百越之地饱受战争之苦，同时牵制了秦朝兵力，削弱了秦朝在中原的控制力。学者王子今认为，在南征百越过程中，秦朝使用了驾驶楼船的特种军队（楼船之士），是中国乃至东方排船史、航运史、军事史上的一次重要进步。秦始皇在南海置郡，扩展了中国海岸线，对中原地区海疆史、南海资源开发史和海洋交通史都有着较重要的意义，为西汉时期开通南洋航路打下基础。他在百越地区所修建“灵渠”，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强化了交通，为中国建立起南北贯通的内河体系打下基础，对东方史、世界史产生积极影响。

学者李治亭认为，秦始皇北驱匈奴、修筑长城是当时防御匈奴南袭的较好手段，缓解了战争的发生，且长城的防御功能在此后近两千内被历代王朝所接受，长城也成为因此被视作内地与边地的分界线，从而出现华夷之分的观念，形成了新的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影响着历代疆域版图的确立，以及民族关系和文化融合。

近代政治学家、学者萧公权在《君主专制政体的实质》中认为，自秦始皇称帝之后，皇帝的称号被历代封建帝王沿用了2000多年之久，他所建立的君主专制制度奠定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他开创的统一帝国也标志着中国开启了封建制度的王朝更迭。《关于大一统思想理论体系的历史考察》一文认为，自秦始皇创立的帝国使大一统思想以及理论深入人心。

近代学者王韬认为，在秦始皇建立的君主专制制度影响下，君尊民卑之风盛行，君民上下隔阂，官员高高在上、独断专行，对人民层层剥削，将国家盛衰兴亡系于皇帝一人。近代学者章士钊认为，秦始皇建立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专制权力不受约束，阻塞言路，从而使中原地区封建社会君主陷入长期的自我蒙蔽当中。中国早期的驻外使领薛福成还指出，秦始皇创立的君主专制制度成为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所在。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先生则认为秦始皇创建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两千余年来利用暴力手段和愚民手段压榨人民、摧残学术的开端，且根深蒂固，辛亥革命虽在形式上推翻了君主专制统治，却无法结束中国的专制之祸以及帝制思想。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认为，秦始皇建立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启了中原地区历代争当皇帝的乱局。

曾为秦始皇出力的谋士尉缭认为他“少恩而虎狼心”，不得志时会轻易屈居人下，若得志则“天下皆为虏”，为此不愿和他长时间相处。曾为秦始皇寻“长生之道”未果的方士卢生则说他“天性刚戾自用”，喜欢用杀人的方式立威。西汉时对秦始皇的负面评价进而延展到他的施政举措上，比如西汉政论家贾谊认为秦始皇是暴虐贪婪的人，“行自奋之志”对功臣、士民都缺乏信任。西汉名臣主父偃认为秦灭六国之战之后不知道休养生息以至于民生凋敝。《盐铁论》中则认为秦始皇严苛刑罚且喜欢使用武力并因此不得人心。

汉代史学家对秦始皇的评价则有正面部分，比如史学家司马迁虽也表明过秦始皇“取天下多暴”又好大喜功“自以为功过五帝”，但同时又认为秦始皇开启了在全国范围内明法度、定律令的施政举措。东汉史学家班固更加明确地指出秦始皇“并兼天下”“制成政令”，对后来的王朝产生了影响，且他认为秦始皇是个勤政之君，每天要处理一石重的公文才肯罢休，但又因为他“专任刑罚”“昼断狱”，给百姓造成危害，因而认为秦始皇是个“奸邪并生”的人。他同为史学家的父亲班彪则直接肯定了秦始皇的部分施政举措，认为他实行郡县制是正确的，而汉承秦制改立郡县，能使“主有专已之威，臣无百年之柄”。

唐朝以后，关于秦始皇的正面评价多起来，比如柳宗元在《封建论》里认为，秦始皇废除分封制，使用郡县制，是大势所趋。明代政治家张居正对秦始皇进行正面评价，认为他创制立法贡献大，直至明代还能“守之以为利”，并认为秦朝亡国都因“扶苏仁懦，胡亥稚蒙，奸内发，六国余孽尚存”所致，而秦始皇却不幸遭受骂名。近代学者章太炎在《秦政记》也赞扬秦始皇，认为他可以和三皇五帝一起比较。梁启超在《战国载记》表示，在世界范围内像秦始皇这类的雄才都罕见，认为他所设政治制度对后世影响很大（多有皋牢百代之概），并认为汉代对他的恶评有失公允。鲁迅还曾为焚书坑儒一事为秦始皇叫屈，认为秦始皇虽为统一思想而烧书，却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还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以博采各种思想，与阿道夫·希特勒烧书不能相提并论，他还认为秦始皇在历史上是做过贡献的，落下坏名声是后世之人“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

另有一分为二的近代评价：比如近代史学家吕思勉认为，秦始皇是个有政治理想的人，制定的政策也好，但“行之似过于急进”，使人民不堪重负他却“虐民以自奉”，并认为“过于急进”是施政失误但他“严酷淫侈、用法刻深”是不可饶恕的。近代学者黄仁宇则认为秦始皇的确“残酷无道达到离奇之境界”，但他目光长远地设计了统一中原地区的步骤，手腕高明又“何能不加仰慕”。美国史学家勒芬·斯塔夫罗斯·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秦始皇的改革“侵害了许多既得利益集团”，引起了普遍的憎恶，“加上秦朝缺乏能干的继承人”才导致秦王朝短命，但自他之后，中国从分封制的国家变作中央集权制的国家。

《史记》载秦始皇（公元前），曾因方士非议秦始皇坑杀四百六十多名术士，但同时也提到“诸生皆诵法孔子”，从而将术士和儒生归为一类。《汉书》将此认定为事实，并首次提出“书坑儒”的说法，焚书坑儒也被历代视作秦始皇实施暴政的证据之一。

近代学者鲁迅认为秦始皇虽为统一思想而烧书，却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还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以博采各种思想，还认为秦始皇落下坏名声是后世之人“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当代秦史专家王子今认为，因为秦始皇对思想方面的严格控制，的确烧掉了他认为“不中用”的书，坑杀了倾重“议论”“谈说”的稷下学宫学者（不仅仅是儒生），造成了一场文化浩劫。当代学者李开元认为，焚书是事实，但《史记》中关于被坑杀之人的名称记载却依次从方士变为文学方术士、诸生以及“皆颂法孔子”的儒生，且有名的方士如侯生等却没有被坑杀，且此事还经历过后世的编造，所以坑儒事件并未发生，是后世儒学的经师编造出的伪史。梁安和、徐卫民在《秦汉研究》中对李开元的观点表示支持，并认为历史上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记载有污名化嫌疑。

据《史记》载，秦始皇鼻子周正，眼睛狭长，声音像虎狼，胸骨较为突出。另外一种说法是《太平御览.卷八十六皇王部十一始皇帝》中，描述秦始皇的外貌是：嘴唇丰满较厚大，额头中间隆起象太阳，长眼睛，鼻子丰隆，身高有8尺6寸（近两米）。《史记》记载说秦始皇于37年7月丙寅日因为疾病而死，地点在沙邱平台。赵高等篡改遗嘱立胡亥为太子继位。秦始皇为政期间大兴土木，致使民不聊生，西汉政论家贾谊也认为秦始皇是暴虐贪婪的人。近代学者黄仁宇认为秦始皇的确“残酷无道达到离奇之境界”。学者杨宽更是在《战国史》里申明秦始皇为大兴土木，致使人民承受沉重的赋役，的确是个残酷的暴君。但由于历代来，有学者如鲁迅等认为其焚书并未造成严重后果，也有学者如李开元等对坑儒事件进行质疑，，且据后世考古发现，阿旁宫在秦朝时连前殿核心工程都未完成，而关于秦始皇是否是暴君也存在争议。郭沫若曾认为，秦始皇被称作“暴君”并不客观，抹杀了他对历史的贡献性。而汉代之后，如学者黄仁宇、吕思勉、杨宽等，在认为秦始皇统治残酷的同时，也曾肯定其在历史上的贡献性。另有学者如梁安和、徐卫民等认为秦始皇在历史进程中曾被污名化。学者段清波认为，秦始皇的形象在西汉时遭到了妖魔化，秦始皇在位期间多次出巡以及前往泰山去封禅是想向东方六国宣传他的施政纲领，告诉他们“未来人们的生活怎么样能更加美好”，想做一个文化的整合，虽然在他死之前都没有完成，却奠定了此后秦汉文明形成的根本基因。只是，晚年的他过于迫切，才造成了许多决策失误。但不能只将秦始皇视作暴君，而忽略了他是一个有作为、勤政的皇帝这一事实。

关于秦始皇的姓氏，《史记》中有三种记载，据《史记·秦本纪》载，秦始皇先族自舜帝之时就被赐姓赢氏，故秦始皇为赢姓，《史记·秦始皇本纪》却载，秦始皇名为政，姓赵姓。而《史记·秦始皇本纪》在记载班固评价其“吕政残虐”时，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注解说，秦始皇之所以被称作吕政，只因为其母嫁于秦庄襄王子楚时已怀有身孕，而其生父是吕不韦。

吕氏之说，多源于后世对秦始皇的身世猜疑（详见身世争议），先秦考古专家李零认为，族姓是西周时期的制度，而《史记》中关于“舜赐姓嬴氏”的记载应该是后世的传说。关于秦始皇的姓氏为赵的说法来源，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做出两种解释，其一认为秦始皇于赵国出生，所以名曰赵政；其二认为，秦、赵同祖，而周穆王曾将赵城封作造父，而秦也以赵城为荣， 所以秦始皇姓赵。

《秦始皇生平考略》一文中认为，秦始皇之前，秦国以嬴为祀，故其姓嬴不姓赵。《\u003c史记\u003e所见秦始皇姓氏辨析》一文中认为，先秦时期，姓与氏一分为二，其中男子称氏， 妇人称姓，而春秋时姓氏发生变革，并于战国末期开始合二为一，秦始皇姓氏之争或与正处于姓氏合流的转换期有关，并认为秦汉，秦始皇不会采用先古嬴姓，而会因司马贞所述的“赵城之故”，姓氏为赵。《秦始皇姓氏议——兼及先秦秦汉时期姓氏问题》一文中认为，先秦时期，只有氏才能冠于名之前，也就是说秦始皇即便姓嬴，却不能称“嬴政”。同时，由于氏代表尊贵，秦始皇及其先祖多为秦国国君，而赵姓不过是晋国大夫之氏，秦始皇不会因赵氏尊贵冠赵氏，所以称其赵政、嬴政均不合适，或可以称之为秦政或秦王政。

据《史记.吕不韦传》载，吕不韦将已怀了自己孩子的赵姬送给在赵国为质的秦庄襄王，赵姬嫁给子楚十二个月后生下了秦始皇，汉代史学家班固在评述秦始皇时直呼他为“吕政”，以示其是吕不韦之子。但汉代之后，学术界多认为秦始皇的生父不是吕不韦。比如明代王世贞认为秦始皇不可能是吕不韦之子，还推测认为此流言要么是吕不韦故意编造用来保富贵，要么是他被贬职后门客们故意编造用来泄愤。当代学者孟祥才则认为，秦始皇生父就是子楚，关于吕不韦是其生父的传闻是吕不韦被罢免后才传出来的，或是吕不韦党羽有意编造并想借此为夺权做舆论上的准备。当代学者李开元也认为吕不韦是秦始皇生父这一传言是后世添加。美籍华人学者梁少熊认为，说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完全是无稽之谈。

《史记》等史书上并没有关于秦始皇立后的记载，学者王育民由此认为，秦始皇没有立后是因为秦朝没有皇后制度。秦史学者王子今却认为，史书没有相关记载，且胡亥发动沙丘之变即位时秦朝也的确没有皇后，但不能就此断定秦始皇不曾立后、秦朝没有皇后制度。而学者安作璋、孟祥才根据《汉书》中“汉兴，因秦之称号，帝母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適称皇后，妾皆称夫人”的记载认为秦朝当时已经建立完备的皇后制度。当代学者张敏进而认为，秦代时已经有了立后制度，但秦始皇出于自身性格、对母亲赵姬的怨恨、对皇后人选的犹豫不决等原因没有立后或者没来得及立后。秦史学者张文立认为，秦始皇因为性格多疑且独断、妻妾众多挑花了眼、天下一人独大觉得是否立后无所谓等原因不想立后，而秦始皇也没有皇后。

历史上有很多关于秦始皇大兴土木的记载，学者杨宽认为，秦始皇因为大兴土木，每年要征服劳役人数一百五十多万，接近当时秦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杨振红通过考察秦朝涉及官徒劳役分配规定的《岳麓书院藏秦简 (肆) 》“2132+1998简”认为，秦始皇在位期间的确有过大兴土木，自他伐灭六国起至胡亥灭亡秦国共计建造皇宫关中三百、关外四百余，仅咸阳市旁二百里内就有宫观二百七十余所,其中以阿殿最为壮观。当时参与营建皇宫和骊山墓的主要是“隐宫徒刑者”常年保持在七十余万人。

任怡则认为，秦始皇为政期间，全国有近200万人同时服役的时间大概存在了两年，把时间模糊计算为整个秦始皇在位时期,未免有失偏颇。除了数据之外，且被他派去做劳役的主要是犯人以及一些不从事或从事较少农业劳动的人，比如赘婿和商人。虽有滥用民力的地方，但说他大兴土木是夸大其词。学者段清波认为，秦始皇修建陵墓的实际时间不到十年，司马迁在《史记》中拿秦始皇说事，其实在影射刘彻。秦始皇在最后的五年时间里，由于过于急切看到治理效果，做出了包括修秦始皇陵、长城、阿殿、弛道，以及开发岭南的失误决策，这些大型工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也只是个短期过程，但《史记》带给我们关于秦始皇大兴土木的印象却是不准确的。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渭南上林苑中先作阿房宫前殿，且其核心宫殿“东西五百步（650-700米），南北五十丈（约115.5米），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规模宏大，但根据现有考古发现，其公认的前殿台基最大尺寸为东西长1270米，南北宽126米，地面以上现存部分高9米，且根据考古数据发现，阿房宫在秦朝时只建成了台基及其北墙、东墙和两墙（墙顶部有建筑），连阿殿的核心建筑前殿也没有最终建成。另据《史记》载，项羽曾放火焚烧阿房宫，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阿房宫考古队领队李毓芳等在阿房宫考古探测中，并未发现被火焚烧过的痕迹。

学者杨东宇、段清波认为，汉初为了政治需要，大兴土木被列入秦始皇执政期间最严重的罪过之一，阿房宫也成为一个“罪证”，但近代通过考古发现，司马迁笔下关于阿房宫的记载或许只是一个政治概念，或是根据当时国家档案中秦朝的相关设计文献所述，而实际并未建成。所谓项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的记载也不是为了佐证阿殿的雄伟，但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阿房宫没有被焚烧的痕迹。

1975年初一把秦制青铜剑从秦始皇陵兵马佣坑出土后，引起国内外学者的争议。这把剑出土时表面无锈，且可以轻易刺穿十几张报纸，经检测其剑体表面存在含铬的氧化层，被认作秦人已掌握了用铬防锈的技术。然而，西方学者如剑桥大学考古学家马科斯·马汀·托雷等对此表示怀疑，曾发表论文认为直到1935年、1950年时德国和美国才分别掌握使用铬酸盐或重铬酸盐的防锈技术并申为专利，2000多年前的秦朝人不可能掌握这样技术，并认为青铜剑表面的铬是来自漆料中的铬污染，属于巧合。考古学者何堂坤通过对6件表面含铬的青铜器的研究后也指出所谓镀铬有可能是出于自然污染。然而学者王学理、徐卫民则认为，在秦朝以前中原地区就有了这种青铜器防锈技术，王学理还认为越王勾践自用剑就采用了这项防锈技术。

据《文献通考》考证，《汉旧仪》曾载，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0年），丞相李斯曾向秦始皇上书，称其带了72万人修筑骊山陵墓，挖掘已经深入地底。秦始皇便令“再旁行三百丈乃止”。于是，民间曾传说秦陵地宫在骊山里，且骊山和秦陵之间还有一条地下通道，每到阴天下雨的时候，地下通道里就过“阴兵”，人欢马叫，非常热闹。但考古学家根据这个传说曾作过很多考察，但却一直找不到这个传说中的地下通道。学者张占民认为，这仅是一个传说，目的或出于保护秦始皇地宫不被盗掘。

据《汉书》载，秦始皇陵墓封土“五十余丈”（约合115米），但据学者段清波在《秦始皇帝陵园考古研究》一书中记载，现代考古数据显示，秦始皇陵封土有 35.5米、43米、45.72米、46米、52.555.05米、71米、73米、76米、77米、86米等多种说法，但均与“五十余丈”相差甚远。刘占成等人认为文献中“陵高五十丈”的记载有误，应为“十五丈”，即应约35米。武丽娜也赞同这一观点，认为若选择合理的测点并排除水土流失的影响，封土的高度就是十五丈。学者段清波则认为《汉书》中记载的“五十余丈”很可能是陵墓封土的设计高度。但或因受秦末农民起义的影响，秦始皇陵并未最后完工，造成现存封土高度与记载不符合。

学术界对秦始皇陵封土的建筑形式来源也有不同的看法。刘占成等认为秦始皇陵的封土堆之所以如此高大，是受春秋时期坟丘墓发展的影响。李毓芳认为秦陵封土制式，源于先秦时期常在祭祀的墓上建筑“堂”。王志友则认为此乃先秦时期墓上建筑形式发展演变的结果，并受神仙、通天思想的影响，其三层台阶的形式则是当时“数”的观念的产物。 段清波则提出，秦始皇陵封土内部的建筑形式与建成于公元前 351年的土耳其摩索拉斯陵墓的部分建筑形式有相似之处，两者之间或许会有关联性。

此外，对于秦始皇陵封土的土源，学者袁仲一认为有一部分来自于秦陵地宫中挖出的土，另一部分来自于陵墓中的鱼池。但刘占成等认为秦始皇陵封土含有较多沙石，与秦陵地宫以及鱼池所出之土不符，封土的土源或来自于骊山山脚之下的冲积土。

20世纪80年代，曾在秦始皇地宫东侧勘探发现五条墓道，另在地宫西侧中部发现一条墓道，南侧因沙石无法勘探而未发现有墓道存在。学者袁仲一据此认为秦始皇帝陵地宫四面都设有墓道，其中东边五个，为主墓道，西、北边各一个，南边不明。2002年到200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再次勘测时发现秦始皇陵东侧只有一条墓道。“863”计划中，通过“秦陵考古遥感与地球物理学综合探查技术”进行物探遥感探测，发现地宫东西两侧各有一条墓道，且东墓道长度、规模大于西墓道，南北两侧封土下的细夯土墙上则未发现有墓道迹象。

学者段清波认为，地宫墓道的设置，是为了合乎礼制和提高施工效率，秦始皇帝陵仅发现东西两条明确的墓道。可能性有三，一是秦陵建造时的确有四条墓道，后来因故将南北墓道封堵；其二是最初为四条墓道，在地宫建成后，开始建筑台阶式墙状夯土台时，将失去实用功能的南北墓道覆压；第三种可能性是秦始皇陵只有两条墓道。且虽然如今只发现南北墓道，但并不排除墓南北或许有与东西向墓道结构不同的通道。此外，段清波还认为东墓道不仅是秦始皇帝陵的主墓道，也是从墓室建好后至埋葬秦始皇帝之间地宫和地面间唯一的通道，在下葬完秦始皇帝后，至少墓道建筑的地面部分被完全拆除。

地宫是放置秦始皇棺椁和随葬器物的地方，因为史载具体情况不详，而出于保护秦始皇陵墓的考虑与需要，现代对地宫的考古工作也局限在考古钻探与利用科技手段进行探测的程度之上，关于地宫的形制、规模以及内部情况存有多种猜测。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科学家推测，地宫形状为拱形，直径约 50米，深度约500米，地宫中还有四条直径 25 米的青铜环状物，总重超过万吨。学者袁仲一一则认为，地宫应该有多层台阶组成或近似方形的土圹。从事秦汉时期考古工作的王学理先生认为，墓室由巨型竖井式圹穴构成，犹如一个倒置的“四棱台体”。

考古专家张占民曾钻探发现，秦始皇陵封土下有用生砖坯垒成的宫墙，且“西墙一段长42米，东墙一段长38米，北墙东西长392米，墙宽3.5至4米”，据此认为地宫是一座东西向的长方形建筑，且规模至少在70000 平方米以上。21世纪初，通过对秦始皇陵的高精度重力测量，推测出秦始皇陵地宫里墓室规模可能是“东西长约50米、南北宽约40米，埋深约43米，高约10米”，而地宫周围或存在石质宫墙，宫墙上部有一宽约15米、高约30米的细墙。

张占民还认为，史载秦始皇陵“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地宫中所存星相图很可能类似于西安交通大学汉墓的制作形式，且更具写实性，彩绘更精致，制作更精美。张占民还通过秦始皇陵封土中汞含量的异常这一情况，并参照《史记》《汉书》记载，认为秦陵地宫中埋有大量汞。段清波认为秦代已经具有炼制水银的技术，现代技术也证实秦始皇陵地宫之中含有大量水银，但秦始皇向地宫倾注大量水银目的和任何朝代的墓室不同，他不是为了防盗、防腐、显示财富，或用于医疗，而是想将帝国最辉煌的历史以物化的形式载录下来，是秦始皇帝心系天下，想让天下能得以长久地传承的企盼。

关于秦始皇帝陵地宫中棺椁的情况也有过探究，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棺椁制作时“下铜而致椁”，1985年发掘凤翔一号秦公大墓时在椁木接茬处发现有以锡为主的合金浇筑迹象，马振智据此认为，《史记》所载“下铜而致椁’是为了防止木节处过早腐朽，将其挖空铸入一种以锡为主要成分的合金。张占民则进一步认为，秦始皇的木椁或是用数百根方形柏木垒成的“黄肠题凑”，为更加牢固，方木的接茬处曾用铜液浇筑。

此外，关于解决地下潜水层对地宫的危害的方法，学者袁仲一据《汉旧仪》“锢水泉绝之，塞以文石，致其丹漆”的记载，认为地宫的防水方法是用带有图案花纹的石头镶砌，并涂以红漆，从而把地下泉水封堵。学者王学理认为除了用石头阻塞泉眼外，还在石隙中浇灌了铜液，并筑成挡水壁和引流槽，将水引至北壁上凿的几个蓄水渗池中。1998年至2001年的考古勘探中，发现了由夯土层、阻水渠、青膏泥夯层自上而下构成的围绕秦始皇陵的地下阻排水系统。据段清波在《秦始皇帝陵园考古研究》载，秦始皇陵地下阻排水系统由前、后两段组成，前段位于陵园封土的东南西三侧，为排、阻水设施，由平面略呈T形的地下水渠组成；后段为排水设施，由位于陵墓封土西侧以外的明井暗渠组成。

据《史记》记载，秦陵地宫修建时曾“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进者辄射之”，用以防盗。另据史载，秦始皇陵曾遭到过五次大洗劫。其中大规模盗掘者有项羽、五胡十六国时后赵国国君石虎，及唐末农民起义军首领黄巢。但据考证，地宫封土上曾发现两个直径不足1米深不过9米的小盗洞，但这两个盗洞远离地宫。《秦始皇陵被盗之谜》一文认为，总体来说，目前没有发现秦始皇地宫被盗的痕迹。学者张占民认为，从近20余年的考古调查资料来看，秦始皇陵地面建筑确实遭遇过大规模的焚烧，或是项羽所为，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如《汉书》所载又遭受大规模的盗掘。但并不能据此就确认秦始皇陵地宫没有被盗。

就已面世的近万个秦俑来看，它们近乎人人都有一张自然和生动的脸，对此，沈允庆认为这是中原地区古代写实艺术的体现。《秦俑“千人千面”之谜》一文认为，这种雕塑技巧已经大大超越了一般工匠的制作水准，秦朝不可能拥有那么多高超水平的艺术家，根据现代科学研究，秦俑的身体大多使用“范”（即模具）来制作，以保障稳定的产品质量，但头面制作却没有通过这种快速复制的方式，而秦俑是为秦始皇陵制作的殉葬俑。并由此认为，秦始皇百般寻求长生未果，希望那些骁勇善战的近卫军能在他死后继续拱卫左右，助他完成未竞事业。与此同时，秦始皇又希望继任者能拥有同样一支彪悍的军队来守护秦朝江山，最终秦始皇利用其笃信的巫术，将自己的近卫军镜像分开。而兵马俑的头面和近卫军成员对应，才出现了“千人千面”的特点。而根据对秦俑头部的材料研究，推测秦俑头部是采用软性材料在真人脸上翻模，焙烘硬化之后再用于铸造人俑脸部。

关于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作用与军阵研究，学者袁仲一在考证后指出，作为整个两周王陵建制中一个组成部分的兵马俑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其军阵则象征秦朝京师的屯卫军。其中以战车、步兵相间排列的一号兵马俑一号坑为右军，以战车、骑兵和弩兵组成的二号兵马俑军阵为左军，未建成的四号坑为拟建的中军，三号兵马俑坑是统帅右、左、中三军的军幕。学者徐卫民认为兵马俑坑象征着秦的国家军事力量，是以军队屯聚的形式布成的“常阵”行列。其中，一号坑是设备完善的长方形军阵，二号坑是多兵种再现的曲尺阵，三号坑则表现的是军事指挥部。学者刘占成则认为，兵马俑除了彰显军事武功、宣扬统一大业，也是用以碎邪压胜、防神驱鬼的方式。学者秦鸣认为，兵马俑除了象征宿卫军之外，还有秦始皇东巡卫队的象征。黄展岳认为，兵马俑象征送葬俑群。学者王学理认为，兵马佣以阵、营、战、幕四种军事形势出现，是为了展示秦始皇军事生活的陈兵图。范仲远认为，兵马俑是秦始皇用来统辖指挥的“御前冥军”。林剑鸣则认为，秦俑坑并不属于秦始皇陵建筑中的一部分，是为了表彰统一全国军功所竖立的纪念碑式的“封”。

刘九生曾对“兵马俑”的身份提出质疑，认为秦俑并非像现在学术界认定的那样是“兵马俑”“军阵”或者“宿卫军”，而是只有秦始皇的近臣侍卫系统——“郎系统”的复制，呈现的是秦始皇出入或即将举行礼仪盛典时基本范式。遭到了学者王学理等的驳斥。

关于秦始皇陵兵马俑陪葬形式的渊源，吕智荣曾认为，秦始皇陵兵马俑是从先秦贵族殉葬武装侍卫之制发展演进而来。学者林剑鸣认为其来源于秦人的树“封”传统。范仲远则认为兵马俑是秦始皇对秦人传统的尚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秦始皇陵陵园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区城东5千米处的骊山北麓，上有茂密草木。根据秦朝旧俗，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十三岁继位的嬴政就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墓。秦始皇陵的修建遵从“事死如事生”的理念，选址上依照了“长辈居西，晚辈居东”的礼制习俗，且受到秦人东扩的趋势以及厚葬习俗的影响，从而脱离了秦国的芷阳陵区， 出现“一冢独尊”的现象。两周王陵修建期间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修陵人数一度达到70万左右，直至公元前209年，农民起义军逼近骊山，秦二世胡亥才匆匆结束陵墓修造。

修好的秦始皇陵园仿照都城咸阳市布局设计，陵园西部有呈南北向分布的长方形“回”字形小城，内城周长3870米，外城周长6322米。小城南半部中心位置是秦始皇的墓冢，北半部有寝殿及其附属建筑。墓冢高76米，近似正方形，占地约120750平方米。据《史记》载，墓内有宫殿及百官位次，陈列各种“奇器珍异”，并“以汞为百川”，布满机关。关于秦始皇陵园的勘察开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自公元 1974年起，秦始皇陵的发掘全面展开，在挖掘过程中，另在陵园四周发现大量遗迹，其中陵园东部有兵马俑一号坑和陪葬墓群，西部有役徒墓、窑址、石料加工场，南部靠近骊山处有防洪堤遗址，北部有因建陵挖土而形成的鱼池遗址。目前已发掘了铜车马坑、部分兵马俑坑、马厩坑、陪葬墓和役徒墓，已出土文物共5万多件，但地宫内部构造，目前尚不清楚。

秦始皇陵文物大遗址位于渭河平原中部，其文物遗存范围南至骊山、北至渭河、东至代王、西到临潼城区，面积达 56.25 平方千米。其中有45平方千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1961年时，秦始皇陵成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设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对其已开放的秦始皇帝陵国家遗址公园（丽山园）进行管理。

现发现的兵马俑坑遗址有四个。其中一号坑、二号坑发掘了一部分，而三号坑已经全部发掘，四号坑则是一个没有建成的废坑。这些兵马俑坑规模较大，一二三号坑的总面积约为 20780平方米，共有武士俑应有 7000 个，战车 100 多辆（配驭马400多匹），坐马 100多匹，并按照秦始皇时代的军阵进行编列。

军阵中有战车兵、步兵和骑兵，配有远射程的弩机弓箭和长木柄的戈、矛、戟，且它们大多是由中央官署机构“寺工”铸造的青铜武器，为研究秦朝军队编制、作战方式、秦代步卒装备以及秦代社会提供了实物资料。

现已发掘的马厩坑遗址有二处。一处在秦始皇陵东门外;另一处在陵园内外围墙的西垣之间。约有六七百匹马匹被活埋在马厩坑内，还配有负责“饲养”马匹的坐俑和马饲料，另附葬供坐佣“使用”的陶器。

两周王陵西侧有铜车马坑，内葬有两辆彩绘铜车马，分别马头向西放置在一个木椁内。陪葬的铜车马鞍具齐全，与真马无异。用作秦始皇死后“出行”。

秦始皇陵中的陪葬墓现已发掘的有两处，一处在陵园东门外，另一处在秦始皇陵墓之北。其中东门外的8座陪葬墓已经被发掘，墓内皆有一棺一椁，另有铜器、陶器和少量金银器作为陪葬品，墓主人有男有女皆被肢解后葬入，年龄约在20一30岁左右，或是被胡亥处死的秦公子、公主和近臣。

在秦始皇陵中“回”字形城的东北侧，随葬了象征戍卫兵的兵马俑。现今已出土了三座兵马俑一号坑，其中规模较大的一号坑中，有6000个面向东方的兵马俑，有弓弩手、步兵、车兵、骑兵等，三座兵马俑坑，共有俑7000余件，它们均采用模塑结合的方式塑造而成，又加以彩绘元素，身高1.8以上，表情各异，根据不同身份穿戴不同战服携带不同武器，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军阵。1974年，兵马俑坑被发现后，被时任法国总统的雅克·希拉克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彩绘铜车马是指在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出土的两乘大型马车，被视作秦始皇在死后用以“巡幸各地”的交通工具，都是驾四匹马的独双轮结构车，两车各配有驾车的“御官”，御官佩剑，车上另置放铜弩和青铜盾。两辆铜车上装饰有云纹，有“通神”之寓意。一号马车通长225厘米，高152厘米，总重1061千克，是横式立乘车。二号马车通长317厘米，通高106.2厘米，带有长方形后舆，类似秦始皇生前巡游所乘坐的辒辌车。两乘铜车马在1980年11月至12月出土，出土时已被压碎，后经过修复，现保存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内。

1975年时，在秦岭兵马俑一号坑出土了一柄青铜剑。其剑长 89 厘米，径长16.7厘米，剑身宽 2-3.6 厘米，这种窄且长的剑，在战场上有利于杀敌。且其出土时表面光洁无锈，依旧锋利坚韧，能一次性划透十几张纸。经测定其铜、锡比例 3:1，硬度为 HRC22-24度，大约相当于中碳钢调质后的硬度，且其表面有一层致密的含铬化合物的氧化层，这种防锈技术在1935年和1950年时才分别被德国和美国掌握。

秦始皇陵位于中国北部临潼区向东5公里处的骊山北麓。秦始皇陵建于公元前246年至公元前208年，历时39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庞大，设计完善的帝王陵寝，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结构最奇特、内涵最丰富的帝王陵墓之一。

当时筑陵劳役达72万之多，两周王陵布置仿秦都咸阳，分内外两城，内城周长2.5公里，外城周长6.3公里。陵墓总面积达到50平方公里。据史料记载，秦始皇陵中还建有各式宫殿，陈列着许多奇异珍宝。秦陵四周分布着大量形制不同、内涵各异的陪葬坑和墓葬，已探明的有四百多个，其中包括“世界第八大奇迹”中的兵马俑坑。仅看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可看出修建这座陵墓的百姓负担之重。

公元前259年正月，秦始皇出生在赵国邯郸城的一座老宅（在今城内中街以东，丛台区西南的朱家巷一带）。邯郸市决定在其出生地附近城内中街建造秦始皇出生地纪念馆，并将展出当地战国时期出土文物和有关秦始皇的史料、学术论著和文学作品。

秦皇岛市，是秦始皇第四次出巡，看到远处岛上郁郁葱葱的荆条树，他马上下车跪拜。大臣不解问他为何跪拜，秦始皇说：“此岛所生荆条正是朕年幼时老师所用的荆条，见荆条如见恩师，怎能不拜？”后人把这个岛称之为秦皇岛。

秦皇河，相传，滨州秦皇河为秦始皇东巡时开挖。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派徐福率千名童男、童女东渡出海，访仙山寻求长生不老之药。

秦皇求仙入海处、秦行宫遗址、始皇庙、秦皇古道、秦始皇东巡宫。

秦始皇金币，1984年，中国发行了第一组《中国杰出历史人物纪念币》中就有秦始皇。

《拾遗记》里记载，秦始皇曾与“宇宙之民”有过接触，他们乘坐“水浸不入”的螺旋舟，穿着用鸟兽之毛编成的衣服，教会秦始皇一种将铬金属镀到青铜剑上的铸造技术，改进了他的武器。

秦始皇二十年（公元前227年），秦灭掉韩国和赵国后，燕国太子丹心生忧虑，催促门客的荆轲让他按照此前谋划去刺杀当时还只是秦王的嬴政，于是荆轲假以向秦国献地的名义前往咸阳。为了迷惑秦国，他特意带上之前逃往燕国的秦叛将樊於期的首级以及燕国督亢（今河北涿县东南）的地图，又将了毒药的匕首藏进地图中。而燕太子丹则另派了勇士秦舞阳做他的助手。到了咸阳宫前，捧地图匣子的秦舞阳心生惊慌引起秦国大臣猜疑，荆轲为之遮掩过后只能捧着地图孤身进殿。在向嬴政一点点介绍地图的同时，卷在地图后面的匕首终于露出来，荆轲挥刀斩向嬴政，但刺杀没有成功，荆轲死后也被肢解示众。

封禅泰山是指古代帝王在泰山上和山脚下设祭，以向天地“申报”自己的功德。这个仪式很早就有，但秦始皇即位前封禅仪式早已失传。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灭六国之战两年后，召集齐、鲁的儒生博士重议封禅典礼仪式，由于儒生们意见不一致，秦始皇便用秦国旧制封禅泰山，并刻石碑为自己颂德。

封禅泰山之后，秦始皇在前往梁父山封禅的途中忽遇暴雨，恰好路旁有棵树，秦始皇便在树下躲避，事后，他认为那棵树有功，封它为“五大夫”。东汉时应劭在《汉官仪》中将那棵树认定为松树，后来以讹传讹，认为“五大夫松”是五棵松树。

六国被灭后，六国旧民对秦始皇心存敌意，加之其大量征召百姓修建陵墓宫殿，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民间便有“阿房、阿房，亡始皇”的童谣流传。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东郡出现一块石陨石，上面刻着“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字样，秦始皇怀疑这是附近百姓所刻，但没有查出到底是谁，便把住在石头附近的人全部杀掉，并烧毁了那块陨石。同年秋天，秦始皇在外巡游，有陌生人拦车送上玉璧，在说完“今年祖龙死”后离去，因为“祖龙”象征皇帝，他这句话的意思便是说秦始皇当年就要死。秦始皇认为不吉利，便对人说，他所说的祖龙是指人类的祖先。秦始皇晚年时，喜欢寻仙求药，方士侯生因寻访未果逃走后又返回，自称在海外寻得“天书”，写有“亡秦者胡”的字样。秦始皇认为“胡”便是胡人，于是派人北击匈奴，并夺取了大片领地。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外出巡游时，在湘妃祠遇到大风，以至于不能渡河。当得知此地祭拜的是湘君时，认为此时起风是湘君在故意与自己作对，便派人砍光了山上的树，由于山土原来是红色，山也因此变成了红色。但关于此，秦代简牍则记载说秦始皇在巡游湘山时，感觉它“树木野美”，下令不准砍伐。

方士徐福欺骗秦始皇说可以找到蓬莱仙药，只是海中有大鱼阻挡，无法到达那里。徐市希望秦始皇派箭法好的弓弩手同他前去，见鱼后射死它。秦始皇命令徐市等人随船带上捕大鱼的工具，自己则亲自携持诸葛连弩等待射杀大鱼。船到之罘时，射死一条大鱼。

传说秦始皇作石桥，想过海观看日出。有神人能驱赶石头下海成桥，石头行得慢，神人就用鞭子抽打，石头甚至流出血来。

相传秦始皇得到一面长方形的镜子，可以照见人的内脏，能用来诊断内病。秦始皇将镜子挂在宫中，用来照视宫女，如果照见胆张心动，就被断定是心术不正的而予以处死。

传说渤海之中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中，有仙人居住，秦始皇出游东海时，听信齐国旧地方士徐巿的话，令他带领数千名童男童女入海求仙，但此后徐巿总说海上有风阻拦无法到达，还称自己远远看见了仙山，再后来则一去不返。

民间传说“跑马修堤”的故事中，秦始皇性格严苛，说的是秦始皇为快点修好黄河大堤，让人骑马巡视，规定所到之处大堤必须修好，否则民夫要受到严惩，但事实上，传说中的“金堤河”修建于汉朝，和秦始皇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