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也称学塾、乡塾、家塾、教馆、书房、书屋等。产生于春秋时期，开设于家庭、宗教或乡村内部的民间教育机构。

孔子的家乡曲阜市所开办的私学即是私塾。据说孔子是第一个有名的大塾师。中国古代私学始于春秋时期。史书记载，孔子兴办私学，“聚徒成群”，他的言论很有号召力。战国时，私人讲学之风大盛。战国中晚期，齐国在私学广泛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稷下学官”。至汉代，刘彻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儒家思想被封建帝王定为一尊，成为当时社会统治思想。发展到南北朝时期，不仅有儒家私学，还出现了佛家私学、道家私学和儒、道、佛、玄各家兼综备私学。隋唐，科举制度的出现推动了私塾的发展。宋明理学的兴起，促成了族塾义学的兴盛。辽、宋、元时期私学也十分活跃。明清时代的私学，继宋、元以后仍兴盛不衰。发展至唐末以后的私学中产生了一批书院，这是私学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之一。从孔子私学，稷下学官，汉朝的书馆、经馆，发展到晚唐书院，至宋代形成完善的书院制度时，此时私学已发展至教育的高级阶段。书院的私学形式一直发展到清代末年。近代，由于私塾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出现了距离。历经清末、民国的私塾改革，一部分私塾变为小学，一部分被淘汰。

私塾由塾师开设。塾师大部分是来自落第秀才或老童生。教授内容以儒家思想为主，私塾是私学教育组成部分。学生年龄跨度较大，有五六岁的，也有二十岁的，但十二三岁以下的学生较多。私塾的学生招收人数不等，有一二人的，也有三四十人的。塾分家塾和义塾，家塾由地主、商人开办。义塾是由聂氏宗祠、庙宇的地租收入或者是捐款兴办的，义塾读书可免交学费或交一半学费。学生入学时都会有入学仪式，要向孔子画像叩拜。学习时限灵活视个人接受情况而定，学习内容多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启蒙内容为主，同时教授礼节和道德教育方面的培养。私塾发展鼎盛时期，民间私塾主体形式多样，但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多以人文为主，而少科技实业，从而成为与近代社会教育拉开距离的关键。

塾是私塾的前身。西周时期，塾只是乡学中传统私塾在历史变迁中的一种形式。人们一般都认为孔子在家乡曲阜市开办的私学即是私塾。《学记》追述西周的学制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库、术有序、国有学。”当时，学在官府，官师合一，塾的主持人是年老告归的官员，负责在地方推行教化。最早关于塾的记载不是出自《尚书》，而是出自商代甲骨文。在殷墟出土的卜辞中，就多处提到了塾。塾在卜辞中作“孰”，两个字旁为上下结构。不过，商代的塾不是教育儿童的场所，而是宫门侧之堂。

中国古代私学始于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和政治斗争需要，没落贵族官学全面崩溃而作为新兴社会群体的“士”阶层应运而生，新的教育组织机构私学兴起并初步繁荣。史书记载，孔子兴办私学，“聚徒成群”，他的言论很有号召力，对社会影响很大。战国时，私人讲学兴盛。养士之风与百家争鸣促进了私学繁荣。当时对教育发展影响较大的四家学派有儒、墨、道、法，但最有名的是儒、墨两家，当时也被称为“显学”。战国中晚期，齐国在私学广泛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稷下学宫”，它既是战国百家争鸣的中心与缩影，也是当时教育上的一次创新，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和教育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私塾从春秋期起至秦以后的两千多年，一直处于稳定发展期。明清是私塾发展鼎盛时期，开办学塾形式及私塾主体也呈多样化方向发展。有以官宦富室开办的家塾，由塾师自开的散馆，还有民众集资合办的村塾，民间富人出资开设的义学和官方主导的社学也是其中之一。明清时期的学塾形式多样化和易开办的特点对推广通识教育具有积极意义，也降低了塾师的就业成本。

中原地区古代私学始于春秋时期。发展至战国时就有儒、墨、道、法家学派，但最有名的是儒、墨两家，当时也被称为“显学”。战国中晚期，齐国在私学广泛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稷下学宫”，它既是战国百家争鸣的中心与缩影，也是当时教育上的一次创新，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和教育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汉代，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便于统治刘彻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儒家思想被封建帝王推崇，成为重要的社会统治思想。以传递儒家文化为己任的私塾从此在社会上站稳了脚跟。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兴废无常，而私学却相当兴盛。尤其在南北朝时期，不仅有儒家私学，还出现了佛家私学、道家私学和儒、道、佛、玄各家兼备私学。此时各家聚徒讲学，常有几百人乃至几千人听讲。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出现推动了私塾的发展。当时，科举考试主要是围绕儒家经典“五经”展开的。官学兴盛，私学也随之发达。唐朝的韩愈、柳宗元等都曾在私学中教授学生。许多博学大师甚至开学馆、设书院，以招收生徒讲授知识为业。

辽、宋、元时期私学十分活跃。其原因是统治阶层发生了不同民族的更迭，各民族都迫切需要加速培养本民族的学术人才，而战乱的频繁，使得官学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私学因此得以兴盛起来，其形式有私塾、家塾、经馆、家学等。宋代私学教育和启蒙教育都得以充分发展。经过北宋三次兴学，南宋官学多有名无实，科举考试弊端丛生，引起许多学生不满，纷纷致力于私学。这一时期的蒙学教材既继承了历代教材的优良传统又有新的发展，对后代有深远影响。宋明理学家注重对儿童进行伦理教育，并制订乡规民约，推行社会教化活动。宋明理学的兴起，促成了族塾义学的兴盛。明清时代的私学，继宋、元以后仍兴盛不衰。形式上无明显区别。但在唐末以后的私学中产生了一批书院，书院在宋代得到发展后开始向官学转化，这是私学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之一。

政府下令改良私塾，但收效甚微。至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颁布《私塾改良章程》，明确规定私塾要按照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颁布的《壬寅学制》规定的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的课程设置开设课程，教学方法不得“专主背诵”。民国17年9月，安徽省教育厅颁布《安徽省改进私塾暂行规程》，规定私塾必须具备的设备和塾师的任教资格才可教学。明确规定私塾必修课为“官话”“常识”“算术”等，选修课为艺术、音乐等。此后的民国18年、20年又分别两次下达”改良私塾训令“，同时面立私塾改进委员会，区成立分会。国民政府整体上对私塾改革但新教学方法实践中收效不明显，部分私塾仅为应付县督学检查。

取缔私塾。公元前213年，在秦始皇的祝寿宴上，博士淳于越的发言，提起分封诸侯的话题，并断言不分封诸侯，秦始皇的江山难以长久。丞相李斯对此观点进行反驳。后李斯谏言将藏于民间的非秦国典籍，全部焚毁的想法得到秦始皇支持。将焚书作为法令颁行全国，取缔私塾。

生产力发展。秦以后的两千多年，生产力发展推动经济上行，私塾也一直处于稳定发展期。明清是私塾发展鼎盛时期，此时学塾形式多样，开办私塾主体多样化。但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封建教育制度一度处于失势地位直至1905年科学制度废除。1898年戊戌变法后，新学兴起，私塾教育方式开始退出直至解放初期最终绝迹，文言文教材也由白话文所代替。

发展到近代，私塾的教学形式与社会发展要求相背离，私塾的教学方式受到质疑。而此时西方教授知识教育兴起，提倡新教育的人士指责私塾不开设算术、历史、地理等科目，知识面窄，而且教材长期不变，知识老化问题严重。而中国想要发展，就需发展近代新式教育。历经清末、民国私塾的改革后，通过对教育内容和塾师的改革后，一部份私塾变为小学，一部分被淘汰。直至50年代后期，私塾基本消失。

私塾依据教学内容分为两类：一类是识字教学，一类是讲授经书与应试文体的；识字教学也叫“蒙学”，以讲经文和应试文体叫“经馆”；还有一种综合性教学两种都教的，学生的年龄跨度大。按不同的办学主体可分为族塾、村塾、家塾和门馆。族塾是由一处同姓宗族族长担任学东，学舍是家庭聂氏宗祠，塾师以聘请为主，学生皆为本姓子弟；村塾是以村或地方为单位当地关心教育的人士作为学东，由学东负责筹办学舍及聘请教师，教学对象皆是本村孩子；家塾是由富贵人家聘请塾师在自家中教学，也称“坐馆”，教授对象皆是本家子弟；门馆是由落第秀才担任学东，自家开馆招收学生进行教学。

私塾应用教材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周代至唐朝期。教材选择以字书为主，伦理及常识为辅。西周时代的《史篇》是最早的“蒙学”教材。随后是秦朝蒙学识字读本《仓颉篇》，是秦始皇统一文字的范本书。西汉时的《急就篇》则是流传广且影响较大的教材。蒙学教材大多为综合性读物。

蒙学教材

中国古代历来重视蒙学教材的编写，且起源较早。周朝至唐代。最早的蒙学教材见于西周时代的《史箍篇》，之后秦代蒙学识字读本《仓颉篇》是秦始皇统一文字的范本。西汉时，史游的《急就篇》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另有周兴嗣的《千字文》，以及唐朝的《开蒙要训》等。这一阶段蒙学教材多为综合性读物，以识字为主，也是思想品德修养教育，知识面广泛。宋代以后是启蒙教材的繁荣发展期，教学内容细化且教材种类多样，开始出现了专题编写，明清时期蒙学教材发展完善。

蒙学教材

宋元时期，教材按内容可分为不同类别，如识字教学类、伦理道德类、历史教材类、诗歌类和名物制度与自然常识等。识字教学类的教材代表作（宋末王应麟的《三字经》、宋代的《百家姓》《千字文》），教学目的是识字，掌握文字工具，也会综合介绍一些基础知识。伦理道德类的教材代表作有吕本中的《童蒙训》、吕祖谦的《少仪外传》、程端蒙的《性理字训》、朱熹的《小学》《童蒙须知》等，教学目的是伦理道德知识以及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准则等。历史教材类，教材代表作有宋王令的《十七史蒙求》、胡寅的《叙古千文》、黄继善的《史学提要》、吴化龙的《左氏蒙求》等，达到能传授历史知识，又能进行思想教育的目的。诗歌类，教材代表作有《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朱熹的《训蒙诗》、陈淳的《小学诗礼》等，教学目的是进行文辞和美育。名物制度和自然常识类的教材代表作如宋方逢辰的《名物蒙求》等。

经馆教材

清中叶至民国期，教材增加了知识课本，主要有《四书》（指《论语》《孟子》《大学》《礼记·中庸》四本书）、《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部儒家经典著作）等，到明、清后教学内容又增加了八股文范文选本，备学生科举考试。

蒙馆主要以认读、写字与写作为主。认读多是5、6岁儿童，以认读识字为主，教授方法是在一寸左右的红色纸上用楷书写字，每天教单字，当认字数量达到千字左右，就开始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韵文书，完成后塾师开始教读《论语》，教读数遍直至完整背诵后，塾师会再授新课。处于蒙学期学生背诵大多以机械记忆为主。写字也是蒙同期的学习重点，教学方法与学习内更细化，学生要自己练习并描写，描写时要用墨笔在红色字形上描摹。熟练后进入背摹阶段，临摹每天都交由塾师批改。蒙学第三、四年时塾师开始教学生写应用文。（书信、讼词、婚丧、喜庆文等）

经馆学生有学习进度是在理解字义后，就开始学习对“对子”，为写诗打基础。其中读《古文观止》、《东莱博议》等书都是为作文做准备，“窗课”每周二篇，习作以游记、说论、序、传和应用文等题材为主。明清时，习作主要以八股文为主，先由塾师选范文，然后学生仿作。塾师的教学任务是”批改窗课“，指导学生习作。

学规要求蒙童入学需要入学仪式，向孔子牌位跪拜。对学童课堂纪律与课间行为进行规范，如不大声说话，不随意走动，完成课业再回家，放学后学生要列队到孔子牌位作揖。对学生犯错的惩罚也有明确规定，如站在孔子牌位前面壁、留在学堂、用戒尺或板子打、跪在孔子牌位前认错等。

塾师工资标准，各时期并没有统一标准，清末前以白银计算，据传蒙馆塾师每年可得白银10两左右，经馆的塾师略高。清末至民国初年，塾师工资改用银元，蒙馆塾师每年银圆百余元，经馆的塾师每年银圆二三百元甚至四五百元。民国20年后，因物价波动大，塾师工资大多以实物计酬如大米、小麦、黄豆等，数量以每年约二至四千斤不等。除工资外不同节日也有酬劳如端午节、中秋节、春节等，此外还有学生家长送节礼，学生学习到写作文时要向塾师送“课肉”。

塾师的伙食有两种。一种是每个学生每年交“三斗”（三斗米）、“六斤”（猪油、香油、食盐、黄烟、茶叶、表纸各一斤）,塾师自炊自食，此种方式多见于村塾蒙馆。二是塾师由学东或全体学生家庭轮流供膳。此种方式多见于“族塾”和“家塾”。

就官府而言历代帝王都把教育儿童看成是家长自己的责任，与官府关系不大所以，官府从不干预私塾办学，任凭私塾在民间自由发展。民间力量大于官办力量。宗族是支持私塾发展的主要财政力量。

就百姓而言私塾多存在于农村，而中国农村经济属于小农生产，需要大量劳动力，子女在私塾读书则比较方便。

就塾师而言塾师职业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在中国古代的诗礼之家宾客中是最尊贵的“西宾”。西宾也被称为塾师。尊师是中国私塾教育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国传统美德之一。如《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塾师贾雨村，求林如海介绍他去结识贾府时，林如海回答说：“因向蒙教训之恩，未经酬报，遇此机会岂有不尽心图报之理。”足见林如海对他的尊重，完全以自家人待他，以诚以礼相待。当时私塾的先生，大抵比较年长并极具尊严，这是塾师的特点。

私塾是旧时学童接受的启蒙教育，因设备简单，费用低，学制灵活加之生源跨度等影响是当时社会底层群体乐于接受的教育形式。私塾是官学的补充教育。私塾教育成为基础教育基础。私塾的招生时间与招生范围灵活性为市民或农民提供了便利，掌握了读、写、算等基本知识的培训与训练，为普及教育打下基础。

私塾多存在于农村，学制灵活性加之生源跨度等影响是当时社会底层群体乐于接受的教育形式。私塾的培养方向以关注学生天赋，培养学生兴趣，注重探讨教学方式为主，学生私塾期间基本掌握了读、写、算等基本知识的培训与训练，为普及教育打下基础。私塾不论学生出身背景和家庭贫富，学以致用，求精求专，不搞文凭教育。这在传递文化、培养人才等方面，私塾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近代哲学家、教育家蔡元培认为私塾重人文精神，轻自然科学。他在批评旧式教育时，说：“吾国之旧教育以养成科名仕宦之材为目的。科名仕宦，必经考试，考试必有诗文，欲作诗文，必不可不识古字，读古书，记古代琐事。于是，先之以《千字文》《神童诗》《龙文鞭影》《幼学须知》等书；进之以四书、五经；又次则学为八股文，五言八韵诗。其他若自然规律，社会状况，虽然儿童所急欲了解者，均不得阑入教科，以其于应试无关也。”

中国近代作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回忆幼时家熟受体罚时的一段记忆：“他的塾师有一根两分厚、三尺来长的竹片，是专门用来打学生的。正式的打法是打掌心、打屁股；非正式的打法则是隔着衣裳帽子的乱打。有时竹片打破了，塾师就干脆把随便找来的细竹抽来打人。”

上海特级教师于漪评价《从百草园到三昧书屋》，认为：三味书屋“关得住儿童的身，关不住儿童的心”，他们在先生读书的时候，各行其事。写出了儿童的心理特点以及对私塾教育制度的抗争，作品批判了封建教育对儿童的毒害，针砭了旧的学校教育的弊病。

明末来华的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在比较过同时代的中国学塾与欧洲学校的异同之后，对前者评价甚高。他认为中国学塾注重因材施教，塾师整天跟学生一起，认真负责，而欧洲学校则是以考虑收入为前提的招收大量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