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是中国境内古老的少数民族，为中国官方确定的55个少数民族之一。古代被称为栗粟、栗漱、力些等，被视为乌蛮或罗罗（彝族）的一个分支。中国境内傈僳族人口有762992人（2020年），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西北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福贡县、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4县及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其余分布在丽江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楚雄、保山市、大理白族自治州、临沧市、普洱市等州（市）以及四川省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和攀枝花市。在境外，还分布于印度东北地区、泰国与缅甸交界地区。傈僳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是迄今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境内傈僳族的主要交流语言。傈僳族历史上没有文字，20世纪以来，傈僳族一共进行了四次文字的创制，分别为音节傈僳文、老傈僳文、“格框式”傈僳文及新傈僳文。目前，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境内傈僳族通用老傈僳文。

傈僳族源于古老的氐[dī]羌族系，与彝族有着渊源关系。先秦时期，傈僳族先民开始从西北不断往南迁徙到西南，汉朝时，聚居于四川省西南部的雅砻江[yǎ lóng jiāng]至川滇边界的金沙江河段。唐朝时，傈僳族的祖先“施蛮”和“顺蛮”被逼向滇西北转移，并与“磨些蛮”“罗落”等“白族”混居在一起。元明清时期，受战争的影响，傈僳族经历了数次较大规模的迁徙，先后西迁怒江，一部分流入缅甸；一部分人到了沧源佤族自治县和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一带；另一部分沿着金沙江向南，到了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和大姚县一带，至此，形成了傈僳族大分散、小聚居的状态。1907年—1908年，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聚居的地区首次设立了公职人员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1928年，云南地方政府开始在怒江地区设立设治局，加强对当地各族人民的统治。随着政治和经济情况的恶化，傈僳族人民掀起了多次反封建反压迫的斗争，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1948年，中共在滇西建立了滇西北工作委员会，之后又建立了临时政务委员会及党的工作委员会。随后，人民解放军先后进驻兰坪、碧江、福贡县、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泸水市，怒江地区获得解放。1954年8月，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成立，后改区为州，傈僳族人民拥有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在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之下，傈僳族人民的生产生活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工农业经济以及交通、教育、卫生、通信等各项基础设施及社会事业都有了快速的发展。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上，傈僳族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包括富有特色的民族节日，如刀杆节、阔时节、收获节等。傈僳族实行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是傈僳族社会的基本单元。傈僳族流行土葬，非正常死亡者则执行火葬，入葬的时间、位置有严格的规矩。傈僳族的自然历法富于民族和地方特色，将山花开放、山鸟啼鸣、大雪纷飞等自然现象的变化，作为判断生产节令的物候。傈僳族盛行原始的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认为山川河岳、日月星辰、动物、植物，无不受“神灵”“鬼魂”的统治。近代以来，随着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入，部分傈僳族群众开始信仰外来宗教。傈僳族能歌善舞，创造出很多极富民族特色和生活气息的文学及艺术作品，其中傈僳族的火草织布技艺、傈僳族民歌、阿尺木刮及刀杆节，先后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傈僳是傈僳族的自称，最早出现在唐朝的一些著述里，唐人樊绰曾在《蛮书》中称之为“栗粟”，认为是当时“乌蛮”的一个组成部分，自此以后，这个称呼便一直沿用至今。只是在相关的历史文献中的词语略有差异，如汉文史籍记载的栗粟、栗漱、力些、僳蛮、蛮㱔[xiē]都是指傈僳族。元代，傈僳族先民概称为卢蛮，其分布地与宋末相比变化不大；明代，傈僳族先民被记称为栗些、力些等等。因当地统治者的压迫，傈僳族先民被迫西徙至怒江。演至清代，“傈僳族”这一族称正式出现于史载。

“傈僳”是傈僳语的音译，“傈”是四的意思，“僳”是人的意思，“傈僳”即老四。在傈僳族内，流传着关于族名的两种传说。第一种传说是古时候有七兄弟，老大是汉族，老二是彝族，老三是藏族，傈僳族是老四……另一种传说是一对从南瓜里出来的兄妹成婚后，生育下的孩子全是哑巴，两人很发愁，便跑去问天官。天官告诉他们，用烧过的竹子敲打那些孩子。兄妹俩照着天官的说法做了。一个孩子大叫了一声“哎哟”，便向平坝跑去；一个孩子叫了一声“阿莫莫”后，向山上跑去；还有一个孩子叫了一声“阿拉哎”后，向山腰跑去。后来，这三兄弟便分别成了汉族、彝族和傈僳族。而汉族住在平坝区，彝族住在高山上，傈僳族住在半山腰。

早在唐朝，傈僳族先民就因身着服饰的颜色不同，而被划分为黑傈僳和白傈僳；近现代以来，在黑、白傈僳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花傈僳。但随着傈僳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黑傈僳、白傈僳和花傈僳的划分已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了。民国时期，因政府统治深入所致，傈僳族内部接受的“汉文化”程度不同，因而有了“生傈僳”“熟傈僳”的称谓差异。

傈僳族与彝族、哈尼族、拉祜族[lā hù zú]、纳西族同属一个族源，都是氐羌人的后裔。

从考古学发现来看，西北甘肃、青海高原的氐羌民族即是中国西南地区、包括傈僳族在内的彝语支民族共同的源头。源于西北甘肃、青海高原的氐羌民族从石器时代开始，不断向南迁徙，在汉晋时到达西南夷地区。而西南地区考古出土的器物也证明这一地区氐羌民族源于古代西北的氐羌民族。此外，西北原始文化南下的路线，大致包括中国甘肃南部、青海东部、四川西部、西藏东部、云南西部、以及缅甸北部、印度东北部，这一地带自古以来即是西北、西南诸多民族或族群频繁迁徙、相互交流的重要通道，尤其是藏缅语族的民族或族群。

从历史文献来看，汉晋时期，中国西南地区源于氐羌民族的昆明族、叟族成为南中地区的重要族群，后经过几个世纪的扩张迁徙，形成了“（南中）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的局面；演至南北朝末期，在原来昆明族、叟族等民族分布的地域内，出现了大量被记称为乌蛮的民族，傈僳族等彝语支民族先民也正孕育于其中。唐、诏时期，分布于川西南的傈僳族的直接先民“粟栗两姓蛮”作为单一民族首见于史籍。与此同时，最早分布于南诏剑、共诸川的施蛮、顺蛮、长褌[kūn]蛮渐次从乌蛮中分化出来，共同成为傈僳族的先民。在南诏统一洱海地区的过程中，傈僳族先民被多次迁徙，到达铁桥节度及其西北的大、小施赕[dǎn]、敛寻赕和东部元代之北胜府地区。贞元十年（公元794年）更有部分傈僳族先民向西越过澜沧江，到达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甚至有部分到达独龙江。由于生活于不同自然地理生态环境，施蛮、顺蛮等民族，渐次分化发展成了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等民族。

从民族民歌来看，傈僳族世代相传的《创世纪》《阿考诗经》《祭天古歌》《指路经》《丧葬歌》等都有着其祖先早期生活的相似记忆，从中也能看出傈僳族在民族迁徙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从氐羌民族中分化出来的历程。傈僳族的《创世纪》与大小凉山的彝族、纳西族、哈尼族及彝族支系撒尼人、阿细人的创世传说有许多共同之处，也说明了他们属于同一个族源，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部落集团，最终发展成单一民族。而西南地区藏缅语族彝语支民族各族基本上都有用于丧葬活动的《指路经》，《指路经》在于指引亡者灵魂从现居地返回祖居地，吟唱时要一一说明经过的地点、河流、山川名称，最终把亡者灵魂送回到祖先发源的地方。为死者吟唱《指路经》是彝语支民族所共有的一种丧葬习俗，其中的内容反映了彝语支民族的源流迁徙及发展历史，这也说明了这些民族自远古以来即存在密切的关系。

从体质人类学来看，傈僳族与纳西族、彝族、哈尼族、拉祜族等民族均具有高原民族的特征：体长、高鼻、薄唇、凹眼，说明了彝语支民族各族具有亲缘关系和共同的特征。

从语言使用来看，傈僳语与丽江市、永胜县、华坪县的彝语较为接近，与纳西语、拉语也有很多相同之处。而彝语支土语众多，包括了六大方方和三十三种以上的土语和次土语，正好说明了彝族在过去包括有众多的部落，这些具有亲属关系在部落在历史发展中，要么形成了单一民族，要么归属于彝族。

从原始宗教崇拜来看，怒江傈僳族直到解放初期还保存着明显的氏族制度和图腾崇拜，这些氏族中有些氏族名称与图腾崇拜形式和大、小凉山的彝族氏族名称和图腾制度基本相似。如傈僳族的虎氏族称为“腊扒”，云南小凉山及滇东彝族的虎氏族称为“罗波”，他们都有着相似的图腾传说，滇东的龙、陇、卢、罗四姓都属于虎氏族，而他们的汉姓是由彝语“罗”改称，即“虎”的意思，也证明了古代时，彝族和傈僳族有着共同的族源和某种密切的亲属关系。

商朝时期的氐羌民族是一个实力强大、民族支系众多的庞大族群，随着“秦霸西戎”的推进，氐羌民族融于秦人之中。但随着秦向西用兵的不断增强，在秦穆公之后，西北氐羌民族开始沿着藏彝走廊，来到中国的中国西南地区。聚居于越雟[xī]（四川省西南部）、犍为县[qián wéi]、台登（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喜德县一带）、邛[qióng]都（今凉山州中部的西昌古城）、定（今四川盐源县）等广大地区。汉晋时期，昆明族和叟族已成为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氐羌民族群体。三国时期，蜀汉治下的定筰县已经有了“筰”“雟”“邛”“昆明市”“摩沙”等部落名称的出现。其中，“筰”即是傈僳族先民所在的部落。南北朝末期，氐羌民族被记称为乌蛮，在南诏时，乌蛮分化出乌蛮别种，包括东蛮、施蛮、顺蛮、和蛮、长褌蛮、磨些蛮、寻传蛮等等。

大部分的施蛮、顺蛮在南诏时被迁至今天的云南维西至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福贡县一带，并有少部分越过了澜沧江、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到了澜沧江和怒江两岸。八世纪中叶，地处吐蕃、南诏及四川省缓冲地带的勿邓、丰巴、两林三大乌蛮大鬼主得到唐朝封赐，以勿邓的大鬼主统领整个部落，“栗粟”族作为被统治的部落之一，其名字首次出现在史籍中。但当时的“栗粟”族部落处于三大部落的统治之下，尚未形成较大的和统一的部落组织也在其中。随着唐朝与吐蕃的为争夺南诏的战争加剧，傈僳族的祖先“施蛮”和“顺蛮”被逼向滇西北铁桥附近转移，并与“磨些蛮”、“罗落”等“白蛮”混居在一起。

元代时，傈僳族先民被记称为卢蛮，主要分布在丽江路所属的一府七州之地（大致在今天云南丽江一带）、丽江路以西的冰琅山（即碧落雪）山区（大致在今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与同源的么些、白、罗罗、峨昌等交错杂居。演至明代，史籍中把傈僳族的先民记作栗、力些、栗些等等，其分布地域与元代相比有一定变化。

明嘉靖至万历年间，丽江土知府木氏与西藏封建统治集团为争夺香格里拉市、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今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辖县）、德钦县及宁蒗彝族自治县[寧姓 làng]爆发了持续近八十年余久的战争。木土司为巩固对四地的统治，连年征调各族人民充当兵丁，大批傈僳族人民被迫应征入伍。因不满木土司的苛待及歧视，傈僳族兵丁在傈僳族军队头领木必帕的带领下，整个家族或整个部落渡过澜沧江，进入了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两岸，并成为了怒江区域的统治民族。

与此同时，大姚铁索箐[jīng]（今云南宾川县南三十里铁城）一带也爆发了傈僳族、彝族反对封建官僚和地主残酷压迫剥削的斗争。明将邹应龙率领明军对这一带的傈僳族及彝族大兴挞伐之师，又有大批傈僳族整个氏族或整个部落向西迁居至澜沧江和怒江一带。

元明时期的傈僳族经济发展比较落后，还没有进入农业社会，生活经济以狩猎、采集为主。直到十六世纪中叶，大部分傈僳族仍然过着狩猎和采集的生活，但居住在丽江市、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一带的傈僳族却沦为了丽江纳西族木土司的农奴和奴隶。他们不仅要定期向木土司缴纳官租，还要承担各种苛派劳役，并可以被庄头任意鞭打或转卖，在有军事行动时，农奴又被转化为兵丁。

木必进入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地区后，不断掠夺人口，强占土地，傈僳族内部出现了阶级分化，以木必主首的家族成了官家，被称为“司扒”，另一些占有土地和家族奴隶较多者成为了“初波扒”。傈僳族的氏族组织逐渐瓦解，开始形成以家族及村落为单位的社会组织—村落公社，在村落公社中，又有以家族为主的“伙有共耕制”，即土地、牲畜都属于家族共有，实行集体耕作，集体放牧和按户平均分配粮食。

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泸水秤戛寨（今称戛寨）傈僳族弄更扒、排把寨、幸觉寨傈僳族密老王、欧傈僳等，不堪永昌府（今保山市）清朝官吏及防汛官兵的“恣意凌虐”以及云龙县土知州段姓的压榨苛派，集体傈僳民众数百人，与清朝官兵及土司相对抗。行动短期内便集合了数千人，声势渐大。清军征调千余人对起义的民众进行镇压，弄更扒的牺牲导致反抗斗争最终失败。两年后，秤戛、猛哦、幸党及雅别洛等村寨的三百余名傈僳族人民再次发起反抗斗争，最终因傈僳族人民寡不敌众，宣告失败。农民起义后，为加强对当地的控制，清政府在泸水市设置了六库街道、老窝两个土千总，并增设了一些世袭土司进行管辖。

嘉庆六年（1801），在维西傈僳族农民领袖恒乍绷的领导下，以傈僳族农民为主体，联合了独龙族、汉、普米、白、纳西等多民族的反压迫、反剥削的抗清武装斗争爆发。起义前后经历了二十二个月，第一阶段参加起义的3000余名农民，在清兵的突围和连日血战下，大部分牺牲；而后统治阶级的屠杀和烧掠激起了更多傈僳族群众投入斗争中，最后因兵力单薄，被清军各个击破，起义最终被清王朝镇压下去。

爱新觉罗·旻宁元年（1821年）,北胜州（今永胜县、华坪县）爆发了以傈僳族为主，包括汉、彝、傣、回等各族在内的反对土司苛派、反对地主强占耕地的农民大起义。此次起义以唐贵为首，参与人员多达万人，历时一年，波及六十多个府、厅、州、县。起义军在总督庆保、新任总督史致远、四川将军兼钦差大臣尼玛善等，率三万官军围剿之下，以失败告终。

十九世纪中叶和末叶，傈僳族人民又先后经历了爱新觉罗·颙琰八年（1803年）恒乍绷起义后的大迁徙、道光元年（1821年）唐贵起义后的大迁徙和光绪二十年（1894年）丁洪贵、谷老四起义后的大迁徙。成批的傈僳族向西越过高黎贡山，进入缅甸境内，也有部分傈僳族向南沿澜沧江、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经镇康县、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进入沧源佤族自治县、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抵达老挝、泰国。

居住在内地的傈僳族在清朝时已进入封建领主或地主经济，农业生产占主要地位。居住在大小凉山周边的傈僳族，由于受凉山彝族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影响，民族内部已出现一些中、小奴隶主，及世袭土司。在怒江地区的傈僳族还处于家长奴隶制阶段，受纳西族、藏族和白族土司管辖。清王朝在镇压恒乍绷起义后，为防止傈僳族反抗，曾数次下令收缴或毁坏民间弓弩、砍刀以及铁锄等器具。1912年以后又先后数次下令搜缴刀、箭以及铁器，宰杀耕牛，极大地破坏了当地生产力，导致耕作粗放、生产力低下，粮食采量过低，傈僳族人民只能以狩猎和采集补给生活中的不足。

十九世纪末，英国占领缅甸，并由此成为西方殖民帝国进入中国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地区的跳板，借以探险家、植物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等名义对该区域进行探测活动，以逐步蚕食怒江以西地区。

1911年底，英国殖民主义侵占片马镇（今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下辖镇），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后，以蔡锷[cài è]为督军的云南国都督府，在国民军第一师师长李根源的倡导下，组织殖边队进驻怒江地区，粉碎了英国帝国主义侵占怒江的行动，固守了边疆国防。之后，国民政府设立了蒲桶（今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上帕（今福贡县）、知子罗（今碧江）三个殖边公署，又相继设立了公署衙门、营房、汉文学校、商店，开辟了几个初级市场，逐步沟通了与内地的联系。

1916年，殖边公署更名为“行政公署”，开始向傈僳、怒族征收粮赋。随同殖边队进入怒江的白、汉族商人在知子罗和上帕两地开设了官商合资的商店，怒江地区的经济有所发展。殖边队为削弱当地土司和头人的势力及加强地方政府对这一地区的直接控制，执行了“开笼放雀”政策，即用武力强制傈僳等民族的蓄奴主释放所有奴隶和各种家奴。1912年至1920年间，殖边队先后强行释放奴隶约两千至三千人，基本摧毁了怒江地区的家长奴隶制。

但殖边队统治怒江期间，屠杀无辜人民，收缴砍刀、弓箭等生产工具，使生产遭到破坏，人民生活日益贫困。而依附于殖民队的外来商人、地主也大肆剥削各族人民，加深了民族隔阂，最终导致怒江少数民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1917年，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傈僳族在阿孟扒的领导下，掀起了反压迫的武装起义。起义军以“杀官安民”为口号，集合了三千余人，分两路进军，先后占领了石登县、拉鸡井盐场和兰坪县政府所在地金顶镇。起义军在向剑川县马登一带推进时，被国民官军击溃。1918年，福贡县上帕又爆发了以瓦策为首的傈僳族农民起义，起义军包围了上帕行政公署，杀死了团政及五个官兵，最终被知子罗、菖蒲桶两地官军镇压。1919年，丽江市县三叉河村的傈僳族贫农楚沙扒、饶西扒兄弟，因不堪石鼓镇纳西族土司及团政的苛派勒索，联合二千多名傈僳族及纳西族农民，包围并焚毁了木氏的住宅及庄园，击败了地方团警，生擒丽江团首、石鼓团政，最终被大理卫戍司令部派来的官军镇压。

1928年至1949年初，怒江处于设治局的统治之下，设治局不断加强对当地的行政统治，并大量增加各种苛派杂捐，导致当地许多农民濒于破产。1935年至1941年间，当地傈僳族和怒族一起，掀起了此起彼伏的反抗暴政的起义。此外，又不断地和侵略怒江地区的日军进行斗争。1948年，滇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并在碧江、福贡傈僳族上层裴阿欠、霜耐冬等的支持，先后又在四个县建立了临时政务委员会及工作委员会。随后，人民解放军先后进驻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碧江、福贡县、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泸水市，怒江地区获得解放。

解放前，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地区原始社会已解体，但还有残留着浓厚的原始公有制，保留着原始共耕习俗。私有制已经出现，但傈僳傥族内部贫富悬殊及阶级分化还不明显。家长奴隶制虽巳崩溃，但仍有残余。怒江南部地区、泸水县六库周围仍是领主经济，而兰坪县和内地其他地区的傈僳族，受其他民族影响，大部分已进入以农耕为主的封建地主经济阶段，但采集和狩猎依然是生活资料的重要补充手段。20世纪初，傈僳族内部虽以出现商品交换，但并不发达，盛行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方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地区出现了十多个一级市场，商品交换逐步发展，到解放前，商品交换改变了以个体家庭、村寨为单位的形式，打破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方式。

傈僳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和四川省两省，云南的傈僳族主要聚居在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的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德钦县、香格里拉市，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云龙县、宾川县、剑川县、永平县各县，丽江市市属的玉龙、永胜县、华坪县、宁蒗彝族自治县等县，保山市的腾冲、龙陵、昌宁等县，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潞西、盈江、梁河、瑞丽、陇川等县市，昆明市的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武定、永仁县等县都有小片傈僳族聚居区。 四川攀枝花市所属米易、盐边两县皆有傈僳族聚居的民族乡，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德昌、会东、会理、盐源、木理等县也有不少散居的傈僳族。

傈僳族居住的地区，土质肥沃，雨量充沛，森林茂密，矿产丰富，如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地区土质多为腐质土及黑沙土，宜于种植玉米棒、稻谷;河谷气候炎热，常年平均气温为摄氏度17度至26度之间;平均降雨量为2500毫米，每年日照约为1900小时。

目前，傈僳族的人口分布状况基本延续传统格局，但分布范围由偏集滇西逐步向滇中扩展，并且在维持主要聚居地格局的情况下，傈僳族人口分布略显示出稀疏化特征，即除云南和四川省两个聚居省份外，有傈僳族聚居的省份，由1953年的一个，上升到1990年的25个，再到2000年的28个。说明傈僳族人口分布已渐显出由高度地域恒定向长距离空间移动的趋势来。

傈僳族是一个跨国界而居的民族，除中国以外，缅甸和泰国也有少量的傈僳族。缅甸的傈僳族集中在密支那、八莫等边界地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泰国的傈僳族主要集中在泰国北部的清迈、清莱府、拍遥、梅宏松等九个省，因为喜欢居住在山上，所以被泰国人称为山地民族。

早在唐朝，傈僳族先民就因身着服饰的颜色不同，而被划分为黑傈僳和白傈僳；近现代以来，在黑、白傈僳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花傈僳。但随着傈僳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黑傈僳、白傈僳和花傈僳的划分已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了。

2020年，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时，傈僳族人口为762992人，约占全中国总人口的5.41‱。

傈僳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是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内各民族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迪庆藏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丽江市和保山市两市各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及攀枝花市和米易县、盐边县等地的傈僳族内部也都用傈僳语交流。

怒江傈僳语语音系统有34个辅音、16个元音和6个音调。

怒江傈僳语共有34个辅音，其中包括9个塞音、4个鼻音、1个边音、10个塞擦音、10个擦音。其中，塞音、塞擦音和擦音皆有清浊的对立，塞音、塞擦音还有送气和不送气的对立，没有浊送气音，没有送气擦音。

怒江傈僳语的元音共有16个，其中口元音（舌面元音）7个、鼻化元音7个，还有2个舌尖元音。口元音能组合成部分复合元音。傈僳语元音无长短对立、松紧对立，但是，受声调影响，调值44的次高平调和调值42的次高降调的音节中的元音伴有紧喉现象。单元音、复合元音和鼻化元音都能充当韵母。绝大多数口元音和鼻化元音可以自成音节。

怒江傈僳语共有6种调类，其中，次高平调与中平调实际音高差异不大，只是次高平调的词元音有紧喉现象；次高降调与低降调的调值差异不明显，只是次高降调的词的元音伴随有紧喉现象。傈僳语的每个音节都有声调，音调的高低升降是声带颤动的快慢决定的。而声调的构成，不仅取决于音调的高低，还取决于高低的变化。声调可以稳定在一个频率上面或改变它的频率，造成平调、升调、降调或屈折调型。

举例：瞄mo55、模子mo35、高mo44、见mo33、杂草mo42、老mo31。

怒江傈僳语的音节结构有以下5种：

怒江傈僳语的词可以分成单音节词和多音节词两类。其中多音节词包括双音节词、三音节词、四音节词和五音节等。单音节词是傈僳语词的基础形式，遍布于各个词类；多音节词中的双音节词数量也颇为可观，尤其在名词中；三音词和五音节词数量比较少；四音节词中有一种可以叫做四音格词的结构，是词义概括性极强的词汇。

单音节词是指一个词只有一个音节，主要体现在动词和形容词中；双音节词多为名词；三音节词主要以名词和和象声词为主；四音节词分布于各个词类；五音节词较少，多用于象声词。四音格词是一种四个音节按照一定的规律搭配起来的常当作一个词来使用的一种固定结构，类似于汉语中的四字成语或习惯用语。

傈僳语中还有合成词，即两个以上的语素结合而成或以词、词根语素加辅助语素结合而成的词。合成词可分为复合式、附加式和重叠式三种。复合式有修饰型、并列型、主谓型、宾动型和述补型五种；附加式有前加法、中加法和后加法三种；重叠式主要是名语素、形语素和象声语素的重叠。

怒江傈僳语还有大量的汉语借词，词类上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多种词类，语义上涉及政治、文化、教育、食品、农业、手工业、文化用品、科技用语等各方面内容。在吸收借用这些汉语词时，主要有音译、意译、半音译半意译和音译加注四种类型。

傈僳语句子成分基本次序是主语、宾语、谓语。主语或宾语带结构助词时，二者位置可以互换。名词、代词修饰名词时，用在名词之前；数量词修饰名词时在名词之后；形容词修饰名词时一般在名词后；若有结构助词，则形容词可在名词之前。傈僳语的量词很丰富，名词计数必须与量词结合，数量词修饰动词时，放在动词前。

傈僳族历史上没有文字。20世纪初，维西县傈僳族青年旺忍波创制了1030个象形文字，被认为是傈僳族历史上的第—种文字，称为音节傈僳文；20世纪20年代初，英国人傅利叶和克伦族青年巴东以英文字母为基础，创制出第二种文字，即老傈僳文；1913年，英国传教士王慧仁根据云南省武定、禄劝两县语言，以武定县滔谷村语音为基础创制出了一种“格框式”的拼音文字；20世纪50年代，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以汉语拼音字母为基础创制了新傈僳文。目前，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境内各民族仍通用老傈僳文。

音节傈僳文总共1030余字，竖行从左到右书写没有标点，不分段落，读时视意思停顿。汪忍波把他创造的文字，编成大致押韵，长短不一的291句歌谣，称为《傈僳语文课本》，流传于汪忍波的家乡维西县叶枝镇及其相邻的康普乡。解放初期，这个地区的傈僳族中还有1000多人认识这种文字。

音节傈僳文中，构字笔画主要有点、横、竖、撇、捺、折、钩、曲线、弧线等九种。

音节傈僳文的造字方法有象形和会意、派生造字及形训三种。象形字如上图①表示“房”、⑧表示量具“斗”、⑥表示“书”、⑨表示“石头”；会意字如上图 ⑮表示“死”，傈僳族土葬时坟墓上没有特殊标志，只以木条根数表示死者的性别；⑯以三脚架上冒着烟，表示“熏”；⑲弩弓上的扳机、磨心上的带动板，表示“安（装）”。派生造字法，即在借用其他文字的基础，增加符号、增加笔画、删减笔画等方式，创造出新的文字。如上图㊵，读作tsy44，意为“剁齐”，增添笔画或部件后，便成为了㉝“点”（火）、㉞“要”、㉟“谷物”、㊱“那边”等等。形训是借用其他民族文字中一些与自己的文字体系相和谐而且结构比较简单的字，借入的字，只是形同而已，与音、义无关。

在音节文字中，几乎每个字形都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多个含义。每个字形代表的是字音，只要是同字音的词，皆可以用该字表示。即便该字单独使用时具有实词的词性，但也可以组成词组和句子，表达与实词完全无关的含义。

20世纪20年代，基督教传入中国傈僳族地区，因传播教义的需要，教士塞耶巴多和傈僳族教徒合作创制了以印刷体拉丁字母大写为基础，由其正反、颠倒形式组成的拼音字母所形成的文字，即老傈僳文。后由英国传教士傅能仁，根据腾冲市和盈江县一带的傈僳语音对其加以进一步完善。

老傈僳文共有30个辅音大写字母（20个正写，10个反写或倒写），10个元音大写字母（5个正写，5个反写或倒写），6个声调符号，4个特定标点。声调符号用类似标点符号的“. ”“，”及其组合表示。

标点符号用一横、两横或点表示。

每个声母的读音和韵母[a]相拼，［a]韵母的音节，不再写出A，如：K = [ka]，丬[pán]＝［kha］。字母没有印刷体与手写体之分，也没有大写、小写之别。

新中国成立后，出版了一些老傈僳文字的书籍，在云南省各傈僳族地区也有老傈僳文报，如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怒江报》，德宏州的《团结报》，丽江市有《傈僳文报》，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的《傈僳文报》。

格框式傈僳文全称为是格框式的格柏理苗文字母形式的傈僳文。文字原为英国传教士为贵州省西部苗族创制的，后传入云南省，再由英国教士王慧仁根据云南省武定、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两县语言，以武定县滔谷村语音为基础，创制出的新文字，为武定、禄劝两地基督教徒使用。

基础格框式傈僳文的字母分大小，大字母是声母，小字母是韵母，大字母占主要位置，小字母写在大字母上边或右上角、右侧或下边。

声调不另设字母，以韵母的不同位置表示声调的高低，高调韵母就写在声母的上边，低调韵母就写在声母的下边，如鱼：oɢ[ŋo55］、我：oɢ[ŋo33］、五：ɢo[ŋo31］等。

新傈僳文也被称为机关报文字，是以怒江傈僳族自治州首府碧江县怒江东岸的傈僳语为基础，以双美嘎瓦基以北、子冷阿达以南的语音为创造文字的标准音点。

新傈僳文用26个拉丁字母表示，有33个辅音和12个元音，6个声调。浊音用双字母表示，如b [P]、bb[b]、d[t]、dd[d]、z[ts]、zz[dz]、s[s]、ss[z]、j [tɢ ]、jj[d]等。

目前，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新老两种文字并存并用。学校教育、政府机关名称牌、布告、百货公司商品名称等，需要文字说明的，一律用新傈僳文和汉文两种文字。傈僳族地区也用新傈僳文出版了各项政策法规、科普读物、扫盲课本、小学生课本、工具书、民间文学作品等。

傈僳族宗教信仰分为原始宗教信仰和现代宗教信仰。傈僳族的原始宗教主要信仰自然崇拜、鬼神崇拜和祖先崇拜及图腾崇拜；现代信仰主要是天主教和基督教。

傈僳族相信万物有灵，他们的传统宗教是集自然崇拜、鬼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一体的原始宗教。“鬼”和“巫师”是傈僳族原始宗教中的两个重要角色。

傈僳族相信万物有灵，如自然现象、动植物，包括已过世的祖先等都有各自的“鬼”或“仙”，都不可触犯。大多数傈僳族相信有一个全能的创世神mutbuqwasa或muttutwasa。但傈僳族很少祭拜创世神，反而祭祀掌管山川河流的山神misineit（音译为“米司尼”）和家鬼即祖先的灵hinkuaneit。除了山神和灵外，傈僳族同样信奉“水神”“路鬼”等。在傈僳族的原始宗教里，还有一类专门伺机害人的凶神恶鬼，对这类鬼神则尽量避及，如不小心冒犯，则要杀牲祭祀，以化解其怒气。

傈僳族认为人有灵魂，灵魂永存不灭。人死后，灵魂便会到达阴间，由阴间的官吏根据此人生前所为，裁定其去向，或升为神，或投生为人或者牲畜。

傈僳族的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在傈僳族社会中，人们认为其祖先曾与某种图腾动物长期共同生活，或认为与该动物之间存在联盟的关系，又或者曾受益于某种动物、植物，从而将这些与本氏族社会有关系的某种动物、植物、工具或职业符号，做为本氏族的标志，进行图腾崇拜。傈僳族有的图腾包括虎、荞、雀、木、鼠、猴、熊、蜂、麻、猫头鹰、鸡、叶、竹、谷等20多种，后逐渐演变为氏族的姓氏名称和代号。

巫师是傈僳族原始宗教的中心人物，巫师常被视为有与生俱来的超自然能力或通神力。巫师的技艺主要是靠父辈巫师的口传身教。巫师的主要任务是主持丧葬仪式、卜卦、招魂、祭祀、驱鬼等活动。巫师的地位与他们根据通神力和分工的不同而有差别：级别最高的为neitpat（直译为“鬼公”），即大巫师，拥有通神、制服以及驾驭鬼神的能力，能够主持各种仪式，并杀死恶鬼。次一等的巫师是neitggupat（直译为“祭鬼公”），他们可以主持祭祀活动，但不能主持丧葬仪式，且没有预卜和用肉眼看见鬼的能力。

在傈僳族中，传播最广泛的现代宗教是基督教。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中英续订《中缅条约附款》，规定开腾越为商埠并设海关，多名外籍传教士借机进入腾冲市县城开始传教，其中，以天主教和基督教为主。1898年，法国天主教率先进入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地区，并修建了两所天主教堂。1918年后，当地的天主教堂发展到六所，教徒增加到一千余人。

1902年，缅籍傈僳族青年传教士“巴托”经腾冲至泸水市，碧江一带传教。1922年起，杨志英，杨思惠等在碧江建立基督教内地会。此外，瑞士、德国的传教士也都曾来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传教。基督教在傈僳族地区流行，在一定阶段对当地文化和生活起到了促进作用。1920—1925年间，英国牧师傅能仁和他的助手创造了以拉丁大写字母及其变体形式为基础的傈僳文，并在滇西北傈僳族中使用，他们还用傈僳文翻译了《圣经》《赞美诗》等。1930年，内地会美国牧师杨思惠到泸水、碧江一带传教时，用傈僳文大量印制《圣经》《赞美诗》散发。同时，传教士们还行医办学，为当地人治病，培养本民族基督教神职人员。教士们要求教徒洗手洗脸，换衣洗澡，改善环境卫生；禁止酗酒和大规模祭鬼，避免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建国初，基督教曾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地区被禁止，直到1976年以后得到恢复。

氏族是出自一个共同的祖先，具有同一氏族名称，并以血缘关系相结合的有组织的社会集团。怒江地区的傈僳族至民主改革前，一直保留着某些氏族组织的残余形式。

氏族在傈僳语中被称为“初俄”。傈僳族的各个氏族有自己的名字，如怒江地区的傈僳族有虎、熊、猴、蛇、羊、鸡、鸟、鱼、鼠、蜂、荞、竹、菜、麻、柚木、犁、霜、火等十八个氏族。氏族名称同时又是各个氏族崇拜的图腾的象征。

十六世纪中叶以后，由于不断地迁徙，傈僳族的氏族组织难以保持，氏族内部除保存着象征性的共同名称以及某些观念上的联系外，在经济生活上的联系已经淡漠了。只有在进行具有血族复仇性质的械斗时，才显示其血缘维系的作用。

现实生活中，家庭及村社组织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家家族在傈僳语中被称为“体俄”，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姓氏，有的沿袭早期以动植物命名的氏族名称作为家族名称，如泸县六初罗、称戛、四排拉底仍以虎、熊、鱼、蜂、竹子、麻等作为家族名；有的以最早的家族长名字命名，如木必家族、括弟家族等。

各个家族有自己的小聚居区域和耕地，有本家族的“鬼树”和公共墓场。各个家族有自己的家族长，家族长多是以本家族内辈分较高、年龄较长、能说会道、较为富裕的男子担任。家族成员在经济是上保持着伙有土地，共同耕作；在生活上则保持互助盖房、换工协作、煮酒共饮、杀猪共食、男女婚嫁共同出聘礼、共同吃财礼、共负债务和共同承担血亲复仇等义务。

在家族联合基础上形成的村社组织，傈僳语称为“抗”。每个村社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村社的组成一般以一个氏族内的一个大家族为单位，或由氏族内的两个家族或多个家族为单位，又或者由几个不同氏族的家族混杂组成。

各个村社有自己的公共山林、猎场、荒地及墓地，本村社成员均有权开垦和使用。同一村社成员间有互助协作的义务，特别是在向土司缴纳贡礼、村社间发生械斗时。每个村社有一个公认的头人，头人由享有威望的老人充任。头人被称为“实扒”“搓吾”，他的职责包括对内排解纠纷，公断事务，领导生产，充当男女结婚的证人，主持祭祀和催缴贡礼等；对外与各村联络各种事务。

历史上，在重大战争事件上，各个互不统属的村社也曾组成过暂时的军事联盟，并由各个村社头人共同推举作战勇猛、卓有威信者为军事首领。战争结束，军事联盟随之瓦解。

解放前，杂居在内地区及聚居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地区的傈僳族都以农业生产为主。傈僳族的生产工具极为简陋，主要有砍刀、铁锄、铁犁、镰刀、斧头等及一些辅助性的竹木工，虽有铁质工具，但量少质劣；耕作技术极为粗放，刀耕火种，轮歇耕作的原始农业生产方法还占主要地位：冬季选择有林山坡，将坡上的树木砍倒，就地搁置，等其干枯腐朽后来放火烧成灰烬，以做肥料。下种时，用树杈在地里戳出小窝，点种种子。由于傈僳族多居住在山地，也有在火山地撒养麦的，由于坡陡，只能用竹扫帚或树枝扫平以覆盖种子。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的耕牛，在傈僳族的使用历史并不长，使用率也不高，并且多集中在富裕农民手中。四季种四季收是傈僳族地区特有的种收时节。傈僳族种植的农作物品种繁多，粮食作物主要有玉米、稻谷、高粱、荞麦、大麦、小麦等；豆类有黄豆、蚕豆、豌豆、菜豆、绿豆、菜豆、树豆等；瓜果蔬菜类有黄瓜、冬瓜、南瓜、阳芋、青萝卜、茄子、青菜、辣椒等。

清代以前，采集和渔猎曾是傈僳族主要生产生活形式；解放前，傈僳族普通进入农业社会，采集和渔猎成为了农闲期间或季节性的生产补充手段。

傈僳族居住的地区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采集主要以可食用的食用野菜、蔬果及草药为主，包括车前、楤木、刺五加尖、木耳菜、喀西茄、苦圈圈儿、泥巴菜、蒲公英、水藤菜、水芹、水香菜、野百合尖、野香椿叶等。采摘时间一般从春天开始，至10月结束。

傈僳族男子精于渔猎，他们的氏族名称有“鱼氏族”和“熊氏族”等，传说是因擅长渔猎而得名，甚至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地区的傈僳族解放前几乎“家家有渔网，户户有弩弓”。傈僳族狩猎的目的除了食用外，还用剩下的兽皮、可以入药的部分(熊胆、麝香、鹿茸等)换取生活所需物品。傈僳族聚居的地区有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澜沧江、金沙江及其众多的大小支流经过，而三江及其支流里丰富的鱼类是傈僳族捕鱼的对象。

近代以前，傈僳族的商业并未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仍与农业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虽然傈僳族内部有商口贸易，但仍在雏形阶段，实行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方法。黄牛、铁锅、猪是物物交换中的媒介，是交换的基本计价单位。辛亥革命后，随着许多内地的汉、白、纳西族人民进入怒江地区，在碧江的知子罗、上帕、六库、鲁掌、菖蒲桶等地先后出现了十多个初级市场，通过“赶街”形成互通有无。新中国成立前，内地迁往怒江地区的中小客商约有75户。由于商品交换的逐步发展，傈僳族内部出现一些季节性的行商，来往于兰坪、云龙、维西贸易，交易的主要商品包括竹篾[miè]器、麻布、漆、蜂蜡、黄连、贝母、兽皮等土特产，交换回食盐、布疋[pǐ]、铁质工具及日用品。

新中国成立前，傈僳族主要采取家庭和社会相配合的形式。家庭教育主要教导维护家庭关系、为人处世及劳动教育。除口头教育外，孩子和青年人还不断从民间故事、民歌、谚语等口头文学中接受待人处世、道德教养、伦理、生产知识、生活技能等方面的知识。

新中国成立以前，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地区的学校主要建立在汉族和白族居住地区。各县设治局虽然在县城办有1所省立小学，招收各民族学生，但傈僳族不懂汉语，入学率极低。

傈僳族的住房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建筑形态，其共同特点是房子中央设火塘，用来取暖、烧水、做饭，火塘上悬炕架，用来熏烤食物。屋内用蔑囤篓盛粮食，木柜装粮食或衣物。傈僳族的房屋有几种形式：干栏式竹楼，也叫千脚落地竹楼；木楞[léng]房，也叫垛木房、劈柴房；土墙房，或叫土木结构房；石片顶房，也叫石片房。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地区及四川盐边一带的傈僳族住房多以竹篾房和木楞房为主。建筑时先在斜坡上竖立几十根木桩，在木桩上面铺盖实木板，四周围以竹篾篱笆，屋顶上盖茅根或木板。竹篾房一般为两层，上层为生活起居用，下层用于畜养牲畜。竹篾房通常为两间，进门第一间为客房，第二间为卧室，外人不得随意入内。木楞房的形状像一个大木匣，四周用长约五米、粗20公分的木楞横架而成，屋顶用木板覆盖，四周用石头紧压以防滑落。较大的木楞房设两间，较小的仅有一间。丽江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和西昌市一带的傈僳族住房以土木结构为主，即用土筑墙，屋顶盖茅草或木板。石片房多受当地藏族影响，石头山墙，房顶覆盖当地风化层岩的石板片。

傈僳族的传统里，修建房屋必须在一天之内完成，否则认为不吉利。盖房时，还须先请巫师择定吉日是，届时邀请亲朋好友一起动手。

傈僳族因多居住于山势陡峭、交通险阻的山区和半山区，出行基本靠溜索，即用数十根竹篾纽结成拳头粗的溜索，横悬于江上。溜索又分为平溜和陡溜。平溜只架溜索一根，基本平直，没有倾斜度；陡溜则在江面两岸架两根溜索，高低对倾，一来一往。行人溜渡时，将木制的长约尺许的溜梆架于溜索上，用一长绳从溜梆孔中穿过，于臀部、腰间各绕一圈，最后一圈系在脖子上，然后用双手紧握溜梆，同时双脚使力蹬溜柱，即可滑飞过江面。

傈僳族的主食以玉米、荞子为主，大米极少。煮食的玉米饭很少放油盐，有时以蔬菜混煮一锅，吃时才沾盐。除杀牲祭鬼或过年时，傈僳族平时很少吃肉；偶尔有捕猎的野兽，必须在本家族或本村社成员内共同分食。傈僳族的传统美食有阔时粑粑、玉米稀饭、柴灰玉米花、蒸面、果饭、荞粑、灰粑、火烧肉、搅糖饭、阉鸡、油茶、辣椒核桃、手抓饭等。

傈僳族男女老少都嗜好吸烟、喝酒，腾冲一带的傈僳族还尤爱嚼芦子（槟榔）。两人见面不管相识与否，互相交换烟丝，先将烟丝放进嘴里略嚼一下，再将少许芦子和氢氧化钙放入嘴里一起嚼。还有的傈僳族人习惯先将烟丝放入嘴里，再将用芦子、李子树皮、栗树叶熬成的黑色胶状物和熟石灰放入口中慢慢咀嚼。

傈僳族的妇女服饰有两种：一种是上着短衫，下穿百褶裙，裙长及脚踝；另一种是上穿短衫，下着裤子，裤子外面前后系小围裙。傈僳族妇女的短衫，在傈僳语中被称为“皮度”，长及腰间，对襟，满圆平领，无钮扣，平时衣襟敞开，天冷则用手掩，或用项链、贝、蚌压住。短衫的袖口以黑布镶边，衣为白色。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福贡县和原碧江北部妇女头上还会戴“欧乐”。

解放前，傈僳族各地所穿麻布的颜色差异，分为了黑傈僳、白傈僳和花傈僳。聚居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一带的黑、白傈僳族妇女普遍穿右上衣、麻布长裙；已婚妇女喜欢戴大铜耳环，长至肩头，头上饰以珊瑚、料珠。年轻的傈僳族女孩则喜欢用缀有小白贝的红线系辫。有些女性还喜欢在胸前戴一串玛瑙、海贝或银币。泸水市一带的黑傈僳妇女不穿长裙，上衣右衽，腰间系一条小围裙，长裤，青布包头，配珊瑚饰品。永胜县、德安县一带的花傈僳服饰较为鲜艳，妇女均喜欢在上衣及长裙上镶绣许多lace，头缠花布头巾，耳坠大铜耳环或银环。保山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一带花傈僳的服饰色彩鲜艳，全身以蓝（翠蓝）、黑为基色，配以红、黄、绿、白彩色花边，彩色包头、围腰、腰带，颈戴红布底上缀有三阁贝壳的项阁，肩挎花包，包上缀有红、绿色小绒球。

各地傈僳族男子服饰都是麻布长衫或短衫，裤长及膝，有的以青布包头，有的喜欢蓄发辫缠于脑后。头人或个别富裕人家的男子左耳还会戴一串大红珊瑚。所有成年男子都喜欢左腰佩砍刀，右腰挂箭包。德昌县的傈僳族男子头顶还会留发一束，俗称“开皮”，他人不能随意触碰。

解放前，傈僳族无论男女，都赤足。

四川德昌一带的女子年幼时，头顶留三个尖角发，此后逐年增加，到十五岁蓄满。头顶用羊毛织成的带子所编成的斗帽，两条发辫圈好系于斗帽下，左右耳各刺一孔，婚嫁时，两耳各带一银耳环，上衣用自织染色布制成，领缘花七至二十条；下身着裙，裙下内粘一白布，五寸宽，外用花线刺出六圈花纹，腰系羊毛织成的红黑相间的带子。

傈僳族的婚姻制度基本上是一夫一妻制，随着父权制的确立，青年男女婚姻多由父母亲包办，少数是通过自由恋爱而结成，具有买卖婚的性质。

男女一般在幼年时，便由父母代为订婚，俗称“背衫婚”。订婚时，双方父亲在公共场合下议定，然后由男方看猪挂，并请媒人去到女方家中商量彩礼。彩礼一般以黄牛作为评定女子身价的标准。彩礼议定后，由男方选择订婚时期，届时，邀约亲朋、将规定的彩礼一部分送到女方家，女方则请来亲朋好友，一起招待宾客。席间，未婚夫要向未婚妻敬一碗肉饭。订婚后，男女双方年满十六至十八岁时，由男方选择传统规定的吉期，举行结婚仪式。结婚当天，由伴娘和亲友将新娘背到男方家，男方则在家门口摆一桌酒席，请女方喝酒，同时唱迎新娘歌。唱毕，安排新郎新娘坐在一张桌子上，由媒人或老人先给他们各取一个新名字，并致祝词。吃饭时，新郎新娘要互换碗筷。

傈僳族也有私订婚事的情况，但结婚时也必须送彩礼。如女方在婚前已怀孕，彩礼可少一些。如怀孕后，男方不愿娶女方为妻，则必须送一头牛、一个三脚架及一瓶酒给女方家中。

由于包办婚姻，傈僳族也时常发生离婚或退婚的悲剧。如男方主动提出离婚，女方不用退回彩礼，男方还须送一头牛给女方“肖崩”（遮羞的意思）。如女方提出离婚，则需退回全部甚至加倍的彩礼，还要送一头牛给丈夫遮羞。离婚时，请中间人刻木为凭，木刻上涂少许猪血和酒，由双方对天发誓，木刻由中间人长期保管。离婚后的财产归男方，如有孩子，则女孩子跟随母亲，男孩随父。

丈夫死后一年，寡妇可再嫁。二婚仪式一般在晚间举行，陪送者也必须是寡妇，喜宴也只能是夫及寡妇参加。寡妇如嫁给家族以外的男子，所收彩礼归亡夫家所有。

傈僳族保存着原始群婚的习俗。凡同一家族之内的男女，除亲生父母、亲兄弟姊妹外，其余亲叔伯兄弟姊妹，均可通婚。傈僳族同样流行姑舅表优先婚配权。女子在年幼时，甚至还在母亲腹中时，就先许配给舅家。如果舅家拒绝这门婚事，才可另许别人，但也须征得舅舅的同意。结婚彩礼中有准备一份“舅舅钱”，成婚前，男方还要到女方舅舅家送上一个猪头和一罐酒，同时奉上“舅舅钱”。傈僳族也有转婚的习俗，即兄死弟娶寡妇嫂，弟死兄娶弟妇。

旧时傈僳族也流行一夫多妻制。多妻者主要是无子或政治上的当权者或富裕户。几个妻子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家中重大事情共同商量，家务由第一个妻子负责管理。家境贫寒且无子的人家，妻子也会主动给丈夫提亲说媒。永胜一带的傈僳族还有独特的“小夫大妻”习俗，即男孩七、八岁时，由家中父母为其娶一年约十八、九岁的女子为妻，从事家务及田间劳动。男子成人后，则另娶一女子为妻，原来的大妻可以另嫁他人。此外，一些地方还流行两姊妹同嫁一夫，或两兄弟同娶一妻的习俗。

傈僳族的家庭基本上是一夫一妻的个体家庭，每个家庭通常只包括父母和未成婚的子女，最多不超过三代。儿子成婚以前，父母会先给儿子盖好房子。儿子结婚后的一年内，便与父母分居，组成小家庭。分居时，父母会给予少量的土地、耕畜和其他生活资料。多子女家庭，儿子按顺序结婚分居。独子及幼子不分居，跟随父母生活，父母年老后由独子及幼子负责赡养，并享有财产继承权。已分居的儿子不享有继承权，女儿无继承权。无子的家庭可以招婿，女婿享有继承权。

在傈僳族家庭中，男女都要参加劳动。男子主要负责农活、招待客人、祭祀、调解纠纷等，儿女的婚嫁也由父亲主持决定。家中的女子也要参与农活，还要负责家务。在傈僳族的传统习俗中，男子不背水，不舂碓[chōng duì]，不背孩子。

傈僳族家庭讲究和睦相处、互敬互爱。晚辈要尊重长辈，长辈要爱护晚辈。家庭发生争吵、纠纷时，一般在家族内部进行调解。

傈僳族本无姓，现在的姓氏来源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把氏族名称放在名的前面。如“虎”氏族音译姓“虎”，也有写作“胡”的；“鼠”氏族音译姓“鼠”或“褚[chǔ]”；“菜”氏族音译姓“蔡”。第二种是将排行名放在姓的位置上。如男子名“普仕夺”，其中“普”取自男子排行名“阿普”的“普”，意为老大；男子名“迪阿富”中的“迪”是男子排行名“阿迪”的“迪”，意为老五；女子名“娜玛木”中的“娜”取自女子排行名“阿娜”的“娜”，意为女孩中的老大；女子名“库玛买”中的“库”是指女孩中排行老五。

傈僳语中，“帕”和“玛”作为词尾，表示性别，前者指男性，后者指女性。未婚之前，习惯上只称呼排行名称，如长子称“大”，次子称“聂”，三子称“沙”，姑娘则称“妹”。

傈僳族无父子连名制，不论男女，一生中都有两次命名。第一次的名字称为魂名，男子在出生后的第九天、女子在出生后的第九天，由外祖父、祖父或父亲命名，多以取名时所遇到的事物作为名称。男女成人后一般不叫魂名，直到死后，巫师祭鬼时才会呼喊“魂名”。第二次命名是在订婚或结婚之时，傈僳语称为“来孰米”。如订婚的聘礼是黑牛，则新郎称为“拉尼帕”（黑牛子），新娘则称为“拉尼玛”（黑牛女）；如订婚或结婚时有蜜蜂飞过，则新郎取名为“别也帕”（蜂来子），新娘取名为“别也玛”（蜂来女）。

傈僳族流行人死行土葬，但死于非命者须行火葬。老人死后，全村停止劳动二至三天，本村寨居民及家族成员携带酒、肉及粮食到死者家中吊唁，并帮忙为死者洗脸、梳头、换新衣。

人死后，须停尸于火塘里边，头向地势高处，头前供酒、饭各一碗，并煮肉祭祀。男子供祭肉九块、女子七块。并请祭师射箭三枝，为死者开路，祝福死者灵魂和祖先团聚。之后，在死者面前拴好一只鸡，由祭师手持木棍进行祷告。祷告完成后，由两人手持用猪肉涂过的刀子绕死者望到三次，边吼边舞，以驱赶专吃死者灵魂的毒虫。最后为死者煮饭献祭。煮饭时，死者为女子，则抓七把米，男子则为九把米。正抓反放，并和肉煮在一起。煮好后，放在用布制成的口袋里，供奉在死者头前。

死者遗体停放家中最长不超过七天。停放期间，每天要供奉三次，每次饭、肉、水各三碗。未埋葬前，村寨的人都要到死者家中为死者跳葬舞。

埋葬日期一般选在属鼠、兔、蛇、猴、鸡和猪日。出殡时，由四人抬尸，尸体放在栗树干上，男子九根，女子七根，由两个青年持刀开路，家属送丧至半途即返回。

村寨和家族都有公共墓地。尸体搁至墓坑时，头部在高处，侧卧面向太阳出处，用土填上，不垒坟堆。墓的排列讲究男左女右，按辈次由右向左横列。墓的大小视死者年龄老少而定。如死者为男性，埋葬时须将其生前所用砍刀、弩弓、箭包、烟袋等悬挂在墓头作为随葬品；如死者为女性，则放置织麻工具、麻布挂袋、针线、煮饭用具。

死者去世一年后，择吉日修坟。用青石板数块围盖土坟，并在墓前杀牛或猪以祭祀。家属边跳边哭，亲友中男子则轮流歌舞，诉说家中近况以慰死者。

死后第三年扫墓一次，之后即不再扫墓祭奠。

阔时节是傈僳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也叫做“盍[hé]什”。解放前的傈僳族以对物候的观察来决定过年的时间，因此阔时节没有统一确定的日期，但一般在夏历的十二月初五起到次年的正月初十之间。1990年以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政府统一规定每年农历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为阔时节。

各地庆祝阔时节的形式不尽相同，一般打扫卫生、换洗衣被、杀猪宰羊，酿制水酒，米、做籼米[xiān mǐ]粑粑、糯玉米粑粑。第一舂出的米粑要放少许在桃、梨等果树之下，有的地方也会先盛一碗让狗先吃，以表示对狗辛苦看家的感谢。阔时当天，家家户户上山采摘松枝，插在门楣、畜厩、农具、谷堆上，堂屋地上再撒上一层松毛。然后全家一起去参加全村的除旧迎新仪式。仪式在宽敞的空地上举行，空地正中间会有一株松树，上面挂着弩弓、箭、火铣[xiǎn]、挎包、新衣服、各种绣品，树下放一大囤箩荞麦，旁边拴一羊头肉，周围再放12小围箩荞麦，每箩插上松枝，再摆12坛酒。仪式开始时，由12名男青年和12名女青年将酒打开，斟给大家畅饮。仪式结束后，还有射弩、骑马、跳舞、对歌、打秋千等各项比赛，直到夜幕降临，人们才尽兴而归。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地区的傈僳族在春节时还保留着“春浴”的习俗。春浴主要在沿江两岸有温泉的地方，前往“春浴”的人们，要带着年食、行李，在离温泉不远的地方搭竹棚或找岩洞住上三五天，每天洗浴多达五六次。除了洗浴外，品尝美食、对饮美酒、赛诗对歌也是傈僳族的活动之一。

收获节一般是在每年农历九、十月。当新谷、玉米开始收获时，家家户户煮酒尝新，男女老幼聚集在村社的广场上，高烧篝火，弹琴跳舞唱歌，通宵达旦。

刀杆节主要流传于云南省腾冲市，每年农历二月初八举行。刀杆节的活动通常分两天进行：第一天是“下火海”。傍晚时分，全村人聚集在山坡草地的篝火旁，事先选好的勇士赤裸上身，赤着双脚，围着“火海”跳舞，时而跳进“火海”，时而跳出“火海”，反复多次。然后表演打火滚、洗火脸、拉火链等项目。勇士表演完毕，大家一起跳起集体舞。第二天是“上刀山”。“刀山”实际为刀梯，是将36把（或72把）长刀，刀刃朝上绑在两根高10余米的栗木杆上，空手赤足的勇士们逐个攀登。当攀到刀梯顶端时，勇士们还会表演一些倒立等高难度动作。“上刀山”表演完毕后，傈僳族群众一起唱歌、跳舞开始。2006年，傈僳族的刀杆节被列入中原地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傈僳族的妇女出门在外时，不能穿花哨的衣服，也不能衣衫褴褛，不然会引恶鬼跟随其进家伤害家人。傈僳族妇女在穿过森林河谷时，必须把前后围腰和装饰腰带往上卷起来，整洁地别在腰间，以免冒犯山鬼河神。傈僳族妇女不能大声说话，亦不能大声笑，不允许参与宗教祭祀活动，不能摸猎枪，不能接近家神祭坛。孕妇及其丈夫不能参加采集、酿酒、赶集、打猎等活动。妇女分娩一般在自家屋里进行，分娩和月子期间，不能与男人，甚至自己的丈夫接触。

对人不能翻白眼；小孩不要随便摸老人的头，更不能翻弄大人的箭包、挎包；小孩不能在路中间拉屎尿；祭鬼时，肉未吃完，旁人不能进屋，否则认为对病人不利；新生儿出生后的第10天至第18天内，老人如要进屋，必须脱鞋，不能带弩弓进屋；堂屋里的铁三角架平时不准随意移动，更不能用脚去踩，禁止在上面烘烤湿鞋等物。

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傈僳族先辈创造了精湛的火草织布技艺。火草织布是用山坡采摘而来的天然火草叶，捻成线晾干后织入麻布中，形成独特的麻布。整个制作过程要经历采、撕、割、晒、淋、泡、理、漂、绕、纺织等40余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只能手工完成。火草织出的麻布绵软洁白，结实耐磨，冬暖夏凉，被誉为麻布中的极品。2014年，傈僳族火草织布技艺于被列为中国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傈僳族历史上没有文字，因此流传的文学多为口头文学，主要有民俗音乐、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寓言、诗歌等形式。

民歌：傈僳族民歌的民歌讲究格律，歌词由若干段组成，每段句数不限，但一般不少于4句。每句音节均为奇数，大都是7个音节。歌词多采用对偶句，要求对仗工整，对偶两句音节数目相等，句子结构相同，词性一致，虚词、实词各自相对，两句中的主要实词一般不重复。单句是主句，偶句是副句，表达相同的意思，只是用词不同。傈僳族民歌一般为对唱形式，对唱者或男方和女方，或甲方和乙方，或主人和客人，或母亲和女儿。双方由1名歌手领唱，其余人合唱。傈僳族民歌按曲调，可分为莫刮、由叶、拜史三大曲调。按体裁和形式，则可分为古歌、情歌、赛歌、祭歌、葬歌、颂歌。2006年，傈僳族民歌被列入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中国神话：反映傈僳族古代社会的面貌，记叙傈僳族人民对宇宙万物、人类社会的种种解释和看法。如《创世纪》《我们的祖先》《横断山脉的传说》《开天辟地的故事》《猎神的故事》等等。

诗歌：傈僳族的诗歌讲求韵律的节奏和整齐的对仗，多以七言四句为基础。长诗是傈僳族诗歌的代表形式之一，多以叙事抒情为主，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性格。较有代表性的有《生产调》《重逢调》《逃婚调》《打猎调》《牧羊调》《搭桥调》《苦战歌》《苦歌》等。

民间故事：傈僳族的民间故事每一篇都有一个设想奇特、结构完整和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从内容上，有反映善恶爱憎和阶级斗争的《孤儿复仇记》《阿四到了山顶上》《绿斑鸠的故事》《姊妹俩》等；有歌颂劳动，歌颂爱情的《鱼姑娘》《两个朋友砍火地》《三姑娘和蛇郎》《孤儿的故事》等；有歌颂民族英雄人物和反帝斗争的《木必大破官兵》《木必杀妖》《恒乍绷的故事》《片马烽火》《不可征服的人们》等等；也有赞美机智人物的《宝棍》《太阳和月亮打架》《智斗土官》《惩治恶鬼》等等；还有寓意深刻的动物故事《兔子和老虎》《青蛙和乌鸦》《猫与狮子》等等。

傈僳族的传统乐器有起拨、吉支、玛钩、伎、玛牛和丝撇木等。

起拨类似于琵琶，也叫做傈僳琵琶、起奔，流行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各县及云南省保山傈僳族地区。起拨体积比汉族琵琶小，用一整块木料砍削挖雕而成，其音箱形状有三角形、梨形、长方形、圆形、椭圆形等多种。用薄木板做音箱的面板，面板上有10多个圆形的小音孔。琴弓用木头削制，四根羊肠弦或马尾弦或金属弦，无固定品位。起拨音色清脆，多用于为集体舞伴奏或自娱自乐。傈僳族有专用于起拨弹奏的“起拨”乐曲。

吉支是傈僳族民间弓弦乐器，也称为二弦琴。吉支长40余厘米，形状似羊腿，用楸木[qiū mù]雕成。音箱长约30厘米，宽12厘米，厚约5厘米，音箱面蒙木板。弦轴杆宽约3厘米。琴弓为金竹或青竹弯成，弓和弦为马尾做成。吉支音色清脆悠扬，常与起拨合奏学，用于跳舞伴奏。

玛钩是傈僳族的民间弹拨乐器。玛钩长约10厘米，宽约1厘米。旧时的玛钩是用竹子削制而成，现在多以铜制成。玛钩分一片、三片两种。三片的在手持的一端打眼，用麻线把竹片拴在一起，打开呈扇形，吹弹时用左手拇指和食指拿着尾端，放在唇前，右手拇指拨动簧片，口腔吐气，使之发音。一片的靠拉线拨簧而发音，玛钩音量很小，但柔美悠扬。

伎篥是傈僳族民间吹奏乐器，类似于汉族的笛子。用金竹制成管状，粗而短，管前面有三个孔，后面一个孔。伎篥的音量大而亮。

玛牛是傈僳族的民间吹奏乐器，类似于葫芦笙或芦笙。玛牛用长颈葫芦做笙斗，插入长短不一的五根竹管，每根竹管放一片用竹子或铜片做的簧片，每根管上有一按孔。玛牛的音色圆润柔和，音量较大。

丝撇木是傈僳族民间吹奏乐器，实为汉族的叶子。多是青年男子劳动小憩或收工时，顺手摘片树叶，即兴吹起。

傈僳族舞蹈多为自娱性集体舞，集体舞依据其反映的内容，可分为反映日常生活的、表现劳动生产及模仿动物动作三种。

又被称为“山羊歌舞”的阿尺木刮是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独有的一种歌舞自娱形式，最早流传于以叶枝为中心的澜沧江上游一带，其基本特征是：其声音和动作明显模仿山羊，不用乐器伴奏，自始至终踏歌起舞，曲调可急可缓，但舞步幅度大，跳跃感十足，给人以欢快舒展的感受。跳阿尺木刮时，队形有大圆圈、直纵队、半圆弧、曲线等多种形式。跳动时，脚步以跳摆和搓跺为主，上身随节拍左右摇摆，臀部随之送收，前俯身，抬头，回望。目前传承下来的阿尺木刮的跳法有10种，即舞圆环、进退舞步、三步跺脚跳、跳山羊、对脚板、龙盘旋、舞旋风、磨盘旋转、跳迎宾客、寻求爱侣。每种跳法自成一个独立的舞段。2006年，阿尺木刮被列入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傈僳族的体育项目多种多样，其中，最受欢迎且最具有民族特色的运动有顶杠、跳高、射弩箭、顶牛、砍竹竿等。

顶杠：主要流传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一带的傈僳民间。顶杠活动用一根长约两米、碗口粗的木头做顶杠，两人各握木杠的一端，顶于肚跻稍上处，双脚呈弓步，前脚站稳保持身体平衡，后脚用力蹬，身子向前顶，把对方顶出规定界限者即为胜方。

跳高：多在闲暇及节假日进行。先将一根蔑片的两头插在地上，使其自然弯成一个弓形以示要跳的高度。然后将两根带叉竹竿立起，其高度同于蔑片弓形的高度。将一根绳子两头拴上石块，分别悬挂在两根竹竿的叉上，绳子自然绷直作为横竿。比赛时，采取双脚或单脚纵跳过竿。

射弩箭：傈僳族善用弩弓的历史由来已久悠久，从最初的狩猎逐渐发展成一项运动。傈僳族的传统弯弓制作精良，其弩弓多用岩桑制成，弩身则用栗木或拓木制作，弩箭用雪山实心竹制成。傈僳族的射弩箭比赛已经不局限于传统的形式，而是从中分化出新的比赛类型，如粑粑打、射鸡蛋、射刀刃等。粑粑打是比赛时，射手以玉米粑粑做为靶子，放在50步开外的地方，然后用弩弓进行射击，射中者嬴得粑粑。射鸡蛋则是以鸡蛋做为靶子，但鸡蛋是放在姑娘们头顶的碗里，射手在距姑娘10米、30米、50米不等的地方射箭，射中鸡蛋者为胜。射刀刃是在距射手20米处立一把长刀，刀刃朝着射弩者。如射中刀口，弩箭自然剖成两半，如射不中，箭就输给胜者。

顶牛：参加顶牛的选手一般赤裸上身，和对手头顶头、肩抵肩，模拟牛羊抵架进行角斗。为制服对手，可头朝对手的腋下顶，从侧面将对手顶翻。而防守者则将肩部压抵着地，使其难以得逞。攻击者将对手顶向后为小胜，顶翻则为大胜。

砍竹竿：在土质柔软的地方间隔数米远插上若干根青竹，参赛者手持长刀，站立一排。号令一下，参赛者迅速跑向青竹，手起刀落，左劈右砍，将一根根竖着的竹竿拦腰劈断。整个砍竹竿的动作要在跑动中完成，先砍断左右两排竹竿者为胜。

傈僳族有自己独特的历法，人们借助于看花开、听鸟叫、下大雪等自然的变化来决定生产季节。傈僳族将一年分为干湿两季，或根据气温分为寒温热三季。在傈僳的历法中，全年共10个月份：花开月（约3月）、鸟叫月（约4月）、烧山月（约5月）、饥饿月（约6月）、采集月(7~8月）、收获月(9—10月）煮酒月（约11月）、狩猎月或织布月（约12月）、过年月（约1月）、盖房月（约2月）。自从汉族和白族进入怒江地区以后，大部分傈僳族已采用与汉族相同的历法，但习惯上仍没有放弃自己民族的自然历法。

历史上，傈僳族没有形成系统的医药体系，也没有专门的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但傈僳族有传统的医疗方法，如煎服、洗滴、口吸、割除、箭射、旋转等。煎服一般针对内科疾患，用黄连茶叶等多种中草药，以消炎止咳，止泻。洗滴通常用于杀菌消炎。口吸用于被毒蛇咬伤、毒蜂蜇伤或唇足纲咬伤时，用口对准伤口，吸出毒液。割除则是在被毒箭射中，用刀将毒箭头及其周围组织悉数割除。箭射通常用于治疗疮肿痛，是用特制、专用的弓箭射穿患处，以排除脓液。旋转用于催吐，如误食毒物，则将人从腰部吊起并旋转，以使其呕吐排毒。

傈僳族民族英雄，绰号荞大胡子，生卒年月不详。传说木必帕有惊人的智慧和才能，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大批傈僳族人民被迫应征入伍，参与到丽江市土知府木氏与西藏自治区封建统治集团为争夺香格里拉市、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今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辖县）、德钦县及宁蒗彝族自治县的战争中。因不满木土司的苛待及歧视，傈僳族兵丁在傈僳族军队头领木必帕带领荞氏一族从丽江渡过澜沧江，翻过怒山，进入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地区。途中，为摆脱木土司的追兵，木必帕让从人将火把绑在羊角上，再把羊赶在山坡上，夜色中满山遍野的火把和众人的喊杀声，吓退了追兵。

恒乍绷（1776年—1803年），农民起义领袖。今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人。恒乍绷出生于澜沧江西岸康普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成年后是当地有名的中草药医生，深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却被当地土司、头人所忌恨。清嘉庆六年（1801年）春节时，恒乍绷依照当地礼节去土司府拜年，却被康普女千总以“妖言惑人”的罪名逮捕并关押起来，受尽凌辱。群众得知恒乍绷受难后，义愤填膺，手持棍棒、刀斧，冲进土司府，杀死了女千总全家，救出了恒乍绷。此事之后，恒乍绷与傈僳族的腊者布、别的帕、乌恒布等共同领导了维西以傈僳族为主的农民反压迫武装斗争。爱新觉罗·颙琰八年（1803年）九月，恒乍绷被俘，后被杀害于今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

唐贵（?—1821年），农民起义领袖之一。今云南省华坪县人。唐贵自幼双目失明，以为人卜卦算命为生。当时统治华坪的高氏、章姓两大土司繁重的苛捐杂派，使民众“生活日艰”，而土司们任意抽租夺佃，使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唐贵以卜卦算命为掩护，走村串寨，鼓动群众反抗土司，并暗联四乡，于爱新觉罗·旻宁元年（1821年）正月打出义旗，自任“地王”，与傈僳族谷老大等共同领导傈僳、汉、苗、回、彝、傣等各族群众联合的起义斗争。由于清廷云贵总督率重兵镇压，起义失败，唐贵被俘就义。

汪忍波（1900—1965年），也称哇忍波，傈僳语语言学家。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人。汪忍波出身贫寒，以务农为生，兼从事宗教活动，是傈僳族祭天仪式的第九代主持人，在当地群众中有极高的威望。20世纪30年代起，汪忍波致力于推行他所创立的音节文字，并音节文字记录了大量关于傈僳族的史料。目前搜集到的、由汪忍波整理、记录的傈僳族文献资料共计数万字，包括《汪忍波自传》《识字课本》及相关民间传说20余种。这是傈僳族仅有的本民族人用本民族文字记录的历史资料，对研究傈僳族社会、文化以及和周边民族关系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在傈僳族地区先后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1954年8月，怒江傈僳族自治区建立，后改区为州；1986年9月，又先后在丽江市、大理白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等地设置了傈僳族乡，保障了傈僳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在国家政策和资金的大力扶持下，傈僳族地区的经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农业基础地位进一步加强。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和以科技为主的现代农业替代了传统农业模式，农业生产条件得以大幅改善。傈僳族地区的工业也从无到有的发展起来，从最初的加工工业，拓展到冶金、森工、建材、电力等大型工业项目。交通网络也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瓦碧（瓦窑到原碧江）公路、独龙江公路相继完工并投入使用，截至2023年，涉及傈僳族地区的德贡公路提升完善工程全面完成，福维公路、云泸高速、保泸铁路、怒江民用机场等项目前期工作也在稳步推进。电信及卫星电视地面接收站基本覆盖了怒江州广大地区。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拨出大量专款及派去大量优秀帮助傈僳族地区发展教育事业。如今，傈僳族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已实现“三免”，基本形成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为一体的完整教育体系，并先后培养出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和高级知识分子。傈僳文的使用得到大范围的推广。在傈僳族地区，不仅开展了汉语和傈僳语双语教学，还进行了以傈僳文为主的编译出版工作，已编译出版20余种傈僳文字图书。

在教育的推动下，民族文化体育活动得以进一步继承和弘扬。作为傈僳族强项运动的射弩箭，不仅在全国竞赛中取得优良成绩，还流行到了日本。1996年，由30名傈僳族农民歌手组成的怒江傈僳族农民合唱团，应邀参加第五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演出和1998年北京国际合唱节获二等奖，将傈僳族的民歌扬名海外。

新中国成立后，傈僳族人民的卫生保健条件得以不断改善，天花、霍乱等传染病基本绝迹，儿童麻疹发病率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