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是中国第14大少数民族，属于氐羌系统的一支，总人口数有2091543人（2021年），主要分布于云南省、 贵州省、湖南省等省，其中云南省人口最多，主要聚居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此外四川省、重庆市等地也有分布。白族自称“白子”“白尼”“白伙”等，统称为“白人”。1956年11月，根据广大白族人民的意愿，正式确定以“白族”作为统一族称。

白族有本民族语言，俗称为白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因白语中近60%为汉语借词，故汉语也是其民族通用语言。白族是一个聚居程度较高的民族，有民家、勒墨、那马三大支系，受汉文化影响较深。

最早的白族可以追溯到游牧社会，其先祖起源是世代居住在洱海附近的昆明市人和洱海人，后因战乱等历史原因引起其他民族的迁徙，故而形成了早期的白族社会。公元7世纪，南诏建立了南诏地方政权，由于南诏统治者对内进行残酷压迫，连续地对外发动掠夺战争，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不断引起奴隶暴动和起义，到902年崩溃。南诏灭后以白族段氏为主体，建立了号称“大理国”的封建领主制政权（973年）。大理地区与中原的联系一直很密切，“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加强了大理地区的对外联系，并在沟通中外联系方面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历朝历代发生的战乱和压迫，使白族人民进行了反压迫的抗争，战争中形成的团结意识使得白族人民并未进行集体的大迁徙，而是大部分都留居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南地区，着重分布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区域延续至今。

白族人善农桑，有着其独有的特产——乳扇，精于石器制作、扎染等。擅歌舞，对文学的传承度高。白族人对图腾和祖先都有着崇拜，有着自己独有的宗教信仰——本主崇拜。

新中国成立后，在白族聚居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实行了一系列促进白族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在经济、农业、交通、教育、医疗等各项事业均取得进步和发展。教育的普及使得世代相传的口头文学（神话、诗歌等）变成了书面文学，得以世代保存。民族特色文化也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大理白族自治州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最佳魅力城市”“国家地质公园”六顶桂冠于一身。

白族自称“白子”“白尼”“白伙”等，统称为“白人”。其他族名多为他称，有民家、那马、勒墨、勒布等60多种。过去汉族为了和“军家”这个称呼有所区别，也称其为“民家”，一直沿用至今。

公元前3世纪，人之名始见诸记载，秦相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恃君览》说：“氐羌、呼唐，离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龙，突人之乡，多无君。”秦汉以前僰人的分布地区，北有僰侯国，南有包括滇国在内的靡莫之属数十小国，包括了北边的僰道县（今四川宜宾）和南边的滇国（今滇池周围）等广大区域。滇国的主体族是僰人，亦称为“滇僰”。

汉晋时期，滇池地区仍为僰人所居，并逐渐向洱海地区迁徙。而蜀中迭经战乱，蜀人（包括蜀族和其他民族）四散，引起了民族的迁徙。其融合到滇池地区即滇僰的称“叟”，叟人逐渐占据了原来僰人的分布区域。

东汉末年，其他部族逐渐迁入洱海地区。晋代洱海区域出现了“上方夷”和“下方夷”，洱海区域居民成分及分布有了很大变化。“上方夷”是居住在洱海北部的昆明市人，“下方夷”是居住在洱海南部的哀牢山、僰人、汉姓等。

唐朝初期出现了乌蛮、白蛮，它包括了洱海区域哀牢、昆明、西洱河蛮（又称河蛮）、云南省蛮、僰人等众多部族。汉唐间，大姓氏兴起于南中，爨氏又分为西爨白蛮与东爨乌蛮两部分，南诏阁罗凤时期，徙二十余万户西爨白蛮于洱海地区；在明代碑刻中仍可见到，寸、王、赵、杨四姓都认为在南诏以前他们的原籍在滇池地区，原籍“西爨故地”。由此可见，洱海地区的白族人民与西爨白蛮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李儇干符四年（877年），南诏酋龙卒，子法（隆舜）立，自号“大封人”。“大封人”这个专用名称的出现，标志着白族的形成。

另外，按照居住地的不同，各民族对白族的称呼也有所不同。居住在大理、昆明市等地及桑植县一带的白族，汉语称为"民家"；居住在丽江市、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一带的白族，纳西语称其为“勒布”、"那马"，傈僳语称其为"勒墨"，藏语称其为"勒波"，彝语称其为"娄哺"、"洛本"、"罗基颇"，在贵州省威宁一带的白族，因有七姓，被称为"七姓民"。贵州省一带的白族除了“七姓民”之外，也有“九姓族”、“罗苴”、“龙江人”、“南京人”等不同称呼。

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11月，根据广大白族人民的意愿，正式确定以“白族”作为统一族称。

白族的形成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学术界曾经对白族起源及其形成过程展开过深入的讨论，形成了“外来说”“土著说”和“融合说”等不同认知说。“外来说”认为白族的先民由外地迁入洱海区域；“土著说”认为白族是起源于洱海区域的古老族群。现在，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古发现，洱海古代族群的历史状况已相对清晰，白族起源于秦汉洱海地区的原住民“昆明之属”的观点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白族的起源具有多元性。最早的白族起源可以追溯到游牧社会，其重要来源有两支。其一是世代居住于洱海地区的土著居民――洱海人和昆明人，这一部分人被称为“上方夷”。据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其外西自同师（今保山）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市，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皆氐类也。”嶲即嶲唐，楪榆即叶榆，即洱海地区，可知秦汉洱海地区的居民是昆明人，处于尚未定居的游牧社会。

其二是先秦时期氐羌系统南下族群中的一支，其远祖可追溯至秦汉时期的僰人，而这一部分人因居住于洱海南部也称为“下方夷”。据吕不韦《吕氏春秋•恃君览》载：“氐羌、呼唐，离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龙，突人之乡，多无君。”僰人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分布在僰侯国僰道县（今四川宜宾）至南边的滇国（今滇池周围）这一广大区域里。而后因为战乱、开疆拓土、商业贸易、屯垦等历史原因，使得“上方夷”与“下方夷”以及由青藏高原南下的氐人、羌族不得不迁徙，而民族的迁徙也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形成，白族在这样的融合中初见当今白族之雏形。

根据考古发现的半穴居房屋等居住遗迹可以推算，最晚在新石器时期洱海区域就已经出现了纺织和渔猎活动，可能还出现了原始农业的形态。虽然这时期的“西南夷”经济活动较为原始，但由于经济活动带来的交流，使得各种"夷"自成区域，又相互联系。

随着剑川海门口遗址青铜器的发现，标志着白族先民步入一个崭新的青铜器时代。随后又在祥云检村遗址出土了两件铁器，铁器的出现较之青铜器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随着洱海区域进入青铜时代，中原商朝势力所及范围已到达今川滇一带地区，白族先民开始大规模地和中原发生经济文化交往，从此开辟了白族文明史的一个新纪元。

春秋时期，西南夷地区和秦国、西楚都有联系，战国时期，和楚国的联系更为密切，甚至有“庄蹻王滇”的说法，楚韵遗风仍可见于今天的白族生活中，而文言文化的影响则贯穿于白族发展的始末。

秦秦灭六国之战后，修筑"五尺道"通"西南夷"地区。该道从今四川宜宾出发，经滇东北而入滇池地区，是官方修筑入滇的第一条道路，它连通了僰青衣道、僰道，为云南省与中原的交通联系打下了基础。它标志着云南从秦朝开始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央王朝对云南正式统治的开始。

汉代最早接触到“西南夷”的是刘彻，在开拓边疆疆域的过程中在洱海地区受到了昆明市蛮的阻挠。此后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汉朝实行了郡县制，东西两汉先后在此设立叶榆、云南等县与益州郡等管辖，设置“益州西部都尉”管理该区域。汉朝开设郡县、移民实边等一系列的措施，既加强了对当地的治理，又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铁器，促进了洱海地区经济的发展。

汉代，刘彻开边，但在洱海地区遭到了昆明蛮的阻挠。公元前109年，西汉在此设立了叶榆、云南省、比苏、嶲唐等县，属益州郡管辖。公元67年，东汉在此设置“益州西部都尉”，管理哀牢山地区和洱海区域。公元69年，单独设置永昌郡，洱海区域分属云南、邪龙、叶榆、比苏、博南等5县。蜀汉时，诸葛亮征服南中，设降都督，下辖南中7郡，洱海地区设置的县并未改变，但分属云南郡和永昌郡。两晋南北朝时期，洱海地区的郡县管理时分时合，旋置旋改，但基本上因袭了两汉的县制。中原王朝开设郡县、移民实边等一系列的措施，既加强了对当地的治理，又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铁器，促进了洱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东汉时期，洱海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有了根本性提高，从中原引入了水稻种植技术和牛耕技术。

南北朝时期，郡县管理并不严格，较为松散，但基本上因袭了两汉的县制。隋朝立南宁州总管府对云南省实行了短暂的统治。

隋代，设立南宁州总管府对云南实行了短暂的统治，爨氏大姓世据南中。

进入唐朝以后，中央施行三省六部制，对云南地区实行羁统治政策，洱海地区归姚州都督府管辖，下设髳州、宗州等20多州。唐代后期，中央和爨氏为争夺对滇池地区的控制权，矛盾趋于激化。同时唐朝还面临来自吐蕃的威胁。此时，六诏兴起于洱海地区，位于六诏之南的南诏在唐王朝扶持下统一了洱海地区，建立了南诏地方政权，至此洱海地区进入“南诏时期”。

公元7世纪，蒙舍诏建立了南诏地方政权，即彝族先民和白族先民共同建立的奴隶制政权。奴隶制政权往往伴随着暴政与严苛的等级制度，由于南诏统治者对内进行残酷压迫，连续地对外发动掠夺战争，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不断引起奴隶暴动和起义，到902年终于崩溃。

其中公元877年，南诏世隆卒，子南诏隆瞬即位，自号“大封人”。“封人”又作“封民”。“封”古音读“邦”，意义也相同。“封”、“邦”、与“僰”读音相同，“封人”就是“僰人”。南诏将洱海的十赕称为"大封民国"，也就是“大僰国”。“僰”字又作"白"字。“大封人”这个专用名称的出现，标志着洱海诸蛮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冲突与融合形成了白族。白族在泛洱海地带发展壮大，伴随南诏大理的崛起，成为西南的主导民族。这个过程中，跟白族比邻而居的其他民族也被逐渐同化，成为白族的一分子。

南诏灭后以白族段氏为主体，建立了号称“大理国”的封建领主制政权（973年）。大理地区与中原的联系一直很密切，“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加强了大理地区的对外联系，并在沟通中外联系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大理国时期是白族发展的重要时期，创造了辉煌的白族文化，大理地区步入封建领主制社会。

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昌盛，出现了儒、释合流的“释儒”，大理地区被称为“妙香古国”。南诏以后，大理地区在社会生产方面有长足发展，普遍采用“耦耕，二牛三人法”的耕作技术，这是西汉时赵过在中原推广、曾在中国农业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深耕技术。农作物、蔬菜、水果的品种都极为丰富，分别从内地、西域、印度传入。在畜牧业方面，养马业最为发达，大理马驰名唐宋两代。冶炼技术也很有名，兵器制作技术精良，“铎”和“浪穹剑”、郁刀、大理刀闻名一时。

大理国对中原的联系很密切，对增进与宋朝的关系表现出了很高的积极性，希望建立明确、长期的臣属关系。大理国与宋朝进行马匹交易，并多次遣使要求宋朝予以册封。政和七年（1117年），大理国向宋朝进贡马匹、麝香、牛黄、细毡、碧山等物，宋廷封大理国王段和誉为云南省节度使、大理国王。宋廷南渡后偏安江南，对大理国的戒心有增无减，将大渡河以南的地区（包括大理国）划归徼外，与交趾等邻国并列。南宋与大理国趋于冷淡的政治关系，是大理国在全国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的重要原因。

1253年，蒙古贵族发兵击灭大理国段氏政权。1258年兀良合台率军从云南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到鄂州与孛儿只斤·忽必烈等人会师，由于云南的蒙古军伤亡惨重，且需要留下部分兵力镇守云南，为了弥补兵源的不足，兀良合台在大理白族地区大量征召当地的少数民族人口，组建了一支两万多人的“爨僰军”，也称为寸白军，由段福率领从征，这支队伍以白族为主。忽必烈继承汗位以后，兀良合台不再得到重用，于是“爨僰军”一部分军士辗转回到了大理白族自治州，而其中一部分军士则流落在长江两岸，成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鄂西白族的来源。

明代在大理洱海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废除世袭的土官，改派“流官”治理，又在洱海地区长期以来基本上保持了行政区划和建制的连续性，因而维持了地域关系的完整和社会政治经济学的相对稳定。随着封建统治在大理地区的日益深入，汉文化的传播通过汉族移民和儒学教育等途径，深刻地影响到白族文化。而中原地区的一些先进科学技术也因为中央的管辖统治而逐渐流入，在农耕、社会生产方面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至清代仍承袭明代的“改土归流”政策，但又实行“土司”政策，通过他们对边远地区各族人民进行统治。封建时代的统治影响深远，以至于至新中国成立前夕，部分边远山区的白族人民还受着封建领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而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南地区的人民团结起来反抗反动和封建统治者，进行了多次大起义，其中较大的两场有：其一是因“盐案”事件引起的大起义，有白、彝、回、汉等各族参加；其二是以回族为主体、杜文秀领导的各族人民反清大起义，白族人民积极参与到起义中来，坚持抗清斗争长达18年，沉重打击了腐败的清政府统治。

近代以来，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影响，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逐步发展，白族地区的商业资本开始得到发展。出现了鹤庆县、喜洲镇、腾冲市等商帮，“福春恒”“兴盛和”“云丰祥”“洪盛祥”等大商行，在采购原料与销售商品的过程中，资本主义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具有一定的买办性。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深入白族地区后，垄断了白族地区进出口的主要物资，控制了市场和物价，不仅遏制了白族商业资本的发展，同时使许多中小商户纷纷倒闭，加深了白族人民的苦难。因为深受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所以白族人民曾经举行过多次起义斗争，如李文学起义、杜文秀其一、镇南关大捷等，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志。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全国各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白族人民自己的起义都给白族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民主革命的新思潮从中原地区迅速的传播到了白族地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读物先后传进白族地区。

许多白族人民都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例如1921年第一批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张伯简同志回国后在上海市、京汉铁路进行革命活动，参加和组织了省港大罢工，后因积劳成疾，在广州市病逝。除此之外还有徐克家、王德三、赵琼仙(女)等同志，他们在北伐和广州起义中做出了伟大贡献，组织工人、农民、学生进行斗争，后来都不幸被反动派杀害，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品质。红军长征期间，任弼时、贺龙领导的工农红军第一、二方面军，经过由部分“爨僰军”流落而形成的白族散居的湘鄂西地区，领导白族人民打土豪、分财产，给白族人民带去了解放和革命意识。抗日战争时期，白族周保中将军前往东北地区，团结汉族、朝鲜族民众组织抗日联军，领导敌后斗争十多年，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做出了卓越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白族地区的各族人民在云南地下党的领导下，于1949年4月发动剑川县起义，解放了剑川城，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解放军解放西南的进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白族聚居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白族人民开始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白族人口数量有确切可查的年份从2000年开始。根据中国政府历年的人口普查统计，2000年为1858063人，2010年为1933510人。2021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中国境内白族的人口数为2091543人，在中国56个民族中居于第十四位。 其中云南省白族有156.4万人，是全国白族人口最多的省，其次贵州省17.95万，湖南省12.56万，其他主要分布在云南省除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区县以及四川省部分地区。

白族的分布区域主要集中在云贵高原。西部有澜沧江、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纵贯南北，构成纵深的河谷地带，林木繁茂，景色秀丽；东部有金沙江横贯东西，地势开阔，宜于禾稼。金沙江西南的洱海之滨，气候温和，土壤肥沃，庄稼一年两熟，主产大米、小麦、豆类、玉米、棉花、油菜、甘蔗、烟叶等，号称粮棉之区。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煤、铁、铜、铝和各类稀有金属。

以云南省西部的大理白族自治州为主，此外，云南昆明、丽江市、怒江、迪庆藏族自治州、保山市、玉溪、楚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临沧市等州市都有白族聚居区。少部分散居在四川、贵州省、湖南省等地。四川的白族主要分布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和攀枝花市，其先民源于唐代的“白蛮”。贵州白族主要分布在大方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等地。

云南省地区的白族祖上来源于世代居住于洱海地区的土著居民――洱海人和昆明人，除了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白族，其他白族的来源大部分都是因为战乱和商业贸易等，使得其他地区的白族先祖迁徙至中原地区西南附近，贵州地区的白族就是来源于先秦时期氐羌系统南下族群中的一支，后期融合了元代的“爨僰军”遗留士兵形成的。湖南省、湖北的白族则是该军的后裔。

白族有“民家”“勒墨”“那马”三大支系。聚居于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区域、贵州省、湖南等地的是“民家”人，汉文化对其影响较深。“勒墨”“那马”则散居于怒江流域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福贡县等县，经济文化水平与邻近的怒族、傈僳族相近。

白族各支系之间在语言上有较大差异，风俗习惯也稍有不同。由于地域分布上的差别，白族各支系分别与周围的民族相互融合、互相往来，也就形成了各支系之间的差别。

白语是白族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维系民族情感和乡土情感的重要纽带。白语是白族人民共同使用的语言，它是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彝语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白族人民与中原地区交往密切，与内地汉族人民有着深切交流，因此在语言上保留了大量的古汉语词汇，词汇近60%为汉语借词，白语有22-29个辅音，新词术语都直接借用汉语，是藏缅语族中汉语借词较多的一种语言，也因为这样多数人都通晓汉语。白语南、中、北三大方言片区，南部方言使用人数居多，南部方言和中部方言比较接近，虽与北部方言差别较大，但都能互相通话。

白族有过自己的民族文字—白文，但不成系统。白族语汇基本上是单音词，而白族群众很早就与汉族同胞接触，在历史上形成了用汉字记录白语的“方块白文”(以下简称“白文”)。所谓“白文”是用汉字记录的白音。这种白文是采用汉字的音读、训读、自造新字和汉语借词等方法来表达白语，用以记录白族的历史传说和民问文学，为推动和保存白族文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

追溯历史，用汉字记录白语在汉代就已出现。刘彻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在云南省设置郡县，其中县名“碟榆”(今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带)、“比苏”(今云龙县一带)从古至今同音。这种用汉字记录白语地名、人名的现象在唐宋南诏大理国时期直至元明清时期，都十分普遍。1942年和1943年暑假，石钟健先生在大理的喜洲镇和邓川两地收集到一批碑刻，其中有白文碑5通。之后60多年间，各方人士又在大理白族地区陆续发现古代的白文碑多通。无数次证明白族的古代白文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白文”用以记述历史，创作文学。历史上这类创作者留下了一定数量的白文古籍，大致有如下几类：白文经卷、白文残瓦、白文史书、白文碑刻、白文祭文、白文唱本和白文对联等。如杨慎的《白古通玄峰年运志》；杨安道的《赵坚碑》、《杨寿碑》；花溪教读儒士《杨宗碑》。1958年，徐琳、赵衍荪等语文专家拟定了以拉丁型26个字母为形式的《白族文字方案》(草案)。1982年对原方案进行了修订，简称“新白文”。修订后的白族文字能够科学、准确地书写大理白族自治州境内白语两大方言区内百万白族成员的口语。

自然崇拜

白族的自然崇拜在于祈求自然神灵保佑风调雨顺、人畜兴旺，五谷丰登。自然崇拜遗迹在白族原始宗教中保留最为丰富。崇拜对象包括自然现象、自然力和自然物，如天、地、日、月、星、风、雨、云、雷、电、雹、山、石、水、火、树、木等。自然崇拜和其他崇拜观念一样，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生产力低下的社会环境让白族先民对自然、祖先的力量充满敬畏和崇拜，天、地等意象都是其自然崇拜的象征。

图腾崇拜

白族的图腾崇拜体现在一些文画作品上，龙、马、鸡、蛇、金鱼、金螺等都是其图腾崇拜常用的象征。其中龙图腾是最具代表性的，白族先民认为龙主管江河湖海的水源，影响农耕，故而出现了这类对农耕有利的图腾崇拜。而马、鸡图腾的记载有“贞元十九年（803年）王（指南诏王异牟寻）封云南金马、碧鸡二山之神为刘启”。此后出现了马、鸡二图腾。《西洱河神图》中有记一种绕颈交尾的大蛇和金鱼、金螺组成的图腾。

本主崇拜是白族独有的一种宗教信仰 。除白族支系勒墨人不信本主外 ，其他地方的白族都崇拜本主。“本主”，又叫“本主神”，白语称之为‘武增”、“武增尼”、“增尼 ”、“本任尼”、“老谷”、“太”等，意为”我们的主人“，具有村社祖先或村社保护的含义 。本主崇拜起源于原始社会的自然崇拜、祖宗崇拜和图腾崇拜。白族地区一村或者数村都会供奉一个本主，如果没有本主就会被视为“无主”。据不完全统计，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自治州境内的本主神有一千多位，加上其他地区的本主神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可见白族人对本主崇拜具有全民性。白族人的本主崇拜还体现在神话传说上，如观世音伏罗刹的传说就是其传统节日三月街（又称观音节）的起源，白族人为感念他舍身相救之恩，把他奉为本主，为他建立庙宇，世世代代加以奉祀，反映了白族的本主崇拜信仰。

本主信仰在白族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婚嫁、丧葬、生病、起居盖房、求子嗣，还是外出求学，做生意等关系人生的大事，白族人都要到本主庙去磕头敬香，以求本主神灵护佑。有的是自然本主，如石头、树疙瘩、猴 子、白骆驼等；有的是英雄本主，如杜朝选、段赤诚等；有的是民间人物本主，如大理南门本主，鹤庆城关镇本主张老人等；有的是帝王将相及祖先本主，如阁罗凤、段宗榜、段思平等；有的是外族人本主，如郑回、杜光庭、李宓、孛儿只斤·忽必烈；还有的是佛教与道教神本主，如观音、大黑天神、文昌、关羽、李靖等。

白族的本主崇拜随着儒家思想的传入和传播，采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法，吸收了儒家、佛教思想中优秀的部分，比如忠孝节义等高尚情操；唐朝以来佛教传入大理南诏，受到统治者推广，本主崇拜中也吸取了佛教文化的特点，比如寺庙建筑、祭祀形式和神像雕塑等，还体现在人的道德观念上，本主神中逐渐产生许多具备感恩道德品质的神。

在原始社会里，生产力很低，人们认为一切都由天地鬼神主宰，于是产生了多种崇拜，也产生了巫教，巫教的巫师主持以歌舞音乐对天地鬼神进行祭祀的活动。

白族巫教的巫师，在汉代称耆老，在南诏时期(唐代)称鬼主，又称希老，后来又称“朵兮”，之后则称“舍波”(男巫)“舍由”(女巫)，直至现在。在古代，巫师有很高的地位，既是部落的领主，又为宗教祭师，有支配一切的权力。如南诏王异牟寻披的“波罗”(虎)皮，就是巫师、祭师的法服，是权力的象征。白族的巫教的巫师是世代相传的，巫人的家里都有“家堂”或叫"香堂”。家堂设有神案，案前摆着一个香盆，每天都在香盆里面烧化香火纸钱和“甲马纸(子)”，有香堂的巫师，地位比较高一些，称为“香堂主”。据说“香堂主”都有一对专门供他驱使的阴司童子，每天所烧的纸钱和甲马都是供这对章子使用的。

根据有关记载，道教传入白族地区的时间最迟应该始于唐代。道教在白族地区有着悠久的传布历史，并于明清之际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隆盛态势。由于长期的渗透，道教信仰业已融入白族民众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心理当中。作为民众生活和精神的艺术显示 ，白族民间文学形象地反映了道教在民众中的深刻影响，也生动地再现了白族民众因特定的现实和文化语境而铸塑的道教信仰风貌。。道教在南诏前期成为统治者推崇的主要宗教，并对白族文化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这从充溢着道教意趣的 《德化碑》碑文和 “苍山会盟”誓文中即可得到证明。

明清时期，深受道教濡染的汉族移民大规模地涌入白族地区，内地兴盛一时、影响巨大的道教新派全真道也随之人滇，道教在白族地区再度活跃起来。随着道教的日渐兴盛，早有崇道之俗的白族民众进一步接受了道教观念 ，白族地区的生活与文化浸润着浓厚的道教色彩。从诸多相关的资料可知，明清之际，道教神祠在白族地区大量涌现，道教官观、神祠成为普通民众遭遇不顺时求祷的所在；许多道教神仙的圣诞逐渐衍变为白族民众固定的节 日，而祭祀司命帝君、门神、财神等道教神灵的习俗也风靡白族地区。道教文化的影响不但催生了白族地区一系列具有崇道意味的民风民俗，白族民众传统的生活习俗诸如丧葬习俗、祭祖习俗等也因吸收了道教文化的因子而表露出道教的气息。

佛教传人大理白族自治州后，随着佛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佛教在大理成为白族全民族的信仰，到了大理国时期，佛教在白族中比南诏时期更为广泛盛行，成为带有普遍性的全民族的信仰。元朝初年，郭松年曾写了一篇《大理行纪》，其中描写了大理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情况说：“其俗多善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戎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己，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记。凡诸寺宇，皆有得道居之。得道者非师僧之比也，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国家者设科选士，皆出此辈。”

“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国时期，佛寺在大理实际上起着学校教育的作用，大理的白族僧侣称师僧，他们在佛寺中教儿童念佛经，读儒书，因而，学校不是与孔子庙并立而是在佛寺之内”。阿叱力教是大理白族自治州佛教中较为发达的一支，早期的阿叱力教徒均来 自富有汉文化修养的白蛮大姓。这些大姓由儒而释，甚至是由释而仕。另一方面，由于南诏的通行文字是汉文，因而不少阿叱力或佛门弟子也积极学习儒学，所谓“读儒书，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事。”这种通释习儒之风的盛行，造就了南诏大理时代特有的释儒儒释阶层。由于阿叱力教徒要诵持、传布经典教义，因而就要“唐、梵语字，靡不勤习”。阿叱力均通释习儒，有极高的儒学和佛学修养。皇都崇圣寺粉用侍郎赏米黄绣手披释儒才照僧录阁梨所撰的《兴宝寺德化铭》，以及赵佑撰文苏难陀智书丹的《皎渊塔碑铭》等，大理时期阐发佛教理论 的碑刻。文辞典雅，史事 娴熟 ，属辞比事，习用掌故，字句练达，喻义深远，将佛教义理与儒家思想融为一体，成为释儒圆通的佳作。由于阿叱力教的汉文化修养较高，因而阿叱力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文化教育，李京在《云南志略》中说：“有家室者名师僧，教童子多读佛书，少知六经者”，其结果是在教童子的同时，就开始灌输阿叱力教经典和义理 ，白族之所以成为全民族信仰阿叱力教的民族，与这种教育方式有极大关系。

白族服饰是白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白族文化的一种特殊载体，白族服饰与该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历史传承、宗教信仰、审美情趣及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白族崇尚白色，以白色衣服为尊贵。一般来说，白族男性的服饰，上身着白色对襟衣，外套坎肩，下穿白色或蓝色宽裤，头缠白包头，肩挂绣花挂包 ，脚穿黑布剪口鞋 ，这种装饰色调明快大方，彰显白族男性的英俊潇洒。而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带的男子多穿白色对襟衣，外套黑领褂；洱海东部白族男子则外套皮领褂，或皮质、绸缎领褂，腰系绣花兜肚，下穿蓝色或黑色长裤。

妇女服饰各有千秋，从服饰可看出年龄大小、成婚与否以及地区差异。大理一带多穿白上衣，红坎肩，或是浅蓝色上衣、外套黑丝绒领褂，右衬结纽处挂“三须”“五须”银饰，腰系绣花短围腰，下穿蓝色宽裤，足蹬绣花鞋。妇女头饰更是异彩纷呈：大理一带未婚女子梳独辫且盘在花头帕外面，再缠上花丝带等，左侧垂着一束白穗；婚后发辫改为挽髻，盘在头顶，外包扎染或蜡染的蓝布帕，缠素色布条。凤羽、邓川、洱源县的姑娘喜戴“凤凰帕”；有的地方则头包花毛巾或只将辫子盘头上，再缠一束红头绳；有的地方头饰为“一块瓦”；有的地方头上用多块头布相迭覆盖，最外面的一块布上绣白族人民喜欢的图案。头帕外缠多种颜色的头绳，格外美观。妇女们都喜戴玉或银手镯、坠耳环。

白族以喜米和小麦作主食，山区则以玉米、荞子为主食。食酸辣，善于腌制火腿、腊肉、腊肠、油鸡、螺蛳酱等。爱饮糯米酿造的米酒、大米制作的腾冲饵丝。喜饮烤茶，著名的“三道茶”是待客上品。第一道是用云南沱茶冲泡的苦茶；第二道是加红糖和牛奶的甜茶；第三道是放入核桃、蜂蜜、米花的回味茶。“一苦、二甜、三回昧”的“三道茶”不仅是白族同胞待客的佳茗，它还寓含了丰富的人生哲理。乳扇是白族独创的乳制品，色泽淡黄，状如扇，薄如纸，味道鲜美。

沱茶是下关茶厂独家生产的地方传统茶。沱茶由喜洲永昌祥号创制，形如秤砣，选料认真，制作精细，造型美观、色泽细润、醇爽回甘，兼具红茶和绿茶的特点。沱茶尤其畅销于藏区，藏族用沱茶伴酥油和食盐做成酥油茶，苦涩的味道被食盐所掩盖，适合高原气候寒冷的生活环境，尤其受到藏族同胞的欢迎。2006年5月，十一世班禅亲临云南沱茶集团公司参观，表示希望加强紧茶、砖茶的生产，以确保青藏高原各民族对茶叶的需求。并欣然写下了“世代茶缘，藏汉合欢”的题词。

高寒山区多居住单间或两间相连的“垛木房”或“竹篱房”；坝区则多住土木结构的瓦房。位于苍山脚下、洱海之滨的喜洲镇，是白族民居的精萃所在。一座端庄的白族民居主要由院墙、大门、照壁、正房、左右耳房组成。一般的建筑形式是“两房一耳”，“三坊一照壁”，少数富户住“四合五天井”，还有两院相连的“六合同春”，楼上楼下由走廊全部贯通的“走马转角楼”等，现在多是一家一户自成院落的二层楼房。充分利用当地盛产的鹅卵石来砌墙，也是白族民居建筑的一大特色。白族民居往往注重门楼、照壁建筑和门窗雕刻以及正墙的彩绘装饰，门楼是整个建筑的精华部分。门楼建筑艺术水平的高低，可以反映其主人的经济地位，也是一种光宗耀祖的标志。门楼正中嵌挂匾额，匾额上往往书有用来表示姓氏、发扬祖风的堂号，通常选用与自家姓氏相关的成语或典故，镌刻在匾上。如张姓“百忍堂”“百忍遗风”；杨姓“四知堂”“清白传家”；董姓“三策堂”等，各姓匾额不容相混。照壁是白族民居不可缺少的部分，正面书写“紫气东来”“福星高照”“虎卧雄岗”“福”“寿”等吉祥文字。

白族家庭是一夫一妻制。同姓同宗不通婚，但例行姑舅表婚，本民族内部或与其他民族之间都可通婚。新中国成立前，各地婚姻多为父母包办，媒人说合。家庭中儿子成婚后即分开独立生活，男子有财产继承权，有的地方幼子还有优先继承权。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宗法封建制度，实现婚姻自由，青年男女可通过众多的定期集会如石宝山歌会等自由恋爱。定亲是白族婚俗的重要礼仪之一，届时男方要通过媒人向女方家庭送“三色水礼”，即红糖、茶叶、酒。婚礼热闹而繁琐，一般持续三至五天。婚后，新郎新娘要回女方家拜父母，会亲戚，称为“回门”。

白族在元代以前盛行火葬，云龙县顺荡村至今仍保留有最完整的元明时期白族火葬墓群。元代以后，因受汉族的影响而逐渐改为土葬，仪式简朴庄重。葬仪分为送终、守灵、出殡、安葬四个程序，各地大同小异。老人临终前，子女要尽心尽力在身边伺候，当老人临终时口中要含几粒米或少许碎银，俗称“接气”。守灵期间要念经。出殡要卜吉日，亲友邻里自觉前来送葬。安葬后七日内，子女每天早上要到坟上祭奠，查看新坟是否被损坏。

尊重长辈：白族人在见到老人时要主动打招呼、问候 、让道 、让座 、端茶 、递烟 。起床后的第一杯早茶要先敬给老人 ；吃饭时要让老人坐上席 ，由老人先动筷子；在老人面前不说脏话 ，不准跷二郎腿；一些地方的白族 ，家庭成员各有比较固定的座位 ，一般男性长辈坐左上方 ，女性长辈坐右上方 ，客人和晚辈坐下方和上方。

白族人家的火塘是个神圣的地方 ，忌讳向火塘内吐口水 ，禁止从火塘上跨过。白族人家的门槛也忌讳坐人 。男人所用的工具 ，忌妇女从上面跨过。家庭内忌讳戴着孝帕的人进入 ，认为这样会给家庭带不洁。

三月街是白族人民盛大的节日和街期，号称“千年赶一街，一街赶千年。”它的起源与观音伏罗刹的传说有密切联系，所以又叫观音市。每年夏历三月十五日开始在大理古城西门外举行，会期七至十天。结棚为市，万商云集，大宗交易各地土特产品、中草药材、骡马牲畜和日用百货。节日期间，举办传统的赛马、赛龙舟、射弩、打秋千等民间体育比赛以及大本曲演唱、洞经古乐、民族歌舞表演，年年如是，热闹非凡。

火把节是白族另一盛大节日，每年夏历六月二十五日举行，古称“星回节”，它是白族人民在秋收前预祝五谷丰登、人畜兴旺的活动。节日期间最为壮观的是每个白族村寨都要在村子中央的场地上竖起一柱或数柱三四丈高的大火把，树杆作心，外面捆扎竹片、树枝和松明，用彩线系上火把梨、乳扇、鞭炮，插上书有“五谷丰登”、“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字样的“升斗”，当夜幕降临，大小火把齐明，红光满天，响声震耳。晚上睡觉时，妇女和小孩要用一种捣烂的“凤仙花根”包捂手指头，第二天即把指甲染红，传说是以此纪念邓赕诏主皮罗造的妻子柏洁慈善夫人，象征忠贞的爱情。

绕三灵，又称绕山灵、绕三林，是一种农闲时的赛歌盛会。白语叫“观上览”，意即“游逛园林”。三灵指“神都”圣源寺，“仙都”金奎寺，“佛都”崇圣寺，绕三灵主要是串游这三个寺庙。每年农历四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洱海周围上百个村寨的男女老少，着盛装，各村为一队，从大理古城出发，至洱海边的河矣村，历时三天。每队领头的是两位年长男子，他们共挟一支杨柳，高八尺许，横一彩绸，一葫芦。一手挟枝，一手执蚊帚，或一把扇，或一块毛巾，一人主唱，一人拍打，后面跟着众男女，载歌载舞，充满狂欢情绪，被称为“白族狂欢节”，已经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白族舞蹈较多，按活动性质可分为娱乐性和祭祀性两大类。娱乐性舞蹈有霸王鞭、八角鼓舞、龙狮舞、模拟动物舞、兵器舞等；祭祀性舞蹈有羊皮鼓舞、手巾舞、碗箩舞、耍花舞、灯盏舞、巫舞等。其中霸王鞭、八角鼓舞、龙狮舞最流行。霸王鞭、八角鼓舞多在喜庆节日和传统节日牟定三月会、绕三灵时举行，男女各为双数，男的以八角鼓（八方八角鼓，单面蒙皮，边缘嵌着铜钱和铜铃）或双飞燕（竹板两副，上系彩带，左右手各执一副）为道具，女的以霸王鞭（长1米左右的竹棍，两头嵌入用铁丝穿着的铜钱数枚，棍上扎纸花，舞时发出响声）为道具，同台演出。舞形变化多姿，有“一条街”“打四门”“五梅花”“金鸡打架”“二龙抢宝”“背合背”“心合心”“脚钩脚”等。演员随着霸王鞭、八角鼓在身体各部位敲击的节奏，双膝轻轻颤动，肩、胸、腰随之晃动，并用白语唱各种小调，同时还有笛子或三弦琴伴奏，节奏鲜明，步伐整齐有力，气氛热烈。龙狮舞，即耍龙和舞狮，多在春节和重大节日时举行。

白族器乐丰富，其中乐器结构和演奏风格较为独特的是唢呐和三弦。白族唢呐与汉族唢呐构造不同，背面无音孔，正面只有七孔，采用“借音”吹奏法。唢呐不仅用于婚丧嫁娶、喜庆节日、庙会等活动，还是传统白剧“吹吹腔”的主要伴奏乐器，流传至今的曲牌有“栽秧调”“大摆队伍”“龙上天”“仙家乐”“蜜蜂属过江”“哑子哭娘”“跌落泉”等上百首之多。三弦琴是最牵动白族人心的又一种乐器。白族三弦有大、中、小三种，大三弦音质浑厚，主要用于白族民间曲艺“大本曲”的伴奏；中音三弦，又称龙头三弦，是白族民歌的主要伴奏乐器；小三弦，长度不足二尺，演奏多用揉弦指法，善于发挥每个音符的余音和波音，音色有类于古筝而更显得轻妙柔和。

大理白族自治州洞经古乐始于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宫廷音乐和祭祀音乐，兴盛于明清两代，在发展过程中融入了儒、释、道三教的祭祀音乐，而完善于道家的道场，以演奏《文昌大洞仙经》为主调，故称为洞经音乐，它堪称为一块音乐的活化石。下关镇洞经乐社“三元会”至今尚保留有“奉圣乐”等乐章，仅下关民间音乐家李先生保存的“工尺谱”就达200多首。

白族绘画艺术丰富多彩。《南诏中兴图传》是白族画家张顺、王奉宗的杰作，包括画卷和文字卷两部分，因绘制于南诏中兴二年（899年）而得名。内容主要为梵僧点化奇王细奴罗为南诏王、梵僧教化愚民、兴宗王罗盛等祭铁柱、中兴王舜化贞奉祭观音等故事，依据《巍山起因》《铁柱记》《西洱河记》等南诏早期史籍绘制而成。它是南诏时期的民族艺术珍品，对于研究南诏历史与文化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张胜温画卷》，大理国画工张胜温创作于大理国盛德五年（赵昚淳熙七年，1180年），是世界佛教图像画中的珍品，画卷有明翰林学士宋濂、清爱新觉罗·弘历及近人方国瑜、罗庸等诸多名家题跋，是云南历史上绘画艺术步至颠峰期的巨型精粹杰作，在中国美术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该画卷与同时代的另一画卷《清明上河图》被誉为“南北双绝”。画卷为纸本设色、贴金，总长1636.5厘米，高30.4厘米，134开，以《护国仁王经》为主题，画着628个面貌不同的人像，将大理国时期从王者至平民笃诚信奉佛教的盛况，以及崇佛祀佛的内容备细描录、展现无遗。整部画卷大气磅礴、酣畅有序，人物众多而疏密得当，并从艺术的角度体现了南诏、大理国的相互因袭与联系。此外，元代大理凤仪遍知寺的壁画、明代剑川县沙溪《兴教寺壁画》均为一时之绘画艺术珍品。

大理白族民居彩绘是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南地区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理白族自治州是先秦时期北方秦蜀文化、南方古越文化与东方荆楚文化的交汇之地,也是连接亚洲大陆的“南方丝绸之路的蜀身毒道”与“茶马古道”的交汇枢纽.。随着交通往来,大理白族民居彩绘不断融入中国传统的哲思文化内容，形成集传统的易、儒、道文化哲思于一身的民居彩绘艺术。

白族书法家孙太初，号石公，梦雨楼主人，白族，鹤庆县人，1925年12月生。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云南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云南省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官员。孙太初先生擅文物考古，工书、画、篆刻，作品曾获云南省第二届文学艺术创作奖书法一等奖。著《书法与篆刻》《梦雨楼书法篆刻选》《云南古代石刻丛考》《鸭池梦痕》《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拆屈报告》等。孙先生在文史研究和文物鉴定领域与启功、徐邦达、耿宝昌、史树清齐名，在地方书画艺术领域与与周霖、阎甫、袁晓岑并列四大家。

周选松先生，他一直倡导 “快乐书法”，他说书法让他健康快乐。四十余年的相依相伴，书法已溶为他身体、灵魂的一部分。周选松10岁练习书法，16岁时曾把书写标语当作重要任务。1987年6月1日，由周选松先生一人编写、书写的第一张《昆烟报》成功问世。

1971年生于云南省大理喜洲沙村的李建标，自幼就在祖母的启迪下学起 了书法，嗜写成癖，朝暮涂抹。在小学和初中时，他的书法已居全校之冠。十多年来，他不仅在临摹习帖上下功夫，而且更注重研习硬笔书法，藏龙卧虎的名城大理，也为建标浏览古今各代名家书法碑文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李建标的作品曾参加了 1988 年、1989 年和199年的全国展览，并都获了奖。他目前是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贵州遵义中国书画研究会中级会员和香港中国经济出版社兼职业务代表。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会长何伟赞誉他 ：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北京电影学院演员孙静贞也称他是 ：“举世稀有之才 ” 。

白族古老的神话有开辟神话、图腾神话、龙神话、本主神话和密教神话五类。代表作品有《开天辟地的传说》《氏族的来源》《九隆神话》《大黑天神》等。这些神话是白族先民关于天地形成、人类起源、氏族来源和各种事物的解释。在白族古老的神话史诗《创世纪》和《人类和万物的传说》中，反映了白族先民混沌的宇宙观，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因素。白族人民以自然风光、名胜古迹和重大历史事件为素材，创造了许许多多地方风物传说和故事，如大理白族自治州有名的风、花、雪、月四景传说等。这些传说故事，虽描写的是自然风光、地方名胜、历史人物，但也反映了白族人民独特的风俗习惯、民族心理，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代表作品有《望夫云》、《美人石》、《蝴蝶泉》、《神奇的鸟会》、《鸡足山》、《绕山林》、《玉白菜》和《火烧松明楼》等。此外，白族人民还创作了大量的本主故事和机智人物故事。

白族民间诗歌，可分为打歌、歌谣、长诗和对口山歌。“打歌”是音译，本义为游戏、玩耍，它是同生产、生活和风俗习惯相联系的一种比较原始的艺术形式。白族调的长篇诗歌体——本子曲，主要流传于剑川县、洱源县一带，作品有《鸿雁带书》《鸿雁回书》《李四维告御状》《青姑娘》《放鹞曲》《黄氏女对经刚》等。大本曲是一种说唱文学，在民间广为流传，它由唱词和说白构成，以唱词为主，说白为辅。唱本有些是根据汉族的古典小说、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改编的，有些是根据白族民间故事改编的。白族地区还流行一种民间戏剧——吹吹腔，剧目有200多种，多数是根据汉族古典小说、历史故事、民间故事和白族民间故事改编的，与白族民间文学交相辉映的是白族文人文学。

南诏时期是白族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期，如寻阁劝、赵叔达、杨奇鲲、段义宗等，他们的作品虽传世很少，但得到了中原汉族的普遍认可，被收入《全唐诗》。明代兴起了一个白族知识分子士绅群体，如李元阳、高桂枝、杨南金、杨、杨士云等。他们写作了许多山水诗，但也有反映现实生活的佳作。清代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白族中涌现出不少作家和诗人，如王崧、师范、赵藩、周钟岳、赵式铭、张子斋、马曜、杨明、马子华等。赵藩书法苍劲有骨力，颇得颜真卿笔意，脍炙人口的昆明大观楼长联及武侯祠楹联都是他的手笔，楹联曰：“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他晚年编辑的《云南丛书》205种1402卷，集云南省文献之大成，是一部颇有价值的文学遗产。马曜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诗人和历史学家，著有《茈湖精舍诗初集》，并写了许多反映民生疾苦、抨击时政和歌颂民主运动的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白族新文学有了长足的发展，戏剧家杨明、散文作家马子华、小说家杨苏及诗人晓雪等，写了不少反映云南各民族生活的作品，张文勋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和白族文学史研究。

约汉唐之际，白族先民开始使用一种民族历法，它是一种阴历，但有太阳历的特征。习惯上通称每年13个月，每月30天，但是并非每年都过足13个月，也不是每月都有30天，其中包含了虚月和虚日。这种古老的白族历法在今天居住于怒江流域的白族支系――“勒墨”人中还有遗存，他们对月份的称呼，直接以当月的物候和人们的生产活动来命名，分别称之为太阳不动月、太阳起来月、树枝发芽月、开始种地月、农忙月、再种也不收月、饥饿月、无力气月、粮食始熟月、完全成熟月、狩猎月、酒醉月。二月置闰；每个月里，初二日是虚日，只有大月才有，每逢小月，过完初一之后就是初三了。以上充分反映了古老历法对白族先民农事生产的直接指导作用。此外，白族学者杨士云的《天文历志》、周思濂的《太和更漏中星表》、何中立的《星象表》、李的《筹算法》等著作中，分别探讨了行星的轨迹、恒星的运动、太阳黑子的观测、彗星的记录等天文现象，丰富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内容。

白族医药是白族人民世代防病治病的经验积累和总结 ，形成了带有浓郁神秘气息的独特医学体系。在南诏、大理白族自治州、元代及其以前的漫长时期，白族地区的医药是以白族传统医药为主，但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白族医药不断受汉族中医学、印度医学、古代波斯医学、藏医等相邻民族的医药影响，形成了医学成分非常多元化 的带有浓郁神秘气息的独特医学体系。

在白族民间，有“神药两解”的观念，治病与求神，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习以为常的文化。从南诏以来，白族民间即有药神崇拜。白族本主庙中，有专司医药之神。痘儿哥哥专治小儿痘疹，送子娘娘为保育孩童的生育与健康之神。剑川县石窟有主生育兼治不育之症的“阿央白”雕像并形成了一套信仰民俗。这种“神药两解”的观念，究其来源，与白族地区的本主崇拜有着必不可分的关系。白族医药以治疗呼吸道、消化道、泌尿道的内科疾病见长，这与白族主要居住在洱海周围的平坝地区有关 ，具有浓厚的民族和地方特色。

白族医药与中医学关系密切。白族医疗技术在继承本民族传统医术的同时，吸取了汉、彝、藏等民族的医疗理论和方法，形成白族的特色。白族医师诊断疾病很讲究“号脉”(切脉)和“看舌苔”(观吞象)。脉分轻、承、缓、急。舌苔分红、黄、绿、白。轻脉红苔为风寒证 ，重脉黄苔为实热证，缓脉绿苔为中毒证，急脉白苔为虚脱证。风寒证用散药，实热证用泄法和攻法，中毒证以清热解毒为主，佐以行气散淤 ，虚脱证用补法，有夹阴回阳之妙。用药治大体分 12类：补益、表、祛风镇痛、渗湿利水、通气镇惊、活血舒经、止咳化痰、祛寒、清热、涌吐、泻下、麻醉。

白族的木雕起源于唐朝天宝、贞元之际，即公元八世纪。时强大的南诏政权，从四川省、贵州省掳来 (或招聘)工匠大规模地建筑宫殿、城楼。土著白族工匠受到先进汉文化的影响，遂使白族木工成为地区性的首要职业，剑川县还成了 “木雕之乡 ，“剑川木匠到处有”。据清代张泓 《滇南新语》中说：“剑川县瘠，食众生寡，民俱世业木工；滇之七十余州，县及邻滇之黔、 川等省，善规矩斧凿者，随地皆剑民也。”为了谋生，促使 “长于技艺”，在长期的精雕细刻中，雕出了高超的水平，涌现出了一批手艺超群的木匠， 一代传一代，直到如今。

白族木雕主要运用于宫廷庙宇、民居建筑的装饰上，尤以剑川木雕最为出名。剑川木雕拥有人物、动物、花卉三大类，多为神话传说、神仙圣人。如八仙庆寿、财神送宝、南极仙翁献桃、福禄寿喜、二十四孝、牧牛图等等。动物如孔雀竹芋、喜鹊登梅、白鹤盘松、鲤鱼跳龙门；也有双凤朝阳、麒麟送子、飞龙揽云、百鸟朝凤等等。花卉有写实的，云岭群芳图，打乱花序节令把云南省八大名花和谐地雕刻在一起；荷花牡丹通过凸凸凹凹的雕刻手法，使之形神兼备，雕得 “繁花四香”。花卉也有含蓄抽象的。这些奇花异草大多跟动物联系在一起，赤虎观莲这一过梁木雕就别具风格。无论何类体裁都用虚实结合的手法，细腻精巧的刻工，穿插呼应，疏密得当的布局，以镂、透、衬、比的艺术技巧雕成。有平雕、浮雕、立雕、镂空雕。白族木匠把他们的艺术才能倾注于门窗的的雕刻和大门的装潢。

白族石雕最具代表性的是以大理剑川石钟山石窟和云南昆明地藏寺经幢。剑川石钟山石窟开凿于南诏大理国年间，是中国南方最具代表性的石窟之一，有“西南敦煌”之称。石钟山石窟共16窟，造像139躯，以石钟寺为中心，分布于石钟寺、狮子关和沙登箐三处。石钟山石窟生动形象的突出了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社会文化生活的真实图景、佛教人物造像、南诏的政治生活图景、南诏大理国的宗教信仰，还是南诏政权与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各地的文化交流的真实写照。

云南昆明地藏寺经幢，又名“地藏寺经幢”。此幢记叙大理割据政权的史料，反映了阐（今云南昆明）与宋朝的关系，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经幢造型优美，雕刻技术精湛，具有密宗佛教造像的特点。手法有浮雕、高浮雕、半立体雕多种，其精美震惊中外，被誉为“滇中艺术极品”。

白族剪纸在白族民俗中的特色应用主要归纳为两大类:一类侧重于“人事民俗”，另一类侧重于“神事民俗”。在“人事民俗”上的应用主要体现在把白族刺绣纹样的底样剪出来贴在布上，作为刺绣的前期准备工作。剪纸主要分为三种类型：植物类、动物类和人物类。常见应用于香包、鞋样、服饰、帽样、窗花上居多，这些纹样也有一定的价值含义，不同的纹样组合具有一定的价值寓意。人们把自己的祝福和期盼寄托在剪纸纹样中，以期实现趋吉避凶的美好愿望。

民间剪纸作品在许多地方运用谐音、象征等方法来表现作者的情感。例如凤蝶总科纹样的应用和寓意是:当地人相信如果家里养的花吸引蝴蝶飞来，说明这家人有福气。应用于服饰上的就是在小孩的裹被上半部圆边上的纹样或者小孩帽子上用的绣样，寄托对孩童平平安安、长大成材的美好期望。应用于装饰上的就是枕头上的绣样，是家庭富裕的家庭给儿女准备嫁妆上使用的，或者待嫁女孩子自己绣的枕头绣样，寓意夫妻情深；同时，蝴蝶在当地还有美丽的神话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因为喜爱这个故事所以有了夫妻间的感情或子嗣繁衍的美好寓意。

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刺绣是大理传统手工艺之一，历史悠久。在西汉，大理白族人民就已掌握纺织工艺，西汉时期的贮贝器上的纺织场面可以反映当时的纺织工艺。大理白族刺绣工艺在民间代代相传，经历元、明、清等朝代，至今仍兴盛不衰。白族刺绣纹样的题材，大致包含了植物、动物、自然、人物四大类，由于造型丰富多样 ，归纳起来则发现大多纹样都是以朴素的写实手法进行夸张变形，其中又以植物花果造型最多，它们深深蕴含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生活气息，是白族珍爱的主题，现结合其他民族纹样进行分析对比。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刺绣纹样则把民族信仰及精神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刺绣纹样源于生活，用于生活，体现了白族人民对自然及生活的理解和热爱。刺绣纹样紧贴生活，寓意丰富而又通俗易懂，例如果实纹寓意为“春天的花，秋天的果”，果实代表成熟、收获等等。

白族草编是白族妇女在劳动之余，用麦杆精心编织而成的各种生活用品，如草帽、草篮、草席等富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手工艺品。草编制品是将麦杆经过水漂、硫薰白后编制而成，是白族妇女世代相传的一项手工艺，其优点是软、细、白、美。大理草帽历史悠久，既是白族人民的生活用品，又是白族姑娘装饰品，在大理古城一带，有专门的草帽一条街，产品远销海内外。

白族扎染制作技艺古称“纹颉”，主要流传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喜州镇周城村村和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的大仓、庙街等地，尤以周城白族扎染最为著名。扎染产品种类浩繁，图案丰富吉祥，融艺术化、抽象化和实用化为一体，是白族文化的积淀。除制作传统产品外，新创的产品图案色彩新颖，花样品种丰富，主要有花色衣、裙、裤、头巾等，深受省内外消费者和国外游客的青睐。2006年，白族扎染制作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扎染主产地在大理的周城镇。它以白棉布为原料，用手工扎缝出各种花形图案，再用不易褪色的植物染料多彩浸染，就会在布上呈现出蓝底白花、清新素雅、变化多端的各式图案。扎染布是白族妇女传统的装饰品，她们使用的头巾、手帕和挂包大都是用扎染布做成。扎染服装、装饰品、生活用品是白族地区的重要出口商品。

大理石制品是白族手工艺品的一绝。大理白族自治州石又名苍石、文石、础石，是石灰岩，一般呈白色，主要产于大理点苍山，在中国和世界一些地区也有分布，但大理石中最为名贵的水墨石和彩花石两类则唯有大理出产，享誉海内外。大理石的用途主要体现在建筑、装饰、生活用品、家具等方面。

大理白族传统体育是大理白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白族人民历经长期结合生产生活衍生出来，主要用于婚丧嫁娶、起屋盖房和宗教仪式等过程中的身体活动。大理白族创造并流传的传统体育活动主要有霸王鞭舞、八角鼓舞、“打歌”、武术、“美猴戏傻僧”、赛龙舟、舞龙、耍狮、抛绣球、上刀山(集中在云龙县白族聚居村寨)、牟定三月会赛马(也称跑马)、秋千(也称秋千会、打秋千)、扳手劲、拔河、跳马(也称跳山羊)、跳“铁门槛”、跳花盆等。由于大理地处滇西交通枢纽，白族与汉、藏、回、纳西、等民族有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使白族传统体育活动具有了地域、民族、宗教、传承、审美等多元文化特征。

在大理白族内部，由于居住地域的空间距离较大，其体育活动也可能不完全一致。如居住在云龙 、剑川、洱源县、鹤庆等山区白族群众 ，由于受 自然环境的制约，采集和狩猎是其主要的生产方式 ，与坝区白族相比，在体育事项上多了射弩等活动，“打歌”的形式也有所区别。当然 ，处于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白族与其他民族长期互相影响，传统体育活动也会逐渐接近和一致 ，如秋千、赛马深受各民族群众喜爱。

新中国成立后，白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956年11月22日成立了大理白族自治州，1987年11月27日成立了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并在广大白族散杂居的区域建立了38个白族乡。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白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产都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综合经济实力增强，大理白族自治州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最佳魅力城市”“国家地质公园”六顶桂冠于一身。

农业方面，白族地区过去生产方式单一，仅靠传统人力和动物耕作，现在大面积的机械化耕作开始出现，在原本的精耕细作的基础上，凭借丰富的农事经验，逐渐开始科学种田。比如大理选育“滇榆一号”水稻品种创造中国粳稻单产最高纪录，在农村推行电脑农业，对作物播种到生长成熟的过程实行电脑监控。许多农民改变只靠出售农作物生活的方式，开始建厂生产大理的特产，如石制品、扎染等，并扩销线路开拓国外市场。

科技方面，白族人民着重培养创新精神，积极践行产业化方针，将扎染工艺建设成工厂生产流水线，提升扎染布料固色工艺，突破了传统布料容易脱色的问题，各类水源污染综合控制技术、食品技术、区域管理信息系统的研究都取得重大突破。

交通方面，改革开放之后新中国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境内建成了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网络。广大铁路连接内地与滇西地区和中国东西方地区，大理机场开通了至北京、上海市等全国各地的航线。白族地区逐步形成了海陆空相结合、城乡连通的立体交通网。

教育方面，白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6岁以上）有极大增长，发展速度也高于汉族和全国少数民族的平均水平。文盲率逐步下降，适龄儿童入学率、高考上线率逐渐增加，民办教育快速发展。白族地区已经拥有了一支数量可观、门类健全、层次较高、包括教授、作家、医生、科研人员、技术骨干等各种人才的高级知识专业队伍。

医疗方面，过去白族地区医疗技术不发达，疾病肆虐。改革开放后，进一步加大了重大传染病防治工作力度，重大传染病防治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不断提高，消灭了日本血吸虫、钉螺，结核病防治取得重大成就，完成了农村卫生改革。白族地区医疗基础设施和科技装备建设不断加强，拥有大理州人民医院、大理州中医院等一流机构、院所，医疗卫生条件进一步改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体系、医疗救治中心体系初步建立，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进展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