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英文：Oracle Bone Script），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是商朝晚期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是目前东亚已知时代最早的成熟的文字体系。甲骨文与古埃及象形文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和美洲的玛雅文字作为世界四大古文字，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一般认为，晚清金石学家王懿荣在河南省安阳的甲骨上发现了甲骨文。安阳城西北的小屯村，是商晚期国都遗址“殷墟”的所在地。目前研究甲骨文的时代主要为从盘庚迁殷至纣辛亡国八世十二王273年间的商朝晚期和西周前期。甲骨文主要用于占卜，其发明者可能为殷商时期负责占卜的贞人。董作宾以十项标准把273年的殷商甲骨文划分为五期，每一期都有其独特的书体风格。甲骨文的刻写材料主要有龟腹甲、龟背甲和牛的肩骨，书写内容主要为占卜的卜辞，也有少部分的记事刻辞和表谱刻辞。后世著作以拓本、照片和摹本等方式对甲骨文的内容进行记录。甲骨文具有浓厚的象形性，且字体书写方式不定，具有极大的变通性。

面对甲骨文出土后被私掘私售而导致其大量流失的现象，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组织殷墟发掘。百余年来，殷墟通过考古发掘及其他途径出土的甲骨已超过十万块。此外，在河南、陕西省其他地区也有甲骨文出现。据统计，截至2019年，中国和世界各国收藏的甲骨文材料，总共约有16万片左右。经过以“甲骨四堂”为代表的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以甲骨文为研究对象的甲骨学已经成为一门具有严密规律的世界性的成熟学科，在资料汇集、文字学研究、商史研究、考古研究及文字考释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目前出土的甲骨文以单字而论总共4000余字，已经考释过的甲骨文字在2000字左右，在所有已释的文字中，目前真正能确定的不到1000字。甲骨文的发现使中国的信史提前了一千多年，对中国古文字学的研究也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汉字成型和形体演变过程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2017年11月24日，甲骨文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的评审，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关于甲骨文最初的发现者，学界尚存争议，目前最普遍的说法是王懿荣最先发现了甲骨文。范毓周指出：“甲骨文的最初发现年代和最早的鉴定与购藏，本来是并无疑义的，但在最近，学者间产生过一些不同意见。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应当说是清末河南安阳市西北郊小屯村的村民。”“最早对甲骨文作出鉴定和购藏的，仍应依照刘鹗、罗振玉等人的说法，是山东省福山人王懿荣。”

据说，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55岁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得了疟疾（一说伤寒），一位友人替他寻来一个治疗疟疾的药方。王懿荣略通医道，却发现药方中有一味名叫“龙骨”的药自己从没听过。当时北京城中出售龙骨的药铺不多，据说只有宣武门外菜市口附近的一家药铺有售。待家人将未经加工的“天然龙骨”买回，王懿荣仔细辨认发现，这些龙骨其实是一些大小不一的碎骨片，而其中一些骨片上有一些富有规律的刻划符号。王懿荣精通金石，意识到龙骨上的刻画符号可能是一种古代文字，但这种文字却非、非篆，因此很可能是一种全新的古代文字。经过细心考证，他确信这些骨头乃是商代占卜时所用的骨头，就此发现了甲骨文。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是：王懿荣最初发现的甲骨文不是购自菜市口中药铺，而是直接取自山东潍县范姓古董商人之手。据传，范姓古董商与王懿荣因均为山东同乡，系旧相识。其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到王府上，当范维卿拿着从安阳买到的12块“龙骨”找到王懿荣后，王以其深厚的古文字功底和鉴赏眼光，对这些骨片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他拿自己过去曾看过的彝器铭文，反复与“龙骨”上的刻划对比，在经过认真比对和研究后，王懿荣最终确定这些骨头乃是商人占卜时所用的卜骨，其上刻划乃是文字，“则确在篆籀之间。”

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发现，而是学术意义上的发现，即王懿荣认识到了甲骨文的性质、判断出了它的时代，并把它作为有价值的文物而有目的地去收藏。而在此之前，千百年来人们对这种商代卜骨从不知晓它的用途，更不知骨上的刻划是上古文字。

甲骨文，过去学者对它的名称不统一。甲骨文出土在河南安阳小屯一带，因为这里曾是商代后期商王盘庚至帝辛的首都，史称为“殷”。商灭国，遂成为了废墟，后人便以“殷墟”名之，因此甲骨文被称为“殷墟文字”；甲骨文是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王懿荣首先认出甲骨文，即“名之曰龟版”，后又称作为“龟版文、龟甲文、龟甲文字、龟甲兽骨文”；这种文字基本上都是由契刻而成，又称“契文、殷契、龟刻文、甲骨刻文、甲骨刻辞”；其内容绝大多数是王室占卜之辞，故又称“卜辞、甲骨卜辞、殷卜辞、殷墟卜辞”或“贞卜文、贞卜文字”，实际上甲骨文除卜辞外，也有一些记事文字，所以又称“殷墟书契、殷墟遗文”，此外还有称为“商简”的。直到史学家陆懋德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论文首次提出“甲骨文”一词，此后被郭沫若、王国维、董作宾等人陆续使用，才逐渐被学界接受成为通用的名称。

甲骨文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成熟的文字体系，关于甲骨文字来源的推断，学术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中一种认为，甲骨文作为一种成熟的文字必定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而其源头就是各地的陶符。早期的甲骨文大师们如郭沫若、陈梦家等人都持这一观点。其中影响比较大被认为有可能是甲骨文前身的有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文和良渚文化时期的刻符。

1959年考古工作者在莒县陵阳河、大朱村和诸城前寨遗址发现了一些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尊， 在陶尊上有一些刻画的符号。这些象形符号仍是单独使用， 看不出是表达语言的符号， 但是它们与甲骨文甚为接近， 为大多数学者所公认。如裘锡圭在《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中认为， 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跟古汉字的相似程度是非常高的， 它们之间似乎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它们应该已经不是非文字的图形， 而是原始文字。此外， 于省吾、唐兰、高明、詹鄞鑫等学者的论著中， 也都支持大汶口文化陶器刻画符号是汉字的雏形， 是甲骨文的前身。亦有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 如汪宁生认为它们还不是文字， 而仍然是属于“图画记事性质”的东西。

2013年7月，在距今约5000年的良渚文化平湖庄桥坟遗址出土的一件石上，发现了6个连续的符号，据考古学者称，“这些原始文字不同于其他单体刻画符号那样孤立地出现，而是可以成组连字成句”，因而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原始文字”，比甲骨文早约1500-1700年。同时，多位专家也谨慎地强调，“这些原始文字是否为甲骨文的前身还有待商。对于结果的定性，仍需要论证。”

关于甲骨文起源的另一种观点是“突变论”。这一观点认为文字并非由古代广大劳动人民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步发明出来而是由古代的祭司，即甲骨文中负责占卜的“贞人”在短时间内发明的。这一观点得到了考古的支持。考古表明，到目前为止，最早也是最多的甲骨文都出自安阳殷墟，而且是在商王武丁时期，主要用途是占卜。大部分甲骨文都刻有贞人的名字，通过对这些贞人的分组研究发现最早的贞人是武丁时期的一组贞人。唯一可能的“例外”是一块上世纪年代在郑州二里岗文化发现的牛肋骨上的文字，被很多人视为是武丁之前的甲骨文。但这块甲骨的释文不知所云，更重要的是它并非真正出土于商文化的土层，所以这块甲骨的来历是极为可疑的。

就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甲骨文字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古汉字系统，考古发现的前此时期和史前时期的刻文刻画符号，还缺乏足够的与甲骨文字相联系的证据，故这些刻文或符号目前只能认定其可能是古汉字的萌芽或前身。截至今日，证据确凿的系统文字应用最早仍只能追溯到武丁时代，甲骨文的发明者也可能就是商朝时代的贞人。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甲骨文出现在从盘庚迁殷至帝辛辛亡国八世十二王273年间的殷商晚期，主要是用来占卜的。殷周时代，正当原始社会解体、阶级社会发生发展之时。这时期的社会，继承了原始期的宗教传统，仍保留着丰富多彩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以及祖先崇拜。《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殷商时期是一个宗教意识极为浓厚的时代，原始的神学观念占绝对统治的地位。殷人的宗教信仰具有多神崇拜的特点，自然神、祖先神、雅威都是他们崇拜的对象。商朝卜辞记录的史实充分证明了殷人对神灵信仰的痴迷，几乎所有的行事都要向神灵请示。

甲骨，即是殷人用来占卜的工具。上古的先民，因为龟的长寿而将其视为灵物，称为“神龟”。龟可以通人神之交，这大概是用龟甲作占卜工具的原因。每遇大事，为了预知吉凶成败，即需占卜。商代卜用骨的发现地域极广，除当时的中心河南省以外，还有山东省、河北省、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陕西省、四川省、湖北省、安徽省、江苏省等省，而且除当时商都县以外，许多地方都有龟甲出土，其中包括远离中原地区的四川成都和沙市区等地区，并且在形制、烧灼上表现出许多与商都相似的特点，可以证明当时的龟卜是由商的统治中心传向四周地区的。从安阳商城遗址出土的王室卜辞来看，从天时、年成、祭祀、征伐到商王个人猎、疾病以及做梦和生育，等等，都要通过占卜求问上帝。殷人对占卜行为的重视程度、甲骨占卜程序之严密、卜法之讲究，其他任何时代都不能与之相比，这也是商代能够涌现出像巫咸、箕子等占卜经验丰富且精通百科知识和治世之道的巫史的原因，今所见大量的甲骨遗物即出自这些巫史即甲骨卜辞中所谓的“贞人”之手。

在商代，巫政是密切结合的。凡重要宗教仪式都由殷王主持，卜辞中频繁出现“王占曰”的习用语，说明商王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神学上的最高祭司。占卜本身就是一种巫术，以兽胛骨和龟甲为媒介，求得“神明”对于人们所询问的问题的回答。这种巫术的存在，表明当时的人相信有特殊的“神明”能力之存在，足以影响人们的生活，决定人们行止的吉凶。古代的人们，在行动上是凡事占卜，以祭祀、求告、崇拜的方式来求助于祖先、神明。对于祖先、神明的崇拜及其崇拜的仪式，使得甲骨卜辞得以大量产生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甲骨文的发展。

关于殷墟甲骨文的时代，最初罗振玉定“夏殷之龟”，刘鹗定“殷人之物”。到罗振玉作《商朝贞卜文字考》，认为其物当属殷商时期，再作《殷虚书契考释》，定甲骨文所包涵的时代，为商代武乙、文丁、帝乙三王，这三王均以殷墟建都。到了王国维作《古史新证》，称：“盘庚以后，帝乙以前，皆宅殷虚。”于是甲骨文所包涵之时代，才由武乙上溯至盘庚时期。但它的下限，郭沫若以为迄于帝乙而止。参加殷墟发掘的董作宾，前曾采罗振玉之意，后又从王国维之说，直到后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时，才认为甲骨文所包涵之时代，由盘庚到帝辛，并认为：“甲骨文是商代后半期，也就是盘庚迁殷至纣辛亡国八世十二王273年间这后半期，即所谓殷商时代的遗物。”董作宾还运用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十项标准把273年的殷商甲骨文划分为五期，第一期包括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庚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但五期分法有其缺点，重要的一点是把甲骨本身的分组和王世的推定混在一起了。单纯以王世来分期，实际是认为一个王世只能有一种类型的卜辞。一旦发现同一王世有不同种类的卜辞时，便很难纳入五期的框架。其后， 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中把甲骨文按贞人组进行分类，提出了宾组、子组、午组、出组、何组等概念。李学勤在《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中将全部殷墟卜辞分为九组，又提出了历组、无名组、黄组等概念。

以时代为依据的分类，时人多采用董作宾的五期分类说。董作宾根据甲骨文中的称呼关系进行年代顺序的判定，并编成一篇“贞人”名册，其功用可相当于当今的书法家名录。董作宾指出举出甲骨文的书体每期有每期的风格，如第一期的雄伟，第二期的谨饬，第三期的颓靡，第四期的劲峭，第五期的严整，各期风格均有所不同，所以不难确定每一片甲骨上的卜辞的年代。

这一时期大字气势雄伟、磅礴，小字端庄、秀丽，疏密有致，以武丁时代为主，社会安定，政治稳定，是武丁以德治国的策略在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领城中的反映。主要贞人有宽、争、豆、永、梦、韦等100多位。

这一时期，祖甲、祖庚作为继承武丁守成的贤君，治理社会稳定，天下太平，在卜辞贞文中亦折射出这种谨饬、工整、循规蹈矩的风格。字形结体大小适中，行款也相对工稳，具有浓重的装饰意味。主要贞人有大、旅、行、喜、大、荷、逐、尹、出等。

这一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定，征战不断，政治、经济、文化亦笼罩上一层躁动的阴影。其卜醉相糙、幼稚、草率，总体风格趋向颓靡。主要贞人有彭、狄、宁、荷、蓬、显、教、旅等。

武乙时期的书风奇峭险峻，气势挺拔。文丁时期的书风刀笔疲劲，苍劲洒落。这可能与武乙好武（狩猎）、文丁崇尚复古的个性有着密切的关联。主要贞人有卤、取、我、史、东、中等人。

这一时期因大兴复古之风，故其风格宇体工整、严密秀丽、端庄谨严，一丝不苟。主要贞人有黄、泳、立等。

根据现有材料，最早发现的一片西周卜骨，是1951年在陕西彬县获得的，是胛骨的骨臼部分，存钻灼十三处，陈梦家认为是“殷末周初之物”。这块卜骨没有文字。1954年，洪洞县坊堆村南发现两版卜骨，较完整的一块系左胛骨，刻有八个字，李学勤等曾据其字体判断为西周卜辞。这是第一次发现西周的甲骨文。迄今为止，西周甲骨文已陆续在四个地点发现，除洪洞坊堆外，有陕西长安丰镐遗址、北京昌平白浮和陕西岐山、扶风县间的周原遗址遗址。其中周原发现的甲骨最多，卜辞内容丰富，引起学术界的普遍重视。

现已发现的西周有字甲骨，有些时代不难确定，如白浮龟甲出于西周前期墓葬，齐家村甲骨出于西周中期地层。庞统甲骨原存于窖穴，片多而零碎，需要仔细加以分析。1979年，李学勤在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年会上提出：“有些周原卜辞中的‘王’不是周王，而是商王帝辛。同辞的‘周方伯’指后来被称为周文王的周文王。这些卜辞，从其辞主而言，是确实的帝辛卜辞。”美国吉德祎(David N.Keightley)教授也主张同片卜甲的制作者不是周君，而是他的敌人。这一类卜甲在凤雏H11有好几片，文字细小而规整，与其他有别。卜辞多为祭祀商先王，且多在文武丁或文武帝乙宗庙占卜，文例比较接近殷墟最晚的卜辞。李学勤认为：“这些是周人替商王占卜的龟甲，其年代可定为周文王时，是这坑卜辞里面最早的。由殷墟有类似周人的卜骨发现看，这些片龟甲有可能是从商朝都邑带回的。凤雏卜辞史事和人物，大抵属于西周前期。凤雏甲骨的年代上起周文王，下及康、昭，包括了整个的西周前期。”

西周灭商之后，全面承续了商代的甲骨文。因当时周王为天下之共主，周王室需对大小宗主国分封、管理，故而促使了汉字向整齐规范的方向发展，故刻铸在青铜礼器上的金文逐渐成为了西周时期的代表文字，其外形相较于甲骨契刻文也更显得笔画丰满圆润，线条方正匀称；构形上金文的部分构件趋于统一，相对于甲骨文减少了异体字。伴随分封制的扩大，汉字也远播四方，在考古发掘上陕西省、河南省地区是重点，山西省、河北省、辽宁省、北京、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四川省、湖北、湖南省、江西省、安徽甚至福建省等地都发现了西周文字。在西周中晚期“姬静中兴”时，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被后世称为“太史籀”，这些文字整理成果一度为秦所继承。东周时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各国文字呈现各具特色的状态，主要分晋系文字、燕系文字、齐系文字、吴越系文字、楚系文字、巴蜀文字以及秦文字等七大系统，但它们基本上都属于汉字的古文字系统，大致上都可以进行辨识，只是字体的字形、偏旁、笔画增减之类存在着变化，增加了辨识的困难而已。六国文字宗周是显著特点，王国维认为，无论是六国文言文还是秦籀文，虽前后有远近，但“其源皆出于殷周古文”。汉字从商朝的甲骨文发展演变为西周金文、六国古文、秦篆到隶楷的过程中其文字特点是一脉相承的，甲骨文在其中无疑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所谓甲骨文，甲是龟甲，有龟腹甲、龟背甲，腹甲较多，背甲较少。骨是兽骨，主要是牛骨，也可能有少量的马骨、猪骨、鹿骨、虎骨及象骨。骨多用肩胛骨，间有肋骨和距骨。也有少量的牛头骨、鹿头骨和人头骨刻辞。《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殷人尚鬼，商朝的王室遇事好占卜，经常利用龟甲和牛骨这两种材料来占卜吉凶，占卜后便记录下来。记录有写有刻，于甲骨之上或用朱书，亦有墨书；有的先写后刻，有的不写而直接刻写；还有的将文字涂以朱砂或涂墨；也有的镶嵌绿松石。这就是卜辞。甲骨文绝大多数皆为卜辞，间或也有与占卜有关的一些记事文字。

商代北方多牛，牛用来祭祖，其肩胛骨则用来占卜。龟则是南方所产而向商朝进贡者。关于殷商时代占卜所用的龟甲和牛骨究竟有多少，胡厚宣早年统计：“已出土的十万片甲骨文，其甲与骨之百分比约为七三与二七，即甲约73000片，骨约27000片。其无字之卜用甲骨，约与此数相等。是卜甲约为146000片，卜骨约为54000片，以平均每五片合一全版之甲骨计，则甲约29200版，骨约10800版。即龟约9730，牛约5400。与前所言杀牛贡龟之数相去不远。故殷代卜用之龟，约在万数；卜用之牛，约有五六千头。或至少当在此数以上也。”

殷商时代有毛笔和朱墨，有刀和削。墨书的祀字，见于一块白陶片上。朱书的文字，见于卜骨的背面。甲骨中还有一些写而未刻或写后刻了一半的卜辞。商代契刻卜辞，有单刀，有双刀，有复刀。刻划内大字涂朱，小字涂墨，有的一片甲骨上，有的涂墨，有的涂朱。记事文字有的还镶有绿松石，像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宰丰骨”，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藏的“虎骨刻辞”，原来都填有绿松石，现在已经残去大部分，但是著录在《殷契佚存》黄濬旧藏“壬午获白”的残片，其镶嵌的绿松石，就还清楚可见。这些文字，涂朱、涂墨、镶嵌绿松石，琳琅绚丽，殊为美观，也是一种精妙的艺术作品。

拓本、照片和摹本是记载甲骨文图像的三种办法，它们有优势也有短处。其中拓本是历史上记载铭刻的一种办法，优势是清晰、形象逼真，且黑白分明，它的弊处是刻得较浅的笔画无法拓出。而且拓印需把纸从字口打入，因此拓后的笔法要肥于原来的。

摹本是参照甲骨摹写的，它的优势是笔画非常清楚，但是摹写者如若没有辨识清或者摹写不正确，就会形成错误的材料。不过一些甲骨原片在今天已经消失，只能依靠摹本流传，仅有借用摹本，一些拓本不清的，也借用摹本做辅助，但在应用摹本时要特别注意。

外国的学者在早期的时候习惯应用照相这一途径，尽管照片不会失真，但一些时候会看不清，而且不在一个平面上的文字，照出来不是原有的物体。很多早期发掘的甲骨文由外国人收录，仅仅由照片面世。一些学者认为三种本子应该一起呈列，相辅相成，不过因为篇幅过长，通常无法实现。

商朝时代用的甲骨大多是用来占卜的，占卜龟甲的种类有三种：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腹甲用完整的一块，背甲由中间一分为二使用。占卜时通常先在准备用来占卜的甲骨的背面挖出或钻出一些小坑，这种小坑甲骨学家称之为“钻凿”。占卜的时候就在这些小坑上加热是甲骨表面产生裂痕。这种裂痕叫作“兆”。甲骨文里占卜的“卜”字，就像兆的样子。从事占卜的人就根据卜兆的各种形状来判断吉凶，并刻下占卜记录文字。甲骨文的篇幅非常简约，在一版龟骨上往往占卜多次，最多的在半块龟背甲上可以卜163次。原则上每个卜兆各为一条卜辞或一组兆刻一辞。有的卜辞省到只一二字。尽管如此，仍有长文卜辞，可达五六十字，甚至九十多字，记事卜辞中更有一百多字的长文。

甲骨文中一条完整的卜辞有四部分，即前辞、命辞、占辞、验辞。“前辞”也称“叙辞”，主要是记占卜时间、执行占卜的人名，前辞格式最常见的是“天干地支卜，某人贞”；“命辞”说的是希望通过占卜解决的事项，命辞常常是两面贞问，有否定词的称为反面贞问，与之相对的是正面贞问，合称为“正反对贞”；根据龟甲上产生的裂纹即所谓卜兆作出判断，判断的内容就是“占辞”；“验辞”是检验、验证后追记的内容。

关于甲骨文内容的分类，陈梦家在《殷虚卜辞综述》中把卜辞的占卜事项综分为六项：祭祀，对祖先与自然神祇的祭祀与求告等；天时，包括风、雨、水及天变等；年成，年成与农事等；征伐，与方国的战争、交涉等；王事，包括田猎、游止、疾病、生子等；旬夕，是对于今夕来旬的卜问。如《甲骨文合集》14138是比较完整的卜雨卜辞。卜辞说，戊子这天占卜四月的雨情。商王根据卜兆判断说，四月的丁日（天干为丁的日子）一定下雨，辛日不一定。戊子日后第十天丁酉日，真的下雨了。

甲骨文中除大量卜辞之外，还有少量其他的记事刻辞。就所记内容而言，记事刻辞又可分为两类：其一，是与占卜有关的记事刻辞，内容涉及甲骨的来源及整治、检视者、田猎所获、征伐结果等。其二，与占卜无关的记事刻辞。就其所刻位置而言，记事卜辞多刻在甲桥、甲尾、背甲、骨臼、骨面这些地方，包括刻在龟腹甲的甲桥反面的甲桥刻辞，刻在龟背甲反面的背甲刻辞，刻在龟腹甲右尾部的甲尾刻辞，刻在胛骨骨骨臼处的骨臼刻辞和刻在胛骨骨面宽薄一端下的骨面刻辞，它们用于记录甲骨的来源、数量及祭祀等事项。还有一些刻辞除用龟甲之外，也有刻于鹿角、鹿头、兕牛头、虎骨及人头骨上的，它们多半是记载战功和狩猎擒获之辞。如著名的“小臣墙刻辞”，为殷墟出土的骨面刻辞，属帝乙、帝辛时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刻辞5行，残存55字，直书左行。该辞记录了墙随商王征伐危方，俘获危方首领、战俘及车马兵器数量，并用人牲物品献祭祖先，以旌功庆典，并感谢祖先神对战争获胜的庇佑。

除卜辞和记事刻辞外，甲骨中还有相当多的表谱刻辞，主要有“天干地支表”和“家谱刻辞”，大多刻在牛肩胛骨上，也有少数刻在龟甲上的。

天干地支和地支是殷墟甲骨文中出现频率极高的词语。由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相互搭配构成的干支纪日法，是殷商时期主要的纪日方法。甲骨卜辞中，频繁出现的“甲子卜”“癸酉贞”便是例证。如《合集》37986，是一篇完整的干支表。此表契刻在牛胛骨上，自上而下、自右至左纵向排列，每一列十日，共六列，计六十日。除此之外，甲骨文里更多的是一些纪日不完整的干支表。

比较完整的家谱刻辞在甲骨文中并不多见，殷墟出土的最为著名的一版就是“兒氏家谱刻辞”，是一篇关于商代兒氏家族世系的记录，（选自《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又见录于《英国所藏甲骨集》2674），该辞刻在牛肩胛骨上，今已残缺。原由美国传教士方法敛收藏，后转卖给大英博物馆，现藏于大英博物馆。此骨得名的原因是上面记载了兒氏家族自先祖及以下11代13人的名字。

因为甲骨卜辞绝大部分是用刀契刻的，笔画受刀势操作的影响，圆形的笔画往往被契刻成四角或多角的形状，而且甲骨文文字书写多为单刀直进。下刀较轻，中间较重，起刀轻快，笔画细瘦而尾端带锋，转折处用方笔，从而显得细劲有力。所以在形体表现上，甲骨文笔画多细劲方折，这是甲骨文的书写特点决定的。

商代时期的甲骨文，文字的形体结构尚未定型，字形的结构着重于意义的表达，并不拘泥于图画的繁简、笔画的多寡或文字部件的安置等细节，于是同一个字的笔画部件在契刻时即存在笔画多少、位置朝向等诸方面的差异。于是字形的异体很多。甲骨文存在异体繁多的原因是由造字之初象形字的本质特征决定的。象形文字以形表意，只要大体相像即可，细节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没有固定的笔画、笔顺、部件、朝向等，典型的如“车”字。这种文字与图像的结合，生动地诠释了“书画同源”，也揭示了甲骨文字象形性的特点。

同时，象形的特点也体现了古人造字时所遵循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原则。甲骨文作为文字的早期形式，因而极具象形性，多和现实事物相似，故而这些文字也是一幅幅简单的图画，使实物与文字的吻合度很高，文字常如简笔画一般抓住了物象的基本特征，使人见而可识，印象深刻。

变通性是指一个字有多种写法，也就是异体字多。殷墟文字在二百余年之间，形体前后发展演进的变化很大。当然，构形不同的字有些是同期存在的，有些则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产生异形的，如“犬”字的甲骨文字形，字与字之间笔画曲直、多少以及如何运笔均有不同。这种左右不拘、繁简各别的例子在甲骨文中很多，可以说是一种变通性。

甲骨文还具有谨严性。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人们为了更好地进行交际，更精密、准确地表达思想与进行交流，必然要求书写符号尽可能地和语言的音读及意义相统一，这样就要求文字在演变的过程中保持其谨严性。甲骨文的谨严性表现在某些字的结构虽然十分相似，但在某些部件处却不能有分毫之差，否则就会变成另一个字，这一点与上面所谈到的变通性正好相反。如下面一些例子变通性和谨严性看似矛盾，但它们在甲骨文中的客观存在，说明甲骨文在发展过程中正逐步趋向规范化。甲骨文是晚商200多年的历史阶段的产物，这200余年中，文字一直处在不断的发展演变中。

异字同形即是一个字形可以代表两个乃至三个音义全然不同的字。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要从全辞的文意贯通上来进行区别。例如，甲骨文征伐之“征”和正月之“正”字形相同，然这个字形有时也读为“足”（从口止），作丰足之意。这样“征、正、足”三字同形，这就需要从文义上加以分辨。但这种现象在甲骨文中不是多数，因为这对文字的使用带来诸多不便，它是文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小支流，也是文字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在甲骨文中，经常有一些名词、成语、数量词合写在一起的情况，这一点我们称为合书，合书后的两字或三字，称为合文，如一些表示先王先公名称的字形往往作为合文。甲骨卜辞的辞例大多是反复出现的，有时两字刻得很近，但在没有任何其他辞例可以佐证的情况下，均不宜任意作为合文对待，也不能任意把两字组合起来识为某一个字。

关于倒书的情况，甲骨文中并不太多，典型文字如“至”，正书为箭头向下，但卜辞也多见“至”写作箭头向上，与正书呈上下颠倒方向的字形，这即是倒书。

严格说来，这一点并不是甲骨文构形的特点，但在形体表现上，笔画的细劲方折也是甲骨文的形体特点。从字形产生的角度来看，文字源于对现实的描摹，象形字往往像某种实物，许慎对于象形字的定义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但文字本身是一种符号，无论如何象形也是一种近似于对象的素描。加之在坚硬的龟甲和兽骨上契刻的不便，也造成了契刻中对于字形的改易，所以“甲骨文多是细线条的、方的、不实体的”，但金文在毛笔书写线条的圆转、粗细等方面都被忠实地描绘下来。”

中国的文字发展到商代的甲骨文，已经是一种相当进步的文字了。从文字结构来看，甲骨文最基本的方法仍然是象形。甲骨文字的基本构形多取象于与人们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这些文字所表现出来的，正是当时的社会实际存在。造字者往往根据自身对生活的实际体验进行描摹，或注重形状轮廓，或注重姿态特征，抓住对象的基本特征随物赋形。人身的肢体器官、草木的枝芽果实、动物的鳞毛爪牙、器具的方圆曲折等都可以通过写意的手法裁写出来。这样的字是以形表意的，它不是绘画的写实，但是我们观之即可明了其所要表达的意思。正是从这些象形表意的基本字体出发，甲骨文奠定了文字发展的最初基础。据统计，商代文字的以形表意字达到了65.5%，另外32%左右是形声字。

但这种象形已经定型化，如马、牛、羊等许多字已和今天的写法差不多了。又已行款化，在直书上具有一定格式。而且文字象形，非常艺术化。又出现有大量合体形声字，如凤，从凡声；酒，从酉声；水名如，亦从亘声。假借字亦普遍出现，如数字百、千、万、十干、十二支、方位字东南西北，都是假借。“又”字本象手形，借为又、有、、。可以看出甲骨文已经使用了后人所谓的“六书”的原则，但更多的还是象形、会意、形声、假借四种造字方法。虽然甲骨文基本上还是象形文字，但已不再是图画，而是将事物简化成一种固定的文字了。到目前为止，甲骨文中共发现单字约4000多个，其中能认识且能厘定的只有不到1000字。

据罗振玉调查，甲骨埋藏之地是河南安阳西北五里的小屯村中，即殷墟以及附近地区。“殷墟”是指现在河南省安阳县城西北五里小屯村北洹河以南及其附近的地方。这里是商朝后半期从盘庚迁殷到帝辛亡国，八世十二王273年间的旧都。这些写刻着卜辞的千千万万片甲骨，在当时用过以后，有的被有意的保藏起来，有的无用的被丢在垃圾堆里。殷纣亡国，都城成了废墟，它就完全被埋在所谓殷墟的地下。

商末洹水帝都历经武王伐纣一战，遂成废墟，以后又经历代破坏。《吕氏春秋》说：自古无不亡之国，即无不掘之墓。秦汉之际殷墟便有古器物出土，《说文解字序》说“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所谓“鼎彝”，就是古墓殉葬的青铜器。《纬书》上也有丹甲骨文的记载。宋代随古物出土而有了金石学，古墓的发现就愈多了，如《考古图》载有大量殷代的青铜器。殷墟的墓葬既然曾经汉宋两朝大规模地盗掘，古墓里殉葬的青铜器曾经大批地出土，甲骨文在殷墟，尤其在小屯村和小屯村北，几乎遍地都是，那么一同被发现的，就应当很多。

几千年来，所谓“甲骨文”一词，从没有见于任何古书的记载。旧医处方，则有“龙骨”一药，最初见于《本草》，《本草》一书，“著者之年代，不出东汉末讫宋齐之间”。梁陶弘景注《本草》和《名医别録》，宋沈括作《梦溪笔谈》，对“龙骨”都曾作过解说。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对“龙骨”在中医里的用途说得更为详细，说它主治小儿妇科和男子虚弱各症。所谓“龙骨”者，据近代记载，一种是古脊椎动物骨胳化石，货分南北两路，北路货出于河北省山西省，销在华北上海市；南路货出于川、黔、湘、桂、滇、粤的山洞，销在广州市、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南洋。另一种就是殷墟出土的甲骨，除在本地零售以外，主要销路在河北的安国和北京。

在甲骨文的发现史中，安阳市小屯村的剃头匠李成被认为是最早在安阳地区使用甲骨治病，并因此盗挖甲骨的人。据说，李成贫苦，染周身脓疮无钱就医，就捡拾河边的甲骨，将甲骨研磨成粉敷于患处，创面处的脓水被甲骨粉末吸干，脓疮自愈。清时男人蓄发，前额的头发却要剃光。剃头时，剃刀难免刮破前额。李成由此推断甲骨既能拔毒，必能吸血止血。经试验，果然验证了甲骨粉具有止血的药效。从此，李成收集村中河边的甲骨，并将甲骨送去药铺，当场试验止血药效。药铺以六文钱一斤的价格收购李成的“刀创药”，甲骨文的出土地河南安阳的龙骨产业链由此形成。

王懿荣是第一个认识甲骨、搜集甲骨的人，王懿荣发现甲骨后，不惜重金搜求、购买。此后，古董商纷至沓来。很快，王懿荣便收购了甲骨1500余片。与他同时搜集的还有天津市的王襄和孟广慧，其后刘鹗、罗振玉等人亦竭力收购。甲骨文被辨认出之始，山东潍县古董商范氏谎称出自河南汤阴，众人都曾受其欺骗。后来罗振玉由文物贩来自中州，再亲往调查，终于知道甲骨出土之地，实际上是河南安阳西北五里的小屯村中。甲骨文出土在河南安阳市殷墟以及附近地区，其中以小屯村出土为最多。于是麇集在小屯村的商人一天多似一天。

众多学者的收购使“龙骨”价格暴涨，很大程度上刺激当地村民乱掘甲骨。从1899到1928年这三十年间，甲骨被私掘出土经历年调查已确定的就有九起，数量多达10万片左右。不仅如此，甲骨发现也惊动了西方传教士，在甲骨文被发现的第四年的1903年，就有传教士在中国境内，通过各种手段对甲骨片大肆搜劫，如当时美国驻山东潍县传教士方法敛和英国浸礼会驻青州传教士库寿龄等。据估计，早期欧美人搜劫的甲骨片至少在5000片以上。加拿大长老会的明义士搜劫的最多，到1926年已达25000片左右；日本人西村博、三井源右卫门等人也大肆搜劫，据不完全统计，散失在日本的甲骨片，已达10000多片。当时外国人共劫掠甲骨片总计约50000片左右，这些甲骨片大部分运往国外，有一部分被毁坏。

面对古物的大量流失，众多学者深感忧虑。傅斯年向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提议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而该所成立后第一项工作即是派人去安阳调查甲骨文。这一调查开启了历时10年的殷墟发掘。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是殷墟甲骨文的发现直接影响到对安阳的殷墟发掘。殷墟的发掘工作始于1928年，考古界将殷墟的发掘工作大致分为两大时期：1928年至1937年，为殷墟考古开创时期，这一时期的发掘工作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组织进行。1950年以后，为殷墟考古的恢复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发掘工作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进行。

1928年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组织殷墟发掘团，此后九年，甲骨文出土进入了机关发掘时期。历史语言研究所共对殷墟进行了十五次科学考古发掘，其中十二次在小屯村，它不仅确定了这一带乃是商代后半期的首都，同时出土大量甲骨，共计24918片。

1928年10月13日，受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委派，董作宾与工作人员开始对殷墟进行试掘。在18天的发掘中，共出土有字甲骨800余片及铜、陶、骨、蚌等若干。在殷墟发掘的初期，主要是寻找甲骨文，通过多次发掘，在小屯村、侯家庄等地共发掘到甲骨文24900多片，其中包括著名的“大龟四版”、“大龟七版”。这些通过科学发掘的甲骨文都有明确的出土地点，有较清楚的地层关系和共存关系。

1936年，殷墟第十三次发掘，考古队员在一处编号为YH127的窖穴中发现了17096片甲骨，震惊世界。YH127坑整坑甲骨起运装箱，从小屯运往南京，经过整理粘对后，合成整版的共有320多版，半完整和接近完整的有520版。这些甲骨记录了武丁时期许多重大的活动，是武丁王室的珍贵档案。YH127坑发现一版大龟（《乙编》4330），这是1899年甲骨文发现以来，迄今所见最大龟版。此次发掘也是殷墟历次科学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绝大多数是卜甲，卜辞内容丰富，为甲骨文和殷商史研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材料。 

解放前的15次殷墟发掘工作，不仅获得了大量殷商遗址。遗迹和遗物，而且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为研究古代历史提供了可考证的殷墟考古资料。尤其值得称颂的是殷墟的发掘工作完全由中国学者自己主持进行，因而是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的标志。此外河南博物院发掘了两次，出土甲骨3656片。合共出土了28574片。这批甲骨多已著录在《殷虚文字甲编》（董作宾，1948年）、《殷虚文字乙编》（董作宾，1948年）、《殷虚文字丙编》（张秉权，1957年）、《殷虚文字存真》（关百益，1931年）及《甲骨文录》（孙海波，1937年）中。其他著录还有《殷虚书契续编》（罗振玉，1933年）、《殷契佚存》（商承祚，1933年）、《殷契卜辞》（容庚，1933年）、《卜辞通纂》（郭沫若，1933年）、《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方法敛，1935年）、《殷契粹编》（郭沫若，1937年）等书中。

发掘工作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于1937年停止。1937年6月史语所考古组撤离安阳市后不久，日军侵占洹上。沦陷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在安阳进行盗掘和搜购文物。由于战乱原因，十一年来甲骨的出土又恢复到私挖私售时期。在抗战期间以及战后的数年，安阳殷墟先后出土了不少甲骨，一部分出自小屯村及村南。这批甲骨，有些流散到国外，在国内则有万余片。胡厚宣编《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时曾有著录。

此外，早期大量的搜集活动使北京、上海市、山东潍县、河南彰德府的古玩市场上出现了疯狂的抢购行为，因为大部分交易具有秘而不宣的性质，且又都是在一些不懂甲骨文的商人和富人手中进行的，结果使许多赝品进入市场。这种伪造甲骨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扰乱了古玩市场，对甲骨文的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如流传到英国的“兒氏家谱刻辞”（《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就曾引起学界对其真伪辨别的反复争议。一方面，由于保守派学者虔诚地尊崇许慎《说文解字》的一千多年的权威，于是以这些伪造品为确凿的证据说明所有甲骨文都是伪造的古文字，是一批冒牌学者为欺骗大众而造出来的；另一方面，几个有远见卓识并研究过真的而非伪造的甲骨文的学者也更重视甲骨的真伪问题，因此甲骨辨伪的工作也一直伴随着甲骨文的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甲骨文出土又进入了科学考古、科学发掘的新时期。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考古研究所，同年发掘团前往安阳，重新进行中断13年之久的殷墟发掘。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安阳小屯设立了工作站。在小屯镇村西选址长驻，长期负责殷墟发掘工作。到1966年前，安阳工作站在包括苗圃北地、大司空村、孝民屯等在内的多处地点进行发掘，清理出大量商代遗迹和遗物。

考古所1950年在四盘磨发掘发现甲骨1片；1958年在小屯西地发现1片；1959年在大司空村发现2片，在铁路苗圃北地发现1片。1961年在铁路苗圃北地发现1片；1962—1964年在铁路苗圃北地发现2片；1967—1977年在小屯村一带采集14片；1971年在后冈发现1片；1971年在小屯西地发现21片，有卜辞的10片；1972年在小屯西地发现4片。此外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1955年在小屯东南地、1957年在薛家庄南地发现甲骨各1片。

1973年在小屯南地又有了重大的发现，发掘出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经过拼合整理，发表时共4589片，是新中国成立后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1973年发掘的小屯村南地58个窖藏坑出土甲骨，少者每坑一两片，多者数百片乃至上千片，如H24坑，坑口近椭圆形，南北径长约2.7米、东西径长1.8—2.1米、深0.7—0.8米，卜骨层厚0.3—0.5米，全坑出刻辞卜骨共1365片。与这批甲骨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制品，这种甲骨与陶器共存的现象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宝贵资料。

此后1985年在铁路苗圃北地发现1片；1985年在小屯西北地发现2片；1986年在小屯村发现8片。到了1991年10月，在花园庄东地发掘出一个仅两平方米的甲骨坑（编号为花东H3），但其叠压厚度却达0.8米。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其中龟甲1558片，有卜辞的574片；卜骨25片，有卜辞的5片。此坑甲骨以大版的卜甲为主，其中完整的刻辞卜甲达300多版。卜辞少的一二字，一般数十字，多的达200字，有的涂朱。字体细小、工整、秀丽。刻辞内容较为集中，主要涉及祭祀、田猎、天气、疾病等方面。刘一曼、曹定云等甲骨学者根据甲骨出土的地层关系、共存陶器及卜辞内容判断，此坑甲骨属武丁前期。其甲骨卜辞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卜辞的主人不是王而是“子”，说明这个时期，占卜活动已不限于最高统治者国王，王室贵胄都可以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了，因而对商代家族形态的研究以及甲骨学中“非王卜辞”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2002年，在安阳殷墟宫殿遗址内清理出两个新的甲骨坑，此次发现的两个甲骨坑位于殷墟宫殿宗庙区西南部，两坑相距不到10米。经初步整理，从两个甲骨坑内出土牛肩胛骨、龟板70多片，其中最大的牛肩胛骨长41厘米，在龟板和牛肩胛骨背面，均有用于占卜的钻、凿、灼等印记，部分甲骨上的甲骨文清晰可辨。据悉，这是继1991年花园庄东地发现甲骨坑之后的一次比较集中的发现。之后，在小屯村南发掘整理甲骨坑，经初步清理，共出土甲骨600余片，其中无字甲骨近400片，刻辞甲骨228片，时间为武丁时期。

在考古学上，对西周甲骨的认识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最早发现的西周甲骨，是1951年在彬州市获得的，为牛肩胛骨的骨臼部分。1954年山西洪洞坊堆村出土了两片卜骨，其中较完整的一块系牛左肩胛骨，刻有八个字，笔画很细，开始被认为“可能属于周代春秋或较晚期的东西”，后来李学勤通过对其同出器物及字形的分析判断为西周之物，是首次发现的西周甲骨文。195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长安西张家坡西周居住遗址时出土了一片有字卜骨；之后又在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里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甲骨，其中个别卜甲上也有刻辞。

周原遗址地区出土最早的一片西周卜骨，是在1957年由当时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李长庆在齐家村调查时采集到的，系牛肩胛骨，残存不完整的两钻孔，有凿有灼痕，钻底圆而不平。第二片是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于1960年在齐家村东壕内发现的，为牛肩胛骨的骨柄部分，残存圆钻孔3个，凿、灼痕都很清楚。1972年至1976年，扶风县文化馆先后在齐家村采集了五六片甲骨。1976年周原考古队在周原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取得了重大成绩，于1977年7、8月和1979年5月在清理凤雏遗址时发掘了两个窖藏，出土了大量的甲骨，其中有刻辞的292片。但是这批甲骨都已碎成小片，很难缀合复原。

继岐山县凤雏村出土甲骨之后，周原扶风地区从1979年以来也先后在齐家、云塘、强家、齐镇、召陈等村发掘、征集到西周甲骨六十二片。其中卜骨四十六片，有刻辞的六片；卜甲十六片，有刻辞的一片。强家、齐镇、云塘、召陈、李家村各出一片，余者多是齐家村出土的。齐家村出土甲骨的地点有两个：一处是村北，另一处是村东土壕。这批甲骨大部分出土于灰坑，少部分出自墓葬，多无刻辞。

甲骨文发现100余年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甲骨学已经成为一门具有严密规律的世界性的成熟学科。在资料汇集、文字学研究、商史研究、考古研究及文字考释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根据《百年甲骨学论著目》的统计，自1899年至1999年6月，100年来正式发表的有关甲骨文与商代史的论文专书计10946种，作者队伍总计3833人，分布在中国及世界上其他14个国家。其中关于甲骨文字及文字考释的专著有276种左右，论文有2019余篇。近十几年来，每年新发表的有关论著有200种左右。

甲骨文以单字而论总共4000余字，经过历代学者的努力，已经考释过的甲骨文字在2000字左右，其中可以与《说文解字》收录的小篆对应的将近1000字。但已经有释的甲骨文字只占到全部甲骨文字数的二分之一左右；在已经有释的甲骨文字中，也还存在着见仁见智的歧异。在所有已释的文字中，目前真正能确定的不到1000字。甲骨文字的考释工作依然是任重而道远。

王懿荣于1899年最先认识了甲骨文字并开始搜购。王懿荣去世后所藏甲骨一部分转至刘鹗手中，刘鹗继续搜集，并于1903年选拓了其所藏的1058片编成《铁云藏龟》出版，这是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专书，它为甲骨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次年，孙诒让依据《铁云藏龟》的材料写成《契文举例》，为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著作，书中虽然也有谬误，但他的确起到了开山的作用。这十年可以说是研究的开始阶段。

这十年期间有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人奠定了甲骨文研究的基础。罗振玉于1906年开始搜集甲骨并亲往安阳调查，又将其搜集之甲骨相继印出，像他的《殷虚书契前编》（1913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等书，对于研究甲骨文是非常必要的典籍。他在致力于资料的搜集和流传的同时也致力于文字的考释，先后著有《殷商贞卜文字考》（1910年）、《殷虚书契考释》（1914年）、《殷虚书契待问编》等书。

与罗振玉同时的还有王国维，他首先把甲骨文的研究与历史学研究结合起来，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1917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1917年）《古史新证》等，证实了古代文献的可靠，并订正了古代文献中某些地方的错误。王国维还发现甲骨可以缀合，其原则为“文字体势，大小全同，只二片断痕，合之若符节，盖一片折而为二也”，从此甲骨文的史料价值为举世所重视。所以罗振玉、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领域开拓时期起到了奠定基础的作用。其后郭沫若研究甲骨文卜辞考证著《卜辞通纂》，董作宾明确了甲骨文的具体断代，都对甲骨文研究作出巨大贡献，又因这四位学者的名号或字中都有“堂”字（罗振玉号罗振玉，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字鼎堂），因此被合称为“甲骨四堂”。

这三十年可以说是第三阶段。随着甲骨文资料的陆续发表，其著录书已达四十余种之多，甲骨文的研究遂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各项研究的成果也相继刊行。总计1949年前甲骨文发现50年来的甲骨文研究，共有论著876种，其中专书148种，论文728篇。研究者达289人，可称极一时之盛。

首先是编了甲骨文的字典，如《室殷契类纂》（王襄，1920年）、《殷虚文字类编》（商承祚，1923年）、《甲骨文编》（孙海波，1934年）等书。

考释的著作有《甲骨学文字编》（朱芳圃，1933年）、《甲骨学商史编》（朱芳圃，1935年）、《殷虚书契前编集释》（叶玉森，1933年）、《殷虚书契解》（吴其昌，1934年）等书。

研究文法与文例的著作有《甲骨文中之先置宾辞》（杨树达，1945年）、《甲骨文例》（胡光炜，1928年）、《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董作宾，1936年）、《卜辞同文例》（胡厚宣，1947年）等。

研究宗教与祭典的著作有《商代的神话与巫术》（陈梦家，1936年）、《甲骨文所见殷代之天神》（胡厚宣，1941年）等。研究卜龟来源的著作有《河南安阳遗龟》（卞美年，1937年）、《“武丁大龟之腹甲”提要》（伍献文，1943年）、《殷代卜龟之来源》（胡厚宣，1944年）。

研究甲骨的涂饰的有《中国卜骨涂色之显微分析》（皮其来，1937年）、《卜骨中之颜料》（白瑞华，1937年），等等。

这一时期重点研究的问题及主要的研究者有：断代学，主要研究者有董作宾、郭沫若等。年历学，主要研究者有董作宾、刘朝阳、鲁实先等。文字学，主要研究者有郭沫若、唐兰、于省吾、杨树达、商承祚、叶玉森、孙海波、陈梦家等。历史学，主要研究者有郭沫若、徐中舒、丁山、吴其昌、朱芳圃、束世、陈梦家、胡厚宣等。缀合学，主要研究者有董作宾、郭沫若、吴其昌、曾毅公等。

1949年以后甲骨文的研究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首先进行的工作就是将资料集中整理，疏散在私人手中的甲骨先后集中到各级研究单位。如早先罗振玉、刘体智等所藏的甲骨分别归于吉林大学、吉林省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山东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图书馆及南京博物院。

对有关资料加以整理，包括拼合断片等工作，主要著作有：《甲骨缀合编》（曾毅公，1950年），缀合甲骨396版。《殷虚文字缀合》（郭若愚、曾毅公、李学勤，1955年），缀合482版。《殷虚文字丙编》（张秉权，1957—1972年），缀合632版。《殷虚文字甲编考释》（屈万里，1961年），缀合223版。《甲骨缀合新编》（严一萍，1975年）及《甲骨缀合新编补》（严一萍，1976年），共缀合708版。《甲骨文合集》在这方面也做了相当多的细致的工作，总计拼合不下两千余版。

整理资料的同时还编写出版大型的资料汇编，如《甲骨文合集》（郭沫若、胡厚宣，1979—1983年）、《殷虚卜辞综类》（岛邦男，1967年）、《甲骨文字集释》（李孝定，1965年）等。还有一些总结性的著述出版，如《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胡厚宣，1951年）、《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胡厚宣，1952年）、《甲骨学五十年》（董作宾，1955年）、《甲骨学六十年》（董作宾，1965年）、《殷虚卜辞综述》（陈梦家，1956年）、《甲骨学》（严一萍，1978年）、《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胡厚宣，1984年）。

此外对过去一些重点问题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像断代、历法、文字、历史、地理、宗教、祭祀、文化、交通、文法等，都发表有多篇论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运用了新的观点、方法从事研究工作，对商代的生产发展、生产技术，包括农业、垦田、肥料、谷类、水利、工业、蚕桑、纺织和冶炼，对生产者的身份，对商代的奴隶制度、土地制度、社会性质、社会形态、国家起源、图腾遗迹、刑罚人祭、阶级斗争等课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据孙亚冰2006年发表《百年来甲骨文材料统计》，经葛亮修订，截至2019年，全国收藏甲骨的，有25个省市自治区，40个城市，95个机关单位和信息明确的37个收藏家，共藏甲骨10万多片。中国国家图书馆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收藏甲骨最多的单位，共藏有35651片。多系名家捐赠和从私人、市肆收购而来。其中以刘体智的收藏数量最多，装在150个盒内，共28000余片。

总计世界各国收藏的甲骨，截至2019年，日本8636片，加拿大7707片，英国2735片，美国1655片，德国851片，俄罗斯201片，瑞典111片，瑞士69片，法国57片，新加坡24片，比利时7片，韩国8片。十二国合共收藏甲骨约22061片，加上中国大陆及港台收藏甲骨共约139649片，共收藏甲骨161710片左右。举成数而言，可以认为，甲骨文发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已知出土商周刻辞甲骨的总数约为16万片。

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的历史学和文字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第一，科学的发掘证明了甲骨文字的真实性。因为在殷墟发掘以前，甲骨文字的真实性是假定的。即使没有章太炎等学者的质疑，科学的历史学家也不能把它当成可信的材料看待。有了殷墟的发掘，这批材料的真实性才能明了，由此甲骨文的史料价值程度也大加提高；第二，甲骨文虽是真实的文字，但传世的甲骨文却是真假难分。在殷墟发掘以前，最有经验的藏家也是常常受骗的。有了发掘的资料，才得到辨别真假的标准；第三，与甲骨文同时，无文字的器物出土后，不但充实了历史学家对于商朝文化知识的内容，同时也为史学及古器物学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据点，由此可以把那些丰富的但是散漫的史前遗存推进一个有时间先后的秩序行列。

叶公超认为：“安阳市殷虚遗址的发现，其重要性可与赫尔曼的特洛伊遗址的发现，互相争辉，互相媲美，现在看来，实非过誉之辞。安阳发掘的成就使中国信而有征的历史拓展了一千多年，并且把历史期间的史料和先史时代的地下材料作了强有力的链环。在科学发掘的指引下，使前此一向对中华文化抱怀疑态度的西方学者，哑然无语。大批有字甲骨的发现使得中国文字的起源，至少可以上溯到三千多年以前的殷商时代，有了确实可靠的证据。”

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成文资料，数量繁多，内容丰富。从古史学来看，甲骨文发现之前，有关商代的记载只有《尚书·商书》五篇和《诗经·商颂》五首，就连两千年前的孔子都叹商代文献不足。甲骨文材料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还有流传到今天的古典文献，像《尚书》《诗经》《楚辞》《山海经》和《史记·殷本纪》等，其内容真假也须靠甲骨文才能得到印证。把甲骨学结合古典文献、考古学、民族学等，经过详细地占有资料，加以科学分析，可以用以恢复商代的社会面貌，研究商代的历史。从文字学来看，甲骨文比许慎的《说文解字》早了一千五百多年，很多字形的本义可以从甲骨文中得到更加充分的解释，甲骨文在汉字形体演变为金文、小篆、隶书等的过程中无疑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2017年12月26日，中国申报的甲骨文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的评审，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中国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北京故宫博物院等相关部门26日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宣布这一消息。汉字对世界尤其周边国家产生过长远的影响，为世界文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教育部官员表示，作为汉字源头的甲骨文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正是其价值得到世界公认的体现。中国将建立甲骨文信息数据库，助力甲骨文研究迈向新阶段，让“绝学”不绝，冷门不冷。

中提到，“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值得倍加珍视、更好传承发展。”由此可见，研究甲骨文、学习甲骨文，不仅仅只是少数专家学者的一项工作，更是让社会公众了解中华文明之源的珍贵体验。如何解读好、传播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而言，是机遇更是挑战。

甲骨文惊现于世，在20世纪初的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梁启超称甲骨文的发现使“中国考古学被这令人吃惊的革命动摇了”。在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之前，甲骨文的真伪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一直到去世之前，著名学者章太炎都对此持否定态度。

章太炎早年在《国故论衡》中便认为，即便古代人骨都会朽坏，龟甲如何能长久遗留至今？言下之意，这龟甲本身都不是古物，乃是伪造者的“新材料”。1935年，上海《唯美》杂志第9、10期连载了章太炎致青年学者金祖同的信札影印件。时年66岁的章太炎长篇大论地痛斥“甲骨文”纯系伪造，罗振玉等“伪造欺人”，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慨与鄙视。他还认为，最初药铺作伪（以普通甲骨伪充药材“龙骨”贩售牟利），之后罗振玉附会（以古书穿凿附会“殷墟”为河南安阳），最后当地村民作伪（因“殷墟”之说流行而以普通甲骨伪造刻制“甲骨文”牟利）的一系列连环伪造，即是当时“甲骨文”之所以突然出现并不断被发现的主要原因。甚至就连1928年中研院董作宾等在安阳洹上村的首次官方考古发掘工作，章太炎也予以否定，认为乃是当地村民自己事先伪造甲骨，之后又在自家屋檐下预埋了甲骨，然后再通知考古队发掘出的。

不难想象，如章太炎这样的国学大家，都始终质疑“甲骨文”的真实性，且对参与其中的“甲骨学”开拓者们抱有极不信任的态度，那么，对此有所认同与默契者，应当不在少数。即便章太炎逝世之后，这种质疑仍在继续。章氏门下徒孙辈、黄侃弟子徐澄宇就曾著有《甲骨文字理惑》一书，承续章氏观点，继续阐扬师说。书中附有一条关于“甲骨文”确系伪造的“新证”，称“西人考古学者谓殷世在石器时代，世人不知用铜铁，而所谓甲骨刻画宛然，刀钢之痕此亦伪，弥之彰彰者”。关于这一“新证”，后来为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刻制“甲骨文”工具——几十件和田玉刻刀，不言自明地推翻了。且后来在安阳大司空村出土的数件青铜刻刀，也证实了商代早已能制造出锋利的工具，并非徐氏所采信的“西人考古学者谓殷世在石器时代，世人不知用铜铁”之说。

直到殷墟的考古发掘以实地出土甲骨的方式确证了“甲骨文”的真实性，为当时正在勃兴的“甲骨学”奠立了无可辩驳的考古学基础，才逐渐消除了这种质疑。傅斯年曾掷地有声地宣称：“就是最善疑古的史学家，也不敢抹杀这批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