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侃（英文名：David Kung，1916年12月10日-1992年8月1日）字刚父，是孔祥熙和宋霭龄的长子，孔子76代裔孙。曾任财政部特务秘书、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1942至1943年间担任宋美龄访美代表团的秘书长、兼任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等职位。

1933年，孔令侃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在大学期间任财政部特务秘书，随后进入新成立的中央信托局。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市后，中央信托局撤往香港特别行政区，孔令侃任常务理事，主持业务。1939年，港英政府当局查获其秘密设立的电台，将其逐出香港。于是孔令侃前往哈佛大学留学，途中在马尼拉与盛升颐（前妻）结婚。孔令侃中英文学功底强，深获宋美龄的信任，1942至1943年宋美龄到美国访问，孔令侃担任访美代表团的秘书长。抗战结束后，孔令侃回到上海创办扬子公司。后赴美国定居，1992年8月1日病逝于纽约，终年76岁。

孔令侃与其父在抗战之初借购置军火赚外汇大发国难财，致国家资金账目漏洞百出。而后在创办公司“扬子建业”有限股份公司时期，凭借特殊政治背景套购外汇、垄断进口贸易，被世人叱骂讨伐；1975年后，孔令侃又凭助其家族影响，想在台湾任职，最终只获“国策顾问”一虚职，并无政治建树。

孔祥熙和宋霭龄夫妇共孕育四个儿女，孔令侃为长子，生于1916年上海市。孔令侃曾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政治系就学并毕业，后取得哈佛大学经济硕士。孔令侃中英文学功底俱佳，并喜用生僻字，在家族中深获宋美龄的信任。

1932年，孔令侃入学上海苏州河畔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在校期间，校长美国人卜舫济（Dr.Pott）和教务长沈嗣良等为代表的学校管理层对孔令侃多种违规行为持默许态度，同时，孔令侃同沈震百等人组织成立学生团体，即“南尖社”。

孔令侃在大学期间身兼财政部参事、交通银行董事、中央信托局理事等职位和官衔，由此作威作福，乃至去中央银行办公室，对职员发号施令。在与同学闲谈时，孔令侃曾说：“现在官场的人物，论能力不过尔尔，论学问没有真才实学。Father（指孔祥熙）办事经验丰富，但是他的英文不灵，不如我。”

1935年，孔祥熙成立中央信托局（国民政府金融体系重要机构之一，专门为政府办理信托保险与官方采购等业务。简称中信局）并担任董事长，令孔令侃任常务理事。1937年上海市沦陷后，中信局撤往香港特别行政区，孔令侃随之迁往香港并任常务理事，主持业务。1939年秋，孔令侃在香港地区私设电台，并搜集和掌握重庆政府与国外的机密情报，牵扯到各方政治敏感，因此迫使离开香港赴美国以攻读硕士来暂避风头。

孔令侃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时，孔祥熙为他保留了除交通银行常务董事职称，继而又为孔令侃独身打造了“财政部特务秘书”一职，虽无职权，但孔令侃却事无大小无不过问。孔祥熙在自己住宅的寓所里，设立专门办事处，孔令侃兼任办事处主任，从财政部派出一人任副主任，协助主任工作。办事处下设机要、秘书、总务、财务、情报等组。孔令侃把在大学的”南尖社”成员全部安排在办事处上班。抗战爆发后，“南尖社”成员随孔令侃一起迁往香港特别行政区。

中信局在香港期间，除了在香港的公开业务，还有与德国的特殊贸易。因当时国情需要，中信局由孔祥熙任财政部长，因此顺势委托让孔令侃为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令其可直接掌握业务与用人大权。中央信托局迁港后，孔令侃也从重庆市调来香港，并且他利用中国驻港机构群龙无首的局面进行独立工作，为日后能在政治上进一步窜升积累了政治资本。至此中央信托局的大小事务全权由孔令侃处理裁办，国家银行、交通银行的驻港业务孔令侃也会插手过问。

在1942至1943年间，宋美龄去往美国寻求帮助，安排正在美国的孔令侃成为此次访美代表团秘书长，孔令侃则以同姨母访问参观的名义，与美国政、军、财三界有影响的人交流接触，为日后经济发展奠定了人脉基础。孔令侃频繁同美国各大财团交往，高薪聘请具有资产关系的美国中间人进行引荐。其中孔令侃和宋美龄十分倚重的人物约翰逊，是美国金融寡头驻乔治·华盛顿代理人，后来也成为孔令侃和宋美龄的金融代理人。回国后，孔令侃依然与频繁联系。在约翰逊的帮助和支持下，孔令侃于很多美国大厂商都达成合作，取得了在华的专门经销权，这也为他建立的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5年冬季，孔令侃开始着手建设公司的工作筹备，并于1946年1月在上海登记注册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Yangtz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简称扬子公司），用来在上海专门从事进出口贸易。表面上看，该公司与其他普通股份公司没有区别，但其背后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扬子建业地产登记注册，1947年7月资本增加为10亿元，分为100万股。孔令侃一人就拥有249000股，并兼任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其内部很多管理人员都为大学期间孔令侃成立的南尖社成员。

在扬子建业公司成立之初，孔令侃利用自身特殊的政治背景及与政府的微妙关系，垄断了汽车、电器、药品、奢侈品等物资的进口，并依仗特权获得大量进口配额。1946年，扬子建业公司首次因为走私逃税并进口违禁品被查。1948底，蒋经国赴上海“打虎”，扬子建业公司与孔令侃再次处于风口浪尖。随着蒋经国经济管制措施的瓦解，孔令侃远走广州，加之海关总署、财政部等对其回护，扬子建业公司违法囤积案不了了之。

1975年蒋介石死后，宋氏家族隐居孔令侃宅院。孔令侃没有放弃从政的念头，想借助宋美龄势力作官，但未能如愿。蒋经国在台湾执政时，孔令侃被安排为“国策顾问”，并在这一职务直到去世。

孔令侃召集圣约翰大学的同学沈震百等人于1936年3月在上海市成立南尖社，社名采用“南尖”二字是因为他们仰慕当时德国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党，德语Nazis与上海“南尖”发音相似，所以采用这两个字，以示仿效纳粹党的团结和忠诚。该社曾公开表达理念与宗旨“志同道合”“共信互信”“民族复兴”等。该社表面以学术研究为志趣，实质成为了孔令侃事业发展打的管理班底。上海沦陷后，该社参与了孔祥熙与孔令侃负责的一系列秘密活动。南尖社的使命包括对日、对英情收集和组织暗杀附敌分子以及在对日交涉和中德易货贸易中承担联络和事务工作。该社于1939年被香港政府查处。

《财政评论》月刊（简称《财评》）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孔祥熙、孔令侃父子主持于1939年1月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创办的一份专业性杂志。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攻占了香港，杂志不得不撤至重庆市继续出版。抗战胜利后，杂志又迁至上海市并恢复发行，共编印了若干期。然而，在中国国民党政权崩溃之后，杂志最终终止了发行，整个过程历时几十年。

在创刊前期主要栏目分为论著、译述、通信、文摘、讲座、大事日志、统计、法规汇编、公债、股票、物价行市表，后陆续增加了时评、史料、考据、书评、人物、文选、专载、随笔、调查、研究、中外财政金融消息汇报、各国杂志重要财政金融论文索引等。这些栏目依定稿件定期会在内容作以更换。《财评》的创办宗旨是“关于财政金融经济原理之探索，财政金融经济制度之述评，财政金融经济设施之检讨”，“对中外财政做忠实的批判，对世界经济做综合的研究”。但该刊物的官报色彩浓重，自第二期起，就把孔祥熙向国民参政会做的财政报告，在中国经济学社年会上对外汇问题的讲演，在重庆招待外国记者席上的谈话和为“安定”金融发的告民众书等官样文章，连续特意开出“专载”栏刊登出来。

孔令侃父亲孔祥熙，字庸之，号子渊，山西太谷人，孔子75代裔孙，曾任国民政府委员、中央银行行长等职务。1935年11月，孔祥熙推行“法币政策”，加强国民党政府对全国金融的控制，于1937年升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

母亲宋霭龄是宋家的大姐，是宋父（宋嘉树）逝世后宋家真正的掌舵者，她手腕高明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女强人。

大姐孔令仪出生于1915年8月11日的山西省太谷区铭贤学堂崇善楼日学中学，1938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1936年曾随父出访欧美，参加庆祝英国国王加冕典礼，英皇太后赠给孔令仪一枚金钢钻戒指。

二妹孔令俊于1919年7月12日出生在上海，人称孔二小姐。一生女扮男装，此行为让孔二小姐显得更独特。后孔令俊协助其父孔祥熙在重庆经办孔家私营企业，后成立“祥广晋联合总管处”，时任总经理。

三弟孔令杰，1921年4月22日出生于上海市，在英国军官学校上学，一度在中国陆军大学读书受训。1949年蒋介石政府委任其为驻联合国和美国外交官。

“间谍门”风波中港督让驻华大使介入，发布让孔令侃永远离开香港政令，明确表示孔令侃不应继续留在香港。考虑到孔令侃的特殊政治背景，不做驱逐，让他自由离境。1939年秋，孔令侃离香港赴美前夕，告知父友宣布要与山节子结婚（白兰花系孔令侃朋友盛升颐的妻子，比孔令侃大10岁）。孔祥熙夫妇坚决反对，要求他们取消婚约。孔令侃不直接与父母起争执，与白兰花在赴美途经菲律宾马尼拉时办理了结婚仪式。

1939年秋，孔令侃离开香港赴美国以攻读硕士。孔令侃到美后，对外说是在哈佛大学读书，实际上是在纽约设立办事处，与美军火商勾结，大发战争财。孔令侃为取得哈佛大学经济硕士文凭，从香港中信局调来一个职员吴方智，改名为孔令侃，考进哈佛大学取得硕士文凭。知情人给吴方智起外号为——“地下硕士”。事后，孔令侃通过其父孔祥熙给了这个职员一个中央信托局购料处副主任职务。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香港特别行政区社会各种政治、军事势力在香港地区地下活动频繁。特别是日本，在香港潜伏大量间谍，进行各种情报活动。日本军事当局在得知孔令侃私设电台后，采用外交手段向港英当局施加压力，暗示港英当局处置孔令侃私设电台行为。孔令侃在香港凭借其自身的政治背景私设电台，搜集和掌握重庆政府与中国外的各种机密情报，涉及政治敏感问题。孔令侃如选择回国，极有可能被政敌抓住他父亲孔祥熙的把柄。因此，孔令侃选择前往美国。

孔令侃的奢靡生活令朝野战争时期上下极为不满，但让人更为气愤的的是孔令侃利用购买军火拿回扣的敛财行径。据孔祥熙所说，抗战爆发之初，国家向外国购买大量兵工器材。但因缺少外汇，办理进口军火之事极为困难。因此蒋介石从国库中拨出一笔专款，交由常驻香港的中央信托局理事孔令侃负责，令其在“不影响外汇而达到完成兵工储料之目的”。

孔令侃接到委任后立即公开自己的身份，并利用中央信托局在香港的机构与人员协助办理。当时香港的外汇市场风潮迭起，孔令侃认为若投放大量国币在香港购买，外汇市场势必更加动荡。建议以中央信托局的名义收购国际市场急缺的特色产品，并负责向外国销售，以此兑换而来的外汇，再向西方购买中国所急需的各种军需物资。上级批准了他的建议，国库先后几次拨出购买兵工储料专款国币5,600万元，后因欧战爆发，原有900万元拟向欧洲购买子弹之款项因厂商无法交货退回外，实际国库拨出的款项共计为4,700万元国币。

孔令侃拿到这笔巨款后即委派其属下，以统制经济名义在接近沦陷区及大后方大肆采购各类出口产品，然后再销售到国外。随后孔令侃他将售货所得之外汇并不立即购买军火，而是“随时实时监控着英、美国际关系变动情形，并分析和预测英、美、港汇涨落，再进行兑换。其所得外汇数目，远超过官价外汇之上。这笔外汇的一小部分用来购买兵工署所指定的军用物资，孔令侃将其余大部分资金再来炒卖外汇，几经转折之后所得利润十分丰厚。

古耕虞在民国时期以经营猪鬃闻名于世，被誉为“猪鬃大王”“旷世鬃王”。他创业过程中，有一段同孔令侃斗争的插曲。古耕虞与孔令侃的斗争实质反映了民族资本同官僚资本的斗争。多年后，古耕虞回顾说：“官僚资本一度想把我整垮，但我回敬了一下，他们毫无办法。”

尼克松访华后，蒋介石在与孔令侃谈到和美国的关系时孔令侃很得意，但蒋介石却大为不满。于1972年2月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晚为令侃兄事痛愤。”于1972年5月17日日记云：“晚见令侃心神厌恶国家生命几乎为他所送妻既爱我为何要加重我精神负担。”于同年6月8日写下：“上午与令侃谈话时任其美国对他开玩笑而彼自以为得意殊为可叹。”一个月后又写下：“耻辱仇愤，没有一时能忘。我的病源起于令侃，我的国耻亦发于令侃吗，用人不可不谨慎也。”

时任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曾在日记中写道：“驻外公务员行为浪漫，生活奢侈，如孔院长公子令侃在港挥霍，冠于一时。此皆抗战期间，足为气短之事也。”

在2009年9月16日上映的电影《建国大业》中，由演员佟大为饰演孔令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