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月子，是指女性分娩以后，在有经验者的照料下，母婴的身体都能得到调养恢复，从而回归正常生活的一系列仪式和行为，时间通常需要一个月或者一个月以上。“坐月子”的时间在医学上对应为“产褥期”（Puerperium）。“坐月子”属于传统生育习俗中的一个特殊环节，也即月子习俗。

中国的月子习俗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当时的女性在产后需要在专门布置的产房“侧室”里坐月子，长达三个月；两汉期间，产妇要离开家在外面的“乳舍”分娩，并在“乳舍”坐月子，满月之后再返家；隋唐存在产妇外出和居家坐月子两种情况，唐代的医书已开始关注女性产后的护理、饮食及心理健康等。宋代则更加注重布置封闭又洁净的产房，且产妇满月方可出月子；元明清时期已有“月子房”的称谓，产妇在坐月子期间都有专人照料；民国时期已出现了西医院，有少数产妇去医院分娩，但依然是在家中坐月子；1949年以后，妇幼保健院的陆续建立，使得产妇逐渐去往医院分娩，之后越多产妇开始接受现代医疗的接生服务，但仍是在产后三天返回家中坐月子；而随着现代医疗知识的普及与医疗技术的发达，人们已开始对“坐月子”中不合理之处进行解禁，提倡传统与科学相结合地“坐月子”。“坐月子”的主要特点为：对产妇起居空间与时间的限制以及对产妇的饮食、卫生方面的禁忌与规定。

月子习俗体现了人类生育习俗中的“过渡礼仪”理论，它是人类历史上全球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英美文化历史中也有月子习俗相关的文化和仪式。在中国，“坐月子”的观念得以延续到现代并深入人心，与中医药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月子习俗中的大部分内容都具有科学依据，在现代社会，明辨传统月子习俗中的合理内容，并将其传承延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月子”中的“月”字，有两种解释。一说为《说文》里的“月，太阴之精也”，“月”的属性为阴，而古人认为女属阴，故常以“月”来表示女性及与女性相关的事物；另一说则利用了月亮阴晴圆缺变化所需的时间，唐代孔颖达《疏》释“月”为：“从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纪一月也。”综上两种解释，所以“月子”在字典中的释义为妇女产后一个月的时间。包含了双重概念，即其属性为“阴”的概念和其时间概念。

“坐月子”是中国民间约定俗成的叫法，中国历代典籍中没有对月子习俗的固定名词称谓。与现代“坐月子”相近的概念是宋代医书《妇人良方大全》中的“产后门”，在该门作者写到：“凡妇人生产毕，宜闭目而坐，不得侧卧。”“分娩之后，须臾且食白粥一味，不可令太饱，频少与之为妙，逐日渐增之。”对女性分娩后的行为、饮食等方面的注意事项做了专门介绍。

“坐月子”，是女性分娩以后在有经验者（一般为女性长辈）的照料下，帮助产妇恢复身体、回归正常社会以及保护新生儿成长的一系列仪式和行为，为一个月到一百天的时间段。“坐月子”对应的现代医学名词为“产褥期”（Puerperium），医学上对“产褥期”的定义为：女性产后的恢复期。指胎儿、胎盘娩出后的产妇身体、生殖器官和心理方面调适复原的一段时间，需6-8周，即42-56天。

“坐月子”与“产褥期”在内容与时间上有一定重合，但两者在具体内涵上不能等同。“产褥期”是医学概念，强调的是产妇的身体、尤其是其生殖器官的恢复；“坐月子”属于文化概念，它是中国传统生育习俗中的环节，也即“月子习俗”，为产妇与婴儿恢复身体、回归社会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仪式性的行为。

先秦时期已有布置产房的习俗。最早记载见于《礼记·内则》：“妻将生子，及月辰，居侧室。”“侧室”是正室、本室、堂屋以外的房间，产妇在“侧室”分娩，禁止外人进入，丈夫也只能派人来问候，产妇也不能出去。到孩子生下来之后，丈夫再每天派人去问候她两次。而普通人家如没有“侧室”，在临产前则需丈夫搬到别的房间居住。这时期产妇“坐月子”的时间长达三个月，“三月之末”，妻子才能抱着新生儿走出房间，“以子见于父”，结束被隔离的状态，而后进行一系列诸如剃胎发、命名的仪式。

两汉期间，民间认为妇女分娩是不吉利的事情，就出现了“外出产子”的习俗。产妇在外分娩，满月后再返回家中。产妇搬出去的那段时间需要有专门的居所，于是产生了专为此而设立的“乳舍”。东汉人应的著作《风俗通义》记载有汝南人周霸，其妻子在“乳舍”产女，另有川一富裕家庭里，两兄弟的妻子都怀孕了，“产期至，到乳舍。”即当时在汝南与颍川这些地方，都有“乳舍”供产妇外出产子使用，产子以后，还需在此“坐月子”，直到满月后才能返回家中。而宫廷中也存在“外舍产子”的情况，妃嫔在临产之前就要离开平常居住的正宫，迁到外面的馆舍等待分娩。《汉书》中提到班婕妤“居增成舍，再就馆，有男。”《后汉书》也有何皇后分娩的相关记载：“就馆生男，为贵人。”其中的“就馆”就是正宫以外的建筑“外舍”。

隋唐时期“外出产子”的现象依然存在，但已有在家中分娩的情况，产妇不需外出，分娩以后在家中休养，产房在分娩前就要关闭门窗，不能透风，产后满月才能打开门窗。唐代的医学书籍已开始注重对女性产后的调理，不仅关注产妇的饮食，还关注其产房环境及心理健康。如孙思邈的《千金方》指出，妇女分娩后，“五藏虚羸，唯得将补”，又说“妇人产后百日”以内，“极须殷勤”，防止产妇忧郁恐惧，更不要随意触犯禁忌。这时的法律也对产妇作了些特殊照顾，《唐律·断狱》规定产妇如有触犯法律，“待产后一百日”才能对其进行处罚。

到了宋代，人们更加注重对产房的布置：他们认为醋可以驱鬼辟邪，为使醋气布满产房，“夏月宜于房门外烧砖，以醋沃之至于房中。”还用浓烟熏蒸产房，尤其是漆烟，以为漆烟可以防止血逆、血迷、血运等症状。此外，《妇人大全良方》提到产房须“遮围四壁，使无孔隙，免被贼风。”民间已使用绢纱、宫廷则更是使用大量绢罗绸缎布置产房，不仅遮光挡风还能取得保温效果，宋代宫廷把产房称为“产阁”。

元代宫廷依然沿袭“外舍生子”旧习。《元史·国俗旧礼》记载：“凡后妃妊娠，将及月辰，则移居于外毡帐房，及弥月，复还内寝。”要满月后才可返回旧居。明代的宫廷已将产房称为“月子房”，“月子房”依然用绢纱布置，产妇分娩前就入住，分娩后一个多月方可离开，在“坐月子”期间，产妇吃住都有专人照料。清代女性分娩后，月子期间只能食用米粥，但每餐都需吃鸡蛋以“壮身体”，包括产妇丈夫在内的所有异性都要回避月子房。而清代宫廷尤为重视月子房的环境，一般选在紫禁城的僻静之处，月子房外有数十名医生待命，房内也配备有“女御医”，即乳婆、医婆数十人，产妇分娩后在此居住到满月。

民国时期的产妇皆在家分娩，产后仍闭门不出，三、四十日方可出门。而一些西医院的建立，使得一部分新派青年或是难产的产妇前往医院进行分娩，但这仅仅是少数产妇能有的条件，民国时期通行的依然是产妇在家中分娩、坐月子。这一时期，对月子房的要求依旧是封闭不透风，不能有阳光，以防止对产妇的视力造成伤害。

1949年以后，陆续兴建的妇幼保健院已设置了专门的产科提供接生服务。五十年代后期以来，绝大多数产妇得以按照全新的方式生育，去往医院分娩，产后两三天就返回家中“坐月子”，分娩场所与“坐月子”场所完全分离，月子房依然要求关闭门窗，不透光不透气。后来，随着现代医疗知识的普及和医疗技术的提高，人们逐渐打破了很多“坐月子”的传统旧习，对产房的限制也不再那么严格，不再要求全封闭形式。

21世纪后，月子习俗已衍生出一些全新的事物，如月子中心、月嫂、产后恢复中心等。它们能为产妇在“坐月子”期间提供更为专业的服务，如对产妇的身体恢复和心理健康指导、营养膳食搭配，以及对新生儿的健康观测、护理等。使得一部分有条件的产妇到月子中心“坐月子”，还有的产妇能得到月嫂的上门服务，或是去往产后恢复中心，以帮助她们顺利地“坐月子”，尽快复原身心回归正常生活。

时空限制是“坐月子”在不同历史时期里的共性，即对产妇“坐月子”所处的场所和需要在该场所里停留的时间作了限制。具体的时空限制情况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又不尽相同，如场所是居家还是在外、时间长短的不一、分娩场所与“坐月子”场所是一致还是分离等情况。

对“坐月子”进行时空限制的原因，随着历史的推进也在不断发生演变。中国封建社会的阴阳观念认为女性属阴性，易惹污秽，人们对女性的经血避之不及，尤其忌讳女性在分娩时的“血污”。东汉王充的《论衡·四讳篇》称当时的人们：“讳妇人乳子，以为不吉。”为避免血污，产妇在分娩前就要被隔离起来，到两汉时期甚至要外出产子；而到近现代社会，对“坐月子”的时空限制主要侧重于对母婴身体护理的考虑，不能受风着凉以免邪气侵入，不能有阳光暴晒，避免和生人过多接触以打扰母婴休息等等。

关于“坐月子”的饮食规定，在宋代就有明确记载，让产妇切忌“恣食生冷、粘硬果菜、肥腻鱼肉之物”，而且对食材也提出要求，在“坐月子”初期，只可食用白粥，且不可太饱，需少食多餐，再循序渐增增食量，七天后，可以食用一点糯米酒，也可少量吃肉。宋代以后，主要以忌食生冷、忌食蔬菜水果为主，清代有的地方月子期只能吃米粥和鸡蛋。

1949年以后，提倡产妇在“坐月子”期间的食物有：多吃鸡蛋、红糖、姜茶、鱼胶、猪肚、大枣等，炖蛋或是熬鸡汤都需要放米酒；忌吃的食物为蔬菜水果以及海鲜。但各个地区“坐月子”期间的饮食规定也存在一些差异，大致可归类为：一是由于中医认为女性产后体虚性寒，故需进补温性食物，如白粥、黄米酒、红糖等；二是不能食用刺激性食物，发物，或者过于热性的食物；三是为免损害产妇牙齿，提倡食物制作得软烂、易入口。

现代人则提倡月子期间的饮食要营养均衡，除了个别刺激性食物，产妇可以跟平常一样享用大部分食物。

“坐月子”期间的卫生要求，其核心内容是产妇的洗漱问题。相关记载表明，唐宋时期的产妇是可以洗漱的。唐代中医学还对月子期间产妇的洗漱提出要求，如孙思邈指出“坐月子”期间，“欲卧时洗面，临睡时洗足，食毕当漱口”，不过要减少洗漱次数；宋代陈自明在《妇人大全良方》中提出月子期间洗漱时不能“脱衣洗浴，或冷水洗濯”。而唐宋以后，却逐渐演变为禁止产妇月子期间一切洗漱，直到民国时期与1949年前后，民间还认为产妇必须要月子期满后才能洗漱。到了现代，随着医疗理念的普及，人们才开始解禁。

“坐月子”期间也有其他方面的卫生要求。古代人们认为产妇分娩及其相关的衍生物都是“污秽”的，所以要把产妇衣物、婴儿脐带和胎盘进行隔离处理。在清代，婴儿出生后，要用绢布包好脐带、胎盘置于瓦盆内，再埋到屋角；民国时期，中国大部分地区还流行把产后的这些东西包好放于床下，等月子结束再选择地点埋掉。

中国“坐月子”习俗的传统观念已深入人心，其重要性被民众反复提及，所以产妇在月子期间会下意识的遵从于此。而传统的“坐月子”模式，其本身也存在很强的科学性，现代医学理念也认可传统“坐月子”习俗中的大部分内容有利于产妇调节身心健康，如注意休养、避免繁重劳动，不吃辛辣食物等。所以有很多产妇并不愿意选择西式的产后护理方式，而选择传统坐月子模式。

传统坐月子模式是指坐月子期间，完全按照传统方式来坐月子。产妇要穿戴严实，门窗紧闭，避免下床活动、室外活动以及做家务，禁止洗漱，以防产妇在坐月子期间受凉，落下病根。在饮食方面，要食用有利于下奶的汤品，禁止食用冷的、硬的、咸的、生的、和酸的食物，禁止吃蔬菜、水果等等。

混合坐月子模式指在月子期间，保留部分传统模式中的内容、又接受部分现代科学理念的坐月子模式。衣着既兼顾传统观念防止着凉受风的原则，又不过分追求保暖，常通风保持空气清洁，并按照一定的频率去刷牙、洗澡等。饮食方面，不过分补充大量的营养，虽禁食凉性食物，但更注重饮食的多元化，允许吃蔬菜、水果等。

传统“坐月子”习俗中的大部分内容是人们世代累积的经验知识，与现代医学并没有产生较大冲突。如对产妇月子期间的食品属性、坐卧姿势等注意事项都有其背后的科学依据，并且月子期间的静养也在客观上减少了产妇的劳动量，为其身体恢复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因此传统月子习俗有利于女性产后休养，而现代医学在这些方面是缺位的。我们在明辨传统月子习俗中的合理内容后，将其传承并延续下去具有重要意义。

“坐月子”是女性向母亲角色转变的过渡期，其本身具有的礼仪性质能满足女性生理与情感的双重需求。在生理上，月子期使女性在产后集中调养复原身体，以回归正常生活；在心理上，女性向母职角色的转化并非一朝而就，其发展有准备期、冲突期、适应期、平和期四个阶段。“坐月子”可以帮助产妇从容应对角色转化中产生的各种生理与心理上的变化并尽快适应新角色，从而顺利进入人生新阶段。

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的家庭关系中，最具冲突和矛盾性的就是婆媳关系，而“坐月子”作为家庭生育的重大事件，在此期间，婆媳关系的矛盾性自动隐去，媳妇成为被照料的对象，婆婆也乐于承担相关责任与义务。此外，产妇在“坐月子”时也得到其丈夫与大家庭的支持和帮助。随着月子期家庭结构与观念的变迁，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变得更紧密、关系变得更融洽。

“过渡礼仪”是民俗学的一个根本理论，月子习俗作为传统生育习俗的环节之一，是女性在分娩后确立母亲身份、回归社会的一个过渡阶段，对新生儿来说，这段时间也是其确立性别、身份、社会角色的过渡阶段，他们都需经由过渡礼仪回归正常社会。《礼记·内则》记载了月子期满后，要选择吉日为新生儿剪发。这一天，妻子还要带着新生儿去见父亲，夫妇都须穿上新制的符合身份的衣服，父亲为孩子取名，然后把其名字通知族人，并记录在册，逐层报告给各州府。而在中国传统的“坐月子”习俗里，越早期的社会，其具有的礼仪性越强，越到后来，其仪式意义也越弱。

月子期的过渡礼仪还有“洗三”和“满月”。清代有的地方也称“洗三”为“三朝”，产妇分娩第三天，家中要举行仪式庆祝，届时要为婴儿沐浴，“洗三”的宴请宾客主要面向表亲戚，“始生子者，先以羊酒报于于外家，谓之‘报喜’。”“三日洗儿，抱见舅姑”。满月则为婴儿出生满一个月、也就是“坐月子”刚满月的时候，家中会举行隆重的庆祝仪式，办满月酒大宴宾朋，被邀请的人们带着礼物和祝福来为主人贺喜。满月不仅是“坐月子”的终点，也是母婴双方正式进入社会的象征。

“坐月子”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全球普遍存在的人类行为和文化现象。虽说现代的西方国家已采用现代产褥期护理方式，但在历史上，英美文化中也存在与中国“坐月子”相似的女性产后卧床（lying-in）的习俗。

首先，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早期历史中，也有跟中国月子习俗相似的文化和仪式，其主要内容为在产妇分娩以后，要通过一系列仪式再回归正常生活：一是将产妇安排于一个特定场所；二是产妇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受到行为限制；三是在这段时期结束之时，产妇与婴儿需通过特定的仪式来返回社会。

而在15-19世纪的欧洲，一些地区还有类似中国“坐月子”的习俗：产妇分娩和休息的房间不能通风，需封闭以保持温暖，在有关欧洲生育史的书籍中记载：“一生完孩子，妇女就会盖很多被子，被角都被塞到了床角，门窗之类都被严密堵死，甚至连钥匙孔都被堵上了”“为了防止着凉，她们的手臂甚至鼻子都不能露出来。”同时也要求产妇分娩后需卧床休养，两三个星期后才能下床活动或是洗澡。19世纪末，由于现代医学的兴起，人们意识到这种封闭的月子房很容易使产妇受到细菌的感染，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到了20世纪初，西方国家和地区已完全剔除了传统“坐月子”习俗中的不科学内容。

“坐月子”习俗与中医药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最为突出的例子是月子期间“天天吃鸡蛋”的习俗，鸡蛋仅为普通食品，但古今民众都强调“坐月子”要吃鸡蛋，从根本上说这一习俗源自于中医药文化：中医药学认为鸡蛋中含有一味中药叫鸡子黄，也即鸡蛋黄，其气味甘平、性质平和，具有通补气血、滋阴补肾等功效。在此文化影响下，古人早已认识到鸡子黄的药用价值，所以鸡蛋就成为产妇月子期间调理进补的药食两用佳品。

中国历代的中医药书籍也对月子期间产妇的身体调理、疾病防治方面提出很多论述并给出药方。隋唐的医学书籍已有专门的“妇人篇”，唐代《千金方》中，把“妇人”设为专科，对女性产后的调护和疾病预防做了很多论述，记录有多个产后调理、治疗的中医药方；宋代的《妇人大全良方》对产科疾病的认识又上升到新的高度，也对“坐月子”期间产妇“产后劳倦，伤败血气”的情况给出了“地黄、乌梅煎汤化下”等药方；而被称为“血块圣药”的“生化汤”，是由南宋医书《景岳全书·妇人方》提出，再经清代的妇产科专著《傅青主女科》作出系统阐述，成为了传统产妇月子期间的必服良方。

产翁，又称产公，指女性在分娩后，不去哺乳婴儿，而由新生儿的父亲坐月子、带孩子。产翁习俗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是人类社会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表征之一。其由来为：氏族社会由母系改为父系的时候，父亲在氏族中已占据重要地位，他们掌握了畜牧和农业方面的财产，为了继承这些财产，原本跟着母亲的儿子须转到父亲这边来。为了不违背孩子由谁孕育就归属于谁的老习惯，这些远古人类就产生了母亲生子父亲坐的办法，从而确立了父亲对子女的所有权。历史学家孙作云在其专著《天问研究》中指出，《天问》中的“伯腹禹”一句写的就是产翁习俗，意为鲧腹生禹，即父生子。清代袁枚在《新齐谐》中也写到：“广西太平府，獠妇生子，经三日，便澡身于溪河。其夫乃拥衾抱子，坐于寝榻。起卧饮食，皆须其妇扶持之。”“一如产妇，名曰产公。”产翁习俗在1949年后还存在于中国云贵地区一带少数民族中。

“小月子”是一种特殊的坐月子形式，指的是小产后的妇女也需要坐月子。小产是指怀孕28周内，胎儿自然或人为流产。中医认为，分娩是顺应自然规律的事情，犹如瓜熟蒂落，而小产则违背自然常理，犹如在瓜果尚未成熟的时候摘取。所以小产十分损害女性身体。明代医书《广嗣纪要》中写道：“小产甚于大产，瓜果生而摘之，岂不伤其枝蔓，养生可不慎哉？”明代王肯堂也在其著作《证治准绳·女科》中说：“妊娠日月未足，胎神未全而产者，谓之半产”，“俗叫小产”，“小产不可轻视，将养十倍于正产也。”人们很重视小产后的调理，被称为“做小月子”。

对“坐月子”的争议主要体现在中医与西医对此习俗的不同认识。西医认为，女性分娩以及产后的这段时间，其身体并不是有了疾病，而没有疾病，也就不需有对应的治疗。信奉西医的人也认为“坐月子”习俗对产妇的诸多限制是不必要的；而中医重视“未病先防”，重视身体的调养，认为分娩后的身体气血两虚，如不加以调理，会给以后的身体健康埋下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