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冠生（1887—1952），广东佛山市人，原名炳成，中华民国时期，上海上海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食品公司总经理，中国近代食品工业发展奠基人之一。

冼冠生出生在广东佛山一个裁缝家，早年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15岁时在上海市远亲开设的宵夜馆当过三年学徒。结婚后在上海开过餐馆，做过食品小买卖等。1915年，冼冠生与薛寿龄等人共同筹资3000元，在上海九亩地租了一个店面，取名为“冠生园”，经营自制的小食品。1918年，冼冠生和薛寿龄把冠生园增资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冼冠生任总经理。1920年，冠生园公司迁至上海南京路，九亩地原址改为冠生园老店。此后又开设多个分店，新建食品厂，规模不断扩大。1931年，冼冠生积极向外地发展，逐步在武汉、南京等大中型城市建厂、开店。使上海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初，与上海市泰康、梅林并称为上海三大食品厂，冼冠生也成为同行业巨头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冠生园漕河泾工厂毁于炮火。冼冠生几经辗转，最后将工厂迁往重庆市、贵阳等地继续生产，在大西南取得发展。抗战胜利后，冼冠生开始修复上海漕河泾工厂。1949年，准备向东南亚和美国发展，但由于当时经济混乱等诸多因素，计划未能实施。新中国成立后，冠生园的生产环境获得很大改善，并得到了政府的扶持。1952年“五反”运动时，冼冠生被控诉“资本家剥削”，他因不堪忍受，在上海跳楼自杀。

许敬评价冼冠生：“作为一名由赤贫无所凭借、赤手空拳却能奋斗到全国知名的企业家，其创立的品牌经历了百年风雨，至今仍被消费者所使用和信任，冼冠生身上任何细节，都是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冼冠生在1933年至1934年的《食品界》发表了长篇连载《三十年来冠生自述》，回顾自己的奋斗历程和成功经验。

冼冠生出生在广东佛山一个裁缝家，早年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因家境贫寒，仅上私塾数月便辍学，15岁时在上海市远亲开设的“竹生居”宵夜馆当学徒，三年期满后他离开竹生居，回家乡结婚。

冼冠生婚后把家人一起接到上海，在上海自己开了一个宵夜馆，但不到半年因生意惨淡而关门。后与朋友合伙开了家“冠香”粤菜馆，刚开始时人气鼎盛，但数年后又逐渐清淡，“冠香”也停业了。后来，又开过一家“陶陶居”，因为房屋拆迁的原因，不得已宣告停业。

创业初期的艰难并没有使冼冠生退缩，他从中总结了很多经验教训。为了养家糊口，冼冠生做起本钱小的挑担小买卖，他看到上海戏院门口的蜜饯、糖果等小食品生意很好，于是他就自制陈皮梅、果汁牛肉干等在戏院门口卖，很受欢迎。有一天，他发现一则香港特别行政区冠生园食品店倒闭的消息，对“冠生园”商标发生了兴趣。于是，他便在自家生产的食品包装纸上都印上了“香港上海冠生园”字样，这引起了新舞台戏院检票员薛寿龄的注意，并想与他合作开一家食品店。1915年，薛寿龄联系演员夏月珊等人，共同筹资3000元，在当时的上海南市区九亩地大境路租了一个店面，取名为“上海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

冠生园初创阶段，生产作坊就设在冼冠生家中。冼冠生身兼数，既要与家人一起承担生产上的主要任务，又要负责主持业务经营。在冼冠生等人的精心经营下，冠生园名气越来越大，经过数年时间，已开始走上正轨。原来合伙经营的组织形式和家庭作坊式的生产已不能适应需要，增加资本、扩大生产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18年，冼冠生和薛寿龄商量之后，共同向其他合伙人建议增资，在大家的一致同意下，冠生园的资本额由原来的3000元扩大为15万元。冼冠生和薛寿龄通过增资，把上海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董事会，冼冠生任总经理，邹梦梅为董事长。在斜桥局门路建立了一个食品工厂，把糖果和糕点作为经营重点，冠生园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很快便出现了蒸蒸日上的兴旺景象。

1920年，冠生园初具规模，冼冠生将公司总部迁到上海南京路，九亩地原址改为冠生园老店。后又在上海市区陆续开办了5个分店，同时在二马路设立批发发行所，从事批发业务，还在漕河泾建立了一个从事糖果、糕点、饼干等多种生产的新工厂。上海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在上海奠定基础之后，冼冠生又积极筹划向外地发展。1931年在发展计划确定后，他把冠生园的资本由原来15万再次增加到30万。通过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逐步在武汉、天津市、南京、杭州市等大中型城市建立起分店，分店之下再设支店、代理店，设一个食品厂，一个发行所，形成工商一体的食品企业。使冠生园在20世纪30年代初，与上海市泰康食品厂、梅林食品厂并称为上海三大食品厂。1936年，冠生源年产值达92万元，员工人数超过700人。此时，冼冠生还兼任兴华制面公司、冠美印刷有限公司董事兼经理，上海市商会监事、中国工业协会上海市分会监事、上海市饼干面包糖果食品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等，成为同行业的巨头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冼冠生的上海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受到重大冲击。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冠生园的漕河泾厂房被炸毁，沪内各支厂厂房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但冼冠生并没有气馁，积极响应国民政府工厂内迁的号召，将大批设备运往内地，在运输途中又有设备被日军飞机轰炸，损失惨重，冼冠生还是没有灰心，积极开辟新的经营渠道。冼冠生把业务重作部署，先在汉口，后转桃源县，最后将他的工厂迁往重庆市。1938年，冼冠生亲临重庆为冠生园重庆分店选址，重庆作为当时西南经济中心，再加上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经济颇为繁荣，冠生园在重庆的成功经营，为其向西南各大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1939年后又分别在昆明市、贵阳、成都市、泸州市等地开设分店，还在各分店所在地设立了十多个食品厂。至此，上海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在中国西南地区成功打开了市场，并在上海、杭州市等地建有农场，成为中国食品行业中名列前茅的大企业。

抗战胜利后，冼冠生利用在重庆及西南地区积累的一部分资金，开始恢复南京、汉口、杭州、天津市等地的分店，及修复上海漕河泾工厂。各地分店以及上海漕河泾工厂恢复经营和生产后，到1949年，冠生园在全国各地设分店37家，并计划向东南亚和美国发展。但是由于美国剩余物资倾销与中国国民党发动内战后所带来的通货膨胀、经济混乱所出现的困难，再加上冼冠生身体欠佳等各种因素，使上海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的业务大受影响，计划未能付诸实施。他在重重之困难之下，勉力维持到全国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冼冠生继续经营冠生园的业务。中共中央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冠生园的生产环境获得很大改善，并得到了政府及各方面的扶持，冠生园在新中国得到稳步发展。1952年“五反”运动时，一群父老乡亲控诉冼冠生“资本家剥削”，表示他们在工厂和农场待一年，“剥削阶级”只发给他们半年工资。冼冠生无法接受这个指控，随着批斗的深入，他越想越想不明白，心情愈发抑郁。同年4月21日，冼冠生因不堪忍受在“五反”运动中所遭受的打击，在上海跳楼自杀，享年65岁。

1933年，冼冠生接到日本森永糖果安尼普株式会社的邀请，率领12名上海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的骨干人员赴日参观，得到了28箱该会社赠送的样品，得到启发。回国后冼冠生与技术人员对这些样品作了分析，创制出制出了“杏华软糖”、“鱼皮花生”，成为国内的首创产品。

抗战期间，冼冠生以“食品救国”为口号。在1937年的淞沪会战中，冼冠生将面包、肉光饼、咸鱼、酱菜等食品送至前线，慰劳浴血奋战的将士。冯玉祥将军特地书写“现代弦高”四个字赠给冼冠生。

1934年，冼冠生邀请“电影皇后”胡蝶到大世界，为上海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的月饼展销会剪彩，并且请她与冠生园特大月饼合影。此后冼冠生将这张照片做成巨幅广告，上书：“唯中国有此明星，唯冠生园有此月饼”。

冼冠生在上海的事业取得成功后，在1933年至1934年的《食品界》发表了长篇连载《三十年来冠生自述》，回顾自己的奋斗历程和成功经验。

冼冠生对企业经营具有自己的既定方针，具体而言，包括三个立业之本和三个至上，作为冠生园生产经营指导方针。

洗冠生提出了一个“三本主义”：即“本心”“本领”“本钱”。“本心”是指事业心和责任心，要求全体职工把冠生园当成一种事业，齐心协力，务期成功，同时必须具有克尽厥职的责任心，重视食品与人的健康关系，要对人负责；“本领”指的是经营管理和业务技术的能力，要求搞好企业经营管理，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不断创新产品；“本钱”指的是资本和资金，要求共同开源节流，积累充足资金，以利企业发展。三者之间有内在联系，必须具有事业心和责任心，才能提高经营能力，并赢得越来越多的资本。因此，冼冠生要求企业员工将上海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作为共同的事业，同心协力，务使企业不断兴旺发达。而加强责任心又同食品工业的特殊要求直接有关。

三个至上，这是从三个立业之本引申出来的，内容为:“信誉至上、顾客至上、质量至上。”一是冼冠生一贯重视企业信誉，认为这是企业成败的根本，他强调:“售出商品必须负责到底，使顾客满意，这样才能吸引顾客不断惠顾。”二是对于顾客，冼冠生是十分注重服务质量的，他认为:“顾客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一点也不能怠慢他们”。

从九亩地到南京路再到全上海市直至全国，在上海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的成功路上倾注了冼冠生无数的心血。除了一贯坚持的循序渐进的经营方针外，冼冠生在管理和营销手法上也有其独特之处。（史全生主编《民国实业家列传》评）

冼冠生是一位白手起家的近代民族资本家，一位极具创造性的市场营销专家，一位交易模式的设计高手，他的交易故事可以为我们带来许多颇有价值的启发。（朱武祥/范家琛著《历史上的交易智慧 魏朱商业模式理论视角的解析》评）

冼冠生作为一个以技术入股的职业经理人，其成功之道便是:勤奋、精明、宽宏，这三者缺一不可。当然，从后人看来，冼冠生或许是精明过了头，或许是宽宏过了头，但无论如何，作为一名由赤贫无所凭借、赤手空拳却能奋斗到全国知名的企业家，其创立的品牌经历了百年风雨，至今仍被消费者所使用和信任，冼冠生身上任何细节，都是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许敬著《金融是本故事书》评）

1932年上海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在漕河泾建造新厂房时，在屋顶上安装了高达六米的巨型霓虹灯。当时有位要好的朋友向冼冠生提出:“耗费如此巨资，得不偿失。”可是有一天，这位朋友到杭州市办事，夜里乘沪杭火车返回时，在松江车站就看到了璀璨的“冠生园”三个大字，不禁由衷赞叹冼冠生为广告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