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是一门以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属于“公共选择”的范畴，可以定义为政治决策，或“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分析。政治经济学一词源自希腊语polis（意为“城市”或“国家”）以及oikonomos（意为“管理家庭或庄园的人”）。政治经济学具有实践性、建设性、人文性、阶级性等性质，主要学派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等。

政治经济学一词最早由法国人安·德·蒙克莱田（Antoyne Montchretien）在其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次提出。1776年，亚当·斯密推出《国富论》，标志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面世。19世纪20年代，古典政治经济学逐渐衰落，经济学开始历史性分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逐渐形成。1871年，标志政治经济学演进中的边际革命开始，发展到马歇尔时期，后形成政治经济学中的“新古典学派”。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0世纪初，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相互竞争的政治经济学流派中已占据主导地位。新古典经济学之后，政治经济学开始裂变为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20世纪60年代起，“政治经济学”又逐渐复兴于西方。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政治经济学（又称为西方政治经济学）逐渐形成。截至2010年，新政治经济学尚处于形成过程中，其体系结构并没有完全统一定论。

政治经济学以物质资料的生产作为研究出发点，以生产关系、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等为研究对象，是研究人类社会中产生经济活动的现象的科学，其根本任务是揭示经济运动过程中存在的经济规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包括科学抽象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矛盾分析法、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包括公共选择、市场失灵、剩余价值等。部分学者对政治经济学的名称、定义、阶级性质等内容存在不同争议。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是一门以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属于“公共选择”的范畴，可以定义为政治决策，或“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分析。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的规律。学者一般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学科，亦或定义为研究政府、利益集团与市场关系的学科。

20世纪30年代初，建立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得到广泛支持。人们认为，研究所有一切经济形态的根本特点，它们的发展、灭亡和由一种经济形态向另一种经济形态过渡的规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叫广义政治经济学。狭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它的任务是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

法国重商主义者安·德·蒙克莱田在《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中指出，政治是指国家范围或社会范围的意思，而政治经济学则是指研究国家范围和社会范围的经济问题。该概念突破了原来只局限于研究家庭经济或庄园经济的概念。

建立公共选择理论的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为了设计合适的法律和立宪约束而构造相互作用模式的科学。

奥特（Alt）与谢普斯勒（Shepsle）将政治经济学定义为有关政治与经济制度的理性决策的研究，强调以理性参与者为基础的可观察的微观基础。

卡尔·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资本论》中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学说，它的目的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经济学”一词源于希腊语“oikos”（意为“家庭”）和“nonos”（意为“原则或法”）。作为家庭管理的原则，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以可用的资源实现个人目标。在此基础上，经济学有时被定义为有关理性选择的科学或有关以稀缺资源实现既定目标的科学。而“政治学”一词源于希腊语“polis”，意为“共同体或社会”。

政治经济学一词源自希腊语polis，意思是“城市”或“国家”，以及oikonomos，意思是“管理家庭或庄园的人”。因此，政治经济学可以被理解为在考虑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同时，研究如何管理或治理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学”一词最早出现于17世纪，是由法国人安·德·蒙克莱田（Antoyne Montchretien）在其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次提出的。

实践的观点，即认为理论依赖于实践，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为实践服务，又由实践检验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建立在这种认识论的基础上。实践性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性。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也可说是一门实践的科学。一切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已有的结论、观点或意愿出发，占有浩瀚的文献资料，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英国，作为解剖和阐述的例证，这就是卡尔·马克思所创立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客观基础。

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性既决定了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性，也决定了它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设性。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竞技运动的规律及其必然走向灭亡的发展趋势。因此，它必定有助于指导革命群众在实践中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和政策，批判和推翻资本主义剥削经济制度，显示出它的批判性。政治经济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规律、商品生产社会的一般规律，尤其是它的科学方法可以指导人们进一步认识新社会的经济运动和发展规定。因此，它必定有助于指导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制定经济建设的战略、策略和政策，显示出它的建设性。

政治经济学的人文性，除了表现为某种阶级性之外，也可以表现为一定的国度性。理论经济学人文性的另一种内涵，便是以人为本，表现为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借用学术界公认的“高雅文艺”与“通俗文艺”的说法，理论经济学属于经济科学中的“高雅学科”。其人文性应大大高于一般的应用经济学，才能代表着一个国家经济思维的成就。同时，强调政治经学的人文性、反异化和人本主义，同强调其强国富民的功利性是可以统一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经济科学，是一门具有强烈阶级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是指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反映一定阶级的意志和要求，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政治经济学之所有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是由它的研究对象决定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而社会生产关系归根结底是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研究生产关系必然直接触及各个阶级的切身经济利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触及了各个阶级的根本利害关系，从来就是具有强烈阶级性的。

政治经济学的萌芽在中国古籍文献里的“经济”一词是指“经邦济世” “经国济物”，即“治国平天下”之意。在现代日常用语中，“经济”常有“合算”“实惠”“节省”“便宜”之意。而在学科含义中，“经济”已演变成通常所指的人类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活动和过程，经济学则是指研究人类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活动和过程的经济关系及运行规律的学科。

从现有的文字记载看，西方最早出现的经济思想产生于古希腊。历史上最早提出“经济”一词的是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公元前430—公元前355年）。色诺芬在他的著作《经济论》中，阐述了从耕种到收割、从家务到田间劳动，以及奴隶主是如何管理组织庄园经济生产的问题的。该书最早使用的“经济”一词是指奴隶主的“家庭管理”。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一公元前322年）进一步发展了色诺芬的家庭管理思想，并在其所著的《政治论》一书中，说明“家庭管理”与“货殖”这两种生财方式的区别；他在《伦理学》著作中，还对商品价值形式和等价交换等问题发表了深刻的见解。在中世纪的欧洲，被誉为“神学泰斗”的阿奎纳在《神学大全》一书中分析了公平价格、货币、商业、利息等问题。

但受封建统治和经院哲学的束缚，中世纪欧洲的经济思想并未得到实质性的发展。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政治经济学”术语的是法国的重商主义者安·德·蒙克莱田（又译为孟克列钦）（1575—1622年），他在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第一次公开使用这个概念。当时使用这一名称是为了说明他所论述的问题已经不是家庭管理问题，而是涉及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的问题。同时也包含了他向国王和王太后的建议和献策的内容，既包括经济问题，也包括国家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但重商主义者最先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时，政治经济学还只限于研究流通领域的个别经济现象，并没有成为独立的经济学科，伴随着西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各个学派对政治经济学都赋予不同的研究内涵，形成了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认识。

1755年，政治经济学第二次出现于让-雅克·卢梭的一篇论文《政治经济学》中，该论文刊登于《大百科全书》。但卢梭只把经济看作理政术的一部分。政治经济学的英文用法最初见于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在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探究》一书。在该著作中，经济摆脱了政治，出现了独立的经济科学，但斯图亚特没有明确说明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

古典政治经济学，又称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于19世纪初。它是代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标志着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逐渐形成，并发展成为专门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理论学科。因此，卡尔·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英国古典经济学由威廉·配第创始，亚当·斯密是集大成者，到大卫·李嘉图时代结束。在法国，古典经济学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在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

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简称《国富论》）。该书把一国经济视为一个统一体，强调在国民财富增长中工业的主导作用，揭示了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内在运行机理，提出了“市场力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等著名理论。《国富论》是人类第一部系统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划时代的著作，先后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并广泛流传至今，它标志着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面世。

古典经济学反对封建制度，对当时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和矛盾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探讨，为以后经济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古典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和建立了劳动价值学说，为后人研究“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基础；研究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和规律，探讨了发展市场经济、增加国民财富的富国裕民之道；不同程度地研究了剩余价值的具体形态（利润、利息、地租）问题；对社会再生产和流通进行了初步分析，也对分工、货币、经济危机、国际贸易等理论作了重要论述。这些内容在政治经济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古典经济学有许多重大的关键性理论没有得到解决（如等价交换与价值增殖的矛盾等），同时由于存在阶级的局限性，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永恒的社会制度，因而他们的理论有时带有辩护性因素，从而不能彻底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

19世纪20年代，古典政治经济学逐渐衰落，经济学开始了历史性的分野。由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具有科学和庸俗的两种成分，在它以后沿着这两种成分逐渐形成了两个发展方向，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二者都把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自己的来源，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评价和汲取各有不同。西方经济学自身也经历了不断的演变过程，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流派。

1871年，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C. Menger）和英国的威廉姆·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分别出版了《国民经济学原理》和《政治经济学原理》。1873年，法国的里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出版了《纯粹经济学要义》。这三本书被公认为边际主义的开山之作。他们在事先没有联系的情况下几乎同时提出了效用价值论，提出商品的价值不是取决于劳动的消耗量，而是取决于主观评价，这就是效用价值论或基数效用价值论。由于效用价值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不同，西方学者也因此把1871年称为“边际革命年”。通过边际革命，发展到马歇尔时期，最后形成了政治经济学中的“新古典学派”。

新古典经济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方法和基本理论加以修改和否定，利用边际效用和边际生产力的概念去分析经济问题，提出在存在竞争的市场上的各种生产要素价格，都是取决于边际供求关系；强调产品和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的定价与资源的稀缺性相关。为此，他们建立了一种从各个市场来进行供求关系分析的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新古典经济学家以供求决定价格的基数效用价值理论来代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以和谐的经济体系的情景代替阶级冲突（或矛盾）的理论，从而美化了资本主义。他们认为，只要采取完全竞争，通过市场力量，资本主义经济自然会达到充分就业均衡，不至于发生生产过剩，不会出现经济危机和大量失业等情况。

新古典经济学在马歇尔之后，经威克塞尔（K. Wicksell）、阿瑟·庇古（A. C. Pigou）、缪尔达尔（G. Myrdal）、哈耶克（F. A. V. Hayek）、约翰·凯恩斯（J. M. Keynes）、保罗·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格里高利·曼昆等一批经济学家的努力，构建了一个体系完备的西方经济学（微观和宏观）理论框架。20世纪初，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相互竞争的政治经济学流派中已占据了主导地位。由于奥地利和英国经济学家的分歧，新古典经济学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传统：奥地利经济学派和剑桥大学经济学派。新古典经济学之后，政治经济学开始裂变为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济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思想和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对M理论的新贡献。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批判地继承当时人类已有的相关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古典哲学的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创立的科学世界观，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合理内核，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提供了理论来源。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科学因素，搜集和研究了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大量材料，详细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亦产生着重大影响。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亨利·德·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空想社会主义批判、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弊端、祸害，揭示资本主义的矛盾，并提出一系列未来社会的美好设想。但由于他们不能阐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不能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他们寄希望于资产阶级中的明智之士接受他们的方案，以期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这是不现实的。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科学成份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以此为基础，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第一次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指明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最根本、最本质的关系；第一次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不是物，而是物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全面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支配物质资料生产、交换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品分配的经济规律。马克思主义使政治经济学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点和客观要求，它深深地植根于现实经济运行的土壤之中。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封闭的、静止的、凝固的学说，也不是某种教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实践的、发展的、具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科学。

卡尔·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继承历史上经济学特别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成果，通过对人类经济活动的深入研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成为为广大无产阶级服务的学说。

20世纪以来，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得到了补充、丰富和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对俄罗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约瑟夫·斯大林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也阐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经济规律。毛泽东在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后，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后，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一些东欧国家则先后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试图寻找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新路子。

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进行深刻剖析，科学分析了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对近百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进行了认真的总结，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理论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重要发展。在进入21世纪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理论高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理论体系，涵盖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多个学科的内容。它在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方面，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发展问题不只是生产力问题，离不开对生产关系的分析，两者结合在一起分析产生的理论才能准确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研究生产关系又研究生产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优势所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中国各族人民，全面审视国际国内新的形势，总结实践、展望未来，成功驾驭中国经济发展大局，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原地区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中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立足大局，把握规律；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决扫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坚持适应中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相机抉择，开准药方，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革产生深远影响；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行动指南，对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以新时代重大发展问题为导向，意味着基于新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过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翻版，而是对它的继承、创新和发展。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实践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统筹把握华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重大贡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谱写了新篇章、开辟了新境界，是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尽管从19世纪末以来，随着边际革命以及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家们更重视对经济现象的实证分析，不再侧重对国家政策的分析，政治经济学的数理化、计量化、均衡化、边际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有必要将政治经济学改称经济学。但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政治经济学”又逐渐复兴于西方。20世纪60年代，芝加哥和弗吉尼亚的一些经济学家用“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来表示以公共选择理论为核心的一些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政治经济学（又称为西方政治经济学）逐渐形成，是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政治问题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它既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属于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

1992年，诺贝尔奖得主加里·斯坦利.贝克尔（Gary S. Becker）利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对家庭、教育、歧视、犯罪等社会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分析，在西方被称为将新古典经济学用于非经济分析的第一人。加里·斯坦利.贝克尔把经济学分析方法应用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做法代表了相当一批大师级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倾向。例如，建立公共选择理论的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新制度经济学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奥利佛·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等，他们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广泛运用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甚至有人提出用经济学的方法统一整个社会科学。这些自称或被称为政治经济学家的学者们将注意力集中于政治与经济的互动研究，并且延展到分析社会、文化及其他各种因素（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与经济的相互影响。因此，人们将这部分学者的理论称之为“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经济学）。

截至2010年，新政治经济学尚处于形成过程中，其体系结构并没有完全统一定论。不同学者对于它研究的对象、范围、主题的界定也不一致。一般认为新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三个方面的关系，即：社会和个人、政治和经济、国家和市场，并再次基础上研究政策选择、发展、环境、经济转轨、国际组织、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关系等问题。政治经济学已发展成为最活跃的学术领域之一。它以早期的公共选择学派、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和博弈论等研究为基础，通过纳入理性投票者、派性与政客等范畴，使研究进一步发展。政治经济学中的理性人生活在市场经济当中，并参与了政治活动。

物质资料生产的基本要素人类的生存、享受、发展这三大基本需要，以及人类从事的政治、军事、宗教、艺术、教育等活动，都必须以经济活动为基础。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是从物质资料的生产开始的。政治经济学正是以物质资料的生产作为研究出发点的。人类进行物资生活资料的生产必须具有一定的条件。从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全部历史来看，人的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过程物质资料生产活动，是与分配、交换、消费活动分不开的。所以，广义的生产是生产（即直接生产过程）、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统一体。其中，生产起决定作用；而分配、交换、消费则反作用于生产。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人们所从事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从来都不是任何个人的独立行为，而是以团体的、互相协作的形式进行的。这就是说，人们在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时候，必然要结成一定的人与人的社会生产关系。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就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社会生产关系也是社会经济关系，它决定着社会面貌、社会性质、社会上层建筑，是一切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在阶级社会，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物质利益关系。生产关系有狭义生产关系和广义生产关系之分。狭义生产关系是直接的生产关系，如企业里的生产工人、中间层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经理、厂长、董事长等之间的关系。广义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中形成的诸方面的关系，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在内的生产关系体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广义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和核心。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着人们在社会生产中不同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又决定着劳动产品的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因此，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有什么样的人们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中的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发生变化，将决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关系的发展变化。分析任何社会生产关系都不能离开所有制关系，而要真正弄清楚所有制关系，又只能是全面分析社会生产关系后的结果。

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包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两个层面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生产关系、解释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就不仅要研究社会生产的各个方面的内容，而且要研究社会生产关系体系中各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揭示其本质。经济制度是指一定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中，通常都存在一种以上的生产关系，其中居于统治地位的那种生产关系构成该社会的经济制度，它决定该社会的经济性质，支配和影响着其他生产关系的发展。当今各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从本质上可划分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体制是一定的生产关系所采取的具体组织形式和经济管理制度，即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组织、安排、管理经济活动的具体形式，如经营管理体制、生产过程中人员组织与管理体制、市场流通体制、国民经济调控体制等。经济体制所要解决的是如何占有、如何运作的问题，经济体制的状况如何，对于社会经济的运行与发展，具有直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

研究生产关系必须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两对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推动了社会形态的更替。因此，研究社会生产关系不能孤立地去研究，需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

政治经济学和自然科学是不同的，它们之间的惟一联系是政治经济学把自然规律中的一部分作为前提或资料，使之成为推理的基础，由此寻找出这些活动引起和协调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所以，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在于，政治经济学把自然科学作为既定的前提，但不是作为结论。经济学家之所以要研究自然规律，主要是因为自然科学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现象与经济科学本身。

政治经济学也不同于心理学。政治经济学也在一个更加广泛的领域里研究人的感觉、思想和愿望，但它是从人作为社会成员的角度来研究的，而不像心理学那样是研究个人的心理行为。政治经济学研究人的心理是为了发现隐藏的经济规模本身。但由于政治经济学涉及到人的感觉、思想等因素。所以，它与心理学的关系与自然科学密切。

政治经济学也不同于政治学。人的社会经济关系不等于政治关系。政治经济学只有在论述某些问题时才作为某种政治因素下的特殊成员加以考虑。

经济活动是指导人类进行生产和分配，以满足人的需求，并能进行交换的人类活动。因此，政治经济学可以定义为研究人类社会中产生经济活动的现象的科学。

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但绝对不是研究它的表面现象。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任务是揭示经济运动过程中存在的经济规律。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就是经济规律。经济规律是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不管人们主观上是否认识经济规律，它总是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可以通过实践，发现、认识和利用经济规律来指导开展经济活动，但不能创造、改造和消灭经济规律。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和最根本的方法论。运用它们来研究和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其具体方法主要体现为科学抽象法、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矛盾分析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等。此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体系还包括归纳和演绎法、分析和综合法及系统论的方法等。

科学抽象法是从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揭示本质的重要方法。科学抽象法就是人们通过系统而周密的调查研究，通过抽象思维的能力，对大量复杂活跃的经济现象进行思维加工，舍去外部的、偶然的、非本质的联系，揭示其内在的、必然的、本质的联系。首先，要形成经济范畴。经济范畴是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所作的本质概括，它包括对经济事物所规定的名称术语，以及对这些名称、术语所阐发的基本定义或解释。在科学概括经济范畴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形成反映经济范畴之间内在联系的基本原理及理论体系，揭示出生产关系和竞技运动的规律。

科学抽象法一般包括相互联系着的两个方面，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它的叙述方法。研究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方法。它要求从具体的经济事物入手，详细地占有素材，通过思考分析，上升对其本质的抽象理性认识。表述研究成果时的叙述方法恰好相反，是由理论的抽象外化到经济生活的具体形式，把本质还原为现象的方法。这种叙述方法是从经济事物的最普遍的共同本质出发，一层层地分析阐论，逐步向经济生活的现实扩展和推导，来说明社会经济中各种主要关系及规律，于理性概括中再现历史的真实。

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思维的逻辑进程再现了历史的发展进程，是逻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的统一。逻辑的方法，指政治经济学在构筑其理论体系时，是将经济范畴及有关的理论观点合规律地按照从简单到复杂、由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进行揭示。历史的方法则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和发展的真实进程，来研究和表述经济过程和经济现象的发生、发展和演化。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研究方法上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矛盾分析法就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研究和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方法。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把它运用于分析社会经济现象时，要求深入了解各种经济现象内部和它们之间所包含的矛盾，矛盾双方的状况和变动的趋势，矛盾解决的条件和途径，以及矛盾的转化问题。既要分析各个社会形态普遍存在的社会基本矛盾，又要研究每一社会形态生产关系的特殊性质和特有矛盾的运动规律，还要研究某些社会形态共有的矛盾和一般规律。

为了充分揭示社会生产关系的内在本质和运动规律，必须从质与量两方面进行考察，把定性分析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不但要运用唯物辩证法，从社会经济生活和经济关系的内在联系和矛盾运动中揭示生产关系的基本性质及历史趋势，即进行定性分析；而且要运用必要的统计和数学方法，来揭示经济关系及其发展变化中具有规律性的量的规定和界限，即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这尤其是深刻认识和有效利用数量关系日趋复杂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重要前提。

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亚当·斯密（1723—1790年）出身于一个海关职员家庭。他曾任格拉斯哥大学教授、校长和海关专员，是古典经济学最主要的代表。其代表作是他倾注了十年心血于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简称《国富论》）。该书把一国经济视为一个统一体，强调在国民财富增长中工业的主导作用，揭示了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内在运行机理，提出了“市场力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等著名理论。《国富论》是人类第一部系统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划时代的著作，先后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并广泛流传至今，它标志着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面世。

亚当·斯密继承和发展了以前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第一次创立了比较完备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分工理论；交换理论；货币理论；价值理论；工资理论；利润理论；地租理论；资本理论；经济发展因素理论；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

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出身于犹太族的资产阶级家庭，他是英国金融界知名人士、社会活动家、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他的代表作是《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该书的中心是分配学说，他坚持以劳动价值论为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阐述了社会产品是如何在各阶级之间分配的，并指出工资、利润、地租都是工人劳动创造价值的一部分。他在著作中还提出了具有重大影响的比较优势原理的国际贸易理论。古典经济学反对封建制度，对当时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和矛盾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探讨，为以后M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期，（1818—1883年）和恩格斯（1820—1895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对的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创立的科学，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了一批对后人有重大影响的著作。主要代表作有《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资本论》等。其中，1859年6月马克思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过程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了科学的价值论，第一次明确地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这两个范畴，第一次使用了剩余价值这个概念，并分析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卡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资本论》的完成为标志。《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第二卷、第三卷在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第四卷由卡尔·考茨基整理后以《剩余价值学说史》为书名出版。《资本论》是迄今以来全世界以各民族语言出版传播最广泛的理论著作之一。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是十九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思想家，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一生著作颇多，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伦理学等领域，反映其政治思想方面的著作主要有：《论自由》（1859年），《关于国会改革的意见》（1859年），《论代议制政府》（1861年）和《功利主义》（1863年）等。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不仅是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还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来源。1848年，约翰·密尔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该书在西方国家享有巨大声誉，在此后的近半个世纪中一直是英美等英语国家的大学初级经济学课程的基础教科书。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1971-）是法国经济学家，代表作品有《21世纪资本论》（2013）等。托马斯·皮凯蒂作为研究收入不平等的专家，认为从缩小一直以来的贫富差距的角度出发，应该将焦点集中在劳动者的工资上。他主张若想改变贫富差距不平等的状况，必须针对富裕阶层的收入和资产征收高额累进税。2014年，托马斯·皮凯蒂撰写的《21世纪资本论》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托马斯·皮凯蒂本人也因此成为声名大振的研究收入不平等问题的专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见解可能会对全球经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是奥地利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的创立者和奠基人，他的主要经济著作有：《国民经济学原理》《社会科学和经济学的方法的研究》《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历史主义的谬误》等。卡尔·门格尔反对历史学派用经济史、统计学、经济政策来代替和取消理论经济学，承认经济现象是有规律性的，并主张用抽象的研究方法。他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中奠定了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基础，提出了边际效用决定价值的基本观点。

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 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逻辑学家，边际效用学派创始人之一，数理经济学派早期代表人物，其主要著述有《通货与金融研究》《政治经济学理论》《科学原理》等。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在著作《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提出了价值的边际效用理论，同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瑞士的里昂·瓦尔拉斯共同开创了经济学思想的新时代。

莱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1834-1910）是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洛桑学派的创始人、19世纪70年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边际革命”的倡导者之一。1873年，莱昂·瓦尔拉斯完成成名之作《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该书中建立的纯粹理论经济学或一般均衡理论，是莱昂·瓦尔拉斯应用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的基础。全书共分五篇，其主题是研究在自由竞争场合，各种商品包括生产要素及劳务等的价格同时形成的条件。这一理论的主要特色，在于以边际生产率理论尤其是边际效用理论为基础展开其一般经济均衡的分析，并应用数学方法加以表达。

加里·斯坦利.贝克尔（Gary Stanley Becker，1930-）是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199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其主要著作有：《歧视经济学》《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和个人收入的分配》《经济理论》《在生命周期中时间与商品的配置问题》《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家庭论》《犯罪经济学论文集》等。加里·斯坦利.贝克尔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将经济理论的领域扩大到以前属于其他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口学和犯罪研究的人类行为方面。他是最早发展人力资本理论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最早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对劳动力市场中的收入差异现象进行了分析，通过对时间配置的分析，提出了新家庭经济学中的一些观点，对诸如婚姻、犯罪、人口出生率、教育子女等问题做出了权威的解释。

公共选择理论指的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种思想。公共选择理论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使用可以解决很多以往无法解决的问题。该理论在西方国家产生，是由西方国家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结构衍生出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对经济的支配更加严苛，市场管理更加严格，虽然政府提供了很多资金支持，但是市场的萧条显而易见。在政府越来越强的干预制度下，市场经济发展缓慢。在此背景下，詹姆斯·布坎南等人对政治和经济研究之后，提出了公共选择理论。该理论指出了政府在经济方面的失灵，从而试图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公共选择被定义为对非市场管理的经济学研究。它把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研究工具用于研究集体的或非市场的政治管理过程中。它以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作为前提，依据自由的交易能使交易双方都获利的经济学原理，分析公众的公共选择，揭示政府管理行为，探究公共选择与政府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

公共选择理论具有两个方面的内涵：第一，集体性，个人的决策是不适用于这个理论的，只要是人聚集的地方就可以使用这个理论进行集体决策；第二，规则性，这是为了将大部分人的偏好集合起来，从而反映大部分人的意愿，集体中的表决也是为了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因此，这个理论具有一定的规则性。公共选择理论的适用范围十分广泛，例如教育、国防、分配、环境等方面。

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其研究的重点内容，政府并不是唯一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因此，为了给大众提供更好的服务，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可以将私营企业、慈善组织等机构纳入进来，从而打破官僚体制的垄断性。当公共服务组织数量和类型更多之后，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由选择公共服务组织，这样就可以实现不同组织之间的公平竞争，从而实现权力的分割。公共选择理论旨在提高公共服务的机构或组织的工作效率。

市场失灵理论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但在现实经济中，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理论上的假设前提条件苛刻，现实中是不可能全部满足的。由于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完全等因素存在，在公共物品领域，仅仅依靠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出现了市场失灵。哈佛大学Bator首次系统性地提出了市场失灵理论。从分配理论来说，市场失灵是指市场价格制度体系难以支撑“最优”经济活动或阻止“最差”经济活动。一项经济活动的“优”“差”采用明确或隐含的最大福利问题进行评估。后来经过阿瑟·庇古、马歇尔、保罗·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者的不断补充和深化，政府对市场进行财政干预的政策行为更加具有理性主义色彩。市场失灵理论从此取代约翰·凯恩斯主义理论成为当代主流财政理论。

15世纪以来，人类的历史进入了不同于以往的新阶段。手工业、工业主导的生产方式逐渐取代传统以农业为主导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带来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社会新阶层的出现，带来了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也带来了一个陷入绝对贫困的无产阶级和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显示。对于贫困和财富的同步积累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卡尔·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科学地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和本质，形成了剩余价值理论，为无产阶级理解自身命运、争取解放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

在内容上，可将马克思的资本与剩余价值理论具体划分为四个部分：一是货币转化为资本，主要叙述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二是剩余价值生产的第一种方法，即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三是剩余价值生产的第二种方法，即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四是综合分析剩余价值生产两种方法之间的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由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萧条、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石油危机爆发等因素影响，政治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应运而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国家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尤其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后，结构现实主义看到国际关系格局中的新变化，试图从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联结处起步，研究出一条新路，其代表著作是美国新现实主义者R.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争斗》和R.吉尔本的《国际关系中的政治经济学》。他们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以总体的宏观综合分析理论为依据，反映了当前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的总体格局及其相互关系。其基本理论有如下几个方面：

权力分配影响财富分配，而财富分配反过来又影响权力分配。同时，它们本身都处于剧烈的动态变化过程中，把两者结合起来构成解决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问题的新途径。

无论本国经济，还是国际经济，都包含着“双重经济”性质，即以经济一体化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和以落后的生产方式、封闭式的自给自足为特征的传统经济同时并存，导致“经济技术全球性相互依存与国际政治体系之间的冲突频起”同时并存的奇特现象的出现。

现代世界是一个“大体系”，各组成国家有机联系在一起并根据一定的规律进行活动。

“霸权”是指能够完全控制原料、资金、市场、竞争和影响国际社会和世界军事的一种手段。在这个前提下，一国的“霸权”出现，有利于建立稳定的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秩序，反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将陷入混乱状态。

新政治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公共选择理论、产权经济学、法律的经济分析、公共管制的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等6个分支学科的总称。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关注制度因素在经济中的作用，将之视为内生的因素而对不同制度按效率标准进行比较分析，并且思想渊源都可追溯到古典政治经济学。这6个学科在方法上不再进行描述，而是运用已有理论成果尤其是微观经济学分析新问题、新领域、新学科。它们通过应用相同的方法研究性质先沟通的对象即制度因素所进行的不同领域的分析，得出根本一致的结论：坚持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应该维护但也存在缺陷所以需要完善，这就维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

新政治经济学的各分支研究领域各不相同，其中的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与新经济历史学联系紧密。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是罗纳德·科斯、奥利弗·威廉森与道格拉斯·诺思（同时是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他们主要研究制度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其基础是交易成本理论。此外，公共选择理论作为新政治经济学中以经济学方法研究政治问题的最重要流派之一，也是西方新政治经济学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思潮，其代表人物主要包括：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戈登·塔洛克（G. Tullock）、邓肯·布莱克（D. Black）、安东尼·唐斯（A. Dowms）、威廉·尼斯坎宁（W. Niskanen）、约翰·罗尔斯（J. Rawls）、丹尼斯·缪勒（D. Mueller）等。

参考资料：

新古典经济学之后，政治经济学开始裂变为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

政治学是一门以研究政治行为、政治体制以及政治相关领域为主的社会科学学科。狭义的政治学研究国家的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广义的政治学研究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人类的任何经济活动或科技活动或其他的活动都必须在政治活动的范畴之内进行，因为任何人类活动都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而进行。政治学是社会科学中的极为重要的一个研究领域。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社会科学，讨论的是各种经济行为之间所隐含的因果关系，并且希望经过不断的摸索和伪证，提炼出有说服力的通则，即经济理论。经济学有两个研究领域：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研究家庭和企业等主体如何决策以及如何在市场中交易的问题。宏观经济学研究整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现象。围观经济学可以研究土地供应对住房价格的影响，进口产品对本国产品的影响等。宏观经济学可以研究政府增加税收的影响，国家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影响，如何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等问题。

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行为和人类群体的学科，社会学是从哲学中演化出来的一门现代学科，它以发展和完善人类社会结构和活动的知识体系，并将这些知识用于寻找和改善社会福利、贡献人类，让人类走向幸福生活为主要活动和研究目标。社会学关注社会的发展，社会学追求社会效益，注重实证方法。社会学涉及的方面比较广泛，包括人口学、社会迁移学、社会统计学、数据处理与软件应用等。这门学科所强调的关注社会发展，认识社会和服务社会，并要求要具有从综合方面、整体方面去分析社会现象，不能从片面的、单一的角度去理解和认识整个社会，并要求对多元文化具有一定的认识、理解和沟通的能力。

政治经济学的终极价值或伦理原则，是指个人与民族（国家）乃至人类幸福：幸福（与痛苦对立）；安全（与危险对立）；公平（与歧视对立）；独立（与依附对立）；自由（与桎梏对立）；平等（与压迫对立）；民主（与专制对立）；效率（与低效率对立）；分工（与包办对立）；合作（与单干对立）；科学（与蒙昧对立）；法治（与人治对立）；秩序（与混乱对立）；公开（与封闭对立）；宽容（与狭隘对立）；妥协（与斗争对立）；和谐（与冲突对立）；博爱（与自私对立）；健康（与疾病对立）；快乐（与沮丧对立）；富足（与贫困对立）；发展（与停滞对立）；尊严（与屈辱对立）；自我实现（与自我泯灭对立）。

政治经济学的次级价值或伦理原则，是指个人与各群体、各阶层、各阶级的乃至与民族（国家）方面：教育普及、机会平等、充分就业、物价稳定；择业自由、投资自由、贸易自由、表达自由；劳动神圣、资本神圣、财产神圣、创新神圣；市场公开、交易公平、赋税公平、分配公平；诚信守法、利益分享、消灭剥削、禁止压迫；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以人与环境和谐为中心；生产效率提高、工作效率提高、要素效率提高、行政效率提高；资源配置优化、国民财富增加；社会福利的普惠与增长；市场法制健全、商业法规完备、垄断受到限制、交易公平公开；社会财富的分配与公布的公平合理；每个个体的独立、安全、自尊、舒适、快乐、幸福、全面发展。

这些伦理原则或价值原则，是有人类历史以来人们的经验总结。人们逐渐发现，遵照这些原则来确定、规范人们之间的政治状态、政治关系、经济状态、经济关系、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无论何时何地的人们，最终都会使得自己与相应层级、范围的行为效率得到提高、再提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历史性学科，对无产阶级从事的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它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生产关系发生相应的变革；生产关系的变革又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人类社会就这样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中向前发展，它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同时也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和要求。

经济政策是以一定的经济政治条件为依据，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制定出来的。通过经济政策的实施，以达到预期目的。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时，必须提高执行政策的自觉性，需要用政治经济学武装自身，知道经济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从而提高执行政策的自觉性。

政治经济学是全部经济科学的理论基础，企业管理学、部门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计划经济学，都是以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的。要实行科学的管理，就要有科学的预测、决策，科学的计划和目标，科学的控制和调解，科学的措施和手段，这就要有科学的经济管理学。要掌握和运用现代经济管理学科学，就必须真正学好政治经济学。

自19世纪以来，随着边际革命以及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家们更重视对经济现象的实证分析，不再侧重对国家政策的分析，政治经济学的数理化、计量化、均衡化、边际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有必要将政治经济学改称经济学。威廉姆·杰文斯（William Stanloy Jevons）在1879年再版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中，就明确指出要使用经济学概念以取代政治经济学概念。将“政治经济学”改称为“经济学”的主要推动者是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他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指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乃是关于人类普遍日常生活的研究。检讨个人和社会行动的一部分，与取得或使用人类幸福上所必需之物质资料有密切关系。”从此，西方经济学家很少有人用政治经济学来指称自己的学说，“政治经济学”便逐渐被“经济学”所取代。此外，保罗·萨缪尔森在1976年出版的《经济学》第10版中也使用了“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字样，直到1985年出版的第12版中，才将“政治经济学”一词删除。

而当一些西方学者忙于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删除“政治经济学”一词时，另一些西方学者则仍坚持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并使“政治经济学”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复兴于西方，不过各位学者对“政治经济学”的含义、研究范围、研究方法都有不同的理解。

20世纪30年代初，建立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得到广泛支持。新产生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广义、狭义的含义，在这个问题上，当时苏联经济学界并未取得一致的认识。一种意见，认为每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就是狭义政治经济学，所有狭义政治经济学加在一起就是广义政治经济学。卢森贝说：“广义政治经济学没有和各个单独的经济理论的对象不同的某种特殊的研究对象。应当把它看成是后者的总和。”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把广义政治经济学和狭义政治经济学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阿·布罗什科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狭义政治经济学由于一定的历史阶段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广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它的进一步发展”，广义政治经济学是狭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的发展阶段”。

随着讨论的深入，人们逐渐把认识统一于这样的观点：研究所有一切经济形态的根本特点，它们的发展、灭亡和由一种经济形态向另一种经济形态过渡的规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叫广义政治经济学。狭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它的任务是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这种观点直到1990年仍然是苏联通行的对广义政治经济学和狭义政治经济学的看法。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中国经济学界关于经济理论的阶级性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樊纲认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级的。因此，不应该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理论。”二是崔之元认为：“追求理论的普遍性，并不等于该理论已经有了普遍性。在数学基础理论中，尚且有法国的布尔巴基学派、波兰学派等，难道经济学家们比数学家还更容易团结在一个旗帜下吗？”卡尔·马克思认为：“我绝不用玫瑰色描述《资本论》中出现的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的特殊性，必然会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例如，英国高教会宁愿饶恕对它的39个信条中的38个信条展开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1/39进行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