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纲，泰州市人，电磁兼容专家，教育家，中国环境电磁学（EMC）的开拓者。提出的“运用斯特罗夫函数确定单线回路间互感系数的计算公式”及“在强电线电磁影响下通信线上沿线感应电势及电流分布规律”被国际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采用，并纳入ccitt导则。长期从事电磁兼容技术研究，为中国电磁兼容技术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28年2月6日 出生于江苏省泰州市。

1946-1950年8月 在武汉大学电机工程系学习。

1950年9月-1952年9月 在沈阳东北邮电管理局市内电话处工作。

1952年10月-1953年7月 在张家口市通信工程学院外文系学习俄语。

1953年8月-1954年1月 在张家口通信工程学院翻译俄语教材。

1954年2月-1955年8月 在北京邮电学院筹备处工作。

1955年9月-1957年8月 北京邮电大学电信理论教研组任讲师。

1957年9月-1959年8月 在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访问进修。

1959年9月-1993年10月 北京邮电学院有线电工程系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3年11月至今 北京邮电大学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高攸纲，1928年2月6日出生于江苏泰州市。父亲是一位严谨的高中教师，要求子女认真读书、积极上进，对他日后刻苦攻读、严谨治学有深刻的影响。

1950年于武汉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后，就开始了电磁兼容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50多年的风风雨雨，他始终坚持把开展环境电磁学（EMC）及电磁兼容技术的研究当作自己毕生的追求，孜孜不倦地在这一领域里辛勤耕耘、拓荒，以其斐然的科研成果身于这一领域的佼佼者行列，被国内同行业的学者们喻为中国环境电磁学的拓荒者。1994年当选为联合国国际信息科学院院士，并兼任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USRI）电磁噪声与干扰委员会中国代表及中国分委员会主席、苏黎世国际电磁兼容系列学术会议顾问、中国电子学会及中国通信学会会士、理事、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电磁兼容分会主任委员、《电波科学学报》编委会副主任等职务，为中国电磁兼容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0年以来，他的研究成果先后8次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并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些成果是：“某导弹电磁脉冲破坏阈值的研究”，任子课题负责人，1992年获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某工程电磁脉冲防护研究”，任子课题负责人，1995年获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交流电气铁道对弱电机电设备的影响”，1980年获北京市学术成果奖；“强电线对地中金属管道的影响”，1984年获北京市学术成果奖；“关于CCITT 防护导则中电磁耦合基本理论的若干补充”，1986年获北京市学术成果奖；“关于CCITT防护导则中电磁耦合基本理论的若干补充——应用理论成果”，1987年获邮电部科技进步三等奖；“并行金属管线低频电磁耦合影响的研究”，1988年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通信电缆工程》，1996年获邮电部优秀教材三等奖。其中“并行金属管线低频电磁耦合影响的研究”成果被铁道部广泛应用于工程实际，从而避免了很多石油管线的迁改问题，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铁路工程投资。1985年被评为全国邮电劳动模范；1991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被美国传记研究院（ABI）列入近25年世界500名人录，并受聘为该院顾问委员会理事。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200篇，出版了《感性耦合与阻性耦合》、《屏蔽与接地》等专著。

高攸纲不仅对教学和科研孜孜不倦，在思想上也有执著的追求，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向党组织递交了申请书。他常对学生们说，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既要敬业，更要重德，德才兼备才能为国家建设作出更大贡献。多少年的风风雨雨，他争取入党的要求和努力始终没有改变过。他说：“没有党组织的培养，我就不能去国外进修；没有党组织的关怀，我就不能战胜疾病，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没有党组织的帮助，我便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1987年4月，高攸纲终于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心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高攸纲年逾花甲之后，仍然活跃在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活跃在国内外EMC的学术舞台上。作为中国Dell EMC的学术带头人，他仍在为促进中国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进行着锲而不舍的努力。他担任众多的国际学术职务，这不仅是他个人一生心血和汗水的结晶，也是中国人迈进这一领域科学前沿的象征。高攸纲先后参加了在布拉格、东京、里尔（法国）、多伦多、埃因霍温（荷兰）召开的URSI年会。更值得一提的是，自1990年以来，他作为大会主席，成功地筹备和主持了在北京召开的历届“国际电磁兼容学术会议”及“亚太地区环境电磁学学术会议”。1992年因成功地主持了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电磁兼容学术会议，于1993 年获得了跨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颁发的个人奖状。从他永远道不完的规划和设想中，让人明显地感受到他对科学永无止境的“夸父”般的执著追求。

50年代初，中国的环境电子学研究尚未开始时，高攸纲就结合本职工作和社会需要，开始涉足这一研究领域。1957年至1959年，他被派往苏联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中央邮电科学院及中央铁道科学研究院进修访问。他根据工程计算的实际情况，改变了在电磁互感系数的计算中分别运用三个近似公式的传统方法，率先将“斯特罗夫函数”运用于工程计算，从中分析推导出“确定单线回路间互感系数的计算公式”。此后不久这一研究成果就被CCITT国际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所采用，并在高压防护导则中推荐了此公式，纳入了CCITT导则。其后许多研究电磁干扰问题的国际权威人士都引用过此公式。这一成果的专题论文发表在当时的苏联电信杂志上，被列为这一领域的重要参考文献。在CCITT导则方面的重大贡献，奠定了他在Dell EMC研究领域的地位，并开始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1959年，高攸纲学成回到北京邮电大学后，继续从事环境电磁学的研究。当时，中国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刚刚开始，由于学校的实验条件有限，许多科研项目只能与其他单位合作。他先后与邮电部、水电部及铁道部所属的十多个科研单位合作过。为了测定输电线路对通信线路的影响，他坚持实地考察，足迹遍布全国许多地方。凭着严肃的科学精神，数以百计的反复试验，他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数据，致使“在强电线电磁影响下通信线上沿线感应电势及电流分布规律”的研究成果也被国际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所采纳，为中国这一学科领域后来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50年代至今，他一直从事环境电磁学和电磁兼容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电磁脉冲的作用及对其他设备的影响；强电线对弱电线的容性耦合、感性耦合和阻性耦合；电磁环境对人类及生态的影响；电磁兼容可行性研究；电磁兼容性设计及测试；电磁环境预测；城市电磁环境监测；计算机电磁能量泄射机理；天线与散射体性能；电磁场分布数学模型、地震电磁学等。

曾有同事这样评价高攸纲，工作是他的第一需要。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在他的人生信条中“工作永远是他的第一需要”。1979年的秋天，高攸纲患了膀胱癌。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对一般人来说，简直是无法承受的，而他却平静地对家属说：“不必惊慌，疾病的事就交给医生处理吧，我有自己的事。”在住院的日子里，校、系领导和同事们都去看望他，嘱咐他安心治疗，可他还是惦记着自己的工作，继续安排与水电部的科研项目，指导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在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下，他竟战胜了病魔，恢复了健康，又很快重返教学、科研的第一线。领导们一再劝他多休息一段时间，但他却说：“我不能停止工作，工作是我的第一需要”。“只要干起活来，一切都会被忘记，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工作。”就这样，他一边接受中医的气功治疗，一边开始了工作。系领导和同事们都深知高攸纲的脾气，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要他认准的事，就是再大的困难，他也会全力以赴地去克服并想方设法办成。

谈起高攸纲忘我工作的话题，他的老伴忍不住讲述了这样一件事：1980年春，手术后放疗治疗阶段，腹部的伤口愈合得很慢，可是他并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暑假期间他坚持要到成都市去参加学术会议。我很不放心，可深知他的脾气，也不好过分劝阻。那天早晨，我送他去民航，公共汽车挤得很，费了好大劲才上了车，他的伤口也被挤破了，流出了鲜血，我很担心，劝他别去啦。可他却不在乎，在机场的医疗室进行了简单的止血包扎，就乘飞机开会去了。说到这里，高攸纲笑着说：“那算不了什么。说来也巧，还真有点因祸得福呢，伤口一刺激反而结痂了，到了成都就慢慢地好了。看起来还是干工作好啊！”

他对自己的工作简直达到了如痴如迷的程度。在他与其他单位合作进行科研的过程中，对每一个实验数据都力求准确无误。为了测定输电线路对通信线路的影响，线路通到哪里，他们的实验就做到哪里，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祖国的山山岭岭。说到这一段艰难困苦的实验经历，还有这样一个小插曲。1976年的夏天，他去西安市做实验，抱着沉重的仪器上车时不慎跌倒碰破了头，当时正值唐山地震，人们看到他头缠绷带和那疲惫的样子，竟误以为他是从地震灾区来的。

高攸纲在北京邮电大学执教的50多年里，曾为本科生主讲过“通信线路”、“电磁场理论与微波技术基础”、“数学方程及特殊函数”、“环境电磁学”等课程，并为博士及硕士研究生讲授“环境电磁学”、“电气高压回路理论”、“高等电磁场理论”等课程。自1978年以来，他先后指导博士生20余人及硕士生30余人完成论文取得学位，还指导了2名博士后顺利完成任务出站。

说到教学这个话题，高攸纲说：“我出生在一个教育世家，父亲是教师。年幼时，常听他讲：‘当老师的决不能误人子弟，上讲台就要讲好，要对得起学生。’所以，我也很爱我的职业，讲课时，台下听课的学生越多，我精神越足，嗓门也就越高。我很喜欢给本科生讲大课，有人说‘教授教授，只研不授’，我却偏爱既研又授，今后只要工作需要，我还要给本科生多讲些课。”

高攸纲是有名的严师。谈到这个话题他会不假思索地说：“我一向对学生要求比较严。”并补充道：“很多年前，有一个山西省学生，我教的一门课他连续两次考试都没有通过，只好带着这个‘纪念’毕业了。”高攸纲不仅对本科生严格要求，对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更是如此，他要求学生们刻苦学习，注重实验，独立思考，一丝不苟。学生们在学校时对他又害怕又尊敬，毕业后则是深深感激和怀念。古训有道是“严师出高徒”，高攸纲常说自己就是受益者之一。他说：“上高中时我在父亲的门下就读，他对我们要求非常严，尤其是对我，到暑假时，要求我每天背诵一篇英文课文和一篇《古文观止》中的文章，所有的功课都要求我往前赶。后来我上大学的自觉性以及我从事科研的功底都是得意于‘严’字。“我对我所带的学生严格要求，其中有几个学生在校时常被‘严’得透不过气来，可后来他们到国外深造后，都来信感激我，说现在才知道受益无穷。”从高攸纲对“教书育人”的那份执著，我们不难品味到他乐于奉献，无私地传授知识的良苦用心。与他共过事的许多人评价高攸纲治学严谨、为人正直，但在他看来这是对一个教师最起码的要求。人们经常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的诗句来赞誉教师无私奉献的精神，用这句话来形容高攸纲也是再贴切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