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耘原名于会云，1912年生，河北黄骅县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受党的派遣来到冀东抗日根据地，任冀东行署公安局长。在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里，他积劳成疾，不幸于1946年11月病逝于迁安市常甸村。（当时行署公安局机关就在附近的比古村）。

黎耘原名于会云，1912年生，河北黄骅县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黎耘早在天津市就学期间，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和影响。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进而危及华北的时候，他不顾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的迫害，积极参加了反对日寇入侵，要求抗日的学生运动。继而使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真正解放者，只有跟着共产党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才是有志爱国青年唯一出路和神圣责任。1933年，他满怀革命热情，投笔从戎参加了张北抗日同盟军，并开始和共产党发生联系，1935年，被蒋介石阴谋破坏失败后，他接受党的任务在军阀部队中从事军事工作，后被发觉，在遭捕中逃出。以后根据党的指示在平津等地秘密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并担任天津民众抗日救国会执行委员。

1937年黎耘来到延安市后，先后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毕业后任青训班生活科长。1940年调晋察冀公安总局任社会科科长。从此，开始了他在党的公安保卫战线上与敌人斗争的战斗生涯。

1942年秋，正值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之际，为了巩固发展冀东抗日根据地，推动冀东抗日斗争的进一步发展，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派黎耘等同志来到冀东，负责组建各级公安保卫组织并任命黎耘同志为冀东行署公安局长。

当时，日寇为了摧毁冀东抗日革命根据地，动用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对我抗日军民实行残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实行全面的大扫荡。同时，日寇为了达到“以华治华”的罪恶阴谋，以各种手段利用、收买中国国民党反动派的地方武装和汉奸、特务以及反动会道门组织，疯狂地破坏抗日斗争的开展。面对日寇的烧杀抢掠，抗日军民与敌人进行了坚苦卓绝的斗争。同时，对那些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特务进行了严厉打击和镇压。但是，由于当时还没有锄奸工作的公安领导机构和具体政策，也出现了乱捕乱杀和错捕错杀的现象，对广泛争取各阶层爱国人士，确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带来一些影响。鉴于这种情况，黎耘深深感到，为了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在军事上对敌人的进攻给予狠狠地打击是十分必要的。但也需要从公安保卫工作上大力加强，以粉碎敌人的各种阴谋，确保抗日斗争的顺利开展。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有一支精明强干的公安保卫队伍和相应的公安工作机构。为此，他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立即开始了各级公安机关的建设和公安保卫干部的培养训练工作。

在当时环境异常艰苦，战斗频繁的情况下，他与训练班主任李东冶一起编写了公安干部训练教材，积极筹备公安干部训练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于同年底，在兴隆县驴儿叫村办起了第一期公安干部训练班。为了保证学习质量，提高学员工作素质，以适应当时公安保卫工作的需要，黎耘根据自己以往从事公安保卫工作的经验，结合当时工作的实际，对如何搞好公安工作，从理论到实际都做了认真的讲解。通过培训，使学员很快学到了公安工作的知识和在战争年代做好锄奸保卫工作的本领。也为在战争情况下如何搞好公安干部培训工作摸索出了经验。在他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努力下，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分别在冀东各地举办公安干部培训班5期，培训县、区级公安保卫干部100多人。这些经过训练的公安干部毕业后，很快被派往冀东根据地5个专署所辖地区的公安工作机构，在当时对敌斗争尖锐复杂的情况下迅速开展了公安保卫工作，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破坏与捣乱。也使各县、区的公安保卫工作机构得以建立并得到加强，为以后公安保卫工作的全面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公安工作越发显示了它的巨大威 力。

1944年，冀东区党委召开了公安保卫工作会议，集中传达学习了中央关于锄奸工作的九条方针和中央分局社会部的工作指示。会后，黎耘按照上级指示的精神，结合冀东工作实际，适时制定了公安保卫工作重点和具体任务，明确了公安保卫工作的具体政策，纠正了公安保卫工作中的偏差。在开展反国特、反伙会、反对反动会道门的斗争；在破获特务间谍、瓦解敌人营垒；在开展统一战线以及加强情报工作等几项重大工作中都取得了很大成效。

黎耘在从事公安保卫工作中，始终保持了头脑清醒、工作严谨的作风，为了检查指导工作，他经常冒着风险深入到第一线去。特别是在一些重大案件的处理中，他都亲自参与调查研究、分析案情，通过深谋远虑，制定周密破案计划。因而，在瓦解迁青平和丰迁的伙会组织；在粉碎敌人企图蚕食我根据地，勾结敌人向我进攻的阴谋，在摧毁汉奸组织、迷信团体企图暴乱投敌以及破获日特王枫案件等重大事件中都获得了成功，在保卫我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他的直接工作和领导下还巧妙地搞到了伪治安军唐山行营司令部冀东兵力部署图和唐山飞机场方位规模图。这些重要情报，为我对敌实施军事上的打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日本投降后，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妄图独占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发动内战，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各种阴谋，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思想觉悟，认清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战争的嘴脸，按照上级的指示，黎耘同志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起草了《关于全面开展反奸、清算、控诉、复仇运动》的文件。通过这一运动的开展，擦亮了广大军民的眼睛，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蓄意发动内战，妄图把人民重新推向战争灾难的阴谋。结合这一运动的开展，镇压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伸张了民族正义，保卫了革命胜利果实，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在严峻的革命斗争历程中，黎耘抛弃对家中的一切挂念，把全部精力都用于了革命事业之中，十年中与家中父母无有书信来往，直到34岁时才在根据地结婚成家，把个人的青春年华全部贡献给了革命事业。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黎耘勇挑重担，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始终保持了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同志赤诚相待，对自己的部下积极帮助、热情关怀，特别是在同志有了错误的情况下，总是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帮助总结教训，让他们尽快从错误中摆脱出来，改正错误轻装上阵。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都感到他是一位可敬可亲的好领导。黎耘在工作实践中，还十分注意培养和使用干部。当时有不少年轻同志在他亲手培养帮助下迅速成长为公安保卫工作的骨干，担起了工作重担，有些同志至今仍在公安工作战线和其他重要工作部门担负要职。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黎耘同志经历了各种艰难生活的考验，忍饥受冻，到处奔波还要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任务，这使他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影响。到1946年初，他开始吐血，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又坚持工作，身体变得越来越坏。后来组织上要他到后方休养，他婉言谢绝了组织上对他的关怀，以惊人的毅力坚持战斗在工作岗位上。

1946年，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撕毁停战协定，挑起了内战，开始了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冀东地区又出现了严重局势。为了粉碎中国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黎耘同志不顾重病在身，带领同志们穿过封锁线赶到路南地区部署工作。当他接到回行署驻地参加重要会议的通知，从路南返回时，病情进一步恶化了。途中又与敌人遭遇，他咬着牙坚持指挥战斗，摆脱了敌人，回到驻地时他已经不能走路，但他硬是让同志们用担架抬着参加完了会议。从此便一病不起。

在他生命垂危之际，黎耘同志仍然不忘党的工作，向前来看望他的冀东区党委领导李楚离、张明远表示：“我参加革命虽不算短，但自觉给人民做的工作太少了，原想病好后为人民作更多的工作，但恐怕没有希望了……”1946年11月27日，冀东人民的忠诚保卫者，公安工作的创始人，黎耘同志逝世了。

黎耘同志逝世后，人民群众怀着极大的悲痛参加了追悼会。他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尚品德，为保卫人民利益出生入死的英雄事迹，鞠躬尽，死而后已的革命精神，在冀东人民群众中筑起了一座丰碑，他的革命功绩在冀东革命斗争的历史篇章中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