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光》（Thappad）是一部2020年的印度印地语剧情，由安布哈雅·辛哈执导，塔丝·潘努主演。该片于2020年2月28日在影院上映，讲述了一个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在公众场合被丈夫打了一巴掌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婚姻的故事。影片受到了观众和评论家的积极评价。

阿姆丽塔·桑杜和维克拉姆·萨巴尔瓦尔是一对幸福的夫妇。阿姆丽塔是一个活力四溢的家庭主妇，她的日常生活就是照顾维克拉姆和家务。他们为了庆祝维克拉姆的晋升举办了一场家庭聚会，这次晋升将使他们搬到伦敦。然而在聚会期间，维克拉姆得知他的晋升合同因为他经验不足的下属（他的老板的亲戚）而受到威胁。愤怒的他与他的上司拉杰汉斯发生争执，指责他背叛。当阿姆丽塔试图打破争执时，维克拉姆在众人面前打了她一个耳光。这个事件让她震惊，她开始意识到她以前忽视的所有小不公平，并承认维克拉姆打她并不是一个尊重她的丈夫会做的事情。更糟糕的是，维克拉姆拒绝为他的行为负责，他说他当时很生气，她挡了他的路，这种事情有时候会发生，这是正常的。

无法“忘记并继续前进”，如所有人建议她的那样，阿姆丽塔离开了她的父母的家，这导致她和维克拉姆之间的争吵。他发送了一份法律文件，强迫她回家。当她拒绝时，她的律师内特拉·贾辛格，一位知名的律师，向她解释她的选择是和解，申请法律分居，或者离婚。她选择了离婚，这让她的家人和亲戚都感到震惊。阿姆丽塔并没有要求赡养费，也没有提出家庭暴力指控；她的立场很简单，维克拉姆没有权利打她，即使只有一次。她解释说，她只要求得到尊重和幸福，而那个耳光让她意识到她并没有得到这两样。

当阿姆丽塔发现自己怀孕时，事情变得复杂了。维克拉姆和他的律师普拉莫德·古杰拉尔得知她怀孕后，开始玩弄阴谋。他们对她的精神稳定性和诚实度提出虚假指控，并对阿姆丽塔提出无理的指控，试图恐吓她，获得未出生孩子的独立监护权。受伤的阿姆丽塔决定对维克拉姆提出家庭暴力指控，除非他同意共同同意离婚和共同监护他们即将出生的孩子。

维克拉姆和因德尔·古杰拉尔同意阿姆丽塔和内特拉提出的条件，达成共同同意离婚的协议。与此同时，维克拉姆的老板阿胡贾告诉他，他将得到晋升。在私下祝贺他时，拉杰汉斯告诉维克拉姆，聚会之夜发生的事情是他的错。

阿姆丽塔在两个家庭的面前向她的婆婆苏拉克沙纳解释，她受伤的是，在他打她的那个晚上，家里没有人来看她，也没有人问过她是否没事；他们没有让维克拉姆负责，告诉他他错了，或者建议他道歉，而同时只是告诉她忍受，以保持和平。她提到，在努力让维克拉姆和所有人都快乐的过程中，她失去了自我认同感。苏拉克沙纳为家人的错误道歉，承认他们根深蒂固的厌女症，并告诉阿姆丽塔，她为自己站出来是正确的。

在整部电影中，阿姆丽塔的旅程与内特拉和萨巴尔瓦尔家的女佣苏尼塔的旅程交织在一起，她们意识到她们也被她们的丈夫伤害了。她的行动帮助她们找到了面对问题和寻找解决方案的力量。电影还展示了阿姆丽塔的邻居，单身工作妈妈希瓦尼·冯塞卡，以及阿姆丽塔的舞蹈学生萨尼亚的生活片段。

当阿姆丽塔和维克拉姆在家庭法庭上见面，最后确定他们的离婚时，维克拉姆意识到他错了，并向她正式道歉，告诉她他拒绝了晋升并辞去了工作。他大声疑惑，为什么他曾经认为他有权打她或以任何方式不尊重她。他解释说，他将从头开始，试图成为一个值得她的人。他们完成了手续，带着重新振作的希望各自离开。

《耳光》在首日国内票房收入为276万印度卢比。第二天，电影收入505万卢比。第三天，电影收入576万卢比，首周末总收入为1357万卢比。截至2020年3月19日，电影在印度的总票房收入为3513万卢比，在海外的票房收入为864万卢比，全球总票房收入为4377万卢比。

电影于2020年5月1日在OTT平台亚马逊Prime Video上提供流媒体播放。

电影受到的赞誉主要集中在其社会信息、剧本、导演和表演，但被批评其节奏过慢。在评论聚合网站烂番茄上，该片根据14条评论，获得了93%的好评率。电影上映后，拉贾斯坦邦警方分享了电影的海报，并附上了报告家庭暴力的热线电话。

在男尊女卑现象仍很严重的印度，出现《耳光》这样的电影相当难得。影片告诉观众，如果丈夫给了妻子一记耳光，那意味着感情、家庭和完美生活的破碎。这是一部令人不安的电影，因为它揭示了生活的真相，每句对话都像锋利的刀刺穿身体。女主演塔丝·潘努呈现了她迄今为止最好的表演，对幸福和忧伤的描绘细腻动人，观众能感受到她的情绪，和她一起哭泣。这部电影至少让人明白一件事，无论如何，人类没有权利在精神上或身体上伤害别人 。（《环球银幕》评）

在该片中，导演将女性身份置于探讨中心，从性别地位和内部觉醒两方面出发，描摹了印度女性在遭遇男性压迫后，为建构自我身份所做出抗争的故事。女主人公作为家庭主妇从压抑到觉醒的过程，反映了女性身份层面发生的变化，以此构造了女性从失语到觉醒，从被凝视到自我认同，最终完成印度女性找回自身主体价值的身份重建。相较于之前的印度女性电影，该片走出了女性冲破生存困境，塑造本真“自我”的第一步，但对于身份的建构却并未做到在社会中体现主体价值 。（《大众文艺》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