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增长是指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财政支出水平随之提升的一种现象。财政支出增长边际倾向通常用MGP表示，它反映了财政支出的增长额与GDP增长额之间的关系，即当GDP每增加一个单位时，财政支出相应的增长幅度。

当今，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已经成为第一大开支项目。阿道夫·瓦格纳将财政支出与人均收入增长对比，认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人均收入增加的情况下，财政支出也同样会增加。当人均GDP为Y1时，财政支出占人均GDP的比重为Ga，当人均GDP为Y2时，财政支出占人均GDP的比重为Gb，可见，政府的财政支出是随着人均GDP增长而增长的，这反映出政府财政支出与人均GDP之间的一般规律。财政支出一般要受投票者审查。

瓦格纳法则指出了公共部门相对于经济增长的扩张趋势。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财政支出的相对规模也会随之增长。阿道夫·瓦格纳将导致政府支出增长的因素归结为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包括随着经济工业化，市场及其参与者之间关系的复杂化，以及对商业法律和契约的需求，从而需要更多资源投入治安和法律设施建设。经济因素则是指工业发展推动城市化进程，人口聚集密度增大，产生了诸如交通拥堵等问题，因此需要政府进行管理和协调。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原地区的财政支出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尽管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下降，财政支出却急剧膨胀，导致财政赤字的压力不断增加。1986年，中国政府颁布了禁止财政赤字向国家银行透支的规定，并在1994年的《预算法》中得到进一步明确。此后，财政赤字只能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但由于偿债高峰期的到来，财政再次面临危机，不得不采取“借新债还旧债”的策略。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学者提出提高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在总财政收入中的比重。

自1978年以来，中原地区的财政支出规模发生了巨大变化。2001年，财政支出总额达到了17,453.28亿元，相比1979年的1,228.83亿元增加了约14倍。然而，仅依靠财政支出的绝对数值来评估其增长并不充分，还需要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另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是财政支出比率，它可以反映财政支出的相对规模。数据显示，1978年至1995年间，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在1995年后开始回升，到2006年达到了19.2%。

在中国的财政支出变化中，“转轨效应”和“阿道夫·瓦格纳效应”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转轨效应”是指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职能的转变对财政支出产生的影响。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主要负责资源配置，而在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政府的角色发生了重大改变。这种转变导致了财政支出从“生产建设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化，政府职能的调整既可能导致财政支出的减少，也可能导致财政支出的增加。

另一方面，“瓦格纳效应”指的是随着经济发展，财政支出占国民收入的相对比例越来越高。在中国，1978年至1994年间，财政支出比率实际上呈下降趋势，但从1995年起，这种情况得到了扭转。1998年，中国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国债等方式刺激内需，促进了财政支出占GDP比例的稳步回升。到了2004年，财政支出比率已升至17.82%，显示出“瓦格纳效应”的影响。

在中国的经济转轨过程中，“转轨效应”和“阿道夫·瓦格纳效应”相互作用，共同影响财政支出的变动。在经济转轨初期，“转轨效应”占据了主导地位，导致财政支出比率大幅下降。然而，随着经济转轨的深入，特别是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瓦格纳效应”开始成为主导力量，推动财政支出比率不断上升。预计未来，“瓦格纳效应”将继续影响中国的财政支出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