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1905—1950），女，原名朱启英，学名朱贻荫，小名桂凤，后改名朱谌之，字弥明，浙江省镇海县（今宁波市镇海区）人。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烈士。

朱枫出生于浙江镇海富裕家庭。1925年积极参与“五卅”惨案后的反帝爱国活动。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她投身救亡宣传、参与救护伤员。后在武汉参加了由共产党领导的新知书店的工作，帮助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调往香港从事财经和秘密交通工作。次年11月，她接受任务赴台获取情报。1950年因叛徒出卖在舟山市被捕，后被押至台北市。同年6月10日，朱枫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年仅45岁。1983年6月，朱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制作，陈思宇导演的纪录片《枫叶红于二月花》再现了朱枫烈士光辉奋斗的一生，该纪录片于2012年获得广电总局优秀国产纪录片奖。

1905年11月22日（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廿六），朱枫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城（今宁波市镇海区）一个富商之家。朱枫原名启英，学名贻荫，小名桂凤。后经沙孟海师改名谌之，字弥明；朱枫是其参加革命后所用化名。朱枫九岁前在家由母亲辅导读书习字。众多姐妹中，与唯一同父同母的二姐启文最亲。

1914年，九岁的朱枫进入镇海县立高等女子小学，与同窗朱慰庭结为好友。1921年，朱枫进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与同窗好友陈修良同为班长。1925年，朱枫因孙中山逝世和“五卅”惨案所引起的宁波学界风潮中，在陈修良的影响和带动下，积极参加校内外的反帝爱国斗争。

1926年，朱枫于女师毕业，去上海市任家庭教师。与陈修良在上海重逢，得以结识沙孟海先生，遂拜师研习书艺，因笔法精进受到孟海师称赞。1927年，朱枫远嫁奉天兵工厂炮子厂大技师、镇海籍人士陈绶卿为继室。陈前妻亡故后留有二子（方元、陈蝶衣）二女（兰芬即陈宜、阿菊即陈志毅）。婚后先后生女奉珍（聋哑，早夭）、沈珍（晓枫，亦名朱倬、陈明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夫返乡，翌年，陈绶卿因染时疫霍乱误诊离世。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朱枫投入救亡宣传活动，参加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节目；借镇海民众教育馆举办义卖展览，出售多年创作和收藏之金石、书画、手工艺制品，所得款全数捐献给抗日团体；在家开办镇海工艺传习所，教授自上海市、南京返乡的青年，组织三个货郎担，边售货便进行抗日宣传；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一起救护在日机轰炸中受伤的死伤人员。在此期间，朱枫与革命志士朱晓光结婚。1937年年底举家去武汉。次年年初，朱枫参加了武汉共产党领导的新知书店的工作。武汉失陷前撤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后又迁回浙江省。1939年，她在金华市帮助台湾爱国志士李友邦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并捐资解决义勇队初建时的经济困难。

1939年秋，朱枫与朱晓光共赴皖南新四军军部，设随军书店于中村，在艰难环境中为新四军战士供应书刊。1940年至1942年，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两次反共高潮，在敌后人民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朱枫先后坚持在新知书店和书店桂林市办事处工作，曾从上海市用变卖3克拉钻戒所得款购买了日本生产的薄型纸50令发运桂林。1943年，她待命重庆市，整顿加强书店副业珠江食品店，接济书店出版事业。1944年年初，她离渝转汉至沪，参加书店驻沪办事处筹组同丰商行的工作。10月，同丰商行遭敌人破坏，工作人员被捕。朱枫被关押在沪西日本宪兵队的牢房中，后经中共组织设法营救出狱。

1945年春，朱枫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调至中共华中局在沪贸易机构联丰棉布号和鼎元钱庄，以公方代表身份负责财务工作，兼管情报部门经费。她巧妙周旋于中国国民党财、军、警上层人物之间，保护党的事业和革命人士安全，并通过合理运营，为组织增值赢利。1948年秋，她奉调在香港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任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枫接受党的指示，由华东局派往台湾执行秘密任务。1949年11月25日，朱枫从香港特别行政区乘开往基隆市的客货海轮抵台。1950年2月，由于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岛内先后有数百名地下党员被捕。随即，朱枫也在定海区（当时仍由中国国民党军队占据）被捕。1950年6月10日朱枫在台北马场町身中7枪，壮烈牺牲，年仅45岁。

就义后，朱枫的遗骸去向不明。多年来，她的家人以及海峡两岸的热心人士，一直多方找寻。1983年6月，朱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直到2010年，朱枫的骨灰才被找到，迎接回大陆。2011年7月14日，“朱枫烈士骨灰安放”及“朱枫烈士铜像揭幕”仪式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举行。

位于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鼓楼东路32号浙江省镇海中学校园内，是朱枫青少年时代的旧居。

位于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鼓楼东路32号镇海中学校园内。占地210平方米，两层的小别墅，建筑面积160平方米。陈列朱枫从1925年起参加各种进步学生运动和爱国救亡运动以及1948年以后从事党的情报工作、1950年6月在台北市壮烈牺牲的英勇事迹和遗物。纪念楼内还收藏有杨成武、张爱萍、薛暮桥、罗青长等中央有关领导、烈士生前亲友的题词和纪念书画作品等。

位于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九龙湖畔的革命烈士陵园内。在革命烈士纪念塔广场北侧，面朝大海，与台湾隔海相望。墓主体由墓墙和小型纪念广场组成，墓墙和地坪采用白色花岗岩，墓基采用印度红大理石，正中雕刻朱枫烈士头像。墓墙边栽有红枫一棵。朱枫塑像位于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枫园内。青铜材质，由铜像和基座组成，总高3.8米。像高约1.5米，重约400公斤；基座高约2.3米，大理石材质，上面写有“朱枫”二字及朱枫生平简介。考虑到朱枫生前喜爱红枫，朱枫铜像胸前刻有枫叶，基座之上有7片金色枫叶。

位于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原名西门公园，2011年改为现名。总面积约6.6万平方米。

2020年6月10日，一场由烈士后代发起的特殊祭奠活动在此举行。年过七八十岁的老人们顶着北京六月的晴空烈日，只为在先辈英勇就义70周年的特殊时间节点，为至亲敬献花篮，以表哀思。

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制作，陈思宇导演的纪录片《枫叶红于二月花》再现了朱枫烈士光辉奋斗的一生，该纪录片于2012年获得广电总局优秀国产纪录片奖。

2022年9月15日，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创排、以宁波市朱枫烈士为原型的越剧《枫叶如花》获得第十七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奖。该剧首演于2018年12月，是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点之作。

据朱枫在师范学校的同学回忆，她不仅功课好，刺绣缝纫、手工编织、金石雕刻、诗书琴画、财会商务、医药护理等，几乎样样都懂。忠厚善良的性格和乐于助人的品德，为她带来了极好的人缘。在师范学校，朱枫认识了革命生涯中很重要的“启蒙”人，同窗好友陈修良。1923年，江浙一代军阀混战，学校怕女学生遭难，于是提前放假。由于家庭破产，陈修良无家可归，朱枫便主动邀请她回家同住。整个暑假，两人每天在一起看书，逐渐开始了解军阀为什么要打仗、她们为什么要逃难等，两人开始萌发出对旧社会的不满。朱枫也向陈修良表达出想要得到自由的愿望。暑假结束后，两人回到学校，每晚到阅览室看书看报，了解社会情况，开始向往着一个新社会。陈修良还把她推荐给沙孟海先生为徒。应朱枫的要求，沙孟海为她取了个名字，叫谌之，字弥明。谌，相信，诚然；弥明，永久光明磊落。沙孟海对朱枫的寄望不言而喻。而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朱枫也一直以这样的高贵品格和革命意志，坚守着自己的信仰，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处于最危急的时刻。朱枫毅然舍弃舒适生活，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以自己的方式投身救亡行动。她与同伴借助“镇海民众教育馆”举办义卖展览，将多年创作收藏的金石书画及手工制品标价出售，所得款项全部捐献给抗战运动。她还在家里开办“镇海工艺传习所”，收容难民并传授技艺。同时，她与当地同泽医院的职工一起救护遭日机轰炸的同胞，并且在《保卫卢沟桥》等剧目中扮演角色。朱枫和同伴们的这些活动，有力地带动了镇海县城的抗日热潮。在此期间，朱枫与共产党员朱晓光结婚，这使她与党更加亲近。

朱枫女儿回忆说：“我的母亲不是一般的母亲，她很爱我们，时刻为我们的健康成长着想。”为了让孩子得到锻炼，朱枫把女儿朱晓枫（当时叫朱倬）送进台湾抗日义勇队少年团，而她自己则与丈夫一同奔赴抗日前线。皖南、上海市、桂林、上饶市、重庆市……朱枫的革命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她的身影。她为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让同事们深受感动。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出狱后，朱枫竟在晚上冒险通过气窗爬进已被查封的店里，偷偷取出仅有的一些存款、支票本和账册。有了这些钱，她就能为陆续获释的同志提供转移所需的路费。尽管万一被敌人发现必死无疑，但在她看来，为了革命事业，个人安危可以置之度外。经过党组织的长期考验，1945年春，经徐雪寒和史永介绍，朱枫终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947年，汤季宏在上海被捕，1948年被组织营救出狱后处境仍危险，组织决定将他转移到香港，领导把护送任务交给朱枫。送行那天，黄浦江上寒风凛冽，细心的朱枫看到汤季宏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便悄悄走进女厕所，脱下厚毛衣让他穿上。朱枫认真工作、关爱同志的品格，让党组织放心地将重任交付给她。1948年，朱枫奉命去香港特别行政区从事地下工作。当她结束香港工作准备回来和家人团聚时，组织又交给她赴台湾执行秘密任务。朱枫是贤惠的妻子和舐犊情深的母亲，但作为一名共产党人，她知道孰重孰轻。女儿朱晓枫回忆，妈妈在信中写道个人事情暂放一边，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949年11月25日，朱枫从香港维多利亚码头登上“风信子”号客货海轮，3天后在基隆市靠岸。到台湾后，朱枫按约定与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接上了头，又与吴石将军取得联系，传达华东局工作指示，进行情报交接。几天后，朱枫在基隆码头将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中共华东局情报部交通员手中。不知不觉两个多月过去，朱枫在台湾的任务圆满完成，准备尽快返回。在送回的最后一批情报中，她附寄给亲人一张字条：凤将于月内返里，即将与亲人团聚的喜悦再次包围着她。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与朱枫同案被捕并同时就义的吴石将军遗骸归葬大陆，引起两岸传媒和广大民众的关切，也让朱枫后人寻找朱枫烈士遗骸的夙愿有了新的期盼。2000年12月，山东画报社出版的《老照片》上署名秦风（台湾作家、新闻和文史工作者徐宗懋）的文章《战争后的战争》，在叙述“吴石案”经过时，配发了朱枫临刑前受审的那张历史照片。一年之后，《老照片》收到朱枫女儿朱晓枫的回应。朱晓枫、徐锡成夫妇他们想在有生之年寻找和迎回先人遗骸。后来朱晓枫夫妇与朋友专程从南京去上海市，拜会了徐宗懋先生。徐宗懋回台后，拿着朱晓枫的委托书向台北市“市府”申请寻人，但后来并没有找到。2003年5月间，徐宗懋约台湾一家电视台的朋友为朱晓枫寻母遗骸拍摄新闻专题，回台后公开播放。徐宗懋约还在台湾《中国时报》、香港特别行政区《凤凰周刊》等报刊上发表长篇报道，向公众寻求帮助。2005年，徐宗懋接到电话，得知朱枫的继女陈莲芳的信息。2010年，经过一番周折，朱枫烈士的骨灰罐终于被寻得。2010年12月9日中午12时40分，从台北起飞的长荣航空BR716航班，正点降落在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前的停机坪上，由台湾中国生命集团董事长刘添财先生亲自护送的朱枫烈士骨灰罐同机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