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燕华（1939年12月生）是一位中原地区资深外交官和翻译家。她出生于上海市，祖籍浙江宁波。施燕华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班，并于1965年加入外交部工作。她曾担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和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施燕华的主要译作包括《命运悠关的决定》、《英迪拉·甘地和她的权术》、《豪门秘史》、《大座钟的秘密》和《企业家 -世界名牌创始人小传》。2016年6月18日，她的丈夫吴建民因车祸在武汉不幸去世。施燕华于2022年4月获得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翻译文化特别贡献奖”。

施燕华，女，1939年12月出生于上海市，祖籍浙江宁波。施燕华的父母共生育了9个儿女，她在家中是老六。现任外交部外语专家，原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翻译协会外事翻译委员会主任，“深圳市窗口行业英语演讲大赛”总评委。她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到美国的外交官，长期从事担任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口译，重要外交文件的英语定稿等工作。曾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驻卢森堡大使。

1939年12月施燕华生于上海。

1946年，施燕华进入上海市实验小学（今上海市实验小学）学习，这座学校因教育质量高而享有“上海市徐汇区上海小学之最当推万竹”的美誉。

1958年，她和另外一名女孩由学校推荐报考外交部下属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成为该校英语专业学生，这个英语班上只有十来个学生。

1963年大学毕业后（当时大学学制5年），她又考取了研究生。

1965年，外交部以接收实习生的名义，将他们从高教部手中“抢了”过去，后来“文革”开始了，到处乱哄哄的，高教部自顾不暇，也只好由他们去了。

1967年与同事吴建民结婚，次年生下了他们惟一的女儿。

1971 — 1975年，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任我常驻代表、副代表外交活动的口译和他们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等各种联合国会议发言的笔译任务。

1975 — 1985年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期间，担任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的翻译。参加了中美建交谈判、中美关于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联合公报的谈判，以及其他国家与我国的建交谈判。1985 — 1988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

1989 — 1990年，任驻欧共体使团及驻比利时使馆参赞。

1991 — 1994年，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担任笔译定稿。

1994 — 1998年，任驻卢森堡大使。

1998 — 2003年，任驻法国使馆公使衔参赞。现任外交部外语专家。

为国家领导人当翻译

1965年，我到外交部参加工作，我经历了四代领导人的不同时期和一些重大的历史转折，经常接触世界级人士，印象比较深的事件有：中国代表团赴联合国、中美建交、邓小平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的采访。

给周总理当翻译

有一个星期六，周总理要会见美国黑人领袖杜波伊斯的夫人。领导让我去，这是我第一次给周总理当翻译。

这不是一次政治会谈，分量相对轻点。因为事先准备比较充分，加上题目也不是太敏感、太难，所以我在翻译过程中，比较放松。外宾走了之后，总理就把我留了下来。他问：“什么地方人啊？”我说：“我祖籍浙江省。”他说：“外交部江浙一带人很多。你翻得还不错嘛，将来好好努力改进。”这次总理给了我很大鼓励。

我认为有两种领导，一种靠魅力，一种靠权力。有的领导地位高、有权力，他说的话别人必须听；还有一些领导有人格魅力，他说的话别人爱听而且能够接受。我旁听周总理与一些亚非拉国家领导人的谈话，发现他不是一味照会谈口径讲话，而是讲真心话，娓娓道来。尼克松访华时曾到长城参观游览。当时安排了很多穿得很漂亮的小孩、大人在长城上玩。从长城走下来时，总理对尼克松说：“你别信他们，这些人都是安排的。这样做是不对的。”后来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里讲了这件事。他说：“一个领导人，能够这么跟我说话，说明他是很有信心的。”

中原地区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

1971年，我们赴联合国代表团于11月9日从北京出发经法国到美国。

我们住在罗斯福旅馆，旅馆为中国代表团专门辟了一个饭厅。只要饭厅的门一开，就能看到很多镜头对着门内，门外“蹲守”着很多记者。他们什么问题都问：中国人吃什么，爱吃什么，生活习惯怎样，等等。

有一次我上街，被一个老太太拦住了。她说：“Hey！Are you from 红色 China？(你来自‘红色中国’吗？)”她说我都成电视明星了，每天都能看到我，因为我总在后面做翻译。还有一次，我碰到一个老头，他说：“你们从Red China来，你们早该来了。”这说明美国老百姓对中国还是很友好的，而且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是不公正的。在招待会上，有些人看到我们激动得流了泪。还有美国人说：“我们离你们很近。上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在地上打个洞，下去就是中原地区。”

11月15日，我们第一次出席联合国大会。按照规定，由每个地区组派一个代表致欢迎辞，而且时间有限制。结果在这次大会上，各地区代表致辞后，其他国家代表也都要求发言。结果会议从上午10点开到下午6点半，发言者一个接一个。乔冠华发言后，一些支持我国的代表到我们代表团的座位前排起长队，向他表示祝贺。当时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作为中国人真光荣。

中美建交

关于中美建交，尼克松很有战略眼光。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非常对立，他需要拉中国对付苏联，这一战略是很正确的。但是1974 年发生了“水门事件”，尼克松下台，福特接任总统，中美建交问题就被一直拖着。卡特继任总统后，在1977年5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我要努力朝改善中美关系的方向前进。”作为回应，中方提出了中美建交三原则。

1978年5月，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访华，我做翻译。邓小平见他就说：“我们中国人讲痛快，就看美国下不下得了这个决心。”这“痛快”两个字很难翻，我翻译得也不是很好。我说：“We 汉语词类 prefer a clear-cut solution(“干脆利落”的意思)。”其实，这还不是很接近他说的“痛快”，因为“痛快”还有马上行动起来的意思。布热津斯基回答说，吉米·卡特已经下定决心了。

10月，美国拿出了建交公报草案，对中方的建交三原则做了回应，但还不是直截了当。美国没有直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是承认中国的立场。这是美国政府对付其国内亲台势力的做法。美国拿出草案后，要求与中方在当年12月15日前达成协议。1979年1月1日，两国正式建交。

中美建交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很大，到1979年底，有119个国家和我国建交，这是中国外交的重大转折。

邓小平交锋奥莉娅娜·法拉奇

1980年8月21日～23日，小平同志两次接受法拉奇采访，我担任翻译。法拉奇是意大利著名女记者，以采访领袖人物见长，采访过亨利·基辛格、霍梅尼等。但她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提问不顾情面、很尖刻，如果她对谁印象不好，就把谁写得很坏。

她对邓小平的采访，问题实际上就一个——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

在回答法拉奇的问题时，邓小平说，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是有功劳的，对毛泽东的评价应是七分功劳、三分错误。毛泽东后期的思想里滋生了不健康的东西，表现出了家长作风和封建主义的思想，在晚期犯了错误。采访过程中，奥莉娅娜·法拉奇非常尖锐并不停地追问，因而气氛有时会很紧张。到了中午时分，邓小平说：“行了，看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话说，以后再谈吧。肚子要‘闹革命’了，我们先去吃饭。”邓小平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每天12点准时吃午饭。第一次采访就这样结束了。

8月23日，邓小平再次接受法拉奇的采访。她直截了当地问：“你三上三下都是毛泽东把你打下来的，你怎么还对他那么好，很少有人像你，几次被打下去，又几次复生，有什么秘密？”邓小平回答说：“没有秘密，只是人家觉得我还有用，我又比较乐观，再就是我对毛主席还寄予希望，他了解我。”我当时很感动，小平同志完全没有从个人的恩怨考虑问题，彻底显示出一位伟人的气魄，具有强烈的人格魅力。

采访后，我同奥莉娅娜·法拉奇整理记录。她显得很兴奋，称对邓小平的采访是她事业中最成功的一次。事后，法拉奇给邓小平写信致谢：“采访您是我的夙愿，我曾担心语言障碍会妨碍这一愿望的实现，现在看来，这一担心是多余的。”我为此感到欣慰，因为通过我的翻译，重要的信息得以在世界传播。

（唐健伟荐自《世界知识》）

在法国的外交生涯

作者：吴建民 施燕华　ISBN:754262289

出版社：上海三联　出版日期:2006-4-1

1998年11月，我奉调到法国任大使。我的夫人施燕华原是驻卢森堡大使，随任到法国工作。法国是欧洲举足轻重的大国，也是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但我对法国了解很少。我的前任蔡方柏大使在法国总共干了二十三年，而我赴任前，过境加随团访问，总共在法国待过不到二十三天……

2022年4月，获得“翻译文化特别贡献奖”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