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宗璞原名冯钟璞（女）(1928—)，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当代作家。

“小弟”即冯钟越，飞机结构强度专家。长期从事飞机结构设计与强度研究工作。在新型歼击机结构强度计算与试验，航空结构分析系统（HAJIF）的开发研制和航空结构静、动、热强度试验现代化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我面前摆着一张名片，是小弟前年出国考察时用的。名片依旧，小弟却再也不能用它了。

作者 宗璞

我面前摆着一张名片，是小弟前年出国考察时用的。名片依旧，小弟却再也不能用它了。

小弟去了。“但是现在怎么轮得到小弟！他刚五十岁，”正是精力充沛、积累了丰富的学识经验、大有作为的时候。有多少事等他去做啊！医院发现他的肿瘤已经相当大，需要立即做手术，他还想去参加一个技术讨论会，问能不能开完会再来。他在手术后休养期间，仍在看研究所里的科研论文，还做些小翻译。直到卧床不起，他手边还留着几份中国国航材料，总是“想再看看”。他也并不全想的是工作。已是滴水不进时，他忽然说想吃虾，要对虾属。他想活，他想活下去呵！

可是他去了，过早地去了。这一年多，从他生病 到逝世，真相是个梦，是个永远不能令人相信的梦。我总觉得他还会回来，从我们那冬夏一律显得十分荒凉的后院走到我窗下，叫一声“小姊——”。

可是他去了，过早地永远地去了。

我长小弟三岁。从我有比较完整的记忆起，生活里便有我的弟弟，一个胖胖的、可爱的小弟弟，跟在我身后。他虽然小，可是在玩耍时，他常常当老师，照顾着小朋友，让大家坐好，他站着上课，那神色真是庄严。他虽然小，在昆明市的冬天里，孩子们都生冻疮，都怕用冷水洗脸，他却一点不怕。他站在山泉边，着一个大盆的样子，至今还十分清晰地在我眼前。 “小姊，你看，我先洗”他高兴地叫道。

在泉水缓缓地流淌中，我们从小学，中学而大学，大部时间都在一个学校。毕业后就各奔前程了。不知不觉间，听到人家称小弟为强度专家，不知不觉间，他担任了总工程师的职务。在那动荡不安的年月里，很难想象一个人的将来。这几年，父亲和我倒是常谈到，只要环境许可，小弟是会为国家做出点实际的事的。却不料，本是最年幼的他，竟先我们而离去了。

去年夏天，得知他患病后，因为无法得到更好的治疗，我于8月20日到西安市。记得有一辆坐满了人的车来接我。我当时奇怪何以如此兴师动众，原来他们都是去看小弟的。到医院后，有人进病房握手，有人只在房门口默默地站一站，他们怕打扰病人，但他们一定得来看一眼。

手术时，有航空科学研究院、623所、631所的代表，弟妹、侄女和我在手术室外，还有一辆轿车在医院门口。车里有许多人等着，他们一定要等着，准备随时献血。小弟如果需要把全身的血都换过，他的同志们也会给他。但是一切都没有用。肿瘤取出来了，有一个半成人的拳头大，一面已经坏死。我忽然觉得一阵胸闷，几乎透不过气来——这是在穷乡僻壤为祖国贡献着才华、血汗和生命的人呵，怎么能让这致命的东西在他身体里长到这样大!

我知道这在黄土高原上生活的艰苦，也知道住在这黄土高原上的人工作之劳累，还可以想象每一点工作的进展都要经过十分恼人的迂回曲折。但我没有想到，小弟不但生活在这里，战斗在这里，而且把性命交付在这里了。他手术后回京在家休养，不到半年，就复发了。

那一段焦急的悲痛的日子，我不忍写，也不能写。每一念及，便泪下如绠[gěng]，纸上一片模糊。记得每次看病，候诊室里都象公共汽车上一样拥挤，等呵等呵，盼呵盼呵，我们知道病情不可逆转，只希望能延长时间，也许会有新的办法。航空界从莫文祥同志起，还有空军领导同志都极关心他，各个方面包括医务界的朋友们也曾热情相助，我还往海外求医。然而错过了治疗时机，药石再难奏效。曾有个别的医生不耐烦地当面对小弟说，治不好了，要他“回陕西省去”。小弟说起这话时仍然面带笑容，毫不介意。他始终没有失去信心，他始终没有丧失生的愿望，他还没有累够。

小弟生于北京，1952年从清华大学航空系毕业。他填志愿到西南，后来分配在东北地区，以后又调到成都市、调到陕西。虽然他的血没有流在祖国的土地上，但他的汗水洒遍全国，他的精力的一点一滴都献给祖国的航空事业了。个人的功绩总是有限的，也许燃尽：了自己，也不能给人一点光亮，可总是为以后的绚烂的光辉做了一点积累吧。我不大明白各种工业的复杂性，但我明白，任何事业也不是只坐在北京就能够建树的。

我曾经非常希望小弟调回北京，分我侍奉老父的重担。他是儿子，三十年在外奔波，他不该尽些家庭的责任么？多年来，家里有什么事，大家都会这样说：“等小弟回来”，“问小弟”。有时只要想到有他可问，也就安心了。“现在还怎能得到这样的心安？风烛残年的父亲想儿子，”尤其这几年母亲去世后，他的思念是深的，苦的，我知道，虽然他不说，现在他永远失去他的最宝贝的小儿子了。我还曾希望在我自己走到人生的尽头，跨过那一道痛苦的门槛时，身旁的亲人中能有我的弟弟，他素来的可倚可靠会给我安慰。哪里知道，却是他先迈过了那道门槛啊!

1982年10月28日上午七时，他去了。

这一天本在意料之中，可是我怎能相信这是事实呢！他躺在那里，但他已经不是他了，已经不是我那正当盛年的弟弟，他再不会回答我们的呼唤，再不会劝阻我们的哭泣。你到哪里去了，小弟！自1974年冯沅君姑母逝世起，我家屡遭丧事，而这一次小弟的远去最是违反常规，令人难以接受！我还不得不把这消息告诉当时也在住院的老父，因为我无法回答他每天的第一句问话：“今天小弟怎么样?”我必须告诉他，这是我的责任。再没有弟弟可以依靠了，再不能指望他来分担我的责任了。

父亲为他写了挽联：“是好党员，是好干部，壮志未酬，洒泪岂只为家痛，能娴科技，能娴艺文，全才罕遇，招魂也难再归来!”我那唯一的弟弟，永远地离去了。

他是积劳成疾，也是积郁成疾。他一天三段紧张地工作，参加各式各样的会议。没有大型试验，他事先检查到每一个螺丝钉，每一块胶布。他是三机部科技委员会委员，他曾有远见地提出多种型号研究。有一项他任主任工程师的课题研制获国防工办和三机部科技一等奖。同时他也是623所党委委员，需要在会议桌上坦率而又让人能接受地说出自己对各种事情的，意见。我常想，能够“双肩挑”，是我们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出来的知识分子的特点。我们是在“又红又专”的要求下长大的。当然，有的人永远也没有能达到要求，像我。大多数人则挑起过重的担子，在崎岖的、荆棘丛生的，有时是此路不通的山路上行走。那几年的批判斗争是有远期效果的。他们不只是生活艰苦，过于劳累，还要担惊受怕，心里塞满想不通的事，谁又能经得起呢！

小弟入医院前，正负责组织航空工业部系统的一个课题组，他任主任工程师。他的一个同志写信给我说，1981年夏天，西安市一带出奇的热，几乎所有的人晚上都到室外乘凉，只有“我们的老冯”坚持伏案看资料，“有一天晚上，我去他家汇报工作，得知他经常胃痛，有时从睡眠中痛醒，工作中有时会痛得大汗淋漓，挺—·会儿，又接着做了。天啊！谁又知道这是癌症！我只淡淡地说该上医院看看；回想起来，我心里很内疚，我对不起老冯，也对不起您!”

这位不相识的好同志的话使我痛哭失声！我也恨自己，恨自己没有早想到癌症对我们家族的威胁，即使没有任何症状，也该定期检查。云山阻隔，我一直以为小弟是健康的。其实他早感不适，已去过他该去的医疗单位。区一级的说他胃下垂，县一级的说是肾游走。以小弟之为人，当然不会大惊小怪，惊动大家，后来在弟妹的催促下，乘工作之便到西安市检查，才做手术。如果早一年有正确的诊断和治疗，小弟还可以再为祖国工作二十年！

往者已矣，小弟一生，从没有“埋怨”过谁，也没有“埋怨”过自己，这是他的美德之一。他在病中写的诗中有两句：“回首悠悠无恨事，丹心一片向将来。”他没有恨事。他虽无可以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却有一个普通人的认真的、勤奋的一生。历史正是由这些人写成的。

小弟白面长身，美丰仪，喜文艺，娴诗词，且工书法篆刻。父亲在挽联中说他是“全才罕遇”，实非夸张。如果他有三次生命，他的多方面的才能和精力也是用不完的，可就这一辈子，也没有得以充分地发挥和施展。他病危弥留的时间很长，他那颗丹心，那颗让祖国飞起来的丹心，顽强地跳动，不肯停息。他不甘心！

这样壮志未酬的人，不只是他一个呵！

我哭小弟，哭他在剧痛中还拿着那本航空资料“想再看看”，哭他的“胃下垂”、 “肾游走”，我也哭蒋筑英抱病奔波，客殇成都市，我也哭罗健夫不肯一个人坐一辆汽车！我还哭那些没有见诸报章的过早离去的我的同辈人，他们几经雪欺霜冻，好不容易奋斗着张开几片花瓣，尚未盛开，就骤然凋谢。我哭我们这迟开而早谢的一代人！

已经是迟开了，让这些迟开的花朵尽可能延长他们的光彩吧。

这些天，读到许多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也读到了《痛惜之余的愿望》，稍得安慰。我盼“愿望”能成为事实。我想需要“痛惜”的事应该是越来越少了。

小弟，我不哭！

1982年11月

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结束十年浩劫以后，科教兴国的呼声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显示出重要。

可是，八十年代初，一批批五十岁上下的知识分子过早夭亡的消息却时有所闻。于是，“人到中年”、“关心中年知识分子”的话题开始引人注目。追溯中年知识分子过早灭亡的根源，原因有诸多方面：“十年浩劫”的摧残与折磨、超负荷的工作重担、艰苦的生活条件、“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责任以及自己对自己的无暇顾及，造成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场面。

哲学家冯友兰的女儿、作家宗璞在小弟去世后，怎么也不相信这个事实，同时又联想到一些中年知识分子的英年早逝，强忍痛悲，写下了这篇浸透泪水的悼念散文。

全文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开头至第四节，作者痛惜正当盛年的小弟已经去世。

第二部分为第五节至第十四节，回忆小弟的童年、工作、治病、在京疗养以及他的经历与全家的盼望。

第三部分为第十五节至第二十一节，写小弟之死所引起的悲痛，父亲的挽联，小弟的奋不顾身及为人。

第四部分为第二十二节至末尾，作者从小弟之死，想起了类似的中年知识分子的早逝；从而“哭我们这迟开而早谢的一代人”，并希望这类事越来越少。

一、为中年知识分子的早逝“痛惜”，呼吁应该关心中年知识分子

八十年代初，在社会上，在单位里，中年知识分子承上启下，挑着大梁。然而，在极左思潮的惯性影响下，相当一批中年知识分子政治上不被信任，生活上困难重重，工作中则是超负荷运转。有志献身事业的中年知识分子又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爱护自己，以致中年知识分子问题成为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人民群众所议论的中心之一。

文章透过小弟的早夭，沉痛地揭示出其中的原因。对他们，作者哀痛至极：“他们几经雪欺霜冻，好不容易奋斗着张开几片花瓣，尚未盛开，就骤然凋谢。”

文章为“关心中年知识分子”发出了强烈的呼声。

二、成功地刻画出以小弟为代表的中年知识分子形象

小弟冯钟越，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系，足迹遍布东北地区、成都市、陕西省等地；任航空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三机部科技委员会委员、623所党委委员，曾提出多种飞机型号研究。

小弟每逢大型试验，都事先检查到每一个螺丝钉，每一块胶布。他还多才多艺。

小弟胃痛得大汗淋漓，只是挺一会儿；手术后休养期间，还在看科研论文，做翻译。

小弟不只是生活艰苦，过于劳累，还要担惊受怕；心里还塞满想不通的事……

文章从小弟的经历、工作、生病以及内心世界等几个侧面，为我们勾勒出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形象。

三、倾诉对小弟的怀念追思

小弟去世，作者心痛如绞。年仅相差三岁的姐弟俩感情深厚，小弟却先撒手人间，怎不使姐姐悲痛不已？在对小弟形象的描述中，无处不浸透着作者的深深的痛悼。

文章中抄录父亲写的挽联，更是画龙点睛之笔。既进一步刻画了小弟的形象，又表达了老人的哀伤之情。

一、以“哭”字为中心点的放射性结构

文章自始至终围绕一个“哭”字，使“哭”字成为行文的中心点，从这个中心点出发，写回忆、写惜别、写追念、写沉思。

文章连续出现“小弟去了”、“过早地永远地去了”、“他去了”、“永远地离去了”等语句，以此作为段落的过渡、层次的转换，又紧紧扣住一个“哭”字。于是，文章产生了一哭三叹，痛惜之至的艺术效果。

文章的这种结构避免了写法的单调刻板，既严谨又富于变化。放射性的结构方法又避免了单线式的顺叙结构容易产生的一览无余的不足。

文章末尾一句“小弟，我不哭!”使全文沉痛的情绪为之一转，使读者在突兀中产生遐想。因为类似小弟这样的事例何止二个、三个同时，小弟也不会喜欢姐姐老是流泪。因此，这个“不哭”正是全文中心“哭”的延伸。

二、记事、抒情、议论溶为一体

文章是“哭小弟”的，但正是在“哭”的过程中，描叙出了小弟的形象，同时，又生发出关心中年知识分子这样一个话题。一般来说，抒情容易写空，记事容易过实，议论容易抽象。本文能将三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发挥了三者的长处，避免了三者的短处，这真是相得益彰。

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小弟去了，“小弟去的地方是千古哲人揣摩不透的地方，是各种宗教企图描绘的地方，也是每个人都会去，而且不能回来的地方。”但是现在怎么能轮得到小弟！他刚五十岁，正是精力充沛，积累了丰富的学识经验、大有作为的时候。”这儿，记事、抒情、议论的融合已经到了难以分辨的地步。

三、细节刻画，侧面烘托，成功地塑造小弟形象

一篇文章能感人至深往往离不开细节。小弟动了手术；卧床不起，还留着几份中国国航资料；小时候在昆明市时冬天里不怕生冻疮，用冷水洗脸；取出的肿瘤有一个半成人拳头大……读到这些细节，会使人久久难忘。

文章还用一封信，讲述了小弟带病工作的感人情景。父亲写的挽联、周围人的议论和评价，都从一个个侧面烘托出小弟“是好党员，是好干部”、“丹心一片向将来”的崇高品质。

一篇悼念性的散文，能从中提出一个尖锐而迫切的社会问题，同时又能成功地塑造好人物形象，这是多么的不易。

花絮

作者宗璞原名冯钟璞(女)(1928—)。

其父便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