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的人》（Homo Ludens）是荷兰学者约翰·赫伊津哈在1938年写的一本著作，是西方休闲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它讨论了在文化和社会中游戏所起的重要作用。本书是第一部从文化学、文化历史学视野多角度、多层次研究游戏的专著，阐述游戏的性质、意义、定义、观念、功能以及与诸多社会文化现象的关系。

《游戏的人》似乎是第一部从文化学、文化史学视野多角度、多层次研究游戏的专著，分为12章，阐述游戏的性质、意义、定义、观念和功能，阐述游戏与诸多社会文化现象的关系，主要是游戏和神话、仪式、法律、战争、诗歌、知识、神话、哲学、各种艺术门类的关系。除此之外，约翰·赫伊津哈特别关注的是游戏精神在近代西方的衰落。他为此而忧心忡忡，他对战争阴云表示严重的关切、对法西斯主义破坏国际法游戏规则极端愤慨，他希望人类社会和文化能够在游戏中继续成长，而且希望人能够学会更好地利用休闲。他把法西斯和政客叫做国际政治的破坏者和“搅局者”，控诉他们对文明的破坏。

在该书结尾前，他发出了这样的警世名言：“于是经过曲折的道路，人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游戏成分或缺的情况下，真正的文明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是因为文明的预设条件是对自我的限制和控制，文明不能够将自己的倾向和终极的最高目标混为一谈，而是要意识到，文明是圈定在自愿接受的特定范围之内的。在一定的意义上，文明总是要遵守特定游戏规则的，真正的文明总是需要公平的游戏。公平游戏就是游戏条件中表达出来的坚定信念。所以游戏中的欺诈者和搅局人粉碎的是文明本身。”

赫伊津哈回忆，他对游戏的兴趣可以追溯到1903年。那一年，他完成了东方学和梵语的学业（据其回忆录《我踏上历史研究之路》描绘，他逐渐转向这个研究领域几乎是纯粹偶然的机遇）。1933年，他在就任莱顿大学校长的讲话中回到游戏这个主题。日益深化的政治危机使他感到压力，1933年，他发表作品《明天即将来临》。尽管如此，他研究游戏的兴趣还是不曾动摇，他对喜庆之中的人的兴趣或许主要是为了寻求生活的平衡。

原创媒介理论家，思想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推崇《游戏的人》说：“游戏和娱乐的观念在当代获得了大量新的意义，新意义的源头不仅有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之类的经典著作，还有量子力学。赫伊津哈把游戏理论与一切制度的发展联系起来。”

赫伊津哈给游戏下这样的定义：“游戏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展开的活动，游戏呈现明显的秩序，遵循广泛接受的规则，没有时势的必需和物质的功利。游戏的情绪是欢天喜地、热情高涨的，随情景而定，或神圣，或喜庆。兴奋和紧张的情绪伴随着手舞足蹈的动作，欢声笑语、心旷神怡随之而起。”他强调指出，严肃并非游戏的对立面。游戏也可能是极其严肃的，而且常常是非常严肃的。作弊者遭到的憎恨和惩罚，远不如搅局者（spoil-sport）遭到的憎恨和惩罚。所谓搅局者就是颠覆和粉碎游戏合法性的人，就是破坏游戏重要性的人。赫伊津哈说，难以给游戏找到一个恰当的反义词。但人们也许能在这里得到一点提示：从最广阔的视野和活力来看，游戏几乎在文明行为和社会结构的一切方面“起作用”。游戏惟一的对立面就是“非游戏”这个否定范畴。

游戏决不是偶尔的间歇，决不是处在历史文化边缘的活动。在赫伊津哈的笔下，游戏成为人的感知能力的决定性特征。游戏人（Homo Ludens）与工匠人（Homo Faber）比肩而立（人们怎么给人工制造物和人工技巧划定边界呢。），“也许，游戏人和智人（Homo Sapiens）处在同一个层次。”古典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有一个常见的主题，这个主题在莎士比亚笔端是非常活跃的：演员是一切人的化身，“游戏”就是一切生活的形象和浓缩。这个主题在赫伊津哈的笔下获得了正面的历史意义。在行为和“表演”的背后，在世界舞台的背后，在这些常规的表象之后，在这些新柏拉图主义的源头和说教式的惯用语的背后，赫伊津哈发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真理：“真正的、纯粹的游戏是文明的柱础之一。”

作为印欧语语文学家的赫伊津哈将要登台展示风采，他的许多例证是语言学的例证。在许多语言里，表现游戏和博弈、竞争和仪式的词语是互相渗透的。《旧约·撒姆耳记下》第14章表明，即使殊死的战斗也被看成是游戏。在宗教、法律和社会行为里，来源于游戏和运动的习惯用语是至关重要的。接着，赫伊津哈研究了文明成长中的“竞赛成分”。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看到弗里德里希·尼采《悲剧的诞生》的影响，同样，葛兰言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开创性研究，也对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各种社区的发展模式，包括艺术、军事和经济的模式，都有赖于有组织的竞争；各种竞争的结果可能是互相毁灭的，但有一个共同的属性：“竞赛一游戏”的成分。赫伊津哈探讨夸富宴（potlatch），这在古代是非常引人注目、分布广泛的庆祝活动。即使铺张浪费的活动，如果包装到社会仪式里，并纳入达成共识、互相约束的框架之后，也会成为文明进步的动因。文明似乎是在斗争中前进的；只要有“游戏规则”，斗争就可以控制在没有危险的范围之内。游戏和战争的相似性（见之于军棋游戏中）是随处可见的，这就是似非而是的意义所在。在封建时代的战斗中，在法国大革命前夜高度程式化的社会及政治制度里，互相屠杀的规则酷似游戏的规则，最突出的例子恐怕是丰特努瓦战役。中世纪的骑射比武或武士决斗，在仪式的作用下模糊了游戏和”现实”的区别。虽然赫伊津哈没有点破全面战争的新概念，但是在美国内战中（威廉·舍曼将军决定扮演终极的搅局者），全面战争的到来和美国的清教徒信仰有关系。游戏的人对感情的脆弱持怀疑态度，脆弱的感情会使人迫不及待地抛弃战争中不温不火、捆住手脚的规则。

赫伊津哈考察了古代哲学话语的谜团和辩证方法，他认为，“游戏的本能”有助于知识的获取。人们觉得宇宙有灵气，所以通过占卜可以寻求问题的解答，人们看见对手紧紧把纸牌护在胸前的姿态，就可以从中推测牌局的走向，这两个例子都说明，游戏的模式是存在的。赫伊津哈又断言，这样的模式在诗歌的起源和演变过程中，是不容误解的。诗歌样式和韵律的规则，常常是任意的，又是极其细腻的，这是诗人严肃的领地，他在这里自由驰骋；这说明，诗人是在游戏——当然这是人类迄今为止发明的最高尚的、意义最丰富的游戏。文学是独立自主的语言，它在常规的、非功利的规则中运行；在这个意义上，一切文学都是游戏。赫伊津哈把这个相似性推广到一切艺术。在“演奏音乐”（play 音乐）这个短语中，艺术和游戏的成分互相交叉。在造型艺术里，这两个成分的交叉略为逊色；但即使在造型艺术里，艺术和游戏的交叉也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这里，“无用的”发明和苦心孤诣的竞争也互相影响，两者的互动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上述分析被认为是有效的，如果它“似乎是难以不接受的”，赫伊津哈就得出了这样一个权威的结论：“初始阶段的文明是游戏的文明。文明不像婴儿出自于母体，它在文明之中诞生，它就是游戏，且决不会离开游戏。”

文明决不脱离游戏吗。在该书结尾时，赫伊津哈露出忧郁的神色。诚然，中世纪的文化、巴洛克时期和洛可可时期的习俗，“充满了游戏的调子”在这两个欢快的时代，社会进程的大部分时期是色彩绚烂、铺张浮华的。18世纪的艺术、政治和服饰，“给人们的印象无时无刻不是游戏欢乐的”。在让·华多的风景画和诺特的园林里，大自然似乎成为一首装饰华丽的嬉游曲（divertimento）的参与者。然而到了19世纪，文明却带上了一股酸臭味：“欧洲人全都穿上了连衫裤衣服。自此，文明的主导因素就成为社会觉悟、教育理想和科学判断。人们对经济因素的估计高得离谱，这是因为人们崇拜技术进步，这种崇拜又是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产物，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把文化中的神秘成分扼杀尽，使人从歉疚和负罪感中解脱出来。”但是这样的解脱是虚幻的。神圣和嬉戏几乎是两个对等的属性，这两个成分被剥夺殆尽之后，人剩下的惟一选择就是“按照自己陈腐的模式”来塑造俗气的工业世界了。游戏的人在凄风冷雨的冬季旋律中落幕，林中仙女和牧羊人再也不会翩翩起舞。

杭州市的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于1996年10月出版了首个中译本《游戏的人》，约翰·赫伊津哈著，多人译。贵州人民出版社于1998年1月出版了中译本《人：游戏者》，胡伊青加（Johan Huizinga）著，成穷译；并于2007年8月出版第2版；于2019年1月出版了第三版。广州的花城出版社于2007年9月出版了中译本《游戏的人》，（荷）赫伊津哈著；何道宽译，并于2017年1月再版。

约翰·赫伊津哈（荷兰语：Johan Huizinga，1872年12月7日－1945年2月1日）是荷兰的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出生于荷兰的格罗宁根。在上学时就掌握了阿拉伯语。1891年考入格罗宁根大学学习文学和梵语。1905年被任命为格罗宁根大学历史学教授。1915年成为莱登大学教授，1932年任校长。1942年他被德国人逮捕囚禁，1945年荷兰解放前夕病逝。他不仅是一位学者，还是一名反法西斯主义的坚强战士。著作有《我的历史之路》《中世纪的衰落》《明天即将来临》《游戏的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