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曰：“学者於余之《通》，知《四书》用意之深。於《通证》，知《四书》用事之审。又“时见曰会，众頫曰同”，与《周礼》本文小异。

。存中因排旧说，成此书以附其后，故名曰《四书通证》。炳文为之序，称北方杜山有《语孟旁通》，平水薛寿之有《四书引证》〔案杜缑山名瑛，金朝。薛寿之名引年，元初人〕，皆失之太繁。存中能删冗从简，去非取是。又曰：“学者於余之《通》，知《四书》用意之深。於《通证》，知《四书》用事之审。”推之甚至。今核其书，引经数典，字字必著所出。而《论语》“夏曰瑚，商曰琏”一条承包氏之误者，乃不引《礼记》以证之。又“时见曰会，众頫曰同”，与《周礼》本文小异。盖宋代讳“殷”，故改“殷”为“众”。乃但引《周官》於下，而不辨其何以不同。皆不免有所回护。不知朱熹之学在明圣道之正传，区区训之间，固不必为之讳也。《孟子》“与楚将昭阳战，亡其七邑”一条，存中谓“《全本史记》作八邑，未详孰是”，不知司马贞《史记索隐》明注《史记》古本作七邑。是朱子称七邑乃据古本，原非谬误。存中持疑不决，亦失於考核。又如“三让”引《吴越春秋》，泛及杂说。而於历代史事每多置正史而引《资治通鉴》，亦非根本之学。然大概徵引详明，於人人习读不察者，一一具标出处，可省检阅之烦，於学者亦不为无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