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巳生（1892年6月17日-1953年8月3日），海宁市人，中国近代企业家、政治人物。他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发起人之一。

陈巳生于1908年前往上海市做学徒、工人。期间进入ymca夜校学习英文，并受洗成为基督徒。后在上海、郑州青年会中担任主任干事、总干事。他还曾前往欧美多国游历，于1929年回国。此后开始从事工商业，历任上海平安轮船公司副总经理，宁绍人寿保险公司副经理，大安木材公司、大安保险公司、安通运输公司、关勒铭金笔厂董事长、总经理等。抗日战争期间参加了各种救亡组织。1945年参与发起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并任常务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过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华东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53年逝世。

陈巳生1892年6月17日生于海宁县城（现盐官镇），祖辈开染坊。父亲陈汝康（1865年-1899年）光绪十四年（1888年）举人。光绪二十年赴京，任刑部候补主事。光绪二十四年中进士，复经殿试，被授予翰林院翰林。

甲午战败，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陈汝康作为举人，参加“公车上书”，并同康有为、梁启超等数十人，加入了维新派的政治团体“强学会”，呼吁国人在民族危机之时维新变法。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他作为维新派的重要成员、翰林院翰林，参与了光绪帝的“百日维新”。九月“戊戌变法”失败，慈禧下令大肆捕杀维新派，谭嗣同等慷慨就义，陈汝康遂潜回海宁躲避，继续宣传维新图存的思想。次年因肺病逝世。民初编修的《海宁州志稿》记陈汝康：“时国家毅然变法，汝康亟于仕进，巍然列名于‘强学会’，及下令捕党人，恐罹祸，遂南归，咯血卒。然海宁之谈新政者，要自汝康始。”

因陈汝康常年旅京，幼年陈巳生的教育便由他的伯父陈汝照应，陈汝桢虽是本县的一位教书先生，但子侄们的学业则设家塾授之。陈巳生的启蒙老师是他们家的姻亲、日后成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

癸卯学制颁行，陈巳生进了本乡的公立学校，小学没有毕业，因家境清寒，被迫弃学。1908年，年仅16岁的陈巳生来到上海市，在他一位表叔开设的同兴洋货号当学徒。据赵朴初先生1953年8月6日在陈巳生同志公祭大会中所述：“当学徒的时候，他上ymca夜校读英文。他读英文的动机原为了他职业上的需要，但渐渐地增加了社会知识，他认识到洋货行业不过是贩卖洋货，替外国人发财，是不对的。虽然那时他已经满了师，可以拿高薪待遇，但他决心放弃这个行业，经父执张元济先生的介绍，重新到商务印书馆印刷工厂当学徒，学铜版印铸工作。在工厂两年，他参加并组织各种工人业余活动。在这期间，他受了青年会的影响，正式受洗，成为基督教徒。”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争取陈巳生到青年会去工作，八年中由练习干事升到主任干事。接着就由基督教全国协会派他到郑州市创办青年会，在那里任总干事七年。以后他就到欧美各国留学和游历。”赵朴初先生所说的“上海市八年、郑州七年”，其间陈巳生在上海和郑州两地基督教青年会是同时任职的。陈巳生遗孀徐剑英生前曾留下一份材料：“1915-1927年，陈巳生受聘到上海ymca，1922-1929年，他被派到郑州基督教青年会任总干事。”可以看出1922-1927年他是身兼两职。

因会务活动，陈巳生与驻豫的著名“基督将军”冯玉祥相识相交。1927年，经青年会全国委员会总干事余日章推荐，到欧美游历和留学。1930年获美国俄亥俄大学文凭。陈巳生家乡海宁市刊登文章，说是他获得哈佛大学文凭，不知依据在哪？“俄亥俄大学肄业”是陈巳生自己在履历里填写的，应该不会错。

回国后，陈巳生担任ymca全国委员会助理总干事。1934年陈巳生经族亲介绍到上海平安轮船公司任副经理，进入工商界。

陈巳生的血脉里既有读书“基因”，又有经商的遗传。进入工商界，他便以一贯的勤恳、认真的态度对待事业。平安轮船公司创办于宣统二年（1910年），起初叫平安轮船局，后改名为平安轮船公司。先后购置平安、新宝华、平阳、宝华、康泰、平文等轮船，行驶长江、沿海航线。陈巳生任职时，正值业务兴旺时期。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行驶于长江沿海的平阳县、新宝华、宝华3轮相继被日军掳扣、沉失。陈巳生因不肯向敌伪登记，毅然脱离。

1940年末，陈巳生应胡咏琪之邀，到宁绍人寿保险公司任副总经理。宁绍人寿保险公司有位谢寿天是中共地下党员，与陈巳生相处甚笃，经常一起参加社会活动。他们还同郑振铎、许广平、王任叔、雷洁琼、赵朴初等进步爱国人士聚餐。同时，陈巳生还参加工商界人士盛丕华、蒉延芳等组织的“星五聚餐会”，以聚餐为掩护，谈论国事。1940年，他参加了宪政促进会。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形势更加严峻，但经济却畸形发展，集聚在上海的社会游资急于寻找出路，美、英、法籍的保险公司都被日寇接管，而日资保险公司一时还替代不了它们。陈巳生、谢寿天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以宁绍人寿保险公司为基础，发起在沪华商各保险公司，组成了大安物产保险公司。1944年，陈巳生以大安保险公司名义投资关勒铭金笔厂，并担任总经理。他利用关勒铭金笔厂掩护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化名刘镜清)、省委组织部长王尧山。他俩分别担任该厂常务董事和职员。而陈巳生本人在社会上的形象，正如当年龙文书局编辑《上海百业人才小史》所述：“对推销术学验俱丰云”。外界对他印象完全是位有地位的工商界人士。

1946年6月，中国国民党政府阴谋发动内战。人民没能休养生息，又将卷入战争的旋涡。上海市各界人民团体纷纷抗议，决定推派代表赴南京，向国、共和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三方面呼吁和平。代表团11位成员中有一位是陈巳生儿子，叫陈震中，是学生代表，圣约翰大学医科学生。

6月23日，上海5万多（一说是10万）名群众，各界知名人士集会，集会后游行。当时游行队伍的开道车就是陈巳生派遣安通运输公司的汽车。安通运输公司开办是1945年的事，地下党出资大部分，陈巳生出资一部分，任总经理。安通运输公司除若干小拖轮、小铁驳外，还有十几辆汽车。当时赵朴初的华通运输公司也参与。因华通运输公司与安通运输公司同在一处办公，地点在广东路。集会游行的当天沿路散发的印刷品传单，也是由陈巳生投资的另一家公司，叫做中国文化投资公司印刷的。

当晚，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中国国民党特务包围殴打达5个小时，马叙伦等4名代表受重伤，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周恩来闻讯后即与董必武、邓颖超到医院慰问，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参加请愿的中国民主建国会成员有盛丕华和日后加入民建组织的蒉延芳。蒉延芳还将代表团请愿意见当面向蒋介石陈述。

1945年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时，陈巳生是发起人之一。在民主促进会成立大会签名录上，清晰地留下了他的名字，写在居中的位置，右起第14位。加入民进，为马叙伦介绍。后来他担任民主促进会全国委员会中央委员，民主促进会上海分会常务理事。

陈巳生是民建上海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他填《入会志愿书》是54岁，上海市习惯填虚岁，应该是1946年。当时住址在南黄陂路（今黄陂南路）恒庆里66号，电话是82390，职业是宁绍人寿保险公司。他的入会介绍人是杨卫玉，另一位是王却尘。在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宣传部编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史稿》第四章第二节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民建成立后不久，就推派常务理事杨卫玉赴上海发展会员。先后有盛丕华、张絅伯、包达三、陈巳生、徐永祚、沈子槎、盛康年、李正文、莫艺昌、潘公昭、陈维稷、朱德禽、周肇基、郝玲星、顾留馨、秦柳方、笪移今等加入民建。”这与陈巳生自己填写的内容是一致的。

1946年1月10日，民建总会函请在沪理、监事推动上海市会务工作。27日，在沪会员举行首次大会，盛丕华、王却尘、陈巳生、胡西园、杨卫玉等21人为上海分会筹备委员。从此，陈巳生与中国民主建国会结下不解之缘，直至他生命的终结。上海解放后，民建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他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同时是组织委员会的主任委员。1949年12月，施复亮离沪赴京，陈巳生接替任临工委的第三召集人，第一召集人为盛丕华，第二召集人为胡厥文。1953年3月，民建上海市分会成立，陈巳生当选副主任委员。

抗美援朝运动已经载入史册，但有一个细节直至改革开放后才披露，即捐献飞机大炮是谁提出来的？1983年6月，陈沂同志在《文汇报》上撰文，追忆廖承志在抗美援朝中带领慰问团的往事：“1951年3月，廖公和我们在一起，同志愿军司令部和政治部的同志谈了好些问题，突出感到我们还没有打破美国军队的空中优势，我军还需要飞机、大炮。廖公和我们大家一起商量，特别是一起去的工商界的同志商量。我们回国后，是否可以开展一个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有我们慰问团的一位工商界同志，在彭总（德怀）为我们举行的宴会上提出。”文章提到的工商界人士，即是陈巳生。当时，他担任华东抗美援朝总分会第二副主席，还任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华东暨上海慰问分团团长。他在朝鲜亲闻目睹中朝战士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的情景，异常激动。在前沿阵地，即以上海市工商界代表资格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的身份，向上海和全国各界人士发出捐献飞机大炮的倡议。由他首先提出的这个倡议，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和支持，后来成为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布六一号召的一项重要内容。

陈巳生还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一届常委和第二、三届委员。1953年8月3日因患肠癌离世，终年6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