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仁台沟口遗址位于新疆尼勒克县科蒙乡恰勒格尔村，地处西部天山伊犁河谷，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是截至2021年8月新疆伊犁河谷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以青铜时代为主体的聚落遗址。

2015年６月，为配合尼勒克县基本建设，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吉仁台沟口墓地实施抢救性考古工作，共计发掘早期铁器时代至宋元时期墓葬76座，揭露遗址面积1000平方米，清理房址５座，墓葬３座，明确发现最早的燃煤遗迹。次年再次发掘，清理遗址1500平方米，揭露房址12座。2018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对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共清理房址20座，窑址２处，墓葬２座，另发现灶（火塘）、灰坑、冶炼遗迹煤堆等200余座，釆集遗物标本1000余件。2019、2020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对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的高台遗存连续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确认高台遗存属于高等级大型墓葬，是截至2021年8月在新疆乃至欧亚草原发现的史前时期面积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石构墓葬建筑遗存。经过五次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明确了遗址主要由吉仁台沟口内侧的居址区和吉仁台沟口外侧的高台遗存组成，距今3600～3000年。2021年，在高台遗存周边发现了建筑基址、房址、灰坑、窑址和墓葬等40余处遗迹。2022年，在吉仁台沟口遗址高台遗存东北部G33灰沟内，发现了木质车轮及构件两组40余件，同时出土中原地区首次发现的骨质冰鞋。

2017年1月，吉仁台沟口遗址获评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六大考古发现”之一。2019年3月29日，吉仁台沟口遗址入选“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9年10月7日，吉仁台沟口遗址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吉仁台沟口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新疆史前时期的年代分期、文化谱系、聚落形态、社会状况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等，都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吉仁台沟口遗址位于尼勒克盆地东北角，喀什河右岸（行政区划属于尼勒克县科克浩特浩尔蒙古民族乡恰勒格尔村），西距县城约20千米。新疆尼勒克县位于西天山伊犁河谷的东端，所处的尼勒克盆地是伊犁河谷三大盆地中最小的，喀什河东西横贯，这里水草丰美，气候适宜，这种山前环境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可利用的动植物及水资源，是古人生存的理想场所。

2015年6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为了配合尼勒克县基础设施建设，对吉仁台沟口遗址墓地进行清理，清理中发现所发掘墓葬有打破早期遗址的现象，便进行布方试掘，揭露遗址面积1000平方米，清理房址５座，墓葬３座，专家们在吉仁台沟口墓地上发现6段不同时期的墓葬，第一段为青铜时代中晚期，第二段青铜时代晚期，第三段为铁器时代早期，第四段为塞乌时期，第五段为隋唐时期，第六段为宋元时期，一共76座墓葬，既包括距今3000多年前的青铜时代的屈肢葬，也有距今2500年左右的早期铁器时代的偏室墓，又有秦汉的中型土墩墓，还有隋唐时期的殉马墓等，墓葬类型多样，年代跨越近3000年，出土各类文物100余件。在遗址地层中，专家们发现了大量煤灰和未燃尽的煤块，确定了该层最早使用煤炭的痕迹，将煤的使用历史上推了千年，也让中原地区最早的用煤时间变成了3500年前，从侧面证实了喀什河沟口处的吉仁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繁衍生息之地。此遗址定名为“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

2016年7月，对吉仁台沟口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清理遗址1500平方米，揭露房址12座。鉴于该遗址的重要性，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转抢救性考古发掘为主动性考古项目，并纳入“考古中国”边疆重大研究项目。

2018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对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共清理房址20座，窑址2处，墓葬2座，另发现灶（火塘）、灰坑、冶炼遗迹煤堆等200余座，采集遗物标本1000余件，对于研究新疆史前时期的年代分期、文化谱系、聚落形态、社会状况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等，都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2019、2020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对吉仁台沟口遗址的高台遗存连续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确认高台遗存属于高等级大型墓葬，是截至2021年8月在新疆乃至欧亚草原发现的史前时期面积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石构墓葬建筑遗存。

2021年，继续对吉仁台沟口遗址的高台遗存及周边进行发掘和勘探。经勘探，在高台遗存周边发现了建筑基址、房址、灰坑、窑址和墓葬等40余处遗迹。

2022年，在吉仁台沟口遗址的高台遗存东北部G33灰沟内，发现了木质车轮及构件两组40余件，其中实心木车轮11件，车辕、车轴、车厢等木构件30余件。同时，遗址中出土了国内首次发现的骨质冰鞋，冰鞋由黄牛骨和马骨制成。

吉仁台沟口遗址主要由吉仁台沟口内侧的居址区和吉仁台沟口外侧的高台遗存组成（考古勘探显示其周边分布有房址、灰坑、窑址、墓葬等遗迹40余处），总面积约50万余平方米。吉仁台沟口遗址年代距今3600～3000年，是截至2021年8月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以青铜时代为主体的聚落遗址，吉仁台沟口遗址大型房址、大型墓葬，在伊犁河流域乃至中亚地区都较为罕见，此处应该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集中之地即聚落中心。

吉仁台沟口遗址居址区共清理房址37座，体量之多，延续时间之长，在新疆乃至欧亚草原青铜时代少见。古环境研究显示，遗址所在的四级阶地为原古河道改道位置，在遗址南边形成了离堆山。阶地形成后，继续在阶地上堆积黄土，吉仁台遗址大多数遗存均埋藏于阶地堆积上部的风成黄土堆积中。居址背山面水，按建筑规模可分为大小两种：大型房址面积约100～400平方米。有6座，分布相对独立。房址平面大致呈南北向长方形，建筑形制属于半地穴木框架式结构，门朝南，墙外有一周回廊式石垒护墙，居址中部为长方形石砌火塘，布局严谨匀称。其中位于台地西部的编号F6大型房址地势最高，居高临下，坐北朝南，规模最大，整体建筑南北长21、东西宽17.8米，房屋建筑面积374平方米，室内实用面积达24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00多人。房屋正中间用石片围成一个面积约5平方米的长方形超大火塘，有明显的烧烤使用痕迹。视野开阔，背山面河，坐北朝南，门道正对沟口推测是一处用于议事或者举行祭祀、宴饮的高等级仪式大厅，可能还具有监督聚落内部人群生产生活和监视沟口人畜来往的作用，应为整个聚落的核心建筑，也是迄今为止新疆发现的最大的一座单体房屋建筑。

小型房址面积约20～60平方米，主要分布在居址区的东部，分布相对集中，依山梁地形呈阶梯状错落分布。平面分为圆形和长方形，建筑形制有半地穴和地面起建两种，房址中部一般都有一个圆形石灶，房址内遗迹现象单一，主要有灰坑、灶址、居住面、踩踏面、灼烧面、卵石坑等。

根据地层叠压打破关系、房屋形态和出土陶器特征不同，将遗址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流行中间有长方形火塘的大型半地穴式木结构房屋，分布较散，对居住房子有较高要求，修筑规范齐整，出土的陶器大多是筒形罐、折肩罐，年代在距今3600～3400年；第二期房屋规模变小，分布相对集中，形制趋于简陋，流行圆形石灶，陶器则变得溜肩鼓腹，其颈部多装饰戳印珍珠纹饰，年代在距今3400～3200年；第三期很少见规矩房屋，没有发现明显墙体建筑，常在坡地上发现火塘、石堆和煤堆的遗迹组合，此时应该出现易于拆卸搬迁的帐篷式房屋，平底陶器仍是主流，但出现了圜底及较多的带流器物，年代在距今3200～3000年。三期房屋从大到小、从规整到简陋，陶器由筒形平底罐到圜底器，反映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正好反映了公元前２千纪后期到公元前１千纪初，西天山地区人群的生业方式从较为稳定的畜牧经济向游牧经济的转变过程。

高台遗存位于吉仁台沟口外侧，通过2018年的勘探和试掘及2019、2020年两个年度的考古发掘，表明高台遗存是一处与编号F6大型房址同时期的大型方形覆斗状墓葬，主要由地上高台坟冢和半地下墓室两部分构成。地上高台坟冢为边长120米的正方形，方向为北偏东３°，面积近1.44万平方米。四周有用加工平整的大石板围砌的围墙，残高约70厘米，墙体由层层石板交错垒砌，残存１～９层，规整平直，外围铺有一周红土。边缘高约1.5～２米，中心高约５米。从封堆的堆积来看，经历了两次大的修筑过程，明显可以分为两大堆积层，以青灰硬土面为界，上层构筑边缘向中心墓室汇聚的石条带，石条带两两（或三）成组，构筑形成宽窄不一的石包土的梯形墙体，从高空俯瞰，石构部分呈条带状从坟冢中心向四周放射状延伸，犹如太阳的万丈光芒；下层则是用石块构筑宽大的实心梯形石墙，石墙之间存在较多隔段，填以大量灰烬，同样表达太阳崇拜理念。加上坟冢围墙外铺垫的红土和中心墓室外的红土墙，体现了鲜明的太阳崇拜观念，这也是包括北疆在内的亚欧草原地区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最重要的宗教观念，不排除这座墓冢还有祭坛和观测日出的功能。与吉仁台沟口大墓一河之隔、年代相同的乌吐兰墓地发现了三座规模较小的方形祭坛，放射状的石条带结构和吉仁台沟口大墓接近，应该也和祭祀太阳有关。

中心墓室由半地穴式墓室和包裹墓室的土、石墙构成，平面略呈“甲”字形。用石板构筑石室，面积近40平方米，上部原来应该盖有棚木。西部有宽约1.6米的斜坡墓道，是截至2021年8月，中原地区所知最早的斜坡墓道（这种带斜坡墓道的墓葬两三百年后在中国商朝时期贵族墓葬大为流行）。墓室外周在生土上用红胶泥土筑成略高于墓室的圆形土墙，其外用石块堆筑成高达３米的石堆包裹，形似中原地区的三重槨。因多次严重盗扰，没有出土任何遗物。

2020年在中心墓室东部清理扰坑时又发现４个神秘坑洞，形制少见，坑洞中均单面砌石墙（高约1.2米），坑洞内较为狭窄，开洞处见明显石块封堵现象。高台遗存属于高等级大型墓葬，是目前为止在新疆乃至欧亚草原发现的史前时期面积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石构墓葬建筑遗存。

随着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在遗址早晚地层尤其是房址内部发现了大量煤灰、煤渣、煤矸石、未燃尽煤块以及煤的堆放点等，显示出使用煤炭资源作为燃料这一行为贯穿了整个遗址发展的始终，历时达600年之久，这里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早使用燃煤的遗存，将人类对煤的使用历史上推千余年。经过实地踏查，遗址附近分布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在河岸、断崖、山坡、岩层发现可视煤炭点达７处之多，且埋藏较浅，露头较多（燃点低，易被自燃、引燃），这些无疑都使当时人们认识煤的可燃性几率提高。通过煤炭常量元素、微量元素、碳含量氮含量等对比分析表明，遗址使用的燃煤就是恰勒格尔村附近山坡的露天矿煤，按《中国煤炭分类国家标准》，遗址用煤属于长焰煤，因其燃烧时火焰长而得名。

房址内釆集动物骨骼共1170件，经动物考古专家鉴定，皆属哺乳动物，种属有羊，牛、马、狗、羚羊、马鹿、狐属，胳驼等，以羊，马，牛为主要种属，近48％的骨骼为羊，30％为牛，10％为马，利用科技手段检测出陶器内侧有奶和脂肪的残留成分。这些说明吉仁台古人群以羊、牛肉等为主要肉食来源，同时食用奶制品。

通过植物考古，遗址发现炭化农作物种子12153粒，粟、黍、大麦、小麦四种农作物在遗址中都有发现。这些植物大部分可作优良牧草；碳氮同位素研究也表明当时的牛、羊是放养与饲喂相结合，并已经出现了季节性迁徙转场的放牧方式。遗址中也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的石磨盘、石磨棒，经过植硅体和淀粉粒分析，是用来对粟类作物、麦类作物和某些块根块茎类作物进行加工处理的，这些发现一定程度上表明农业在当时的生业经济中占有一定比重。在吉仁台沟口遗址F27房址中，由于房屋是因焚毁而倒塌，特殊埋藏的环境得以出土了12105粒炭化黍种子。

遗址发掘过程中出土了十余件浇铸铜器的陶范，是制作铜镜、铜锥、菱首剑、管銎铜戈等小件铜器和武器的模范。这是新疆青铜时代遗址首次发现陶范，数量较多，加之在遗址中发现的炼炉、鼓风管、铜矿石、铜锭、坩埚、炉渣、炼渣等冶金遗物，说明在吉仁台沟口遗址存在制铜加工，要素完整、链条清晰，存在明确的铸铜生产活动，新疆各地尤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发现较多青铜时代的青铜器，但基本没有冶铸遗存发现。

吉仁台沟口遗址中也有早期文化遗存发现，2019年在居址区东南缘发掘出２座公元前2600～前2400年的炭窑，比遗址上限年代还早了近1000年。窑址位于台地边缘凸起的山梁上，由窑室和火道两部分组成，形如勺状。窑室近圆形，口大底小，内部积满木炭。在冶铜过程中利用木炭燃烧可以提高炉火的温度，有利于铜矿石的溶解。它是目前新疆发现的最早“窑址”。2019年在其附近发掘了一座年代相当的墓葬，也许他们就是炭窑的建造者和使用者。葬者姿势怪异，随葬陶器为夹砂灰陶，陶质粗糙，火候不高，微敞口，溜肩，斜壁，平底，其形态具有早期缸形器的特点。结合墓葬测年数据看，可能与这一时期在外乌拉尔和哈萨克斯坦地区主要分布着的辛塔什塔文化有关。

2022年，在吉仁台沟口遗址南部的高台遗存东北部G33灰沟内，发现了木质车轮及构件两组40余件，其中实心木车轮11件，车辕、车轴、车厢等木构件30余件。初步判断是营建高台坟冢过程中使用的，被废弃后进行了拆卸并有意识地集中掩埋，测年数据距今3500年，是国内发现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木质车轮实物资料。

2022年，在遗址中出土的骨质冰鞋是国内首次发现，经测定，冰鞋由黄牛骨和马骨制成，形制与欧洲早期骨质冰鞋几乎一致。

吉仁台沟口遗址是目前新疆伊犁河谷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以青铜时代为主体的聚落遗址，3000多年前，掌握了成熟的冶金、畜牧、建筑、煤炭利用等技术的吉仁台古人群，可能通过控制铜矿这一重要的战略资源，拥有了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并利用青铜器等与其他部落开展贸易，积累财富，推动了社会分化，出现了大酋长或者地方之“王”。他们征召劳役，营造大型房屋和“太阳王陵”，通过宗教信仰凝聚群体力量。对于研究新疆史前时期的年代分期、文化谱系、聚落形态、社会状况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等，都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在吉仁台沟口遗址的发掘过程中确认了该遗址有煤的使用，发现了大量的煤灰和未燃尽的煤块。遗址的年代不晚于青铜时代，这说明最迟在青铜时代晚期，生活在这里的人类就开始使用煤炭。《史记·西域传》中有确切记载的用煤记录和发现是在东汉，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也明确记录了西北用煤冶铁的盛大场景，但此时与吉仁台沟口的用煤相差千余年。这次发现，将煤的使用历史最少上推千年。

吉仁台沟口遗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存既有遗址也有墓葬。第一段的墓葬中出土的陶器与遗址中发现的较为一致。通过遗址内出土陶、铜等器物的对比，以及墓葬的佐证，发现遗址与安德罗诺沃文化联系紧密。

在吉仁台沟口遗址灰堆内发现有呈小颗粒状铜珠，出土有铜刀、铜扣等，还发现了制作铜器的陶范。经专家确认，遗址有加工铜器的功能和作用。因此，吉仁台沟口遗址是新疆史前完整冶金证据链的最重要的发现，对于研究新疆地区青铜时代冶铸手工业，以及西方青铜文化的东向传播和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炭化黍种子等遗存的发现揭示了农作物向西传播的路径，这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青铜时代该类作物的首次发现，也是已知的黍西传路线上中原地区境内最西面的点（在哈萨克斯坦草原距今4500～4000年遗址中就发现黍的遗存）。因此吉仁台沟口遗址东方农作物的发现，为黍的西传路线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新视角，对于粟黍类作物的西传、“早期作物全球化过程”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2022年，木质车轮及构件的发现为研究欧亚草原丝绸之路，尤其是新疆地区在3500年前与欧亚草原东部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充分的证据。，而同时发现的骨质冰鞋为青铜时代欧亚大陆东西方交流提供了新证据，也是研究中原地区滑冰起源难得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