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鸿钧，出生于1898年，新会区人。191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书院，精通英文。中华民国时期高级官员、财经专家。

俞鸿钧早年在上海从政，历任上海市政府多个要职，包括秘书、财政局长、秘书长和公安局长等。1937年曾短暂担任上海市代理市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赴重庆市任职，先后担任财政部政务次长、中央信托局局长、财政部长和国家银行总裁等重要职务。1949年迁至台湾，1953年任台湾省主席，随后于1960年以哮喘宿疾于6月病逝，享年仅63。

俞鸿钧在国民党政府中长期担任重要职务，对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在1948年主持发行金圆券，并在国民政府迁台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俞鸿钧被视为蒋介石的重要助手之一，在台湾经济建设初期做出了一定贡献。

俞鸿钧（1899～1960）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1954～1958)。新会区人。191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任英文《大陆晚报》记者、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的英文秘书、上海市政府英文秘书兼宣传科长、代理市财政局长、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上海市长、中央信托局长、“财政部长”、“国家银行”总裁。1950年后任台湾“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台湾省“主席”、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1960年6月卒于台北市。

俞鸿钧在上海市亦曾担任市府秘书长，抗战初期已担任上海市长，中国政府撤往重庆市後调任外交部政务次长，中央信托局局长，“财政部长”。胜利後接任“中央银行”总裁，於动员乱时受命主持上海央行黄金储备运往台湾。国民政府迁台後复任“财政部长”兼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裁与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台湾银行董事长。1953年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任“台湾後备司令部司令”。1954年至1958年升任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因拒绝台湾地区监察机构约询案遭到弹劾。辞职後复任“国家银行”总裁，1960年病逝台北市，年六十四岁。对於俞鸿钧之贡献，国民政府曾颁发褒扬令明令褒扬。

（1898—1960年） 广东新会人。早年进上海圣约翰书院，任《约翰声》报总编辑，1919年毕业留校任助教。旋任英文《大陆晚报》记者。1927年任外交部部长陈友仁的英文秘书，不久辞职任上海市政府英文秘书兼宣传科科长，主编《市政周刊》。后任市财政局代理局长、参事、秘书长等职。1936年代理上海市市长，l937年7月任市长。抗战爆发后任中央信托局常务董事，驻香港办理外交事务。 1944年11月任“财政部”部长，同年兼“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1946年2月辞“中央银行”总裁职，3月为国际货币基金及国际复兴建设银行理事，6月兼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1948年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军事面临崩溃，蒋介石改组政府，又任俞鸿钧为“中央银行”总裁，授意他进行币制改革以挽救危机。1948年8月19日出台了实行金圆券的一系列办法，为了逼勒黄金、美钞，蒋介石又任俞鸿钧为上海经济督导员，负责上海地区的经济管制工作，在短时间内收兑了大量金银外币。1949年4月代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赴台后任台湾地区经济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中央银行”总裁兼交通、农民银行董事长。1953年4月任国民党台湾省政府主席。1954年任国民党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1958年7月辞职，专任国民党“中央银行总裁”。1960年6月1日在台湾去世。

俞鸿钧少时在上海读书，后毕业于民生中学，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其间担任学校办的《 约翰声报》总编辑。1919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留校任助教。后在上海任英文《 大陆报》记者。

1927年初，广东国民政府迁武汉，俞往武汉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陈友仁的英文秘书。数月后辞职返上海，先后任上海市政府英文秘书兼宣传科科长、《 市政周刊》主编、代理财政局局长、参事室参事、上海市政府代理秘书长、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代理市长、、上海市长、等职。

1937年5月10日，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就上海越界筑路问题发表谈话，指责日方，并称市府方针决不变更。

1937年7月七七事变后，上海市形势紧张。当时俞任市长，适坠马折断左臂，但仍带伤处理市政。8月上旬，日军制造“虹桥事件”，挑起战端。俞往返多次向日本驻沪总领事及日本驻沪海军头目提出严重抗议，并指斥他们破坏停战协定行为。“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俞又通过新闻媒介，特别是用英文向外国记者发布消息，揭露日本侵华的真相，博得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1937年11月11日，上海市长俞鸿钧发表告市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随后，他奉召至武汉市，任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驻香港特别行政区办理外交事务。

1939年应宋子文、孙祥熙电召赴重庆市，任“财政部”政务次长。

1941年6月任“财政部”政务次长。8月任外汇管理委员会委员及中央信托局局长。

1944年初（国民政府）全国水利委员会当选委员。

1944年11月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同年兼“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

1945 年5月“行政院”改组，任“中央银行”总裁，并被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银行”理事会常务理事。7月任“中央银行”总裁。因谙熟财政金融事务，受到蒋介石的赏识。

1946年2月辞“中央银行”总裁职，3月为国际货币基金及 国际复兴中国建设银行理事，6月兼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

1947年4月，国民政府准免财政部部长俞鸿钧本职；特任俞鸿钧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

1948年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军事面临崩溃，蒋介石改组政府，又任俞鸿钧为“中央银行”总裁，授意他进行币制改革以挽救危机。

1948年1月3日，财政部部长俞鸿钧在国民参政会驻委例会上报告财政设施情况。

1949年1月10日，蒋介石派蒋经国拜访俞鸿钧，希望其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4月，上海解放前夕，奉命主持将“中央银行”金库库存黄金92万两及8000万元美钞抢运往台湾。

1949年夏到台湾后，俞历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国策顾问”、“台湾省府”主席、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并先后被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七、 八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交通银行”（1949）及“农民银行”（1953）董事长等职。

1953年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任“台湾后备司令部司令”。

1954年至1958年升任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因拒绝台湾地区监察机构约询案遭到弹劾。

1956年7月7日，俞鸿钧主持中部横贯公路的开工典礼。

1958年7月辞职后，专任台湾当局“国家银行总裁”。

1960年6月1日病逝于台湾台北，终年62岁。

俞鸿钧公祭后，遗体由灵车发引至阳明山公墓安葬。

对于俞鸿钧之贡献，台湾当局曾颁发“褒扬令”明令褒扬。

先生姓俞，讳鸿钧，新会区县人。先世以商起家，父迁桂先生始迁于沪，母李太夫人生二子三女，先生其长也，敏慧逾恒，赋性厚重果敢，遇事必尽力以赴，抵于成而后已。廷桂先生虽习于商，而于子女教育，督责甚严，于先生企望尤殷。时当有清末造，旧家世族，仍以诗书课子弟。先生当其时，幼即读毕群经，涵濡礼教，此于先生平之持躬处世，践履笃实，可以见之，盖其素养然也。年十九入上海圣约翰书院文学院肄业，辛苦力学，每试辄冠其曹，于中英文造诣均深，在校曾任《约翰声》总编辑，1919年毕业留校任助教。继再从事法律研究，尤多心得。入社会，初任上海市英文大陆晚报记者，新初试，已自不凡，深为该报主者所器重。迨北伐军兴，参加革命，1927年俞鸿钧任外交部部长陈友仁的英文秘书，不久改任上海市政府英文秘书兼宣传科科长，主编《市政周刊》。后任市财政局代理局长、参事、秘书长等要职。1936年代理上海市市长，1937年7月任市长。据[录自国史馆藏褒扬俞鸿钧专档]案：“民十六年上海改设特别市，第二任市长张定璠先生知先生之能，邀入市府参议，未几复任上海财政局局长，整顿税收，厘剔弊窦，提倡科学管理，收入大增，绩效称最。张岳军、吴铁城两先生继任市长，均以先生为秘书长，倚重至深。沪市为远东第一商埠，华洋杂处，治理之难，远非其它各地可比。先生综其缓急，悉洽机宜。其中尤以收回越界筑路一事，为当时人士所称道。”抗战爆发迨沪市撤退，国民政府撤退，政府西迁，先生乃向关赴渝（重庆市），任中央信托局常务董事，1941年6月，初受任“财政部”政务次长，8月旋兼外汇管委会及中央信托局局长，至1944年11月任“财政部”部长，同年兼“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1945年5月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7月任“中央银行”总裁。1946年2月辞“中央银行”总裁，3月为国际货币基金及国际复兴中国建设银行理事，6月兼最高经委委员。1948年，国民党政权陷入全面危机，其时时局失利，面临撤离台湾前夕，金融剧烈波动，复因改币关系，全国纷如，先生力支危局，虽未能力挽狂澜，然大势已去，尽心尽力，盖良苦矣。适值京沪处于共军兵临渡江前夕，朝不保夕时，举国骚然，唯国民党政权命脉所系，能搬运的仅是库存黄金，先生默审事机，首须默审事机，谋其安全，毅然排除各方非难阻挠，密将全部库存黄金，于数夕之间，以海军巡舰，悉数运台。犹虑旅途有失，中心沉重，朝夕绕室彷徨，及台湾安抵电至，始欣然若释重负。未几中国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京沪相继被共军占领，长驱直入，而黄金库存及时应急转移至台湾，皆俞先生力也。旋台湾改革币制，即以此笔黄金库存作为新币发行准备，以坚币信，用能奠定今日新台币之基础，使台湾草创兴，得以顺利成章，累积其功尤足多也。当年政府以外省人币份的总代表入驻台湾。所谓入台问境，入境问俗，入乡随俗，务必有熟悉的过程，同时政府发行纸币，充裕库存以坚币信的执行货币政策，俞鸿钧立下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耶！国民党政府念先生前劳，敦促复出，三国政，规划复兴，同时兼交通、农民两银行董事长。嗣后兼台湾银行董事长，悉心规划，献替益多。值得补上一笔其临危受命于中国国民党，准备退移台湾前夕的1948年，俞鸿钧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进行币制改革以挽救危机，1948年8月任上海经济督导员。1949年1月，蒋介石隐退不久，俞鸿钧也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一职，改任“中央银行”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1949年4月代中国银行董事长。赴台后任台湾省主席，新任之初即以“从安定中求进步，从进步中求安定”为施政根本。其时适值粮价暴涨，民心惶惶，先生稔知各地存粮尚裕，且收获有期，不以为虑，且指示主管粮政人员，建立粮食预算制度，整顿粮仓储量，尽力抑平米价，卒以安渡难关。对于耕者有其田政策，尤彻底执行，以固国本。他从严吏治，如停止林班特卖，革除积弊，政风为之丕变，观感为之一新。并主持经济安定委员会，以简化财经机构，推动经济建设。迨195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第二任膺选，提名先生为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谦辞不获，兢业从事，四年之间，虽严脞多端，而先生身许党国，昕夕焦虑，不以难易樱心，不因劳怨自馁，肩负重任，悉力以赴，其成败毁誉，非所计也。在其任内所持政策，稳健而开明，以崇法务实的精神，创造良好政治风气，并使经济维持长期安定。1953年辞去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专任“中央银行”总裁，鉴于时机未熟，一时不能全部复业，居恒引以为念。顷奉命全部复业，乃计划甫上，而先生因积劳触发旧疾，未及两日，竟以不起，可痛也已。病逝于1960年（1898-1960年），享年62岁。综其一生，见危授命，竭忠尽智，实国家之干城也。（摘录自“台湾国史馆”褒扬俞鸿钧专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