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村”是位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楚河两岸的村庄，因居民保留着一些中国关中的传统民俗，说陕西方言得名。

在清末太平天国起义中受清政府镇压的西北陕甘宁地区的回族背井离乡从东迁徙来到来到中亚楚河两岸，此后，这批回族移民成为中亚大家庭中的一个新民族，他们居住的地方被统称为“陕西村”，他们的后裔成为现在居住在“陕西村”的“东干人”。“东干人”初到时只有3000多人，截至2006年已发展到十几万人，主要分布在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几个聚居点。

1991年，中原地区代表团首次访问“陕西村”，截至2006年东干人协会在西安市设立办事处，每年送300多个孩子至西安学习“老家的文化”。

清代同治年间，中国西北地区发生反清回族大起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一次农民起义的高潮。1877年，起义失败，左宗棠率领的清军对回民展开了大规模的杀戮。当年冬天，义军节节败退，被逼至中俄边境。为了求生，他们决定兵分三路，翻越中俄边境的天山，向中亚逃亡。白彦虎率领三支逃亡队伍中最大的一支，因1877年的冬天特别寒冷，四分之三的人没能走出雪山。楚河成了东干人的母亲河，幸存下来的三千多人在这里扎下了营，他们把住的地方，叫做“营盘”。营盘靠山面水，土地肥沃，逃亡路上携带的油菜籽，成了东干人新生命的开始。这便是“陕西村”的由来。

第一代东干移民得到了俄国沙皇的眷顾，获得了大量的农田和十年的开垦时间。十年里，他们不用交税，可以专心种地，东干人成了代代相传的农民。一百多年来，他们致力耕种大片的土地。目前，东干人主要居住在伊塞克湖和楚河之滨，此外，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这两座中亚大都市里也有东干人聚居区。

1991年，中国代表团首次访问“陕西村”，截至2006年东干人协会在西安市设立办事处，每年送300多个孩子至西安学习“老家的文化”。

参考资料

东干人在19世纪80年代约有1.5万人，在21世纪大约有12万人。

东干人保持相对独立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以农耕、种植为主，牧业、狩猎为辅，至今保留着一些中国关中的传统民俗，依然说着地道的陕西方言。中亚东干人的独特文化催生了一门新学科——中亚东干学，东干学曾是前苏联汉学的一个分支，也是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的一门学科，东干学的研究引起了俄罗斯、日本、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挪威等多国学者的关注。

东干人玩的游戏有踢毽子、打沙包、打、跳房子、丢方、放风筝。吃饭用筷子，储存蔬菜用窖，取暖用火炕、火盆，打井取水用辘轳，枕套里用稻壳充填，被子缝被头。一串串玉蜀黍属挂在房檐下晾晒。待客在正房的大炕上摆炕桌，喜欢吃彩色水饺、包子、韭菜面条和蒸馍。主要使用的乐器还是我国传统的二胡、板胡、笛、笙等。许多妇女还是中原地区清代装束，头上打发结，身穿旗袍或长衫，领口和袖口绣着不同颜色的lace。结婚时，新郎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新娘头顶红花高髻，梳燕燕头，脚蹬清代样式的绣花鞋，从上到下，大红大绿，十分耀眼。年轻人虽有权自由恋爱，但最终还要父母定夺。“陕西村”人把中医也带到中亚，会针灸、拔火罐、采草药、制药丸、开药方、诊脉。直到今天，东干族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还使用中国的农历。

东干人出门讲俄语，但进村依然说“秦腔”，即一个世纪前的陕甘地区回族方言。他们把政府机关称作“衙门”，把政府官员称为“大人”，称店铺老板是“掌柜的”，“写家”则是指舞文弄墨的作家和诗人。对东干人而言，飞机仍旧是“风船”，嫁妆只能叫“陪房”。他们的汉语知识仍旧停顿在晚清年代，而他们对现代汉语几乎一无所知。东干语中的“老话”都是陕西方言，而像“芭蕾舞”、“导弹”一类的“新话”则多从俄语中转借。一般来说，除东干语外，东干族男女老少都会讲俄语。东干人的姓名也可谓“中俄合璧”。他们都有自己的俄文名字，但在东干村内，人们还保持着100多年前中国的习惯称谓。

东干人也有自己的文字——用俄语字母把清代的陕西方言串联成拼音文字。据说，东干人的这种书面语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好得不能再好的时期，由苏联的语言学家创立的。东干文为保护东干民族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这种文字，会俄语的看不懂，会汉语的也不认识，而且不能完全准确地拼写汉语，随着岁月的流失，一些字音发生变化；其次受俄、哈萨克语的影响，一些青年已不会陕西话。

楚河岸边江布尔州的“马三其”和“新渠”是东干人居住的两个大村庄。东干人精于耕种，多以种菜为生。中亚地区蔬菜价格奇贵：香蕉一般3元一根；红富士苹果每公斤9元；大蒜每公斤9元(批发价)；西红柿、黄瓜每公斤15元。加之东干村与比什凯克、阿拉木图这些大城市又相距不远(分别相距60公里和268公里)，这样一来，种植蔬菜让东干人每年都可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与左邻右舍那些突厥族人的村庄相比，东干人的日子过得算是殷实富足，平均一家两辆小轿车。

中亚东干人利用自己特殊的文化身份，多年致力于推动中国与中亚的经贸合作。据哈萨克斯坦科学院的相关资料，19世纪末，初到中亚的东干人把中国的农耕技术带到了中亚，他们在中亚推广水稻种植，栽种亚麻、豆类、油菜等作物。

21世纪以来，中亚东干人活跃于中国与中亚经贸合作的舞台。被东干族人尊称为“皇上”的哈萨克斯坦东干协会的第六任会长、哈萨克斯坦“陕西村”村长安胡塞多次来中国参加西部商品交易会，先后把温室大棚、蘑菇培植等多项农业技术引进到哈萨克斯坦及周边中亚国家，为中哈友谊牵线搭桥。

2004年4月，哈萨克斯坦政府组织代表团应陕西省政府的邀请，参加了“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和第八届东西部经贸洽谈会，同时还与西安市政府、咸阳市政府进行了洽谈，并于4月7日赴咸阳参加了秦都区与哈萨克斯坦东干族协会经贸文化备忘录签字仪式。备忘录指出：1.加强双方文化教育交流与合作。哈方邀请秦都区选派优秀教师赴哈工作，帮助东干族学生学习中文；秦都区接受哈国东干族学生来咸阳学习。2.加强双方在农业及畜牧业方面的技术合作。中方选派专家和种养殖能手赴哈传授技术。哈方提供土地,作为双方共建的示范基地。3.互设工作机构,为今后的交往提供帮助。

2008年4月，哈萨克斯坦东干人所在的江布尔州与中国陕西省缔结了友好州省关系，一批陕西企业家赴哈萨克斯坦投资兴业，中哈经贸合作已拓展到农业、矿业、石油业、汽车制造业等多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