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41年6月24日生）是一位法籍保加利亚裔哲学家、文学评论家、精神分析学家、社会学家和女性主义者，近年还涉足小说创作。她自1960年代中期开始在法国生活，曾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现为巴黎城市大学终身教授。克里斯蒂娃的作品涵盖了30多本书籍，包括《恐惧的力量》《爱情故事》《黑太阳：抑郁与憔悴》《普鲁斯特与时间感》和《女性天才三部曲》等。她曾获得法国荣誉军团指挥官勋章、法国功绩勋章指挥官勋章、霍尔贝格国际纪念奖、汉娜·阿伦特奖和哈维尔基金会颁发的“97年愿景奖”。

1969年，克里斯蒂娃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书《Semeiotikè（符号学）》，从此在国际批评分析、文化研究和女性主义领域开始产生影响。她的作品涉及互文性、半结构主义和抑郁等领域，包括语言学、文学理论和批评、精神分析、传记和自传、政治和文化分析、艺术和艺术史等。她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

克里斯蒂娃还是西蒙·德·波伏娃奖委员会的创始人。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1941年6月24日），法国思想家、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心理分析学家、女性主义者。她著述广泛，包括书籍、随笔和建筑意义出版物的序言（译注一），其中包括有关互文性、符号学和屈辱性的见解，覆盖语言学、文学理论及批评、精神分析、传记及自传、政治和文学分析、艺术及艺术史。她的著作在后结构主义思想中也有重要地位。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于1960年到达法国，克里斯蒂娃感受到结构主义影响的逐渐消退，受到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思想的挑战。1965年加入“TelQuel小组”，她开始关注语言政治学，成为小组的活跃成员。克里斯蒂娃接受了精神分析训练，于1979年完成。她早期致力于语言学、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研究，并在“原样”学派（Tel quel）的影响下，遭遇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雅各·拉冈。1969年和1970年出版的《符号学—解析符号学》、《语言—未知物：语言学的尝试》、《小说文本》使她在法国学术界脱颖而出。1974年克里斯蒂娃的博士论文《诗歌语言的革命》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她的符号学研究的高潮，同时亦标志着克里斯蒂娃的研究重点即将从符号学转向女性问题。1974年，春天克里斯蒂娃随“原样”学派来到中国，这次中国之行使克里斯蒂娃开始重视对个人内在经验问题，随后她的怀孕和分娩更加促使她关注母性问题和身体与社会性的关系问题，1975年出版了《中国女性》一书标志着她开始走向女性主义批评和精神分析领域，开始着重于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和解构主义。自此伊始，她从文学、艺术、历史等方面探讨了女性、欲望、爱情以及边缘、颠覆等问题，分析了西方文明社会中人类表现出的忧郁、焦虑和恐惧症状以及医治心灵疾病的途径，并在随后的十余年写作了大量关于潜意识、性爱和女性主义为主体的作品。《圣母悼歌》（1977）、《真实与现实》（1979）、《女性的时间》是这一阶段思想发展的代表作。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克里斯蒂娃的几乎所有著述都被译为英文，其中大部分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当中，最为重要的与有影响的英译版著作是由托里·莫娃（TorilMoi）的，《性/文本政治：女性主义文学理论》（Sexual/Textual Politics：Feminist LiteraryTheory,，1986），约翰·里奇(John Lechte)的《朱丽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90)，A.E.瓦尔特·本雅明（A.E.Benjamin）和约翰·弗莱彻（John Fletcher）合编的《卑贱、忧郁和爱情：朱丽亚·克里斯蒂娃的著作》（Abjection, Melancholia and Love: The Works of Julia Kristeca, 1990），大卫·多恩菲尔德（David. R. Crownfield）主编的《克里斯蒂娃著作中的身体/文本—宗教、女性和精神分析》（Body/Text in Julia Kristeva – Religion，Women，and Psychoanalysis,，1992），凯莉·奥里弗所著的《阅读克里斯蒂娃》(Reading Kristeva： Unraveling the Double–Bind，1993)和她主编的《克里斯蒂娃著作中的伦理、政治与差异》（Ethics， Politics， and Difference in Julia Kristeva’s Writing,，1993），还有诺勒·麦克菲（Noelle MacAfee）的《朱丽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 2004）等著作。这充分显示了克里斯蒂娃在西方学术界的重要地位。

托里·莫娃（Toril Moi, 1986a）指出，克里斯蒂娃早期研究的知识背景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和黑格尔哲学。她对俄罗斯形式主义的了解来自于在东欧时期的学习：克里斯蒂娃与同胞茨维坦·托洛多夫(Tzvetan Torodov)一起将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巴赫金的理论介绍到欧洲。这一时期的学习还令她拥有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托里·莫娃认为，这种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双重知识背景，使克里斯蒂娃不仅能够很快地接受结构主义，而且能够以自己独特的计划运用和改造结构主义。诺勒·麦克菲（Noelle MacAfee， 2004）认为，克里斯蒂娃的哲学是欧洲近现代主体性哲学传统的一部分，她承继了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弗里德里希·尼采以来及法国一系列哲学家的脚步，利用后结构主义工具，对关于主体性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解释。麦克菲指出：克里斯蒂娃发展了另一个形而上学的传统，即“过程哲学”，它根本区别于从柏拉图到勒内·笛卡尔的绝对同一与凝固化的实体论形而上学。

2004年，由于她的“最新研究的语言交叉点，文化与文学”，克里斯蒂娃被授予“霍尔堡国际奖”；2006年，她在政治上的观点获得“汉纳·阿伦特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