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积累制是一种养老保险制度，其中在职劳动者通过自己和雇主在工作期间的缴费，将一部分劳动收入交给社会保障机构，并将累积的资金用于投资。当参与者退休时，这些累积的养老金和投资回报将用于兑现他们的养老金承诺。这是一种将劳动者的工作收入转移至退休期间使用的制度。

基金积累制赋予个人自主选择投资的权利，但这可能会导致较高的经济和非经济成本以及投资选择风险。由于居民对金融投资知识和信息的有限性，一些人在选择投资工具和对象时可能出现错误。即使个人具备选择投资的能力，也无法确保所选信托人的投资不会出现问题。特别是在资本市场不够规范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更加显著。在这种情况下，投资风险可能导致即将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所有成员个人账户的基金积累严重不足。如果没有政府提供的最低收入保障，某些退休人员可能会陷入贫困状态。如果个人账户是主要养老金来源，那么出现大量老年贫困人口的可能性就会更高。这种情况不仅未能达到政府的社会目标，还有可能因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而导致消费需求不足，从而阻碍经济增长。政府被迫扩大社会救济支出，缓解老年人口的贫困问题。但是，整代退休人口需要政府资助，且时间上非常集中，这可能会导致政府出现未预料的财政困境。

基金积累制的运作需要专业的技术和金融专家，因此运作费用较高。除了交易税和从业人员佣金外，还包括基金管理机构的内部管理成本。如果是私人管理的基金公司，还需要投入大量的营销、广告、人力资源竞争成本。这些费用是固定的，因此收入越低的人，运作成本占比越高，扣除运作成本后的净收益越低。这可能导致逆向的收入再分配，使得低收入群体获得的收益率更低，扩大了不同收入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公共养老保障制度的加入者主要是中低收入人群，巨额的运作费用实际上是从公共养老金中流出，流向金融从业人员，这些人通常是社会中高收入阶层。因此，与现收现付制相比，基金积累制可能会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基金积累制有两种管理模式：私人管理和公共管理。无论哪种模式，都可能存在市场扭曲风险。公共管理的中央公积金模式的特点是基金由国家集中管理，国家承担养老基金的最低收益保障。由于国家承担此风险，国家干预资本市场的市场化运作不可避免，这会对资本市场产生负面影响。养老基金进入股市可能会引发“社会投资”，增加计划经济的因素，甚至最终引发“中央计划经济”。政府也可能介入上市公司的内部决策，导致资源误置与裙带关系。养老基金入市还将导致政治目标代替经济目标，这将使资源配置机制扭曲，降低投资效率，带来投资风险。

基金积累制模式下的参保成员还需面对通货膨胀带来的资产贬值风险。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监管难度加大，易滋生腐败问题，削弱公众对公共养老金制度体系的信心。投资运营失败的责任最终由政府承担，这也会影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带来政治风险。若投资海外市场，还会涉及海外投资风险。

基金积累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通过罗伯特·索洛经济增长模型来研究。在基金制公共养老金模式下，个人的养老金收益是养老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取得的回报，即资本的边际报酬率γ。该报酬率可以由索洛经济增长模型来确定。如果以各期人均消费最大化作为长期经济效率最优的标准，索洛在其增长模型中推导出著名的经济增长的黄金定律：当一个经济中的资本增长率等于人口增长率加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时，经济处于最优增长路径，此时的利率即为长期动态的最优利率。按照索洛模型的推导，一个经济中的资本积累由利润转化而来，工人则消费其工资所得。同样地，我们考虑一个存在基金积累制养老保障的经济，当经济平衡增长时，每代人的养老储蓄刚好作为上代人的老年消费，资本报酬全部转化成投资积累，于是资本增长率即为其边际报酬率，当经济处于黄金增长路径时，即有：

γ =f'(K) =dK /K =n +g

由上式可知，当人均资本积累不足时，由于资本的边际报酬率递减，实际利率大于f'(K)，此时采取基金制，增加资本积累，使经济趋向于黄金增长路径，将加快经济增长。基于这一结论，以哈佛大学教授费尔斯坦为代表的“积累制派”认为，如果一国的储蓄率水平低于黄金率水平，那么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的转轨不仅能够解决养老保险体系面临的财务困难，而且会增加资本积累，加快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福利。这时，养老体系由现收现付制向个人积累制过渡，经济的效率就可以得到改进，养老体系的转轨就是一种增进帕累托效率的改革。在现实经济情况中，美国的居民储蓄被一致认为是不足的，这是美国经济学界主张他们国家的养老体系应该降低现收现付制的比重，增大积累制在体系中的比重的主要原因。

从上述结论可以看出，基金积累制能促进经济增长有三个理论前提：第一，基金制能增加储蓄；第二，储蓄能够转化为投资；第三，一个国家的储蓄率低于黄金律水平。但前两个前提并不必然成立。

不可否认，基金积累制对储蓄有正面影响。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基金制在提高老年人税收的同时降低年轻人的税赋，这等于同时降低了老年人的可支配收入和提高了年轻人的可支配收入。由于老年人的消费倾向远远大于年轻人，因此这种效应会导致社会消费总量减少和储蓄水平增加，能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Kotlikoff,1995)。第二，虽然强制性储蓄和自愿储蓄之间具有替代效应，但强制储蓄一般不会完全替代个人自愿储蓄。尽管基金制消除了政府频繁干预养老保障规则的政治风险，可以促成家庭选择减少私人储蓄，但基金制的特有风险却完全转嫁到了单个家庭，如通货膨胀风险和收益不确定性风险等造成其未来财富具有的极大不确定性，又会迫使家庭增加储蓄以备不测，因此个人储蓄不会随着养老金收益的增加而等量地减少。第三，流动性约束的存在限制了个人自由借债的能力，意味着个人在其一生中需要较高借入额的那段时间内，并不能按照其整个生命周期的消费计划进行消费，这样，强制储蓄总是能够增加私人总储蓄(Davis，1995)。此外，如果政府选择依靠征收产品价值附加税来解决公共养老金制度转轨时的财政问题，又会导致当期商品的价格上涨，提高了现期消费相对于未来消费的价格，家庭必然会推迟消费而选择更多地储蓄(Mitchell,1996)。

基金积累制模式下，雇主与雇员的缴费全部计入雇员的个人账户，在工作期间逐年积累，雇员退休后的养老金根据个人账户中积累的资金及其投资收益来确定。由于养老金待遇完全取决于雇员个人账户的积累，基金积累制有助于雇员增强保障意识，促进雇员努力工作，更多地储蓄。积累的资金可用于国家经济建设，个人积累的资金能够保证未来的支付，不会引起代际转嫁负担的社会矛盾。然而，基金制着眼于个人的代内资金平衡，缺乏再分配功能，社会成员之间一般没有资金划拨，无法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统筹救济，对于低收入者来说，不一定能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