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诵（？―前1022年），姬姓，名诵，谥号周成王，岐周（今陕西省岐山县）人。周代第二位君主，姬发姬发的儿子，太师姜子牙的外孙，母亲为王后邑姜。

周武王在克殷商、建立周朝后不久就去世，其子姬诵继位，年号成王元年（前1058年）。姬诵继位之初，年纪尚幼，由叔父周公摄政。周公摄政之初，管、蔡等诸侯联合帝辛之子武庚发动了三监之乱，周公历时三年，于成王三年（前1056年）将三监之乱平定。三监之乱平定后，为团结天下诸侯，巩固天子权威，姬诵于成王四年（前1055年）汇集四方诸侯举行了岐阳之盟，并在成王五年（前1054年）营造新都洛邑。周公摄政七年，于成王七年（前1052年）还政姬诵，姬诵在次年完成亲政大礼。

成王在位时期，政治上改革内外服制度，分封诸侯；军事上征伐东夷四国即商奄、徐戎、淮夷、商盖，巩固周代的统治；经济上通过营建洛邑发展农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文化上任命周公制定礼乐制度。

公元前1022年，成王因病驾崩，在位37年。姬诵逝世后，其儿子姬钊继位，即周康王。姬诵及儿子姬钊在位期间，社会安定、百姓和睦，史称“成康之治”。唐初宰相房玄龄评价其“刑措不用，流声洋溢”。学者刘光胜认为，周成王姬诵身上彰显着周人走向盛世的实干精神与政治自觉。

姬诵是姬发姬发的儿子，太师姜子牙的外孙，母亲为王后邑姜。公元前1058年，周武王姬发克商朝后两年去世之时，姬诵被立为王，为周成王。由于姬诵年幼，天下初定，叔父周公惟恐诸侯叛周，于是亲自摄政治理天下。管叔、蔡叔度等兄弟怀疑周公想要篡夺王位，于是联合帝辛之子武庚发动叛乱。三监之乱严重威胁到了周代的统治秩序，叛乱还得到徐国、奄国、薄姑等东方国家的支持。为了平定三监之乱，周公于成王一年（前1058年）动员臣民，调遣兵甲，同时争取友邦的支持，全力做好讨伐三监的准备。成王二年（前1057年）周公奉姬诵的命令，率兵东征殷国，与叛军开始正面接触。管蔡叛军在西向进攻途中，曾于洛阳市一带与东征军接战，结果一触即溃。管蔡只好带领残兵败将北渡黄河，与集结于殷国都城朝歌的武庚叛军联手顽抗。于是周公率兵攻打殷国，经过激烈的战事叛军大败。此役使管蔡叛军彻底覆灭，武庚被杀，管叔自杀，蔡叔度被俘。周公克殷后，于成王三年（前1056年）东伐践奄。周公东征军从殷都出发，采用攻小服大的伐奄策略，一路上收服熊、盈族等多个小国，使得奄等几个大国失去支持力量而臣服。之后周公担心诸侯再次背叛周代，就代理姬诵管理政务，主持国事。

周成王四年（公元前1055年）二月，三监之乱平定后，为了庆祝平定叛乱，团结天下诸侯，巩固天子权威，姬诵在岐山之南的周原召开诸侯盟会，四方诸侯陆续汇集于此。成王在周原举行大礼，检阅诸侯，为祭祀猎取动物作为祭品，并与诸侯盟誓，颁布册命，奖赏姬奭，赏赐召公汤沐之地榆土，将召公之子克分封到北方匽地为匽侯。同时还分封了五位诸侯到东部地区的商朝旧地，姜子牙和周公的长子伯禽在这五侯之列。而荆子、鲜牟等“外服”或非中原地区族裔这些不是盟誓活动的主体，则参与看守庭燎之类外围性质的助祭活动。

周成王五年（公元前1054年），姬诵继承父亲遗愿，决定在“有夏之居”的“土中”建立新的首都，用以管理东方广大的领土。姬诵首先派太保召公到洛邑察看地形，具体规划建都的地址。随后周公到达洛邑，全面视察了洛邑，并且进行了占卜，在涧水东、水西之间和瀍水东的南洛河之滨营建新邑，皆卜兆大吉。于是周公便把营建洛邑的地图和卜兆呈送给成王，于三月十四、十五日，杀牛、羊、猪等牲畜，在新邑立庙祭地。又过了七天，周公向各诸侯国民和殷民颁布命令，之后命令殷民开始大举动工，经过八九个月的兴建，年底洛邑便告建成。次年，周公制定礼乐制度，颁行度量衡，人民信服和遵守。

周成王七年（公元前1052年）三月，姬诵完成迁宅，在洛邑举行祭祀大典，周公说洛邑将是成王始作万民明君之地。周朝苦心营建的洛邑宣告竣工后，姬诵随即就以“四方入贡道里均”为由，决定以洛邑为新都，史称“新邑”，颁布《召》《洛诰》，并为此举行盛大的诸侯集会。据《尚书》记载，这场检阅诸侯的盛会规模盛大。姬诵面朝南方，冠冕上没有垂珠，朝服八彩色，腰间插着大圭。唐叔虞、郇叔在左，周公、姜子牙在右，依傍天子站在坛上。次年正月初一，姬诵亲政，以朝享之礼献祭于文王、之庙，禀告嗣位大事。在文王庙、武王庙各献一头牛。然后姬诵入太庙，献酒于先王之灵。至此，姬诵完成亲政大礼。

成王七年三月（公元前1052年），即周公归政姬诵后不久，有人向姬诵谗言，周公会对姬诵不利，姬诵由此心生猜忌。为了避免姬诵发难，周公离开首都前往楚国。后来，姬诵在周公的府邸发现了周公早年间为生病的自己祈福、甘愿以身代死的祷书，深受感动，命人从楚国请回了周公。

成王十年（公元前1049年）左右，为了使东夷四国即商奄、徐戎、淮夷、商盖归顺周代，避免发生叛乱，姬诵决定征伐东夷。姬诵作为“伐东夷”的主帅，亲自率领大军，其辅佐人员是姬奭和周公。“伐东夷”开始后，姬诵率周军一直到商奄，今山东曲阜一带。在取得对商奄的胜利后，姬诵回到丰镐遗址，发布《多方》文告，劝降东夷四国多方官民服从周的统治。此后的战事就由召公和周公在前线具体负责，重要的决策事项仍由姬诵来决定。在姬诵征伐商奄的时候，伯禽在姬诵任命下率军平定徐戎（在今徐州市一带），和徐戎一起兴兵叛乱的淮夷也随后被降。徐戎和淮夷臣服后，召公和周公继续东进，直到商盖（今滨州市阳信、惠民县一带）。商盖顺服后，姬诵命令将其君薄姑迁到齐都营丘附近后，把薄姑交付姜子牙监管，将“商盖”之地纳入姜齐的范围。此后，姬奭、周公班师回朝，征伐东夷圆满结束。

周成王姬诵在位37年，成王三十七年（前1022年），姬诵在临终前担心太子姬钊胜任不了国事，便要求召公、毕公辅佐姬钊，并将召公、毕公等大臣召到床前，要求大臣们根据遗嘱的精神辅佐、约束姬钊严格恪守周文王、姬发的遗训，使他能够制定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并认真推行，能够制定严密的法律法令并真正实行而不违背，希望姬钊在众大臣的帮助下成为一代明君。姬诵逝世之后，姬钊即位，为周康王，并通告天下诸侯，向他们宣告文王、武王的业绩，反复加以说明写下了《康诏》（康王之诰）。周成王与他的儿子周康王统治期间，社会安定、百姓和睦、“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史称“成康之治”。

周公平定叛乱后，对四国多方颁布诰命，反映了周公、姬诵对归服的商朝外服的政策。《尚书·多方》载周公告诫外服诸侯夏亡汤兴皆由天命。姬诵谴责诸侯不安天命，若再不听命而叛乱，则诛杀不。周公、姬诵沿用商代对外服固有称号称呼他们，并承认他们作为邦君的合法地位，可以在臣属周的情况下，治理自己的邦国。但这些外服诸侯要为周代提供力役等表示臣服。另外制礼作乐，依据宗法制原则分封诸侯，将血缘关系变为政治关系，使血缘政治化。此政策将殷商外服诸侯安置于姬姓诸侯之间，建立起了新的外服制度，并将其纳入周王朝贡赋体系之中，这也意味着周王朝新的国家结构的形成。

洛邑建成前后又迁居部分商朝内服势力，内服贵族居住在洛邑，可以继承他们原有的产业，并被保护而永久居于此，内服贵族的族人也将一同跟从他们迁于洛邑。这些殷商的内服势力曾经追随武庚叛乱，将他们迁徙洛邑可以置于周人政治监控之下。周公、姬诵分封诸侯时，将殷商部分内服族属分给了诸侯，命令诸侯治理殷民的政策是“明德慎罚”，亦是分而治之的策略。

西周以来有“各有其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和“是故天子有公”的长老监护制度。天子用来“补察其政”的父兄子弟，就是太师和太保，也就是称为“公”的辅佐大臣，这种政治上的长老监护制度，西周初期确曾认真实行。姬奭、周公和姜子牙，都曾担任师、保之职而辅佐姬诵。自从东都洛邑建成，周公归政姬诵，姬诵命令周公留守东都而主持成周政务，西都宗周的政务就由召公辅佐姬诵治理。当时西都和东都的王是通连的，东西长而南北短，有所谓“邦畿千里”，而以“陕”作为其分界线，“陕”指陕陌，在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南，正当东西都王畿的中心点。历史学家杨宽认为所谓“分陕而治”，即召公为太保，周一为太师，以长老身份，分别成为西都和东都的辅佐大臣，也是长老监护制度进一步的发展。

姬诵即位后，便选拔分封有德行的贤人，巩固周代的屏障。将周公分封到鲁国并封其为鲁公，将商朝的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六个家族迁徙到鲁国。将降服于周的殷贵族微子分封于宋为宋国国君。将熊绎封于楚地为楚国国君。将季分封到聃国。将康叔分封到卫国为卫君，并且将殷朝的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七个家族分封给康叔。将唐叔虞分封到夏朝的故城并封其为唐国国君，赐予唐叔怀姓的九个宗族和五正的职官。将蔡叔度的儿子蔡仲分封到蔡国，任命他为蔡侯。

在姬诵任命下，周公在殷代礼乐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制作、完善礼乐制度。周公将“德”的观念引入了君权神授的体系之下，倡导“明德慎罚”，继而敬德以“保民”，形成了不同以往的全新而复杂的礼乐制度。在政治范畴内，周公对宗法封建等级秩序作了严格规定。在礼节上，周公的“礼”囊括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内容广泛丰富，相传有规范祭祀活动的吉礼，规范丧葬礼仪的凶礼，规范外交礼仪，交际利益的宾礼，规范征伐、讨伐等制度的军礼，规范朝贺、庆典等礼仪制度的嘉礼五类，发挥了礼乐的教化作用，规范了民众的行为，同时还维护了宗法封建等级制，巩固了周代统治。

在周朝，各诸侯国都要按分封制向周王室缴纳贡赋，各级诸侯的贡赋是周王室维持日常生活和运转的重要物质基础。西土丰、镐虽然土地富饶，但是远在西部边陲，交通运输极为不便。随着周王朝的不断发展和控制广大东方的需要，西土镐京越来越暴露了地理位置上的局限性。

洛邑因具有“天下之中”的地理优势，即四方贡赋缴纳到洛邑的道路远近是一样的，姬诵开始营建洛邑，使得全国各地的贡赋可以直接方便地运送到洛邑。除了优越的地理位置便于贡赋运输，洛邑地区自然经济的开发程度也是姬诵营建东都的重要考虑因素。孟明在《西周财政运作研究》中认为，对于农业国家来讲，要想政权长久稳定的发展，占领控制农耕发达区是关键。河、洛一带是中国历史上开发最早的农耕区之一，为以后周王国的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周天子是国家元首，也是诸侯“共主”。其下有三公，即太师、太傅、太保。姬诵亲政，周公为太师，姬奭为太保，协助姬诵执掌军政大权。从《尚书·牧誓》看，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等，都负责作战事宜。大师（即太师）是西周王朝师氏之长，在西周早期（延至周穆王之世）的军事活动中要担任统帅，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东夷发生叛乱时，姬诵命令伯父担任大师，统率驻扎于殷地的王朝精锐部队八师前往征伐。在姬诵在位时期的重大军事活动中，大师的职责，是召集指挥王师的师氏，如成周八师的师氏、成周师氏等，组织集结军队，并担任统帅，前往目的地征伐。在召集师氏的过程中，大师还负责赏罚，对于不从王命的师氏处以罚金。

东汉末年文学家曹植评价：“周成王继位后，有贤明的圣人担任太保和太傅。周成王虽然年纪幼小，但天资聪颖，早有显露。有周公和姬奭辅佐治理，于是刑罚得以废除。”

刘宋文学家范晔评价：“周成王在位时期发生了声势浩大且迅疾的变化，却没有实现中兴康宁的功绩。”

唐初宰相房玄龄评价：“等到周成王做太子的时候，周公召公做太保和太傅，史佚昭示文章，所以他能够早早地懂得大道理，完成崇高的伟业，刑罚不用，美名流传。”

姬诵营建好洛邑之后，有没有迁都，早在秦汉就已经引发争论。汉之前，人们皆认为“周伐纣，居洛邑”，直到司马迁时，提出了“武王营之，周成王使姬奭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的观点之后，开启了千年的“迁宅之议”。随着近些年考古发掘出土越来越多西周时期的铭文来看，尤其是“何尊铭文”的发现，对周成王迁宅有明确记载，其“迁宅于成周”、“宅兹中国，自之乂民”语，言之凿凿，记载了姬诵迁宅于成周（洛邑）的历史。证明，周成王五年“宅兹中国”之说，遂在在文献、考古均得到证实。尽管学界还有不同看法，但何尊的问世，毕竟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证。

还有一种观点是周成王时建成的新邑成周，在西周二百多年间只处于陪都的地位，历代周王从未长居于此。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李学勤根据《尚书·洛诰》中的记载，认为新邑建成后周成王命周公留守于新邑，姬诵自己居于西方原来的首都，洛邑仅为周代的“东都”，也就是东方的陪都。

关于姬诵的出生年份，不同历史学家存在差异较大的推论，主要的说法有两种：前1049年说和前1055年说。著名汉学家倪德卫根据东汉末年儒家学者郑玄在《毛诗·国风·幽风》里的姬诵出生于姬发继位之年说法和对周武王元年的推断，认为姬诵出生于公元前1049年。前1055年说的根据是《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中成王元年为公元前1042年的观点，并且根据《尚书》《五经异义》等古籍，周武王逝世的那一年即姬诵继位的时候姬诵14岁，得出姬诵出生于公元前1055年的观点。

关于姬诵在位年数，先秦文献未见记载，汉以后学者多持37年说，而学界关于姬诵的执政时间一直存在着争议。依照已出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以下称《简本》），成王在位年是公元前1042-前1021年，在位22年。北京大学历史学家朱凤瀚关于周成王的在位时间有不同的观点。其依据是西周早期中段时期的公铭文中的“唯王又八祀”，“祀”是商晚期商人纪年习用之词语，通常认为是因为商王室以周祭方法祭先王、先妣，遍祭一周恰值一年，所以年也称祀，周人在克商后依然沿袭了此一记时词语来记王年。如宋康王时的大盂鼎，铭末记“隹王廿又三祀”，即是康王在位之二十三年。综合器物形制、铭文所界定的年代及铭文内涵，以及西周金文历谱和文献，朱凤瀚认为“唯王廿又八祀”的“王”为成王，“廿又八祀”为成王在位之年，成王在位时间是公元前1058年-前1022年，共37年（含周公摄政7年）。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陈久金则认为，经14C测定，伐纣之年大致可限定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之间；又根据《竹书纪年》有公元前1027年伐纣的看法、“自周受命至周穆王百年”之说、《周本纪》“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的记载，姬瑕在位19年是明确的。因此文、武、成、康、昭前五王约计八十余年，与百年之说尚有十余年的差距，可知百年之说仅是约略之数。又据14C测定，开国至共王元年仅剩一百到一百二十余年，因此在我们所定穆王元年不变的情况下，可推得穆王在位48年较为合理。公簋的出现，说明康王世应在二十八年以上。陈久金认为推排的结果是康王于公元前1024-前996年在位，计二十八年；再推成王世为前1042-前1015年，在位十八年。

姬诵是周初历史中的重要人物，其人其事成为东周、两汉各个政治、学术集团共同利用的对象，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形象。在西周早期的史料中，周公所辅佑的姬诵不是幼童或在襁褓之中，而是至少具有一定行事能力的青少年。《尚书·多方》中有“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之语，《书序》中记载“成王归自奄，在宗周”，因此学者彭裕商认为此处的“王”即为周成王。战国时期，君权面临系统性危机，进而导致诸子渴望出现具有超强能力以及较高道德水平的君主，但现实是大部分的君主均不符合所谓理想君主的标准。于是，以荀子为代表的战国诸子便提出君主可以保持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将实际政务委托给有能力和道德修养的辅佐者。因此周公形象被不断放大，姬诵的形象自然便不断缩小，周公所辅佑的姬诵变成了毫无政治能力的孩童。见《荀子·儒效》：“姬发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西汉初期，又出现了周成王襁褓说，这种说法最早见于贾谊：“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姬奭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姜子牙为太师。”（《新书·保傅》）“故成王处襁褓之中，朝诸侯，周公用事也。”（《新书·胎教》）西汉中后期随着朝局的变化，姬诵的形象几经沉浮。在霍光、王莽等权臣秉政之时，姬诵被塑造为襁褓中之婴孩，歌颂周公的功德。在盐铁之议上，文学一方道：“周公抱成王听天下，恩塞海内，泽被四表，惟人面，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诗》云：‘夙夜基命宥密。’皇帝富于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辅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议也。”在刘奭、刘骜当政时期，姬诵在政治话语中则以贤主的身份出现，周公的贡献则被忽略。

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周陵镇的周陵自宋代以来大体被认为是周文王、姬发、周成王等周代皇帝的陵墓，清代陕西巡抚毕沅于此立碑标志。但从清代起，就有学者对其表示怀疑，《皇清经解》引孙星衍《毕陌毕原考》：“毕陌在渭河北，秦文王、武王所葬，即今咸阳之陵，先诸书甚明，其误自宋人始。”长期以来，由于史料的匮乏以及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的缺少，关于“周王陵”的时代及墓主身份，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观点。现代学者阎文儒、刘庆柱、李毓芳、王学理、徐卫民等均认为其为秦陵。本世纪初，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周王陵”进行了初步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分析其墓葬形制为“亞”字形，并发现有外围沟（隍壕），认为“周王陵”的时代可能是战国秦。

周成王庙位于襄垣县县城西南13千米的太平村，是山西省第六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周成王庙在当地也叫雨祖庙，供奉的是西周王朝第二代国王姬诵即周成王。周成王庙坐北朝南，占地1128平方米，由大殿及山门戏台和厢房等30余间建筑组成一进院落。据勘察现存建筑，结合庙内元至大元年（1308年）《重修周成王庙记》石碑记载，周成王庙创建于金朝，金末元初毁于战火，元大德六年（1302年）重修。现存建筑中大殿为元大德六年（1302年）建筑，后代累有修缮；其余建筑均为为清代建筑。目前全院建筑基本保存完好。

周公辅成王庖厨图画像石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该石高63厘米，宽77.3厘米。画面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周公辅姬诵故事。一人端坐中央，地位虽然尊崇，但形体较小，即是年幼的姬诵。左右各有四人站立，左者一人，躬身拱手，神态谦卑，正在向姬诵汇报事情，他就是周公。

周成王姬诵小的时候，有一天，他和与自己感情非常好的弟弟唐叔虞在宫中的一棵梧桐树下玩耍。姬诵一时兴起，便从地上捡起一片梧桐叶，用刀切成一个（大臣们上朝时手中所持的）“圭”，将它送给了叔虞，以玩笑的语气对他说要封给他一块土地。叔虞大喜并将此事告知他们的叔父周公。周公就此询问姬诵，姬诵说自己同叔虞开玩笑。周公郑重回答：天子无戏言。只要天子说话，史家就要记载，乐工就要唱诵，士人就要称颂。周公之言，令姬诵深感惭愧。于是周成王只好将晋国这块封地给了叔虞。后来叔虞的儿子继位后，因为境内有条晋水，就把国号改为晋。此后，姬诵言出必行。

姬诵年幼时，由周公担任太傅，是姬诵的老师还同时代其行使天子职权。周公为使姬诵成长为一位明君，非常注重对其的教育。由于姬诵是君主，因君臣之礼不便指责姬诵，所以周公便让自己的儿子伯禽做为姬诵的陪读，并且用教育太子的方式来教育伯禽，要求其在陪伴姬诵时也要用太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姬诵犯错的时候，周公就教训、责罚伯禽，使姬诵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在周公的精心教导下，姬诵领悟了为君之道，为未来治理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刚继位时姬诵年幼，需要叔叔周公帮忙处理朝政。有一天，姬诵问周公什么时候举行定鼎大典，周公说：“九鼎是镇国的宝器，需要放在象征社稷的太庙里，然而洛阳的太庙狭小，放不下九鼎。因此需在太庙里增建个大殿，专门安置九鼎。等到一切都建成后，再选择良辰吉日举行定鼎大典。”于是姬诵听取了周公的建议，决定立即扩建太庙。过了几个月，一座宏伟壮丽的大殿在太庙里建成了。姬诵召集文武百官、四方诸侯，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定鼎大典，表示周代已完成了灭商大业，取得了天下。歌声四起，鼓乐齐鸣，太庙内外呈现出了一派欢乐祥和的景象。

《史记》

《逸周书》

《尚书》

《何尊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