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准予迁入证明》

　　 ■故事来源：税务系统公务员施大光

　　这是一张《准予迁入证明》，内容是允许一个叫施大光的上海知青从当年上山下乡的单位云南省勐腊县勐捧农场，把户口迁回他的家乡上海南汇。

　　施大光说，这张“户口准迁证”代表着他从一个国营农场的“青年职工”返回家乡重新成为上海的一个普通市民。这张《准予迁入证明》也见证了当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

　　1969年，16岁的施大光初中毕业，遇上了动员上山下乡，第一拨被动员去黑龙江，他没赶上，结果就去了云南。他所在的勐捧农场是一个橡胶种植场。刚到的时候那里还是一片原始森林，9年后，已经换成了一片橡胶林。

　　树长成了，人却走不了。施大光说，1978年，“知识青年”们经过了十年多上山下乡运动的“接受再教育”，接近“而立之年”的知青们面对着前途与婚姻家庭的抉择。《孽债》里的故事并非虚构，25、6岁的知青们正当婚育之年，但是为了回家，许多人都宁愿养了孩子不结婚。

　　知青们每个月有一天探亲假，但只能2年用一次，一次24天。施大光说，因为云南条件差，回一次上海要带上好些东西，来回一次用完了2年的积蓄。

　　知青们当年开始怀疑：难道真的要“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1978年底，知青们盼来了“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但这场42天的马拉松会议并没有带来好消息。会议指出，要把农场知青与农村插队知青区分开来，把在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定义为农场青年职工、取消“知识青年”的名份，要求农场“青年职工”扎根农场，这意味着在农场的知青可能回不了自己的家乡。

　　从这张《准予迁入证明》便可看到，施大光的身份是“社员”而不是参加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了。

　　知青大会的结果引起了农场知青们的抵触心绪。1978年底，云南西双版纳国营农场的知青率先掀起了“我要回家”的大返城风潮。很快，波及了整个云南省并影响全国，引起了当时国家领导的重视。知青返城最后得以实现，上山下乡运动画上了句号。

　　施大光记得，1979年初，勐腊县前往昆明的长途车票相当紧张，一天一班、40座的长途车显然不能满足农场六千多知青的似箭归心。施大光用一张全国粮票换来了一辆解放牌卡车上紧俏的位子，盘山公路的大转弯一个接一个，通向千里之外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