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置越南华侨的日子里

　　那是1978年初，为了妥善安置被越南政府驱赶的华侨，按上级的指示精神，勐捧农场五分场承担了部分侨民的接待和安置工作任务，并决定组建两个华侨队（即华侨一队和华侨二队）。

　　当时，我在分场砖瓦队任副队长。一天，时任场长安旺、副场长孟宪怡把我叫到分场，先是把中越关系的紧张局势说了一遍，接着就分场组建华侨队一事谈了分场领导的意见，最后将我从砖瓦队调到华侨一队任司务长的工作，征求我本人的意见。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内心以绝对服从的态度接受了这非同一般的工作，主要任务是：带上几个人搞前期的菜地开发，种菜做好侨民到来的后勤保障工作，迎接侨民的到来。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我和几个后勤职工每天早出晚归，往返于分场与华侨一队之间。

　　华侨一队建在勐润河边，距分场部6公里，简易公路沿河而上，直通勐润。华侨队是个特殊的队，组建一开始，就得到了农场、分场领导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分场兄弟连队帮助，没多久，我们在队长曹国宏的带领下，就盖起了一排排新竹笆房。接着盖伙房、建仓库、挖菜地、备柴禾，组建工作，井井有条。经过一段时间的辛勤劳动，在新开的菜地上撒下的种子，露出了新芽。此情此景，心里的滋味别提有多甜了。高兴之余，我在计划着下一步的工作。作为“后勤部长”的我，工作的职责就是要保障侨民到来之后，一日三餐不仅有饭吃，还要有菜炒。在那“大革命”刚刚结束的70年代末，吃饭靠国家定量供应的粮食，吃菜就要靠自给了。在当时，边境农场的生产队集体伙房每餐有菜炒出来，真是不容易，特别到了雨季，蔬菜供应更为紧张。为了迎接越南侨民的到来，分场领导把妥善安置侨民工作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来抓，号召并动员全场干部职工，认清形式，顾全大局，为做好此次越南侨民的安置接待工作作出一份力量。

　　筹备工作按分场领导的步骤有条有理地进行着。后勤保障工作，虽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我的心里仍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希望刚栽下的菜秧快快长大，一天一个样，三天大变样，随时可以上厨房。菜地天天挖，菜秧天天栽，菜水天天浇，在我们几个人的共同努力下，在河边开出的3亩菜地里，各种蔬菜茁壮成长，一天一个样地发生着变化。

　　当我们的筹建工作基本就绪时，迎来了首批越南侨民，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批侨民好可怜。虽说是举家迁徙，但不见象样的家什用具，他们疲惫不堪地扶老携幼、拖儿带女，穿着是那样的简朴，他们的表情已经告诉了人们，是战争给这些侨民带来的不幸。这些侨民的祖籍是广西人，他们的前辈是经商做工才到了越南的。因中越关系不断恶化，越南当局使出了驱赶的手段，在越南已经无法生存。此次幸亏祖国政府和人民全力相救，衷心感谢中国*，感谢社会主义祖国，感谢为他们安置的农场职工。

　　越南侨民到来之后，按照上级的规定，我们分别不同情况，给他们安排了住房，发放被子、蚊帐、衣服等用品，并发了吃饭用的饭卡和一月的生活费，使他们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为了使这些侨民适应新的环境，半个月里，队里均没有安排他们的工作，让他们到附近村寨走走，熟悉周边生活环境，安顿家庭生活。为使这些侨民安心边疆生活，做好侨民的安置工作，当地政府部门也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与支持，给侨民每人每月定量的包谷酒、食油和猪肉供应。政府给予的这种待遇，对农垦职工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对于我们这些直接参与接待的农场管理人员来说，也是没有的。可见，在那特定的年代里，中国政府给了这批特殊的侨民以特殊的待遇。

　　那时，我的工作职责是：后勤保障，安排好一日三餐的伙食。在自己种的蔬菜还没接上的日子里，我就经常到附近的三队、四队、五队和工程队去找菜，来保证华侨一队的侨民吃菜。全分场的干部职工都为侨民倾注了一片爱心。

　　然而，一个月以后，这批越南侨民对我们的真诚并不理解，对现实的生活条件并不满足。的确，在那个特定年代的边疆，条件差、生活苦、交通闭塞是事实，这是受我国的国情所制约。他们提出要到大城市里去生活。思想随之波动起来。我们响应党的号召，不也是从大上海来到这边疆工作生活的吗？我们的解释，老职工们的劝说，均无济于事。那些侨民采取了集体出走的行动，当我们上前劝阻时，他们便让老人、妇女、小孩子打前阵，中年人则肩挑箩筐前呼后拥，在一片片喧哗声中向勐捧集镇方向赶去。当时，我怎么也不理解，越南人驱赶你们，是中国政府和善意的人民收留了你们，为何还不满足，要到大城市里去，妄享清福，这可能吗？中国的国情允许吗？当晚，他们扶老携幼驻扎在勐捧镇上。

　　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注意动向，及时汇报，以诚相待，劝其归队。我们又按照分场的布置，把煮好的饭菜送到勐捧镇上，热忱招呼他们前来打饭菜，劝他们有什么问题吃了饭再谈。可是，我们的善意侨民们还是不理解，分场领导的劝说，也不予理睬。于是，农场、分场在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时间过了一天又一天，他们仍没有回心转意。就这样僵持了数天以后的一个深夜，这帮侨民象一窝蜂似的，离开了勐捧镇，向新公社（现关累镇）的方向涌去。一个星期以后，在上级部门的精心安排下，这帮出逃的侨民，或许是饱尝了饥饿、露宿的辛酸，一个个的脸上无精打采疲惫不堪。当我们叫他们开饭时，流露出了深深的歉意。事后，一位侨民对我说：“这里每月28元的工资太少，并且没有地方花，这个地方太落后，穷得有钱也花不掉。”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华侨一队又恢复了往常的生活节奏，侨民们在队里也参加了一些劳动，有的上山挖梯田，有些安排做些后勤工作，从表面上看，与我们分场连队职工在生活上、工作上没什么两样，一切趋向正常。

　　1978年12月20日，也就是我离开云南西双版纳这片热土的前夕，一位侨民老太拉着我的手说：“小唐，你真好，自从我们来到这里，你为我们吃了不少的苦，每月发工资给我们，你要走了，以后谁来给我们管理生活、发工资？”“你放心，我原来的工作有人来接的，你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我一个劲地安慰这位老太。

　　时间一晃就30年了，伴我度过青春年华的边疆农场里的老领导、老同志，时刻在关心着我的成长，杨吉甫、李国荣、安旺、李光良、老三嫂他们那种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慈祥的面孔，时常展现在我的脑海里，激励着我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地前进。今天，我们远隔前山万水，趁五分场建场30周年之际，远方的朋友，真诚地欢迎你们来做客。

（作者系上海南汇知青、原西双版纳勐捧农场五分场华侨一队副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