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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会忘记他的名字
作者：庄金陵
一九九三年十月，我太太因事由桂林乘火车去广州，回到家还未喘过气，冷不丁问了我一个人的名字，说：“你知道有一个叫丁惠民的人吗？” “丁惠民” 一个熟悉的名字，我马上就反应过来了，我太太说的这个人一定是一九七八年岁末，一九七九年年初，作为云南知青大罢工的策划者和领导者的那个丁惠民。我随口道：“知道。丁惠民，云南知青大罢工的领袖，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你怎么知道这个人的？”我又反问。于是我太太讲了一段在火车上偶然遇到丁惠民的故事。
由桂林到广州的火车每天下午离开桂林站，旅客在火车上休息一个晚上，第二天天亮火车便到了广州。由于乘这趟列车的乘客不是太多，经常出差在这条线上的人都是先上火车，然后在火车上补张卧铺，就着卧铺车厢里睡一个晚上，省去了住旅店开销，第二天一早精神抖擞的在广州办事，若事情办得顺利，当天晚上再乘早上到广州的火车，原车返回桂林，革命生产两不误。
那天下午，我太太上了火车，在列车长那儿登记上卧铺后，便随便在硬座车厢找了个乘客比较少的地方坐下来。车厢里很空，许多座位空空的，我太太找了个三个人的座，一人坐下。对面的三人座上坐着个约四十左右的男子，因酒精过度脸显得土灰色，透过那张土灰色略显疲惫的脸，看得出主人饱经沧桑阅尽艰辛的故事。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瓶白酒，有事没事主人翁拿起酒瓶来凑着嘴抿一下，一本站台上买的杂志，不经意地随手翻阅着。
“什么杂志？”我太太首先打破旅途的沉寂。
“一本讲述知青故事的杂志。”对方答道。
“我先生也当过知青。”我太太说。
“在哪里当知青？”对方似乎有了兴趣。
“勐腊。”我太太平静地回答。
“勐腊！西双版纳的勐腊！那你先生一定知道我，我叫丁惠民。”对方略显激动起来。
“在他的朋友中，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你。”
“但他肯定知道我的名字。”对方很自信。
“为什么？”
“你知道知青大返城吗？”对方反问。
“知道，看过不少文艺作品。”
“你知道一九七八年那场云南知青大罢工吗？”
“听说过。”
“你是从哪里听说？”
“那时我正在昆明上大学，听同学们互相传的，说有知青在城里闹事，还有什么睡铁路的事情，具体的不清楚。不过听说那时一帮七七届、七八届在昆明上大学的知青同学也曾上街去声援过，搞得很热闹。”
“还有呢？”
“还有就不清楚了。”
“你知道这场大罢工是谁挑头，是谁领导的吗？”
“不知道。”
“就是我，就是我挑起的，我叫丁惠民。”丁惠民颇显得意和自豪，使得原先略显灰色的脸微微有了血色。是啊，正是他登高一呼，成千上万的人跟着响应，最终使得一个荒谬的运动划上了句号，这怎么能不得意，怎么能不自豪呢。
“那你现在做什么呢？”我太太略感兴趣的问。
“还是做些与知青这历史话题有关的事情。”丁惠民继续道：“知青这段历史已成为过去时，研究那段历史，特别是那场席卷全国的知青大罢工，却是现在进行时。目前国内外都有人在研究它，描写知青大罢工的书已经有不少面市，就象这本杂志一样，许多都是以讹传讹或肆意杜撰。作为这段历史的当事人，作为对历史的负责，我有责任把这段历史写出来，留给历史。另外，在整个云南知青大罢工期间，境外的许多组织和个人都对知青大罢工予以高度的关注和同情，并且捐赠钱款以示对我们的声援。当然，在当时的环境下，限于种种原因，我们不可能得到这笔资金，现在国家开放了，各种政策相对宽松，所以我还是想以我的名义设法试试，看能否把那些钱要回来，不管有多少都是好的。这笔钱可设立一个基金，一部分用作知青历史的研究和整理，一部分用作目前一些困难知青的补助。毕竟有些知青现在的生活还是很艰苦的，他们因为没有文化，缺乏技术而提早下岗了，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现实。此次去广州就是联系这事，希望能有些眉目。”
此时，列车上广播通知，说我太太的卧铺已经落实，请直接去卧铺车厢办手续。于是我太太礼貌的问丁惠民需不需要去卧铺车厢休息，她说可以再补一张卧铺送给他，请他不必介意也不用客气，因为自己的先生也是版纳的知青。丁惠民回答说：“不用了，谢谢你。这里很好，人不多，能省就省点。再说我腰不好，在农场受的伤，坐着更好些。”于是这次短暂的对话就这样结束了。
听完我太太的叙述，当时我直怪我太太，怎么就没向人家要个地址和电话呢。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时间过去整整十二年了，当我把这段意外的火车上的对话用文字写下来，再让我太太过目的时候，她已浑然记不起来，竟问我有这回事吗？是啊，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怎么会记得呢？顶多听听故事而已，当时震奋过，过后也就忘记了，可我却是记得那么真真切切，恐怕是一种情结所至吧。
俗话说时代造就英雄，但有的“英雄”只是过眼烟云跳梁小丑，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变成人类的渣滓，文革中已有太多这样的例子。而有的英雄则将被人们永远记住，尽管有时还会遇到一些暂时的困难，但历史最终会是公正的。丁惠民的名字是属于后者。
知青的历史已成为过去，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那只是个瞬间，然而，终止这个瞬间的人是伟大的。他们不畏权势，为自己的权益，为自己的尊严，冒着极大的风险，凭着惊人的勇气，顽强的意志，过人的胆识，聪颖的智慧，进行了英勇的奋斗。翻一翻从古至今的罢工史，七八年岁末的那场云南知青罢工，以及后来席卷全国的知青大返城，其规模和声势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据说从来的罢工最后都是被镇压的占多数，过后再由统治者们做出些高姿态进行安抚，以平天下。然而，七八年的那场云南知青大罢工最后能彻底地和平解决，不管怎么说都是我们时代的进步，历史毕竟是大大地向前跨越了一大步。
附：公元一九七八年云南知青大罢工大事记：
1978年10月16日，丁惠民第一封致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正式公布。
1978年11月18日，丁惠民第二封致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正式公布。
1978年11月下旬，西双版纳知青代表第一次联席会议于景洪江边旅馆秘密举行，出席代表四十余名，分别代表西双版纳二十多个分场。由于会议引起旅馆方面警觉，下午会议转移到县汽车站停车场内继续进行。
1978年12月8日，西双版纳知青代表第二次联席会议于景洪农场招待所正式的公开举行，与会代表一百二十多人，分别代表西双版那全州七十多个分场。会议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和决定，选举产生了这场运动的最高指挥机构，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赴京请愿筹备总组成立，丁惠民被推选为总指挥。会议通过了由丁惠民执笔的凝聚西双版纳五万知青心声的<请愿书>，即第三封致党中央、华国锋主席、邓小平副主席的公开信。
1978年12月9日，丁惠民率总组和知青在景洪游行，要求会见州政府领导。游行后由丁惠民口述，胡建国执笔的西双版纳知青<罢工宣言>随即诞生，刘先国代表总组庄严宣读总罢工令。随后短短两天，版纳所有农场全部瘫痪，各级基层罢工组织迅速发挥作用，罢工由上至下如火如荼，迅猛异常，势不可挡。
1978年12月13日，丁惠民率部将指挥部移师景洪农场招待所坐镇指挥。
1978年12月16日，第一批北上请愿团在数千知青的夹道欢送下从澜沧江桥头起程。
1978年12月18日，请愿团主力共56人正式出发，出发前在景洪街心花园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上万知青热泪相送，丁惠民被躺在担架上启程，场面悲壮。
西双版纳知青罢工随即由胡建国掌帅，继续抗争。
1978年12月22日，丁惠民所率请愿团在杨武召开会议，会议对北上请愿计划进行了调整。次日，请愿团分为三组，一、二组的代表依然佩戴醒目的标志向昆明进发，丁惠民所率28人赴京小组则从公众视线中消失。
1978年12月24日晚，丁惠民一行到达四川德阳，住进车站招待所作短暂休整，为进京请愿做最后冲刺。全体代表开足马力印刷传单，抄写大子报。丁惠民亲自起草<告全国人民书>。
1978年12月27日晨，请愿团到达北京。代表们在天安门前展开横幅布标，并开始演讲和散发传单。几乎是同一时间，境外各大电台都纷纷以头条新闻向全世界播出了同一消息：中国云南西双版纳知青北上请愿团到达北京......。此刻起，不光是版纳的知青，全国的知青都为之而振奋了，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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