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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故乡的记忆
-----曾经的生活
作者：朱惠忠
奔赴西双版纳
西双版纳，地处何方，东南西北？美在那里，山水风光？当时的我一无所知。去了以后才知道那是位于祖国的西南边疆，有26个少数民族，为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份----云南省。它，成了我们上海知青的第二故乡，我在那里曾经生活了3年零8个月，时间虽然不长，但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却永远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时刻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1969年，我17岁,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中，刚刚“复课闹革命”读了三个月中学的课程，就被宣布中学毕业。当时去向有参军、黑龙江插队和云南建设兵团，由于我家庭成份是小业主，没指望当兵；黑龙江又太冷，不想去；所以我选择了供给大米、还有26元工资和2元边疆费的云南。后来事实证明不去是不行的，
个别想留在家里的同学最终也逃不出命运的安排，有一个赵姓的同学就是这样，其父母单位和街道的领导天天做思想工作，并让他们在大会上表态，要不然就单位停职。无奈，他也选择去了云南（后来上了复旦大学）。
当时，学校里贴满了“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大字报和决心书，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已经深入人心，上海的马路上、街道里，每天都有敲锣鼓的人群，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一片大好形势下，我也抱着一颗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决心，立志当一名光荣的军垦战士，和其他众多的同学一起，瞒着父母拿出户口本，悄悄报名去云南建设兵团。说实在的,那时候真正去云南的另一原因,是因为同班坐在我前排的一位G同学11月份就去了云南，她的家也住在南门，我家的斜对门，也算是邻居吧。虽然彼此没说过话，但心里总有一份模模糊糊说不上的感觉，也许这就是一种------。
1969年12月20日，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成了我们知青人生转折的纪念日。那天，上海北火车站锣鼓喧天，欢送的人有好几千。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我临出家门的时候，我父亲一句话也不说，站在门口用一种说不透的目光看着我。弟弟还小，哭着闹着要去送我。
站台上，到处都是家长送子女的，说不完的嘱咐，道不尽的叮咛。
呜——随着一声汽笛长鸣，刹那间响起一片哭喊声，亲人分离时的悲伤、哭泣，把高音喇叭洪亮的歌声都淹没了。随着“咔嚓、咔嚓”声火车慢慢驶离站台，数千名和我一样年轻、一样稚嫩的学生就这样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可爱的故乡，离开了兄弟姐妹，奔向那陌生的西南边陲。当时我看着我母亲扶着我弟弟，擦着那辛酸的泪水，望着渐渐远离的火车，久久不愿离去,我的心也是酸酸的。直至今日，只要回想起那一幕情景，心里总有一种对母亲歉疚的感觉，情不自禁间会悄悄流下酸酸的眼泪。
在火车上，望着窗外的景色，一切都觉得很新鲜。刚才还沉闷的
车厢里，一会儿就热闹起来，有的已打开随身行李，掏出所带的零食吃开了，有的则开始说说笑笑，天南海北了。毕竟是小孩，懂啥呢！
一路上，我们经过了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几个省，过了四天三夜才到了云南昆明。这是一座山城,由于凉爽的气候关系,四季如春，被称作春城。有小半天的时间放假，我们三三两两结伴上街逛游。可是一上街才发现大部份的商店都关门了，要买东西也买不到，唯一开门的是照相馆，也好，进去照了一张相留念。事后，我们才知道，为了防止知识青年抢购物品，商店才都关门不营业。你不知道，那时候由于商品紧张，还实行计划供应呢。
当夜，我们入住在云南大学。第二天一早，换乘柴油汽车继续赶路。据说柴油车动力大，足以驱动接下来要走的漫漫盘山路。一路上汽车开过卷起的尘土飞扬,看到的是越来越荒凉的红土地和漫无边际的原始森林,随着汽车发动机的沉闷声音,我们的心也逐渐沉重起来。住的招待所是越来越差，吃的饭是越看越不想吃，加上盘了几天的山路，有的人开始顶不住了，我自己也有些昏昏沉沉，整天躺在车上睡觉。
赶了三天的山路，我也不知道经过了哪些地方，终于到了思茅地区（后来才知道是师部所在地）。在那里，我们总算看到了一些象样的房子和建筑，有点小城镇的气息，许多政府机构都设在这里。第二天，继续赶路（我们前脚走，后面就发生了地震，谁也不知道），直到傍晚时分才到达了猛腊县城，再下去就是我们的目的地——猛捧，西双版纳的一坝。
西双版纳由十二个大的平原坝子组成(西双就是十二,傣语),每个坝都有一个土司，即地主，土司中又以名叫版纳的人为首，所以称西双版纳，人们常说的“头顶芭蕉，脚踏菠萝，摔了一跤还可以抓一把花生”，形容的就是这片美丽而且富饶的地方，它的首府是景洪。
我们被分在水利一团三营十二连,共有知青151名，全都来自惠南、周浦、新场和大团四大镇，以及航头、下沙、三灶、六灶、三墩、祝桥、盐仓、老港等其他镇上的应届毕业生。连长、指导员都是现役军人，副职由农场老职工担任。一到驻地，就由他们接待安排。我们一下车就惊呆了，连队的住房就象农村的猪舍，竹笆做墙的草房四面透风，泥地上是四根树丫做床脚支起的竹床，四周围绕的是一片片神密莫测的深山老林,一片荒凉。一见此景，姑娘们登时抱团痛哭，甚是凄惨，男孩们则默默无语，含泪悄悄收拾行李。唯一感到一丝安慰的是,连队附近有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大家一拥而上,用水痛快地洗刷去一路上沾满的尘土,冲去那远离家乡的心头痛楚，抹去那思亲想友的悲伤泪水。
夜幕很快降临，大山老林里的天气显得格外寒冷，白天晚上的温差很大。黑夜沉沉，静得有些可怕
，时不时从那远处森林里传来一两声鸟兽叫声，更添心头寒意。躺在有生以来第一次睡的竹床上，遥望着满天的星星和点点闪烁的油灯，大家都在默默地思念着远方的家乡、亲人和朋友。
第二天一早,当大家还处在沉睡梦中时,一阵响亮的哨子声划破了寂静的黎明，它宣告我们的学生时代结束了，孩童生活将一去不复还。随着连长一声“全连集合”，军营式的第一天生活开始了。
由于大家还不习惯，三三两两的人们费了好长时间才集中到一起。连长开始点名，宣布班、排名单。由于我在学校被点名担任排长，所以继续任命为一排排长，属下三个班。全连共配四个排，拾二个班，一至三排为男生，四排为女生。同时，宣布连队纪律，其中一条是三不准：不准谈恋爱、不准喝酒、不准吸烟。
在“刀耕火种”的日子里
我们的第一位连长叫侯定邦，是现役军人，每次开会讲话，嗓门都是大大的，可是没多少文化知识，讲话比较粗鲁。记得有一次大会上，由于个别人不守纪律，不听指挥，他很生气，竟然大声说：“x毛挡不住鸡巴，”意思胳膊拧不过大腿，你们不听话是没用的。大家想笑也不敢笑，我们知青就是在这样“无知头头”的领导下，好象生活在原始社会，过着刀耕火种的日子，投身在“战天斗地的广阔天地”里。
最初的劳动是连队基本建设，解决蔬菜问题。当时，我们每个人每个月的粮食定为40斤是可以基本保证的，但腊肉四两，花生油四两却不一定月月供给，蔬菜要靠自己解决，这就是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连队给每个战士（属于部队编制，不能叫同学了）发了一把砍刀和一把锄头，我们那时把砍刀别在腰里，把锄头扛在肩上，称为战斗的武器，向原始森林进发。就这样，数以万计的知识青年回到了刀耕火种的年代。大片原始森林的树木，在知青的砍刀下，一片片倒下去，其中还有生长了上百年，几个人才能抱拢的大树，这就是“刀耕”。过几天一把火烧光，草木灰做肥料，这是“火种”。当然，种蔬菜可不能等，一般选择靠河边的平滩地，方便浇水，四周还要围上篱笆，防止野兽的践踏。
我们男生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上山砍柴火，女生则负责整理田园种蔬菜。当时连队煮饭是在靠河边的斜坡上挖一口灶，支上锅，就这么简单，打柴火的任务自然就落在男生的肩上了。
一进山，才知道什么叫“原始森林”。满地的腐烂叶陷到半个小腿，不知名的虫子到处爬，特别是一种叫“旱蚂蝗”的，只要你一站停，它就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我们是一边用刀砍路一边进山的，磕磕绊绊的谁也不注意，一会儿工夫就爬上来好多，专在人体潮湿的部位吸血，有些人劳累了一天，直到第二天醒来才发现，为时已晚，它已吸得滚圆，压到它就是一滩血。连队有一个张姓男生，据说早晨醒来觉得小便口疼，起来一看，蚂蝗已钻进去一半，赶紧送团部卫生院处理。
有了这个教训,以后进山我们就用绳子把裤腿扎紧，如果要站在原地砍树或休息的话，就用枯草树枝烧一堆火，它就不会爬过来了。
烟火的另一个用处是驱赶蚊子，山里的蚊子又肥又大，“三个蚊子炒一盆菜”是云南十八怪里的一怪，给它咬上一口，马上肿起一个大包，又痛又痒，一旦抓破皮肤，很容易引发皮炎，好几天以后才能愈合。
山里有很多野果树，特别是野芒果，果小肉甜，真谗人。第一次不知道，够不着摘，就爬树，岂不知一上去就大叫上当，原来树上有一窝红蚂蚁，又长又壮，你上树侵犯了它的领地，它马上一拥而上，翘起屁股恶狠狠咬住你，拉断它的身体也不放。后果跟被蚊子咬一样，痛上好几天。有了教训，我们就先用火熏，然后再爬上去摘果子。当地的老乡告诉我们，一旦碰上大群这样的蚂蚁，千万不要惹它，如果成群结队的赶来咬你，搞不好要出人命的。当然，为了解谗，我们就想法用竹竿楸，实在楸不到，就用弹皮弓射下来，但果子都破碎了。虽然如此，也是一种乐趣。
说起水果，除了芒果，还有文旦果（泡果）、芭蕉、香蕉、菠萝、树菠萝（菠萝蜜）、先苦后甜、甘蔗、木瓜、洋桃等等，其中，要说吃甘蔗最有趣。傣族人的甘蔗园很大，他们种植主要是用来榨糖的，红糖的主要成份就是甘蔗糖。我们要吃甘蔗，就到傣族人的甘蔗园里，自己拿一把砍刀，随便砍来吃，要吃多少就吃多少，后来吃多了，就挑剔了，把甘蔗的头尾全砍去，专吃中间的一段，特甜。傣族人有个习惯，他只收你出来时所带的甘蔗的钱，在里面吃的不计费，也就是畅吃，至于在里面我们吃剩下的梢和尾，他们就统统收起来，拿到糖厂去榨糖，对他们来说一点也不浪费。
我们也种过一回水稻。在上海下乡农村劳动时我们得知可以种双季稻，云南属于南方气候，理应也可以种植双季稻，但由于是祖先留下的传统习惯，一年只种一次稻，据说傣族人喜好吃糯米，不种大米，所以产量也低。到了收割季节，便是傣族人的庆祝节，一到晚上，点上篝火，男女老少围在一起载歌载舞，欢庆一年一度的丰收。恋爱中的情人更是成双结对相拥在一起，共度那美好的夜晚，如果哪个姑娘相中了哪个小伙子或小伙子相中了哪个姑娘，两人便悄悄相约离场，走向那远处森林，卿卿我我，互诉爱意。
种水稻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先将水灌进田里泡上，几天后用梨把地耙烂，整平地后再插上稻秧。在上海农村一般用牛耙，也有用拖拉机耙，可我们全靠人用锄头耙。且不说其劳动强度有多大，单单光脚在泥浆里泡上一天、火辣辣的太阳晒上一天也够呛了。更恐惧的是水里有一种“牛蚂蝗”，比人的手指还大的多，它在浑水里什么时候咬你都不知道，当你感到痛时，它已经吸饱了血，用手怎么拉也拉不掉，而且粗粗的皮肤让人感到恶心。
但它也有用处。刚到云南没多久，一方面由于我们年纪小，皮肤嫩，气候跟上海又不一样，几乎每个人都患水土不服症。一到雨季天，不管男女都开始烂脚，整条小腿密密麻麻全是烂眼，比一分硬币还大，直到今天有的人还留有疤痕（也是当时我们知青在云南边疆的最好见证）。那时，边疆的医疗条件极差，连队医务室根本没有象样的药，。当地老乡给了一个土方，即让“牛蚂蝗”在烂口处吸血，把那些“毒”血吸掉，再吃上一点消炎药，伤口很快就好起来了。
原始森林中有一种人眼看不见的“瘴气”，大概是由于长年累月散发不出去的潮湿毒气形成的，对人体有害，特别是早上进去更为浓重，进森林时间久了容易中毒。连队有好多女生开始只觉得嗓子痒，慢慢嗓子嘶哑，最严重的连话也讲不出来，吃什么药也无济与事，直到几年后回上海治疗才痊愈。后来老乡告诉我们，进山以前一定要烧一把火或等太阳出来以后，等“瘴气”驱散后再进去。怪不得当地老乡进山都有一支用烟叶自己卷的土烟，大约有筷子这么长，进森林就吸，味道特呛，断断续续可以吸一个星期。原来吸烟可以驱毒，傣族小男孩从小就被培养吸烟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男生不易被“瘴气”所侵，也因为大部份都跟吸烟有关。有了这个原因，连队对以前规定的“三不准”中的不准吸烟也就慢慢松懈了，以前不吸烟的男生都开始学抽烟了。
在砍树时，有一种生漆树，一刀砍进去，马上流出来一种乳白色的液体，慢慢颜色变黑，岂不知这里有毒。只要手沾上这种液体，摸到哪里，哪里就肿，一时间，全连队的男生都变了样，奇形怪状，反正手摸过的地方都肿，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说不出的滋味，只得在家休息。而那些偷懒的人，没有病的也借机去摸一下树，等肿了以后混病假，医务室对此也毫无办法，显得束手无策，只得批假。
连队伙食实行打饭制，每到开饭时，
有值勤排长吹集合哨，各班站队全连集合，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或唱上一首歌，各班就领菜打饭，然后围在一起吃饭。当时是没有桌子和凳子的，蹲在操场上吃。菜只有一脸盆空心菜或茄子，再加上罗卜汤，难得有一回猪肉吃，没有菜吃的时候，就泡上一盆盐巴汤，浇上一点猪油吃饭。那时吃饭要快，大家围在一起就象抢来吃一样，谁吃得快，谁就可以吃得多，特别是吃菜。我与指导员、连长、通信员和文书一起吃，连长刀学文是个傣族人，个矮机灵，又最鬼，每次都抢菜吃。有一天，吃红烧肉，连长先把好菜往自己碗里扒满，然后一转身，屁股对着菜盆连放了几个臭屁，等我们都感到腻心不要吃时，他一个人哈哈大笑蹲在那里独享美肴佳菜。
更可恶的是，这位刀连长为了贪吃鬼点子特多。有一天晚上睡觉前，他感到肚子有点饿了，便跟马成云指导员商量，去搞一点东西下酒吃。他拿出一把军用匕首，趁着夜色蒙蒙，悄悄来到女子十一班房后，在屋檐下挂着一大块知青刚从上海探亲带回舍不得吃的咸猪腿，狠狠割下一块，很快溜回连部，叫通信员马上去煮来吃，一直闹到半夜。
当第二天早上他还在熟睡时，十一班的班长就来到连部报告，说：连长，连长，我们的肉给偷了。刀连长一脸的不高兴，嘟哝道：大声嚷嚷干啥，去叫朱副连长查一下。查，我当然查不下去，只能装糊涂和稀泥，下文肯定是没有了，这件事情不了了之，这里的秘密只有我和通信员知道了。
为了搞吃的，指导员马成云也不逊色，他的办法更绝。一天下午，等连队的人都出工后，他悄悄叫上我，带上两根黄色炸药，每根大约四两重，来到一条河边，左顾右盼，确定没人，就把雷管插上导火线，引进炸药内，然后用刀割开一头导火线，点燃一棵烟，用力猛吸几口后，对准导火线点燃，并迅速扔进河里。少许片刻，只听得“砰”一声，水面炸开了，却不见大鱼漂上来，只有手指那么大的鱼有两三条。正在发呆之际，河边传来了吼叫声“不利了，炸鱼了”，原来是几个正在河边树林里砍树的傣族人听见了爆炸，闻声赶来了。一见这架势，只见马指导员迅速摘下军帽，并把有领章的衣领翻进头颈里，然后转身就跑，也顾不上我了，我也跟在他后面一阵猛跑，回到了连部。真是鱼没抓到，反而弄了一身腥，差点出洋相。一到晚上，他一五一十把此事说给刀连长听，
笑得他腰也直不起来，还说下回他去炸给你看看。
上梁不正下梁歪，连队里的个别人也不落后，诸如偷肥皂、偷衣服、偷芝麻糖，甚至偷钱的也时有发生，其中要数那个芝麻糖案最为复杂，直至今日，当时的几个嫌疑人只要一见面就相互纷争不休，莫衷一是，恐怕请当今最高明的法官来也难辨真伪。
一到雨季天，我们还要走10多公里的山路到猛捧镇去背米扛菜，一路上光脚爬山淋着雨，苦不胜言，有些走得慢的摸黑才能回到连队，累得连饭也吃不下。当时我们正是长身体发育的年龄，40斤定粮根本不够吃，加上营养不够，人有些浮肿，只能上山挖一点山药、木薯来补充。有一个战士因吃不饱，一天晚上到食堂去偷了拾多斤大米，给连队抓住。全连集合后，把那战士绑了起来，连队的老职工（姓熊的）司务长拿了一根串着麻绳补麻袋的钢针，从青年的耳朵上穿过，要他交代偷了几回大米。
有一个女生看见这“法西斯”的一幕，当场晕了过去。这样残酷迫害知青引起了大家的愤怒，在一片指责声中，司务长才拿走了穿在小偷耳朵上的麻绳。
饥饿，是对人生的最大威胁。当时为了吃，连队里也不乏有人干一些偷鸡摸狗的龌龊勾当，在这里就不提了。最为可悲的是，在一个人饿到极限时，就会发疯癫狂。这里要说的一件事是，连队里有一个男生，长得三五大黑粗，干活又偷懒，就知道吃。有一天他得知傣族人埋了一头瘟猪，就约了另一个人，趁夜色悄悄来到掩埋的地方，把那头猪挖了出来，连夜煮来吃，听说吃了好几天哪，恶心乎。
没有菜，我们就拿辣椒或生姜放在火上烤来吃，辣得嘴巴直吹气，眼泪满脸流。没办法，就拼命叫家里寄东西来
，我记得，在上海罗卜酱菜2角3分一斤，可寄费就要1元多，远远高出邮费的几倍。可想而知，家里父母只能自己节衣缩食挤出钱来给孩子寄去。每当有人到云南去，我母亲还要求人带上一点带鱼和自己做的肉松，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哪，每当想起这些事情，我的心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同时也深深悟出自己的父母养育我们有多么的辛劳（以后我才知道，自从我离开家后，我母亲几乎每到晚上都要哭），感恩之念油然而生。我经常怔怔地面向家乡，思念着我的双亲，喃喃吟道：慈母眼中泪，滴滴串我心，何日锦衣归，报恩父母辛。
劈山修渠 拦河筑坝
半年后，我被提拔为副连长。这个差使可不好当，每天一早负责带操跑步，“一二一、一二三四”喊个不停，每天半个小时。那个时候，包括我在内的大部份人都希望下雨，可以不出操睡个懒觉。
吃完早饭后，我就集合全连组织“天天读”，那时候讲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必须“天天读”。内容是学习毛主席语录，我可以根据昨天的劳动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语录，或是表扬，或是批评，放在现在讲就象电视节目里的点评那样，一讲就是一个小时，这是惯例。现在想起来倒有点好笑，每天讲，累不累？哪有这么多的话讲，岂不是“饭泡粥”？
每到晚上规定的时间，大概是十点，值班排长就吹熄灯哨子，也就是各班必须熄灯睡觉。这时，我可不能睡觉。我打着手电筒，一个班接着一个班地去查夜，发现有讲话或有灯光的，必须立即阻止他们，让他们马上睡觉。有些不自觉的人，为了不让你发现他在吸烟，他就趴在床上，然后在竹篱笆墙上插上一根竹筒，把烟伸在竹筒内，一口一口地对着竹筒抽。听说这竹筒还有另外一个用处，这是男生专用的，半夜他们不想走到厕所小便，直接对准竹筒放就可以了，到了白天，他们就把竹筒取下来，真谓是一大奇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但，这也瞒不过我，因为我只要走到他们房后去闻一闻就知道了，哪里有臭哪里就有问题。总之，集体生活中稀奇古怪诸如此类的笑话多得很，所以，人就是聪明，创造发明者，人也。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很快，我们接到了上级的挖山修渠命令，连队除留一个蔬菜班外，全员出动，全力以赴。至此，真正的赋予我们水利战士的历史使命揭开了光辉的一页，我们这些光荣的军垦战士全员投入了为民造福的水利工程，从而也为祖国西南边疆，特别是为少数民族的引水工程写下了不可磨灭的灿烂篇章。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轰轰烈烈的挖渠作坝工程开始了，少数民族（爱尼族）那种祖祖辈辈靠背水上山过的日子即将在我们上海知青的手里画上句号，而世世代代为用水之争造成民族矛盾的年代也将从此一去不复返。
“砍坝”，是清除挖渠障碍的第一大工程，那些几个人才能合抱的参天大树，和盘根错节的“铁竹篷”，包括硕大的坚硬山石，尽管设计师们在测量设计时已想方设法尽量违避它们，但在茫茫原始森林山野中要想完全避开它简直是异想天开。
当时这个年代，是没有现代化设备可提供的，即使有在那大山老林里也发挥不了作用，全靠原始的砍刀和锄头去砍、去挖。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水利战士以气壮山河的魄力，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看来“天天读”没白读），实干加巧干，象蚂蚁啃骨头那样硬是把那一棵棵大树、一篷篷铁竹砍下来，然后再把那足足有几百斤甚至上吨重的树根和竹篷根奋力推下山。清除这些障碍后，然后就是炸山，把那些顽石山头炸掉，清出一道平台来，算是清障的最后一道工程。挖渠前，先在平台上摆上一排炸药爆破，炸松石头和砍剩下的树根，以便于开挖。这时最难的是打炮眼，别小看我，这可是我天生的拿手活，是受我父亲的遗传吧，扶钢钎的人最信得过我，因为我抡起12磅的铁锤来百发百中，记记击中钢钎，不会有半点闪失打到他人的手上而受皮肉之苦。同时，我还担任点火手，这时，香烟可起作用了，是点导火线的最理想工具，往往在埋好炸药后，按导火线长短，从最长的点起到最后，一口气可点20多炮，但一定要跑得快，躲到安全的地方，炸响时要一炮一炮数清楚，直到对数。如果碰到哑炮就麻烦了，还得回去排除为止。庆幸的是我们从来没碰到过，比起兄弟连队接二连三时有发生炸伤事故，我们的运气可好多了。
筑坝需要大量的石头，我们就地取材，四处寻找那些比较匀称大小差不多，而且坚硬的石头，然后运到有水的地方，把它洗刷干净。这听起来似乎好笑，“石头还要洗？”，但事实上这是一道比较严格的工序，是必需的，
你可记得，有“蚁穴能溃堤”之说吗？所以，筑坝用的石头必须清洗干净，以便水泥粘合密缝，才能符合百年大计的要求。
洗石头可不是一件轻松的活，不象城市里有水龙头可以冲，只能靠双手去刷洗，几天下来，手也磨破了，脚也泡肿了，还得洗。那种苦，有多少人经历过呢？现在十七、八岁的孩子，你可曾知道，你们的父辈在这个年龄时，已经离家千里，在荒无人烟的大山沟里，吃尽了你们想象不到的苦，经历了你们不可能经历的坎坷，遭遇了你们无法遭遇的磨难，可叹！可泣！你们太幸福了，跟你们那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一切都依赖父母的生活相比，判若是两个世界的人，真谓天壤之别。
水渠修成了，水坝筑好了。一挥间，40年过去了，人老矣！可是还会有多少人记得，在那片土地广袤的西南疆土上，曾经有一大批上海知识青年为响应时代的号召，追求伟大的理想，也为了自己的生存，在那里挥洒下血与汗，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只有那静静躺着的水渠和水坝身上，永恒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只有那潺潺流淌着的河水，仿佛永远细细诉说着当年我们的故事。
寄语-----常相聚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人生沧桑，似水流年，不知不觉间四十年过去了。如今，当年的大姑娘、楞头小伙子已不复存在，都成了满头银发、儿孙绕膝的外公、外婆和爷爷、奶奶了。回头看，我们不冤枉所走过的路，毕竟挺过来了；往前看，更灿烂，人生道路更幸福。
南汇——生我养我的故乡，它位于长江口和杭州湾的交汇处，处于上海的东南端，总面积835万平方公里，海岸线60公里。南汇成陆于唐代前后，1726年建县，1949年5月13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解放了南汇（5月27日上海解放），2001年8月正式撤县建区，由于比邻上海国际机场和洋山国际深水港，使南汇在上海新一轮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常住人口已达78万。
在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后，南汇已彻地改变了面貌：东门城和西门城墙早已移去（要是保留到现在也算是古迹了，可惜了）；北门大操场、三八路桥、惠小、南中等都不知去向；从小在那里长大的红旗新村已推倒重建，三八路也改建成购物街；自小天天在里洗衣服、挑水喝、学游泳、摸鱼虾的三八河已填平；唯有南门福泉寺旁的那棵古老银杏树茂盛依旧，福泉寺内香火经久不熄；十字街头和矮平房小巷不复存在，已改造成繁华的高楼大厦。尤其是新开发的临港新区，新盖的区政府大楼，设计成一艘桅帆冲天，昂首行驶在浩瀚东海之中乘风破浪的大船，象征着南汇人民不屈不挠，凭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迎接那美好明天的挑战；滴水湖，一滴水能泛起无数的涟绮，展示了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欣欣向荣，人民生活不断提高。
但愿人长久，年年来相聚。在今天我们共聚一堂纪念赴滇四十周年的时候，我把自己的一点回忆献给曾经共同战斗过的战友们，供大家一起记忆和印证过去共同生活过的难忘岁月，并把它修正补整，以便在以后相聚的日子里，永远叙说着我们的故事！
附录：原水利一团十二连知青干部名单
副连长：朱惠忠、房秀宝
一排长：顾其良 副排长：
二排长：张金官
三排长：王和平
四排长：倪红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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