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桂仙子（小说）

　　1968年，毛泽东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全国各地立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至1978年底止，全国共有约一千六百五十万人上山下乡当知青。时间整整持续了十年之久。　

　　1970年，我作为69届中学毕业生，从上海来到当时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景洪农场）。在版纳的八年中，我和所有知青一样，历尽了知青生涯的各种酸甜苦辣。

　　漫长枯燥的生活，沉重艰辛的劳动以及前程渺茫无望，使当年热情活跃的知青逐渐变得消沉忧郁，对家乡城市的向往愈来愈感到遥不可及，回家的念头深深地埋在临近绝望的心底，一些务实的知青匆匆结婚，更多的人则没精打采地消耗着时光，混一天算一天。整个农场到处是这种叫人说不出是苦是涩的压抑景象。这就是1978年返城风潮前夕的版纳农场的真实写照。

　　事后，很多人曾向我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在西双版纳成千上万的知青中，为什么偏偏是你选择了带头发起这场返城运动？。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也曾绞尽脑汁苦思幂想过，却始终未能找到一个令所有人都满意信服的答案。看来，只能有劳今后的史学家们了。

　　也许，我唯一能说的是：“因为我也是知青！” 　

　　林彪九.一三事件，引发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大震荡，人们的理想信仰一夜之间倾倒崩溃。严酷的现实迫使我们这代“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开始新的思考观察。这段时期我阅读了许多当时社会所崇尚所提倡也是唯一能提供的马列主义书刊文章。倡导者的本意是“揭露披着马列外衣的政治骗子的伎俩”而我却边学习边对照身边的现实生活和环境，试图从中寻找到构筑新的理想信念的路径。　

　　当时，我在农场学校当总务，负责全校师生的教学物资采购。正是这一工作便利，使我走遍了版纳垦区各个农场和乡镇集市，广泛接触了解各地知青的真实状况，听到了许多关于知青的悲惨故事。久而久之，我开始关注起知青问题，觉得社会和命运对我们这一代太不公平了，应当设法改变这种状态。谈何容易！也许要改变某个人的命运，只要耐心地等待，机会总是有的，但若从根本上整体地改变版纳所有知青的命运，（当时我还未曾想到全国知青）绝对是一种疯狂的念头，令人不敢想象。可能是我的性格决定了我的思维方式，我偏偏顺着牛角尖钻了进去。改变知青命运的最好办法是什么？落实政策？增加工资？提高或改善生活劳动环境？……都不是。最彻底的办法就是结束上山下乡运动，让知青们回家。这又无疑是痴人梦呓。上山下乡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谁敢公开反对？　

　　多年的学习积累使我多少有些独立见解。马克思以“剩余价值”为核心创立了无产阶级的理论体系，列宁在十月革命炮声中创建了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几经磨难终于也打出了一个新中国。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任何政策和方针路线都是人为的产物，是可以调整改变的。与伟人们相比，我当然是高山杯土，岂敢有窥视“苏维埃政权”的非份之想，但为改变知青命运，达到回城目的，我决意放手一搏。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己明确提出“拨乱反正”的方针路线，“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己成为当时整个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政治口号。报刊广播每天都有新的消息：老干部解放，地富摘帽、右派平反…形势证明了我的判断，使我有了信心，开始考虑起具体问题。　

　　是耐心等待上面按部就班，排队论序地调整上山下乡政策，还是主动地采取行动向上面反映知青的愿望，促使中央早日着手解决知青问题？我自然选择了后者。自己都不说，别人怎么知道你们想回家呢？但我有这个能力来充当“领头羊”吗？万一事情搞砸了会有什么后果？这很象哈姆雷特“死亡还是生存”的著名独白，这是一个必须面对无法回避的问题。我曾犹豫过，但很快作出了选择，不禁暗自发笑：好糊涂啊！知青们（包括我在内）现今的状况与劳改农场的囚犯有何区别？五十步与一百步而已。最坏的结果就是去普文劳改农场种甘蔗，有什么了不起！　

　　国际歌给予我很大启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改变知青命运，只有知青们自己起来解救自己。这句话说起来很容易也很轻松，相信当年许多知青先我之前就曾这么想过，可惜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自信，最终把机会让给了我。　

　　思想目标确定后，我开始陷入更深沉的思考中，这一过程很漫长也很孤独，没有人知道我的内心世界处于何种状态，这里面没有丝毫的欢欣，充满了沉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我自己也记不清考虑过多少问题，一次次地提出各种方案，假设，又被自己一一推翻否定，又进入新一轮的思考……经过反复思量，反复比较，最后我决定采取遁序渐进分阶段实施的策略：　

　　第一是发动阶段。首先采取给中央领导人写联名信的方式，诉说知青多年来的不幸遭遇这一较为温和.能为多数知青所接受的形式，达到唤醒知青生存意识进而行动起来的目的。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玩艺，模仿解放初期农村的诉苦大会，只是少了斗地主分田地这一条,但确实有效。给中央写信如同孩子向父母诉说委屈，合情又合法，旁人不敢说三道四，而广大日渐消沉麻木的知青却能迅速觉悟起来凝聚起来。实践证明，这一策略的应用是非常成功的，比一开始就到处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召开集会.讲演鼓动等效果更佳。　

　　第二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赴京请愿，即高潮阶段。前提是广大知青己充分发动起来，返城的呼声和愿望日益高涨明确。此阶段将着手建立运动的领导组织和指挥机构，把版纳地区各农场知青的行动协调起来，形成一个整体，令行禁止，全体知青统一布署统一行动，造成声势和规模，并有能力应付各种突发事件，确保自身安全，使运动顺利进行。这阶段将有一定风险，因为知青成立组织，自成体系，给外界的印象是与当局分庭抗礼，有谋反之嫌。但关键在于：知青确实没有任何政治要求，仅希望返城回家。这一点是可以解释清楚的。　

　　我当时设想：光靠写信（无论有多少人签名）很难得到应有重视，而赴京请愿则可以把声势影响扩大到全国，引起各地知青的反响。上山下乡是一项己实施执行了十多年的既定政策，背后牵涉到复杂的政治因素，要在短时间内改变，仅凭版纳五万知青恐怕是不够的，如果能把全国近二千万知青都带动影响起来，形成南北呼应，星火燎原之势，情况必将改观，知青们才能胜券在握，回城有望。我还打过一个借势借运的小算盘：在某种特定条件下，上面有可能对版纳知青网开一面。相信当年许多知青代表还记得我在会议上讲过的一个比喻：贫困的父亲面对一群因饥饿而吵闹不休的孩子，他把闹得最凶的孩子打了一下，以镇住其它小孩，背过身，他却悄悄地把家里唯一的一粒糖果给了那个被打的孩子。　

　　在请愿未能奏效的情况下，运动将进入第三阶段，即决定胜负成败的关键阶段。这将是一场力量.意志和耐力的大拼搏。　

　　我看过一些兵法书籍，深谙两军对垒胜败关键不在于兵力众寡和武器装备的优劣，主要是看谁能掌握主动以及战略战术的应用得当。　

　　一旦请愿无效，我将立即组织五万知青自行撤离边疆，向各自的家乡城市转移。具体构想是：一，各农场知青按原有建制集体撤离，徒步向昆明进发，同时开走农场所有车辆，用以装载妇幼病弱者和途中必须的粮食辎重。（车辆到昆明后统一交还给省农

二．星火燎原

　　1978年10月16日，我的第一封致邓小平付总理的公开联名信正式公布了。定稿前，我广泛征求了场部和附近连队知青们的意见，把我的想法和将要做的事告诉大家。因为这是一场全体知青都将参与的群众性运动，用不着隐瞒和故作神秘。结果得到了一致的赞同和支持，所有的联名信刻印散发等工作都是在众多知青一起动手参与下完成的。

　　当时，北京知青钟阿成与我同在一个学校，他也参加了最初的讨论，由于家庭在文革中遭到冲击，使他比较谨慎，担心我的行动最终会触怒当局而遭致镇压。令我欣慰的是，尽管阿成后来没有介入这场运动，但返城后，他通过自身努力，以版纳知青生活为背景一口气写出三个“王”——《棋王》.《树王》.《孩子王》，而名蜚中国文坛。

　　写到这里，我必须提及两个人，两个版纳知青不应忘记的人；上海知青胡建国，重庆知青刘先国。“一个好汉三个帮”胡刘二人就是我最为得力互相信任的好助手。也许，是因为我的身影遮挡了他俩，不为许多知青熟悉。如果当年没有他俩，我一个人根本无法支撑起领导指挥整个运动的重任。在运动期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面临多么危急险恶的局面，他们始终毫不动摇地同我坚守在指挥岗位上，为我分担各种压力，处理各种繁琐的事务。当我因局势所迫亲自率队北上时，胡建国毅然承担起留守版纳的重任，为我解除了后顾之忧。刘先国则随我赴京，鞍前马后风尘千里，途中诸多的事务均由他出面处理，使我有更多时间来考虑其它问题。版纳知青胜利返城，胡刘两人功不可没！

　　第一封联名信立即得到各连队知青的签名响应。因得地理之便，二团（东风农场）知青最先闻迅赶来，他们嫌重新刻印太费时，干脆索取底稿连夜返回抄写成大字报，第二天一早贴在团部门口。

　　我的住处很快成了联络中心，各地各农场知青纷纷前来串联询问交换信息，探讨范围也远远超过返城问题，这说明知青也同样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并不局限于自身利益。我这里成了知青的民主论坛和会议中心。时时刻刻都聚满了人，大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我亦从中受益非浅。学校的知青老师自动组织起来，帮着烧水煮饭，接待前来的知青，下面连队的知青则源源不断地送来大米蔬菜等。真有点大革命时期轰轰烈烈的气氛。

　　记得有一天深夜，我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六团（勐腊农场）的两名知青浑身泥浆闯了进来。他们受农场知青的委托，骑自行车赶了二百多公里，途中车坏了，就徒步推车；干粮吃完后，锇了就向寨子乞讨剩饭，硬是走了两天两夜才赶到。进门第一句话：“你是丁惠民吧？我们找知青的真理来了”令我嘘叹不已，愈发感到肩负的责任重大。

　　奇怪的是，我这里天天门庭若市，人来人往，农场方面却视而不见，保持着沉默。没有任何领导出面干涉过，但从他们躲躲闪闪的眼神中，我猜想是在等待上面的指示。终于有一天也是唯一的一次，农场党委书记来了，前后不过十来分钟，大意是：中央领导都很忙，最好不要去打搅，有意见有想法可以通过各级农场组织部门传达反映。我不置可否，含糊地说：我们知青的问题恐怕只有中央才能解决。事后我心里更有底了，我的联名信方法是正确的，农场无法正面干涉。

　　这时，我又得到一个可靠消息；中央近期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知青工作会议，对执行多年的上山下乡政策作一次全面的总结检查。这显然是一个极好的时机，知青们应该用行动来影响中央对知青问题的决策，我决定加快运动的进展。

　　11月18日，第二封联名信公布了。如果说第一封信只限于诉苦，第二封信则有所不同，信的锋芒对上山下乡政策提出了质疑。我的用意主要是想促使知青群体中那部分思想认识比较先进的知青行动起来，他们是我预期中的最终能支撑起这场运动的基层骨干力量，也是运动成败的一个重要部份。毛泽东曾有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的英明论断。我所寄厚望的这部分知青，有一些共同特征：工作学习刻苦努力，在逆境中能洁身自好，极少沾染当时环境的不良习气，为人处事公道，在本单位知青中有较高威信，其中许多人己入党入团和担任了一定的职务，如连长.排长.指导员.团支书等。当然，他们的思想顾虑也要比一般知青多一些，对运动处于观望阶段，正在犹豫之中，一旦介入进来，就会带动一大片，影响非同小可。这次运动能否发展成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部份知青的投入与否。

　　说来也巧，在这节骨眼上，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出人意料地发表了题为“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评论员文章，意思是：全国各地知青问题积压甚多，到了非认真对待解决不可的地步。至于如何解决，什么时候解决，就没有说了，不外乎让广大知青相信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会“统筹解决”的。无论如何，这篇文章与我的联名信十分吻合，有异曲同工之处。双方都是一个意思：知青问题不容忽视。只不过我当时还不到暴露最终意图的时候。

　　知青们打消了顾虑，有些农场的知青甚至拿着报纸找干部们辩论。联名信活动一下子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如火如荼地蓬勃发展。

　　11月下旬，在景洪城郊的江边旅馆，召开了各农场知青代表第一次联席会议。由于条件尚未成熟，会议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到会的有二十多个农场（营级）四十多名代表。这么多人大白天聚集在房间里，且行动诡秘，引起了旅馆服务员的警觉，几次借口送开水或打扫卫生进来探看。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又地处边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下午，会议转移到县汽车站的停车场内继续进行。我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请愿活动和成立请愿筹备总组）交给代表们讨论，得到了支持同意。这次会议解决了运动走向正轨后的发展方向问题，把目前还处于分散的各农场知青签名活动初步协调起来，为即将到来的请愿高潮奠定了思想组织基础。

　　此时，距后来震惊世界的知青大罢工还不到二十天。

　　代表们推选我为下次会议的召集人。

三、中流击水

　　有人曾考证说：1978年底的云南版纳五万知青大罢工，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罢工事件，其人数规模、时间、社会影响等方面都超过了著名的“二·七”大罢工，其实，这对版纳知青来说并无多大意义，知青的目的是要求回家，不想和哪级政府过意不去。罢工也没有事先列入我的计划中，纯粹是形势所迫的意外之举。

　　第一次联席会议后，整个局势发展迅猛，一些地处深山紧邻国界的边远连队也行动起来了，各农场知青成营成连地互相串连，自行集会，公开讨论联名信和今后的行动方向。时机日趋成熟。

　　面对大好形势，我却感到有些隐隐不安。随着运动的深入，知青内部的一些问题也逐渐表露出来；盲目乐观，夸夸其谈，对今后可能面临的困难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在组织纪律方面则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缺乏全局观念，自行其事。这时期，一些农场相续发生少数知青无故停工停产，拒绝上班劳动，以及和农场干部发生正面冲突。对此，我极为忧虑，曾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大家以全局为重，尽量避免与农场发生矛盾，凡停工停产的知青立即无条件复工，遵守农场的规章制度。我知道，这是由于知青多年来在农场受到了太多的压制和打击所造成的，但这种势头不加以控制，极易蔓延开来，损害运动正常进行。

　　在一次会议上，我告诫大家：罢工是我们最后的合法的抗争手段（当时宪法还未取消公民的罢工权利），不到万不得已时，不可轻易动用。举行罢工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首先要有充分的理由，不可因些小事就轻率罢工；第二要有严明的组织纪律，要有相应的督察手段，不能放羊放鸭子似的，说声罢工就不管了；第三必须是全体知青统一行动，只有大家一起罢工，才能产生威力震慑对方。

　　没过几天，四团（橄榄坝农场）几个北京知青跑来，要求我把罢工权利下放到各个农场，让各农场知青自己决定是否罢工。当即被我拒绝。他们进而又要求我把指挥权交出来，由他们几个来指挥领导这场运动，理由是他们有渠道可得知上层的态度和消息。这些自诩聪明的北京知青实在幼稚得可笑，自发的群众运动，靠的是个人威望和群众的信任，岂是政府部门下达通知书任命谁罢免谁那样简单，即使我同意了，版纳知青会有几个听从他们的？没想到这场闹剧很快变成了丑剧。这几个自命不凡伸手要官做的北京知青，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讳，不顾全体知青的利益，将我已事先下发到各农场骨干手中，供酝酿讨论的下一步计划文件资料用大字报抄贴在景洪街上，还刷了一条大标语：“我们要回家，不要总指挥。”我的意图被过早暴露了，陷入被动状态。而这种公然分裂知青队伍出卖知青运动机密的工贼行径立即引起大家公愤，许多知青提出要组织人马去扫平他们。我没同意。搞分裂的只是少数人，策划这一事件的决不会是知青，背后一定有人在操纵，就是想挑起知青内讧，以达到破坏运动的目的。我当时没有采取任何报复措施，只是让人用相机把标语拍了下来，作为见证。

　　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公元1978年12月8日，中国知青历史上意义重大的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各农场知青代表第二次联席会议，在景洪农场招待所公开地正式召开，标志着运动进入白炽化的高潮阶段。这场为知青命运抗争的大决战由此拉开了帷幕。

　　来自西双版纳七十多个农场（营级）一百二十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定和决议，并选举产生了这场运动的最高指挥机构——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知青赴京请愿筹备总组（各农场设分组、小组）；我被推选为总指挥；会议通过了由我执笔的凝聚版纳五万知青心声的《请愿书》（代第三封联名信）。

　　当天下午，筹备总组发出成立公告，向社会各界说明该组织的职责与功能，并公开承诺，一旦完成请愿任务将自动解散。同时发出警告：如受到外界不公正的攻击时，筹备总组将酌情作出必要的反应。声严色厉。至此，版纳知青羽翼已丰，剑芒毕露。

　　按照预定计划，8日下午会议还在进行时，我已派出两个工作小组，分别前往州委政府和农垦分局，谒见领导汇报情况，并要求为请愿团赴京出具途中所需的通行证明，以及在请愿团出发时的欢送大会上请公安部门帮助维持秩序（计划召开万人大会为请愿团之行壮色）。此举目的是为了先声夺人争取主动，同时也算给地方当局打个招呼，以后到了北京总不能怪我们“踢开党委闹革命”吧。至于所提的要求，我心里根本就没指望会得到什么满足。

　　知青回来报告说，州委和农垦分局领导都没找到，就连理应在家战备值班的副职干部都没有，让人感到蹊跷。我率众亲往州委，果然，整个大楼空空荡荡，每间办公室的门都紧闭着，只有知青办有两名工作人员，也是一问三不知。在我们要求下，他们进进出出跑了好几趟，回来总说找不到领导，这显然是托词。我得到消息说；地方当局和各部门的大小头脑人物都集中在小招待所开紧急会议。我不想逼得太急，就请工作人员转告：如果领导们确实工作忙，我们可以在这里等候，只是希望不要拖得太久。当天夜里，直到半夜时分才来了一名自称是知青办副主任的干部，我们又重复了来意，他怔了会，摇摇头便走了，再也没有下文。可怜那两名工作人员，一直陪我们守到天亮。

　　第二天（9日）整个白天仍是在这种无休止的等待中消耗掉了。没有任何回复，也没有任何稍有级别职务的干部出面，仿佛所有领导是铁了心地躲避我们。夜幕重新降临，代表们已等了近三十个小时，这不是单纯的受冷落的问题，一百多名代表的背后是五万之众的版纳知青。长期以来，农场知青问题堆积如山，各种冤假错案令人发指，党的各项政策得不到落实，这里面除了个别知青自身的一些原因外，当地政府官员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否则，区区我一个普通知青何德何能，凭几封信就能将数万之众发动起来？现在知青要去北京向党中央汇报情况，诉说冤屈，他们却一味躲闪回避，连个照面都不见，岂知躲得过初一，躲得了十五吗？这样做只能使事态扩大，矛盾激化。

　　“官僚误国！”我不禁仰天长叹。八年来的满腔怨恨一下子涌上心头。我不想挑起任何事端争纷，已经作了最大的克制忍耐，但总不能无休止地等下去，事情总要有个了结。于是，我作出决定：上街游行，敲山震虎。

　　口号声响彻了夜空，附近农场的知青闻讯赶来为代表们助威呐喊。师部（农垦分局）警卫通讯排的知青也携枪赶到现场，生怕代表发生意外。

　　在队伍游行的一个多小时里，我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从内心讲，我不愿意扩大事态，知青的目的是回家，不必与地方政府发生纠缠。本来，他们尽可以打着哈哈把问题往省上推，矛盾上交，这样，知青就会到昆明直接与省里交涉，但想不到对方使出“惹不起还躲得起”这种自眨身份近似耍赖的招法。既然如此，就怪不得知青不顾大局了。我暗自定下时限，如果队伍游行到电影院门口，州委还没有反应的话，将一不做二不休，横下心来下令举行总罢工，看你能躲到哪一天！

　　在电影院台阶上，我和胡建国刘先国两名副指挥简短交换了一下意见，罢工的决定立即得到通过，刘先国激动得直搓手，下面的代表和围观知青已安静下来，他们猜测总组将采取行动了。当场，由我口述，胡建国纪录，不到两分钟《罢工宣言》便拟定。刘先国代表总组宣读了总罢工命令：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为了维护我们的*和尊严，筹备总组决定：从即日起，全体签名知青举行无限期罢工，以抗议州委少数领导无视我们知青正当要求的官僚作风……”。

　　接着，总组又决定：首批请愿团将于15日正式启程北上，同时命令现在景洪的代表立即返回农场，传达落实总组的罢工命令及相关的措施，迅速募集经费，选举请愿代表，收集控诉材料……

　　五万金戈铁马之声，已隐隐可闻。

四、险滩暗礁

　　短短的两三天，版纳垦区所有的指挥系统全部瘫痪。如同当年“一切权利归农会”，知青们迅速接管了各自农场.连队的实际指挥权，按照总组的要求，公布罢工纪律，成立执法纠察队伍，维护罢工秩序和治安，再三强调不准损害老职工的利益。于是，以往时常发生的偷鸡摸狗现象随之消声匿迹，农场变得纯洁起来。知青们捐钱捐粮（票），热情高涨空前团结，平时互相不和的也摒弃前隙，变得亲热起来，人的思想、灵魂在社会大变革中得到了净化升华。人人喜笑颜开，知青们沉浸在节日般的欢乐中。

　　罢工一举实施成功，五万知青放下劳动工具，在“回家”的、旗帜下凝聚在一起。

　　这时，我却遇到了困扰。由于临时决定罢工，打乱了原来的计划步署，形势发展太快，一夜之间，什么事都变得匆忙紧迫，不允许按部就班从容行事。各种事务性工作如潮水般涌来，我一时有点手忙脚乱，关键是总组内部的职能机构没来得及组建起来，全靠我和胡、刘等少数几个头头勉强支撑应付着。急中生智，也顾不上组织程序规章手续，我干脆直接从自己农场调了一批平时熟悉的知青，跟随在身后，遇到事情当场指派人去执行落实，这样居然还应付住了局面。为防止忙中出错，我采取以量取胜的办法，本来一个人能做的事，我往往派好几个人同去，便于互相监督又可互相商量，人多办法多嘛，以拙补巧。反正罢工了，有的是人手。大家也极乐意听我差遣，倒不是因为我是总指挥，而是每个人都想为知青做点事出点力。真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

　　13日，我率人到达景洪，指挥部仍设在景洪农场招待所，这是一座可以容纳二百来人食宿的四合大院，四周胶林围绕，距市中心仅一公里左右，位置环境均较理想。

　　明天就是代表们报到集中的日子，各项准备工作非常繁忙紧张，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一生中最忙碌的日子，不分昼夜地召集会议，会见代表，听取汇报……

　　14日，省委工作组到达景洪。五万知青大罢工，州委胆子再大也不敢隐瞒不报。省委感到事态严重，火速命省知青办，省农垦总局为主，从省各有关部门抽调精兵强将组成工作组，星夜赶赴版纳。任务是：了解情况，稳定局势，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恶化，劝阻知青不要去北京，就地解决问题。工作组到景洪后，不顾鞍马劳顿，立即听取州委和农场方面汇报，这才发现事态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在昆时的估计：罢工已成事实，知青已经自成体系，所有的行动都是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纲领地在进行，声势规模前所未有，哪里是以往个别农场少数知青“闹事”，简直是集体造反了！知青们提出的回家要求，莫说工作组，就是省委也没权利回复，这又如何“就地解决”呢？除责怪地方干部无能，以致现在养虎成患外，别无良策，遂决定先与知青接触一下，看看几个为首者何许人也。

　　我估计工作组此行目的不外乎起个劝阻.降温作用，对知青的回家要求是无法满足的，但毕竟代表了省委，如不予理睬，将来中央批评下来会很被动。知青已和地方闹僵了，省委出面调解处理也在情理之中。见就见一下吧,有理有节嘛,尽量不要受人于柄。

　　在农垦分局双方见面了，气氛很平和，没有争论对峙情绪，倒是陪坐在场的几名地方领导此时反而成了置身事外的旁观者，神色讪讪一言不发。工作组讲明来意，表示一定会在职权范围内尽量满足知青的合理要求，共同把事情处理好。态度无可非议。知青们主要强调两点：首先说明引发罢工的根本原因，责任全在地方当局，第二我们亦无意与云南各级政府为难，也没有更多的要求条件，唯一希望能够回家，如果省委答复不了，请让我们上北京直接向中央反映。

　　当晚又进行了第二次会谈，这次工作组已有所准备，提出一个初步意见，双方很快达成了共识：这次罢工事出有因，暂时不去追究谁的责任，今后由上级部门来作处理，知青方面可以维持现状（继续罢工）农场和地方不得干涉，其余问题双方继续商议。工作组已将我们的回家要求向省委汇报，省委表示将向更上层请示，问题是可以商量的，门并没有关死。我之所以同意暂缓北上继续商谈，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工作组透露：他们刚刚接到省委通知，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已经结束，最近一两天内将公布正式消息和会议的具体精神。其次，刚才晚饭前，我得知一个意外情况：请愿代表中有人暗携匕首和自制火药枪，并声言这次到京，如中央不让知青回家，就不想活着回来了。一副“荆轲刺秦王”的架势。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知道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前段时间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如何使广大知青最大限度地发挥热情，而忽视了对代表自身素质的要求。当时在部分农场有这样一种倾向：谁的言论最革命最激烈，就选谁当代表，谁勇敢不怕死不怕坐牢，就选谁去北京。我未能引起重视，认为这仅是个别问题，语言粗鲁些，纪律散漫些不会出大格,大多数代表还是好的。孰不知“一粒耗子屎能坏一锅汤。”赴京请愿带刀带枪干什么？一顶帽子扣下来，谁能承担得起。所幸发现及时。当时考虑了两种处理方法。一是个别谈话，晓以利害，劝其主动交械。但这几个知青本身性情鲁莽，思想一时难以转变，即使交了出来，也难保证又从其它渠道寻找武器。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将其驱出请愿团，以除害群之马，但这样做势必会引起冲突。当时景洪城内汇集了成千上万各农场知青，一旦发生争执内讧，后果不堪设想，危及整个运动。再三犹豫，我始终下不了决心，真是内忧外患，处境艰难，又没有更多时间来考虑。当晚，我宣布明天推迟出发，时间另定。顿时大家议论纷纷，各种猜疑指责接踵而来。我完全可以轻松地同意明天如期启程，但那将是对五万知青最大的不负责任。我无法作更多的解释，依仗自己的权威对所有不同异议一律不加理睬。我在等待中央的消息。第二天（1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重要新闻：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京顺利闭幕，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参加了会议并接见全体代表。会议决定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并在“试行草案”中规定，今后各国营、军垦农场的知青不再纳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而作为一般的农场职工对待……

　　你见过马蜂炸窝时的情景吗？当时知青的情绪比这还要猛烈一百倍。

　　“什么狗屁决定？老子受了八年罪，现在连个知青名份都没了”。

　　“拼了，反正活不下去了，大家拿起武器，到缅甸打游击去！”

　　“对，我们有这么多人了，怕谁？”

　　一时间，群情激愤，沸沸扬扬，我敢说那些举手通过决议的人如在这里的话，非被当场扯成碎片不可。这次中央明显犯了错误，当年，号召上山下乡把大家当作知青敲锣打鼓地送往边疆，现在转过身来不认帐。翻手雨覆手云，兔子急了都会咬人啊！天天说要恢复发扬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口口声声要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知青问题涉及到千家万户，岂能当儿戏？几十个人关门开会，就决定了千万人的命运？事先征求过知青和家长们的意见吗？……当我冷静下来时，感到中央可能受到蒙蔽，各级地方长期以来隐瞒真相，报喜不报忧（这当然是“四人帮”的流毒未能肃清所致，）使得中央判断失误，决策失准。这就需要我们尽快赶赴北京，直接向中央面陈实情，表达知青的真实愿望，协助中央纠正错误重新作出正确的决定，以利于安定团结，共建四化大业。

　　可是，面前这支队伍的素质结构和目前的情绪能承担这一重任吗？整个行动只要稍一出错，就必将导致全军覆灭而不会再有机会东山再起。我突然感到肩上的责任变得无比的沉重。几乎快要支撑不住了，但我决不能退缩半步，这是生死攸关之际，五万知青的命运啊！

　　尽管我还未理清思路，局势的变化却没有给我更多的时间和余地，一场近似政变的“逼宫”爆发了。那些对我昨天推迟北上大为不满的知青，此时已占据上风，背着我擅自召集全体代表到饭厅集中，还做了胡、刘两人的工作，试图与我摊牌。当时情况很危急，我迅速盘算了一下，凭我的威望，即使在目前情况下，估计还会有半数左右的代表能信任理解我。那就冒险赌一次吧。

　　我走进会场后，暗瞩自己：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一定要保持冷静，哪怕付出再大代价，也要避免内讧。会场变得异常寂静，大家的目光都注视着我。我当时只说了几句话：“我决定暂时不走，一定要走的，我不强留，可以先走，每个代表自己决定吧”

　　局势很快明朗起来，代表们当场作出了各自的选择，要求明天走的有四十三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余代表表示听从总组决定。情况比估计的要好。一场可能发生的内讧化解了。

　　此时，工作组不知从何处得到消息，说我因不同意北上而遭到围攻，便派出车辆佯称有事商议，把我接走，弄得我莫明其妙。当晚为防意外，我确实采取过紧急措施，但不是为我个人安全，而是指派我农场几十名男知青把负责财务知青的住处保护起来，以防有人趁乱抢劫捐款，那是一万多元的大数目，岂能掉以轻心。

　　回到招待所，我把明天要走的代表负责人（二团上海知青黄玉海，重庆知青刘庭明）叫到房间里，一一交待途中应注意的各种事项，并让财务拔出4600元经费交给他们。从他们游离不定的眼神中，我知道他们的心早已在路上了。我的话都成了耳边风。

　　16日早上，在数千知青的夹道欢送下，我把他们一直送到澜沧江桥头，大家在请愿团大旗下合影留念，互道保重，一一握手告别。

　　望着远去的身影，我心里涌起一股苦涩，他们中有不少人是第一封联名信刚公布时，就勇敢地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响应支持。也许是八年过多的劫难和不幸，使他们变得急躁起来，不顾一切地向前猛冲，他们此行将非常艰难，前程坎坷难测，因为他们中间缺少帅才，不足以应付途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同时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这次分裂给知青造成了多大损伤，代价是巨大的。但为了全局，有时必须放弃局部。现在，主力毕竟保存下来了，思想更统一，步调更一致，只要总组旗帜不倒，人不够可以补选代表，钱不够可以再次募捐，这就是胜利的根本所在。

五、关山飞渡

　　送走第一批代表，我如释重负。一方面召开会议稳定留下代表们的思想情绪，另一方面我秘密安排人员重新制作请愿团大旗，购置必要的各种器材物资，为随时北上作准备，同时还要继续与工作组周旋。

　　第一批代表走后，工作组似乎并不在意，以后的几次会谈中，他们态度有些强硬，再三强调：上山下乡是中央既定政策，不可改变，至于一些具体问题，如国营农场的知青算不算知青，则可以逐级反映，甚至暗示：不要干扰中央的战略布署。我则心中有数，尽量避开探讨具体事宜，说些漫无边际的话题。拖延时间，等待机遇，暗暗计算着新的大旗做好了吗？宣传资料是否汇齐？第一批代表该到哪个地方了？离昆明还有多远？当时从景洪到昆明需四天车程，留点余地，五天该到了吧？最迟20日该到昆明。那时我就该动身了。问题是，如何找一个适当的理由来摆脱工作组的纠缠。

　　17日晚，已近午夜了，大家正准备熄灯休息，这时从二团来了十多名上海郊区的知青，男男女女站了一地。原来他们农场领导今天在广播中说：这次知青闹事，上面给定性了，是反革命事件，丁惠民等一小撮坏头头，已经被抓了起来，正在办学习班交待问题，所有知青明天必须复工，否则一律按反革命份子处理……知青们不明就里，心里又害怕，就跑到景洪来找总组问个究竟。

　　真是天助我也！我当即指派几名代表带他们去工作组驻地反映此事，并通知工作组：由于农场方面违反原先协议，知青决定中止谈判。立即赴京。

　　按我原来计划，请愿团将由副指挥胡建国带队北上。此人心细精明，爱动脑筋，遇事沉得住气，唯一弱点是不敢拿大主意，与我的性格相得益彰。但目前局势严峻复杂，为确保此行顺利，我临时改变主意，决定自己率团亲征。由胡建国代我坐镇版纳，看守好大本营。我交给他的任务只有四个字：坚持罢工！

　　决定作出后，我俩欲言又止，他知道我这次要拼命了。半响才吐出几个字：“让刘先国跟你去吧，”多年的情谊关切尽在此中。

　　代表们连夜收拾行装，沉浸在大战前夜的兴奋中，而我极度疲惫，只能靠在床铺上发布一道道指令，交待各方面工作。我从代表中挑选了五十六人组团北上，其余的留在农场坚持工作。代表们背后自行商量决定，为我配置一付担架和一名专职勤务，负责照料我途中的饮食起居。同时还让一名当卫生员的女知青代表携药箱药品随团出发。这名女知青结婚不久已有身孕，后途中疲劳过度，到京后即出现流产症兆，大家才知道,慌得我马上派人送她回重庆老家治疗休养。

　　18日早上8点，请愿团正式出发了。，在街心花园处举行了宣誓仪式，上万知青热烈相送，从此踏上了风尘万里的北上征途。

　　当我躺在担架上，被战友们抬着跨过澜沧江大桥时，先我两天出发，距我仅三百余公里的第一批代表遭到了灭顶之灾。那个地方叫通关。18日早上他们正在吃早餐，管钱的知青突然发现装着全团经费的手提包不见了，那四千多元是知青们一角一元凑起来鹄吹模鄱嗌僦嗟难埂５蹦甑耐ü刂皇歉霭倮椿思业男℃湔荆踅值啦蛔惆倜祝銎摺思倚∈车晷∩唐蹋湓谏蕉ド希奖叨际嵌盖偷男隆３斯盗荆稚虾苌儆腥讼泄洹Ｊ路⑶昂笏坪趺挥惺裁茨吧私咏啵甘鲂咨穸裆返闹嘣谝黄穑煜略俚ù蟮那栽粢膊桓蚁率帧；帕松竦闹嗟酱λ蜒埃畹忝话研⌒〉耐ü胤龅壮欤春廖尴咚鳌：罄从写潘担枪膊棵欧蠲沙鼍杀阋赂傻模康氖亲柚怪嗳ケ本Ｎ蚁氩换岬模颐堑恼蚶垂饷骼诼洌恢劣谧龀稣庵直氨上铝鞯氖虑椤５獗是肥翟谕ü囟Я耍闪饲Ч琶铡�

　　当天晚上，我到达思茅。这是一个拥有十几万人口的边疆重镇。由于此行匆忙突然，我决定在此停留一天。在思茅我把全团整编成几个职能小组：指挥机构为团直组，我自任团长，刘先国为副团长，还有秘书长、司务长、财务出纳卫生员等，下辖宣传组、写作组、纠察组、后勤组，暂时没有安排具体工作的代表统一编入机动小组。这样一来，全团上下人人明白自己的岗位和职责，行动指挥更加简捷灵便，适应长途行军。

　　当天晚上，由我填词，一名懂乐曲的代表谱曲，请愿团团歌便诞生了，由纠察组长李长寿充当临时教官，不到一小时全体都学会了。

　　高举团旗，高唱团歌，一路风尘。

　　21日到达杨武，此地距昆明仅一百七、八十公里，也就是说只要再有一天时间，便可到达省会昆明，而到了昆明就可以搭乘火车直驱北京了。但我出人意料地停了下来。

　　连日来队伍长途跋涉，风餐雨宿，体力消耗极大。从地处亚热带的景洪出来后，越往前走气候越冷，代表们身上几件单衣是绝对无法抵御北方的严寒的。两天前经过普洱县城时，我看到一种两尺见方的婴孩棉被，即令司务长悉数购下，共二百余条。按我设想，把两块棉被合拢来就是一件棉背心，一块棉被卷过来就是一条棉裤腿，样式是有些怪异但穿在身上照样暖和管用。途中从昆明探亲返农场的知青口中得知，第一批代表丢失了经费，正在昆明闹得不可开交。遂决定在扬武休整一天。我特意关照司务长提高伙食标准，改善生活，让大家吃得好一点，以尽快恢复体力。同时组织大家去附近温泉洗个澡，换洗衣服打扫内务。又硬性命令所有人员都必须按照我的设计，制作一套棉衣棉裤，未完成者将被遣返回农场。我不想有人冻病在半道上。

　　刚听到第一批代表丢钱消息时，我的第一个反应真想痛骂他们一顿：四十多条男子汉，居然连一个钱包都看不住，还怎么去完成请愿重任？生气归生气，事情还是要管的。我询问财务得知，尽管一路省吃俭用，帐面上已不足六千元了。现在还没到昆明，离北京还远呢。我盘算了半天，咬咬牙让财务划出700元现金。那知青满脸阴云，磨蹭很久才勉强拿出钱来，临走时嘀咕了一句：“他们自己把钱弄丢的，怪谁？”

　　我把刘胜叫到房间，准备派他去昆明送钱。说起刘胜，这里有个小故事。他是二团重庆知青，上唇蓄一撮斯大林式的胡须。身体壮实威武。他本是“走派”中的一员，16日临出发时有人要他“潜伏”下来，暗中监视我是否会“叛变”，我心中明白但未动声色。18日我离开景洪时也没有籍留守农场把他甩掉，就是要让他亲眼看看我这个总指挥够不够格。这些天他态度明显转变，私下对人说：他歪打正着，留下来留对了，跟人跟对了。派他去昆明向第一批转达我近期举动要比其它人更有说服力。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曾查过财务登记，没有看到该农场知青捐款的记录，估计这笔钱还在他身上，让他单独去昆明，希望他用此机会弥补过错。我让刘胜转告昆明的代表，要么回农场，叫农垦总局派车，要么在昆明原地等待我的消息。昆明不是版纳，万万不可莽撞行事。

　　第一批受挫，给我平添几分困扰，看来昆明是不能去了，否则，即使省里不阻挠，第一批也会与我纠缠。而我自己已面临经费不足等困难。再三权衡，我决定不再过多考虑他们的问题，有刘胜送去的一明一暗两笔钱，至少可暂缓食宿之虞，只希望他们不要再添乱就谢天谢地了。

　　22日，在杨武召开的会议上，我宣布了新的行动方案。全团分为三个组，一、二小组分赴上海、重庆两地，任务是向家乡的父老乡亲解释知青返城运动的目的和要求，争取社会舆论支持，广泛宣传，扩大影响，为今后实施第三阶段计划提前作准备，由28名代表组成的赴京小组由我率领隐蔽行动，力争尽快到达北京，一举完成请愿大任。

　　会议上没人提出任何异议，一致通过，大家都明白当前的局势和时间的紧迫。

　　23日清晨，上海.重庆小组的代表们依然佩带醒目的代表标志向昆明进发，而赴京组代表则偃旗息鼓，乔装成一伙结伴探亲的知青，从离昆明还有一百来公里的峨山县境内穿插到成昆线上的一个车站，当天傍晚登上了去成都的列车。就这样，我从各方面的视线中消失了。

　　事实证明，杨武的战略调整是及时必要的，兵分三路，主力暗渡的策略应用非常成功，使知青快刀斩乱麻地摆脱了所有不利因素的纠绊，确保了主力顺利快速赴京。其作用直接关系到整个运动的功败垂成。史学家们应予重笔！

六、鲁莽者诫

　　滞留昆明的第一批代表情况，比我在杨武的估计更为糟糕。

　　通关出事后，他们本有两种选择，或返回景洪（仅三百来公里，距昆明反有五百公里之遥）,或原地等待，派人回来与我联系再作打算。也许是男子汉的自尊抑或是知青代表的使命感，促使他们不计后果地继续前进。但丢失经费的窘困不是凭勇气就能解决的。18日晚，他们到了墨江。由于找不到外部线索，便把视线转向内部，怀疑内部有人里应外合共同作案，于是成立“专案组”开始清查内部。这是很大的败着。“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这一失策使请愿团立即陷入混乱，大家互相猜疑，人人自危。大冷天的，每个知青脱光衣服进行搜查，幸好每个人都想证明自己的清白，所以没有任何抗议和不满。其实，此举也属多余。当时还没有发行百元面额的大钞，4600元可是好大一堆，谁身上藏得住？抄查无果，又有人提议大家先把自己的零用钱集中起来，赶到昆明再说。到昆后已弹尽粮绝，无奈之下去找省委和省农垦总局，被安排进旅馆，免费提供食宿。虽然条件简单了点，毕竟比露宿街头要强，还不至于饿肚子。这种寄人篱下进退两难的困境，使知青们非常难堪羞涩，开始初尝鲁莽的苦果。省里领导同他们谈过几次，知青们不忘使命坚持要去北京请愿，要求省委提供方便，即免费乘车，却又不懂谈判的技巧，每次谈不上几句便掉头就走，毫无进展。为了筹款，他们举着大旗上街讲演募捐，围观者云集，声势颇壮，但真正掏钱的不多。那是半饥饿的贫困年代，人们可以同情你，精神上给你安慰，但不一定有多余的钱来资助你。连我们号称五万知青也总共只捐得一万多元。个中三味只有我当总指挥的才能体会到。

　　知青在昆明也向公安部门报了案，据说当时公安部门回答：只要你们不去北京，这笔钱以后一定会找回来还给你们的。我想，所谓公安便衣偷钱的传闻就起源于此吧。

　　四处碰壁，知青们把一肚子的怨恨都集中在几个“嫌疑分子”身上。在“专案组”的房间里，不时传出令人毛骨耸然的惨叫声。一团九营有个外号“邓小平”的姓叶的上海知青被打得最惨，欲跳楼自尽，正好刘胜赶到，实在看不下去，便出言阻止。刘胜本来就是“自家弟兄”，又专程雪中送炭，自然受到救星般的欢迎。但刘胜心里早已凉了半截，他把身上所有的钱交出来后，第二天便不辞而别，直奔成都与我会合。

　　姓叶的知青后来在景洪遇到我，涕泪交加大诉其苦大鸣其冤，他曾到省公安厅报案，但对方不想插手知青内部的事，给他买了张车票和开了一张沿途免费吃住的证明，让他回农场去处理。我亦无话可说，劝其还是赶紧办理户口手续回上海吧。很多第一批代表告诉过我，“邓小平”在路上大肆鼓吹去新疆、内蒙和黑龙江发动什么“全国知青大行动”意欲谋反，惹人生厌，借机狠狠修理一顿，然后宣布开除出团，撵到大街上去了。

　　知青们在昆明呆了几天，筹款无望，很快失去了耐心。为了完成光荣使命，决定以敢死队精神孤注一掷，即强行冲站登车。如果他们能冷静下来，在当时的困境中还是可以找到解脱的办法，比如隐蔽身份，分散行动，五分钱买张站台票就能轻易混上列车。昆明每天有数百上千名知青探亲往返，谁知道你是什么代表不代表。至于途中查票更不足为虑，当时全国各条铁路线上无票乘车的知青不计其数，只需一句：“老子是知青”，谁奈你何？

　　24日下午，知青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行冲进车站，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省委立即命令停发该车，并把情况上报国务院。车上车下双方僵持着。25日，国务院办公厅通知云南省委：“……尽量做工作，教育他们（知青）以安定团结为重，实在不行，可派数名代表来京反映情况……”。

　　此时，局势对知青是很有利的，如处理得当，这是一个摆脱困境，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可惜由于代表们（特别是几个带队的）自身素质、工作策略，心理状态等原因，未能把握住机遇，错失良机，并一味蛮干，以致惹恼了中央……

　　知表们下车后，开始与省里交涉赴京事宜，提出至少要去十五名代表，而且当晚就走。省里认为人数过多,并说丁惠民早已到了杨武，正在作休整，提议等丁到昆明后再一起商议。知青们则强调：“我们是首批代表”。省里却不理会“首批”的含义，在他们看来知青是一个整体，而丁似乎更具备对等谈判的资格。双方当即谈崩，一拍两散。

　　知青们故技重演，举着旗排着队来到火车站。这次车站已有准备，远远看见知青来了，马上关闭了检票口，换一个地方检票；等知青赶过来，又关上门，把先前的检票口打开，双方如同玩捉迷藏游戏。几个回合下来，疲于奔波的知青就没了耐性，搭人梯翻进站内，打开大门一涌而入，里面的民警和工作人员迎上来阻止，双方扯扭成一团，情景可想而知。结果，混乱中各有多人受伤，知青中有名姓张的上海知青受伤较重，处于昏述状态。知青们吃了亏，情绪相当激动，当有人提议卧轨时，居然得到全体一致赞同，于是七手八脚地把不省人事的知青抬到列车前的轨道上，再盖上鲜红的请愿团旗帜。每个人都处于亢奋状态，就是没有想到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无票上车赖着不下来是一回事，政府对你也无奈，最多是个教育问题，卧轨阻截又是一回事，性质完全不同。

　　开往北京的列车被截后，车上的旅客纷纷跑到其它轨道上，声称：要让大家都走不成。结果进出昆明的各次列车都停了下来，上万名旅客滞留在车站，事情闹大了。消息传开，舆论哗然，震惊朝野，终于触怒了中央高层。

　　很快，由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等五名中央领导人联合签发的“三点紧急通知”迅速传达下来：一、铁路是国民经济大动脉，不允许任何个人和组织随意拦截；二、欧打民警和铁路工作人员是违法行为，如再发生类似事件，政府将依法严肃处理；三、现在昆明的农场青年职工要尽快返回农场，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搞好抓革命促生产……

　　车站广播反复播放着“三点通知”，知青们躺在铁轨上就是不动。当天夜里九点，昆明车站进行了戒严，候车室里的旅客全部疏散。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和警察把车站广场围得水泄不通。省委准备动武了。

　　在这千均一发之际，莽撞的知青终于清醒了，豪言壮语顶不住钢铁的枪口。他们拖着疲乏的脚步无奈地离开了车站。一场流血惨案避免了。

　　教训啊教训，我的知青弟兄们，你们可记住了？

七．金水桥畔

　　一夜之间，局势骤变。农场广播喇叭反复播放：“三点紧急通知”，大家不明真相，只知道代表在昆明出事了，广大知青情绪受到严重挫伤。当时又正准备进行对越自卫战，军车来往频繁，部队云集，边疆形势非常紧张，搞得人心惶惶。更有谣言说：部队是来镇压知青的。面对种种压力，版纳知青咬紧牙关默默承受着，没有一个农场一个连队因此而复工。知青们焦虑地盼望着我的消息。

　　此时我已在四川境内，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24日晚到达成都后，又立即登上向北的列车，下半夜在德阳下车，住进车站招待所。天一亮，全体代表便忙碌起来，为赴京请愿作最后的准备，开足马力印刷传单，抄写大字报等。我亲自起草了《告全国人民书》，再一次表明知青不想与政府和社会对抗，只要求回家。当晚，全体代表登上直达北京的列车，开始了最后的冲刺。

　　27日晨，请愿团到达北京。

八．再见版纳

　　第二天（5日）一早，代表们离开了农林部招待所，我吩咐司务长把这几天的伙食帐结清后再赶来火车站；又给上海组打去电报，令他们前往昆明与我会合。我自己则取道重庆返昆明。沿途重庆，贵州等地的知青办对我们迎往送来，礼仪有加，他们得到北京的通知，要保证我们顺利返回云南。

　　到了昆明，立即被安排进了旅馆。不一会，省委副书记薛涛等领导纷纷前来看望代表，双方象一家人似的嘘寒问暖，其意融融。我向薛涛问起第一批在昆明的情况，立即勾起他满腹委屈：“你们那批代表实在不好招呼，每次谈话不到五分钟，说走就走了，怎么也留不住，这样怎么能解决问题呢？”我几次想告诉他，连我的话他们也同样听不进去的。

　　“你们的问题，中央很重视”，薛涛告诉说：“国务院下了六条意见，责成上海，北京，四川知青办的同志来昆明共同商量解决的办法，但解决问题总要有个过程。赵凡同志本来在你们版纳作调查，前两天，临沧地区的知青闹绝食，省委请赵凡去做工作，上台讲话，他们起哄，什么都不听，就是要回家”。我表示理解省委的难处，他听了很高兴，马上说：“你们那里的知青闹得也很凶，把锄头也烧了，猪也杀了，吃了，希望你们代表下去后，帮着做工作，稳定一下局面，问题是一定会解决的，需要一定的时间。”我表示愿意协助，他当即给我写了一张条子，大意是丁惠民等同志前来协助工作，请赵凡接洽安排。其实，赵凡在临沧一时半会回不来，那里有近两百来名知青绝食，要死要活的，把老头急得够呛。如果说版纳是主力军的话，其它地区的知青就象方面军一样，给予了积极的响应和配合，在云南全省形成了遥相呼应的格局，省委省政府顾此失彼，焦头烂额，哪里的火都没救熄，反而越燃越旺，最后伤透了心，抱来的孩子养不家，干脆来个“不愿留的，统统都走。”

　　晚上，上海知青办的两个同志也来到旅馆，他们是接到国务院通知后，马上坐飞机赶来的：“我们来是解决问题来的，不能解决问题，要我们来干什么？”家乡人见面显得更加亲切直率。“但你们也不要再扩大事态了，这次云南被你们闹得够乱了，又是罢工，又是卧轨，又跑到北京，王震出来接见你们，还不够过瘾啊！”他们的谈话，再次证实，当初我那个关于挨打孩子有糖吃的故事即将梦想成真。中央确实有意对云南知青网开一面了。

　　1月18日，全体代表回到景洪，我让大家先回农场休息几天，再来景洪集中，作下一步打算。23日我从学校赶到景洪，在分局门口被几名分局的女知青拦住了，大声叫道；“总指挥，我们胜利了，我们可以回家了。”她们递给我一份电话记录，这是21日省委书记安平生在昆明四省市知青会议上的讲话：“知青闹事两月多，现在情况明了，办法有了，按国务院六条办，省委同意……上海困难大，最好多留点，不愿留的，统统都走……”

　　是的，我们胜利了，知青胜利了。刹那间，我想起了很多往事，想起了第一封联名信时的情景，想起了江边旅馆里秘密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想起了在揚武带领大家做棉衣……

　　狂喜的知青们流着激动的眼泪，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我，要抬着我举行庆祝游行，被我阻止了。我知道，我还要做最后一件事，那就是给王震发一封认错的电报，这样才能切实保证数以百计的各农场骨干和代表们的真正安全，而不被人秋后算帐。代表们抢着要在上面签名，与我共同承担责任，理由是：大家一起坐牢，也好陪你说话。我骂道：“糊涂！大家一起坐牢了，谁给我送饭？”最后我只同意胡建国刘先国在电报上署名。我知道，即便有那么一天，我们这“三驾马车”是绝无后悔的。

　　返城风潮席卷版纳，数万知青争先恐后涌向农场职能部门和当地公安派出所，抢着办理户口粮油迁移手续。有些农场干脆把公章用铁丝拴在门上，听任知青“各取所需，”局面显然失控。这跟知青的筹备总组过早解散有直接关系，农场出现权力真空。

　　本来，几万知青要在极短的时间内离开农场，运力不足就是最大矛盾。恰逢中越开战，输送兵员装备的大批军车来解决了问题，成百上千辆返空军车载去了性急火燎忙于回城的知青。千里昆洛公路上尘土飞扬车流滚滚，一派胜利大逃亡的壮丽景观。

　　农场却因知青的撤离而平静下来。在知青运动期间一直持中立旁观态度的农场老职工们，似乎受到了知青的启发，开始活跃起来，沿着亲戚，同乡，朋友熟人等线索，互相串联，密谋策划，拉山头，树大旗。一夜之间，雨后春笋般地冒出各种名目繁多的“委员会”“筹备组”之类的番号，其目的要求也五花八门，因人而异。从总体上讲不外乎增加工资提高待遇，平反某些历史上的个人冤屈。而经过“大风大浪”考验的农场当局却未加理睬，认为这是“经济主义妖风”，有本事，你们象知青那样“回家”去吧。其结局可想而知。

　　版纳终于恢复了平静，所有的创伤也被时间慢慢地抚愈。回到城市的知青正在为新的生活新的烦恼而忙碌。过去的一切变成了回忆。

九.知青万岁

　　关于1978年——1979年的那场版纳知青返城风潮，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时传媒未予系统全面地报道披露。其后二十余年间，虽然国内外诸多书刊文献均有提及反映，大多属史料记载相互摘录转抄而己。有些甚至以讹传讹，庐山面目少有人识。社会影响较大的几部文学作品，如成都知青邓贤的《中国知青梦》，虽然作者热情饱满，欲讴歌知青的抗争和团队精神，但由于不了解事件的真实过程，（邓不是版纳知青，事先也未曾与我联系）因此落笔时往往显得苍白零乱，缺乏真实力度。在故事情节，人物塑造等方面仅凭道听途说主观臆想，致使在时间地点等一些最基本的史实上也错处迭出，难圆其说，令读者难以信服。我等诸多当事人亦感到画虎类犬，不伦不类。

　　我一直主张有能力者共同为中国知青这一饱受磨难的共和国第三代人做些歌颂扬名的事，虽然有时候会走调，有人唱总比没人唱好。但在版纳知青返城风潮事件上，我一直恪守这样一条原则：不管谁写谁拍（几年前，峨眉电影制片厂曾想把《中国知青梦》改编成电影，剧本初稿已经出来，我闻迅急赴成都，表示反对）都必须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绝不允许在“艺术加工”的名义下，肆意杜撰编造，必须还历史以本来的真实面目，否则，干脆不要动，不要糟蹋了这段珍贵的历史题材。

　　二十多年过去了，艰辛而漫长。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变换各种角度来回眸审视这一事件，探讨它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这需要充分冷静的目光和自我剖析的勇气。

　　与命运抗争是这段历史的主旋律，人类社会正是在无数次抗争中不断发展前进。它告诉人们这样一个规律：当社会长时期地漠视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时，社会将发生震荡，导致秩序失衡，最终社会本身将受到伤害，自食苦果。

　　如文所叙，版纳知青表现出勇敢团结，不畏艰难重压，敢于抗争的团队精神，冒着极大的风险，付出了巨大代价，终于为自己为全国知青大返城撕开了缺口，铺平了道路，成为历时十年之久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最后终结者。每个知青都应珍惜爱护这段历史，它是整个中国知青史上唯一的一次知青群体抗争并终获胜利的典范，是值得我们向世人展示，向后人炫耀的一段光荣。

　　在这场运动中曾有过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尽现了版纳知青的苦难风流，只是本人笔拙无法淋漓，但愿抛砖引玉，有大手笔者来精雕细琢这段精彩纷呈的历史画卷，给中国知青添些光彩，给我们的后代留点启迪。

　　如果说在这场运动中尚有不尽人意之处，那只是我这个滥竽充数领导者的个人能力欠缺，与全体知青无关。

　　知青的话题实在太沉重了，即使当年胜利返城了，这代人命中注定的磨难仍然在继续。返城之际，也是中国初定改革开放政策之时，在这二十多年里，知青作为社会的基石部分，承受了一系列经济改革必然会产生的各种伤痛。苦苦煎熬，终于换来社会进步，经济繁荣。然而，改革开放初结硕果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因年龄层次，文化结构等，被划入了下岗大军，目前正处于勉强温饱的穷困状态，令人感叹万分。酸涩难辨，由此，我不禁想起有人曾提出的“青春无悔”总感到一种讨好权贵的谄媚，多年来，我常常独自沉思：当年返城孰是孰非？如果没有错的话，那么今天，面对处境艰难的兄弟姐妹们我还应该作些什么？或者说我有能力为他们再做些事吗？

　　返城至今，各地众多知青中不乏事业有成者，但个人的成功毕竟是渺小的，唯有溶入群体才可彪彰于史册，留与后人。

　　我希望在各种知青的社会活动中，尽量避免商业的铜气，多一些团队的献身精神。

　　版纳知青万岁。

　　中国知青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