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岁月萦在心

　　十七岁以后的那几年，是我们的“知青”岁月。那边陲的群山与原野，泥泞道路上的跋涉；那朝起夕落的艰辛劳作，汗水挥洒中的苦与乐；那青缕饮烟的熏陶与吮吸，缺粮断水的考验；那蚊虫叮咬的疤痕，烛光灯下勤奋的学习，所有这些插队生活的体验，成为我们一生中系在心底的记忆。

　　曼松，傣语意为地势最高的寨子，位于西双版纳勐海县勐啊坝子西侧山脚的中部，是与我们曾经年轻的生命结缘的傣族聚居的寨子。

　　从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起，我们十位新到的村民，与全寨一百六十多位男女老幼的傣家人，伴随同一声鸡鸣，同一股夹带着细沙的溪水，同一条靠双脚踩出来的田中小路，开始了共同的生活。

　　曼松的地域形态，富有生命的绿色。通往寨子的小路上，生长着旺盛的傣家竹，连绵两公里。寨子后面黝黑色的大山上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从山林中奔泻而下的泉水，既是全寨人赖以生活的饮用水，又是缓缓流入农田的灌溉水。四十幢傣家瓦片竹楼，二间旧式农屋，连同我们知青居住的一排简易草房，构成了傣寨依坡而建、竹笆围墙、村貌和谐的民族村寨特色。

　　生态的优势，世代的耕耘，使曼松寨拥有九百余亩水田。傣家人喜食糯米，具有栽种糯稻的经验。略懂汉话的傣族老农告诉我们：过去他们种一季糯稻，可以满足全寨人三年粮食的需求。傣族男人负责盖房、砍柴、打猎、驾牛耕田；傣家女性承担着栽秧、割稻、扬谷、喂禽、舂米、洗衣煮饭等主要农活和家务事。每年四月中旬后，傣家人就进入农忙季节，我们接受再教育的知青，按照村民会议的决定，加入了傣族女性农活的队伍。

　　傣家男人不下田栽秧，九百多亩水田的栽秧任务，落在了只有五十余名傣家女和我们七男三女十位知青的身上。靠肩挑手插的原始耕作，靠一簇秧一簇秧的人工操作，其劳动的强度、劳作时间的长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特别对第一次下田种地的我们来说,这种超负荷的劳动不亚于一场冲锋陷阵的战斗。

　　四、五月份，是西双版纳最炎热的季节，骄阳当头，热风阵阵。当我们挑着秧苗，双脚踏入水田时，山中溪水的阴凉马上刺激全身。傣族已婚的大嫂“咪涛”，未婚的年轻姑娘“农英”，用生硬的汉话与我们交流，辅导我们栽秧的技巧。从手持秧苗的数量，间隔的距离，插入的深度，教给我们农活的基础知识。傣家的水田，大多已浸泡很长时间，许许多多腐生物绞入在浑浊的泥水中。我们在水田栽秧时间不久，三位女同学惊叫起来，她们的腿上爬吸着暗绿色的大蚂蟥，我们正要去帮忙时，自己的腿上也被厌人的蚂蟥吸叮出一滴滴血。我们用双手去扑，去打，去拨，一切都无济于事。正在这时，前来送秧的傣族男同胞用正在吸抽的草烟灰，轻洒在我们腿上蚂蟥的钻叮处，不一会，这些可恶的大蚂蟥，悄悄跌入水田中。于是，我们懂得了遇到水田中的大蚂蟥，可用盐、或用草烟灰来制服，而对于旱地的小蚂蟥，在没有以上的准备，可用口水来“围剿”并扑灭。看到我们这些新来的知青如此惧怕蚂蟥，一位“咪涛”大嫂善意地戏谑我们：“主要是因为你们的腿太白，皮太嫩。”随后引来一阵阵笑声。

　　就在这种阳光热浪，虫咬肤烂的裹围下，经过一个时间段的锻炼，我们栽秧的速度渐渐超过傣家女。

　　近二个月时间的农忙栽秧，当大片绿茵茵的稻田，从寨边一直延伸到勐啊坝子的中间地段时，我们也成为全寨傣家人逐渐认可的一员。

　　赤脚的行走，双手的茧硬、全身的晒黑，我们一步一步迎接和适应着这个我们还生疏的边陲异地的生活。当时，曼松和整个勐啊坝二十余个村寨一样，没有通电，没有照明。米、柴、油、盐、菜是每天生活的必需，我们在十分闭塞的曼松寨，观察、模仿傣家人的生活细节，像他们那样来承受生活，承受贫困的压力。

　　寨子后边的树丛谷间，是溪水流淌的地方。傣家人用竹子搭成引水槽，用坚硬厚实的枥树、椿树等树木做成舂臼，在水的冲力下，有节奏地昼夜舂谷。每个舂臼还用茅草搭棚，以防雨水。几十条引水竹槽，几十个舂臼，许多舂臼已是漫漫青苔，形成傣寨富有生活意境的风景。傣家人有糯食煮饮的传统，每天晚上，在粗糙的陶罐中，浸泡好第二天全家所需的糯米，第二天清晨在三角架下吹燃耐烧的柴火，蒸煮木桶中的糯米饭。全家人起来后，闲聊几句，然后每人抓起一团糯米饭，搁进一点腌菜、酸笋、辣子、烤干虫，用芭蕉叶包好，成为白天劳动的用食。我们刚到曼松寨时，乡上粮管所供应我们每人一个月三十斤大米，我们自已在土砖搭建的灶台煮饭，开伙。随着雨季的到来，牛车行驶的小路也被堵塞，生产队就按定粮供应我们糯谷。傣家人每家只有一个水舂臼，满足自家的需要。老队长波玉叫是个好心人，他跛着脚，带着自己女儿玉叫，在队上的公房竹楼下，搬来脚踩的舂臼，教我们舂糯谷。连续地用双脚踩舂臼，是十分劳累的活，为了有米不饿肚，我们轮流作业，几乎在农忙季节的每天晚上完成这项必须的活计。三十斤大米煮饭，我们还基本能平衡每天的口粮，但用三十斤糯米蒸饭，糯米饭不经吃，一个月定粮，我们仅能维持半个月。当时生产队还按我们的要求，把后面几个月的定粮提前供给我们，而到八月份，我们当年的定粮已全部用完时，生产队长岩三教十分严肃地告诉我们，按政策规定供应的粮食，队上已提供完，以后要由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当时我们十个知青，人人身无分文，只有托人想办法要家里寄粮票，但漫长距离，天隔一方，家中的粮票不可能马上寄来，况且在那粮食紧缺的年代，上海家中也不可能有多余的粮票。我们在连续几天断粮的情况下，只有通过生产大队部的拉祜族文书杨志祥向乡上反映。正在这时，上海慰问团的同志了解到我们寨子和其他寨子知青共同存在的此情况，通过各方协调，由乡粮管所，供应我们一批碎米。这碎米就是在粮食加工时淘汰下来用于喂牲口的饲料米。拉来的碎米掺夹着沙子，我们只能用此煮稀饭。当时西双版纳从县到乡、生产大队和寨子，都由部队战士帮助工作。驻在我们寨子的4个战士，在排长的带领下，帮助我们出主意，用碎米蒸糕。正是在这种你帮我助的氛围中，我们进一步懂得了边陲农村生活的实际。

　　我们在曼松寨插队的那几年，也正是“左”的政策笼罩的时期，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大干快上学大寨”、农业生产瞎指挥等的情况下，没有自留地、没有副业，曼松寨每户傣家人没有一块菜地，他们求助于山林中的野菜、竹林中的苦笋、树林中可食的野虫，用土办法来腌制，成为每顿糯米饭的配料菜肴。我们知青们不能受此困境，利用雨季土地的湿润，在居住的草屋旁开垦了一块菜田.从上海寄来的青菜、萝卜、卷心菜等菜种，我们按照书本上的办法栽培，施上畜肥，成为当时的知青菜田。当地不产植物油，傣家人过去一般用肥肉炼油，用来炒煮蔬菜。在那特殊的环境下，养猪、鸡、鸭也成为一条罪状，所以每家基本没有养猪，生产队集体也只养了十几头肉猪，物以稀为贵，全寨人不到过泼水节是不会杀猪宰牛的。所以我们虽然种植了品种齐全的蔬菜，也只能用白开水煮菜，在当时缺粮的时候，自种的蔬菜也为我们的饥饿充当了“雪中送炭”的作用。那时过日子，除了没有油，还缺盐。我们插队的地方不产盐，食盐由商店调集来思茅地区普洱县墨黑镇生产的井盐。井盐大多为锅状盐，当地人称为盐巴。盐巴大多是旱季时，从县城调运来。一到雨季，简易的马路，到处遇到塌方，盐巴等货物就运不进来。我们曾用手推木轮车拉上自种的蔬菜，到九公里以外的乡街子上换盐巴，商店一点盐都没有，一推车蔬菜只能换来一些煤油，以给我们在漆黑的夜晚点燃阅书的灯光。

　　西双版纳的雨季，有时连绵细雨，有时暴雨阵阵。傣族老乡为我们搭建的牛粪泥土篱笆墙的茅草屋，一遇到暴雨，茅草屋内也成了雨的世界，我们的蚊帐、被子、书籍都成了湿琳淋的物件。我们知青的草屋在全寨的低洼处，雨水顺坡流到了我们屋内，拖鞋、球鞋也随之漂浮起来。

　　度过漫长的雨季，十月的阳光照耀在坝子的每一个角落，金黄色的稻浪在欣喜地告诉我们又是一个丰收年。收割的季节，全寨的劳动力全部来到了田野。晨曦刚露出坝子对面的山峰，我们就在扩音喇叭的催促下，抹一把脸，手持镰刀加入了劳动的队伍。我们知青轮流煮饭，简单的饭菜送到了田头，口渴了喝一碗冷水。不顾汗沥沥的身子，我们从上午割到晚上，经过一个月的持续劳动，所有的稻谷随着全寨人镰刀的挥动，平静地卧躺在田里。按照常规，傣家人在割倒的稻谷晒干十天半月后，即开始打谷、扬谷。这一年的十一月上旬，当寨里人忙着编织打谷用的箩筐、谷架、竹篾席、扬谷用的竹叶扇时，正逢当时省里号召全省农村大积绿肥，掀起全民统一行动生产部署。于是从地、州、县、乡、生产大队，要求每个生产队一切工作围着积绿肥。傣家人种田一直靠山间随流水冲积下来的腐植土，和收割后把稻草烧成草木灰来确保农田的肥力，历来没有积绿肥和农家肥的习惯。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就在通到寨里的小路两边，垒起了一大堆一大堆土，土堆上覆盖一些嫩的树芽和草叶，用傣文刻写上可观的数字。生产队会计每天把这变化的数字报给大队文书，大队文书每天以递进的数字逐级上报。这样一级哄一级的。大积绿肥、“农家肥”的作业流程，连续运作了半个多月，全寨人习惯听从上级的指挥，不再去关顾铺洒在田里的稻禾，因为上面没有指挥大家去打谷。大家的出工就是在竹丛旁、树荫下抽烟、聊天，我们知青虽然感到着急和奇怪，但总认为土生土长的傣家人这么不慌不忙，悠闲自在，可能打谷还没到最佳时候。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正当人们还处于“积绿肥战役”的时候，十月后从不下雨的勐海县各个坝子，突然乌云密布，接连十几天的倾盆大雨，把我们辛勤劳动了一年的谷粮，全部打烂在田里，那可是我们的全部心血啊！违反常规的雨虽然停了，但全寨人的心凉了，在那“以粮为纲”的年代，这种灾害造成的损失，严重影响了曼松寨、勐啊坝，以及勐啊坝以外群众的生活。第二年，虽然乡和县调拨了粮食种子，以补救灾害带来的损失，可随之而来的是要求傣族地区由年种一季糯稻跨越到种二至三季水稻的瞎指挥，并且要求实施“密植栽秧”的栽种方法，来实现农业生产增产增收的大发展。运到寨子的粮食种子全是大米良种。傣族群众不掌握密植栽秧方法，原有的栽插秧距并不利于内地稻种的生长，加上水温和土质的关系，以及傣族群众对新稻种的不了解，两季水稻的生产，更加剧了大家的劳动强度，挫伤了全寨人的劳动热情，结果第二年双季水稻大幅度减产，总产量为过去糯稻产量的一半多一点。当时公余粮的任务很重，完成上交任务后，全寨人平均口粮不足四百斤谷子，加工成大米为二百多斤。傣族群众不习惯大米的口味，与我们聊天时，常说的话是，糯米饭的香味，糯米饭的柔性，糯米饭的耐饥。我们知青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常常熬稀饭以维持漫长时间的生存需要。

　　充裕的稻田，适宜的农耕条件，却不能实现人的温饱需求，这是我们在曼松寨踏入社会生活后遇到的现实困境，也是我们尚年轻的心灵要思索的问题。当然在那时的社会氛围中，我们只有疑问，找不到答案。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进一步确立，改革开放春风的扑面而来，过去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重大原则性问题才迎刃而解，农业生产获得了根本性的变革。同样的那些田，同样的那些村民，也是采用了粮食新品种的栽种，由于符合了农田耕种人的愿望，贴近了他们的实际需要，激发了他们自觉种粮的生产热情，从一九七九年以后，曼松寨又成了粮食生产的富裕寨子。

　　我们曼松寨十位上海知青所共同经历的那段岁月，虽然有苦、有泪、有遗憾，但也有乐、有甜、有收获。这是一段难忘的记忆，它将永远镌刻在我们的脑海里，永远萦绕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