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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录
前知青时代
作者: 王以民
清明到福寿园吊唁先父，深切缅怀父亲给我们子女的慈怀，思绪万千……人生步履，随着时光的逝去，只留下较有深度的印记。遇到严公子，得知其父墓地相邻数丈，便随其共唁之。
默哀毕，促漆交谈，自然谈话就切入当年共同插队落户时的许多辛酸经历。更有那八十年代回城风暴，使我们心灵留下了深深的震撼！随着时光的流逝，心头的震撼也渐渐的平淡下去，可是回忆起来，亦觉意义深重，写出来给子女一阅，同时也给我们这批西双版纳插队知青和农场朋友共阅，也可了却我一份心愿。
1978年，中国是处在粉碎四人帮和人民企盼国家命运出现转机的关键时期。当时，我从插队的寨子抽调到县文化工作队工作，是全州插队知青从农村抽调到单位工作的第一人，现在回想起来，其原因有三：一是我插队的地方是所有有知青的寨子条件最差的，劳动一年分红现金3.60元。二是我插队务农表现确实很卖力。三是我带着父亲给我的相机及冲洗药粉和胶卷、相纸为老百姓拍照，引起了公社和县上的关注。接下来的时日便是随文工队的中心工作走遍了西双版纳山山水水，村村寨寨。自然相机伴随着我度过了八个年头。并有部分作品在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的报刊上发表。（1974年起）州宣传部认为我在这方面有所建树，借调到州新闻科当摄影记者。
届时，一场知青回城思潮在悄悄的蔓延着……
雨季来临前，接州委书记王泽民的指示，为大型舞剧《召树屯与楠木诺娜》拍摄舞台剧照，给我一部“罗莱弗莱克斯”和二十卷公元120黑白胶卷，配备刚从上海购进的双灯蓄电池闪光灯，加上一间设备齐全的暗房。我如鱼得水，沉浸在摄影艺术创作的冲动当中。
记不清是几月几日，从下榻的第一招待所出门，感觉到街上到处都是久违了的大字报，内容针对各级政府的，我一下子惊呆了，政府大院，到处是人。新闻科办公室过道也水泄不通，无法上班。当时我想到的是保护好设备，就立即返回招待所。听说州主要领导都转移了。出于好奇，向市中心走去——一幅用十几张全开白报纸画的宣传画映入了我的眼帘。虽然画得像“小兵张嘎”写不出文字而用形象来表达意思一样，可触目惊心的主体显而易见：左上方白发苍苍的老母，上身前倾半身像，伸出双手向右下方，嘴角一条引线指向文字“儿子，回来吧，年迈的爸爸妈妈盼望你归来”。右下方是一排脸朝黄土背朝天，用锄头耕作着土地的知青群体，头顶上方画了一个圆圈，表示太阳。汗滴从知青脸上滴下，流入土地。这幅画带给我的是震撼！震撼！这样的主题在我当时的脑海中无论怎么样是不敢想的。大约是潜意识中想回城的良心发现吧，使我陷入一片迷茫之中。当地群众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轻易不敢出门。
走到一排由我拍摄的州领导在某次大会上讲话特写、全景以及分组讨论的记录照片所展出的宣传画廊前，有一位瘦弱的四川女知青用浓烈的的重庆口音指着画廊中某领导的照片：“大家看这龟日的， 肥
头大耳，吃的全是民脂民膏，坐着位子不把我们知青当人。上个月我回家探亲稍微超假了几天，回来还要扣工资，不给报销医药费，害得我们营养不良，面带菜色，还要逼我们上工地劳动，我们哪还有力气干活啊！同学们，我们要回家，回到大上海，重庆，北京去……”此时的我万万没想到由自己拍摄的照片成了知青们发泄的佐证了。幸好没有人知道这照片是我拍的，否则……
出于摄影记者的本能，意识到应该把这场景记录下来。可是被领导告知，镜头不准对着事态和知青。回想起来有点可惜，如果当时拍摄下这些场景，现在不知有多么珍贵呢。恐怕当时有条件拍摄的只有我一人，如果有其他人拍摄下来，也好安慰我不平静的心情。自恨我当时怎么没有胆量“违规”呢？这恐怕与我当时的处境和性格有关系。不得不承认在这方面我是一个弱者。若干年后我问严公子，当年你对我是什么印象？答：“我感到你是爬在一棵大树上拿着相机拍照，很羡慕你。”（那阶段严先生也正好在州上办一个关于植物物种的展览，还有老毛先生等一干插兄）。
剧照是拍不成了，原来抽调到州新闻科转为正式政府工作人员的希望随之破灭。不服气的本能使我找州领导询问——我的工作安排？回答是：“你们知青围困我的小车，朝我车窗吐口水，还说，只要能回城，这辈子再也不会来这鬼地方了！本来是答应调你上来的，看来还要考验考验你，因为你属于知青部落的人。”于是我悻悻地回到了县城。过几天版纳知青开始纷纷启程，陆续回城了……
这一变迁，使我对人生道路产生徘徊。为了得到解脱，我对着版纳的自然景色，用画笔描募了又一个八年。也可谓“面壁十年”吧。
回县城后，州里文化界的朋友们时常与我通消息，得知知青返城风暴的全过程——
当时，党中央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时间长达四十多天，许多问题需要解决，焦点集中到上山下乡政策对与错之争，为之党中央派工作组到农场作实地调研。工作组在农场召开群众大会时，只见场地上满地都跪着知青，叫站起来，谁也不起来，异口同声地要求工作组领导能体察知青的苦楚，“玻璃汤”的日子何时能到头，上山下乡给我们带来的是苦水，坚决要求中央政府考虑知青的处境，并齐声高呼“工作组是青天，我们知青全靠你们啦，相信你们一定会把这儿的情况反映给党中央。”此情此景感动了工作组的同志，当即答应一定要把情况反映到中央……
大约又过月余，知青们等待着回音，可是工作组一去不复返，渺无音讯。此时的知青心如焚烧的烈火，焦急万分。
有一个叫丁惠民的知青终于忍不住大声嚷嚷起来：“同学们，我们还等什么？上北京向党中央反映情况去”。这句话立即得到身边朋友们的支持，为了筹集路费，向周边连队发出了通知，此消息不径而走，一夜之间，以闪电般的速度，使景洪、勐海、勐腊各地农场于第二、三天连接出现上访州县政府事件，并出现游行。
版纳知青行动了起来，如干柴烈火，一点即着。随即就出现了前面提及的街头大字报，宣传画，演讲等等。有些知青将版纳发生的事情向远在全国各地的同学通报，丁惠民接二连三地收到来自黑龙江、内蒙古、江西、贵州、云南、安徽等地知青的声援电报。知青们纷纷拿出积蓄，少则几角几分，多则数十几元，凑足了上北京的盘缠。此时的丁惠民没有料到一句心里话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不知何因病倒了。可是几天的时间，他的名字传遍了所有知青的耳朵。上访没有他就不行了，他身边的朋友们为了不负众望，就扎了一支担架，备上急救药品，抬着他开上卡车向澜沧江大桥奔去。
千里澜沧江，只有一座大桥，由武装解放军守卫，出入均要通行证，可是知青上访是开不到通行证的，同时大桥守卫战士已得到省厅通知，不准知青返城。于是知青们只好下车演讲，将知青们的实际情况和处境如实地告诉他们，战士们听了暗暗流着眼泪。可是军令如山，不得儿戏。知青们上访心切，发动引擎，无奈强行闯关。只听见枪声大作，卡车还是安全地通过了大桥，连车胎也没有受到损伤，一路顺利地到达省城昆明。
昆明以后的事情其它文章已有各种版本，不一一记叙。大体上可归纳成：化整为零，乔装打扮，分散北上，到达北京约定会合地点后，打出上访横幅，来到中南海，森严壁垒，无人问津。知青们无法，只好到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引起国外媒体关注。“美国之音”将信息传进中南海才惊动了邓先生，总理审时度事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错误的，可以让他们回城。这消息就像一颗爆炸的原子弹，几千万知青欢呼雀跃，高呼：邓总理，谢谢你！
当时我在勐腊县原单位里，只听说知青可以回城了，派出所门口都是办手续的知青。按常规，回城应该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可是当地派出所因一下子来那么多人，来不及准备，无法应付，只好将户口转移章、离婚登记章用橡筋吊起来，让知青们自行加盖。不一会儿抢夺先盖章权，又是一阵轰乱。
有些思考较成熟的知青，将全部购置的家具、器物、细软低价卖给当地群众，因为急着要走，一顶大衣橱五十元；双人床四十五元；五斗橱二十五元；单车三十元就随便卖掉了，那时的家具都是全实木的。有些火气大的知青，没心情谈价，谈到低于心理价位时，回家心切的缘故，竞赌气将家具、单车往河里一抛，一走了之。如此，当时当地群众下河捞起来的物具，使用到现在的比比皆是
有些农场知青驾驶员载上家眷、家具等物品，驾上运输用车，一路开到省城昆明，弃车上了火车。同连队知青当然沾光，往往是满载超载，回城心切，不顾安全。当时昆明火车站广场里停着的无主汽车随处可见。
那几天，昆明火车站广场突然涌入从全省各处返城知青数万人，候车群众无处可去，席地而坐，生活拉圾随地抛洒，一片狼藉。忽闻省里有精神下达，知青返城，已成大势，人可坐车走，但物品不能带走，一切货运列车不准装载返城知青和随身携带大件物品，使带大件物品知青陷入两难。于是出现了广场中心家具等大件物品堆积如山的状况，有人点上一把火，焚烧家具的火光冲天，映红了半个昆明城的夜空。抛弃家具的知青，表情木纳地望着熊熊火焰，不知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
随之知青与知青、知青与当地人民、南方知青与北方知青相接合所生子女的处置问题，显而易见地暴露出来，一出出悲欢离合的人间闹剧，接纵而演，正应了古言“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
1981年，我探亲回沪，遇见原来返城的知青，不知应该说什么好，只知他们大多数手揣袋袋户口，游离在这座曾经生长过的大城市中。而我这时在思考着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呐！
严公子也随之返城，其当教授的父亲安排继续攻读。可是三十而立之人没有经济收入，在这座城市里生存是很困难的。于是接到每天到学校附近的阴沟底下疏通管道的活，换取基本生活费……严公子如此，可见其他回城知青的命运又该如何呢？
那时我无奈地返回原单位，途经插兄朱克家下放的煤矿，特意去探望他，得知他从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委员一直下放到井底挖煤采矿，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我觉得自己前途渺茫，人生道路走在十字路口。出于对艺术的追求以及彷徨的心态，操起画笔，开始了面壁原始森林的写生生活。
在此期间，与妻生下爱女，取名玉波迪……（完）
写于 寓所
2005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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