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村知青往事

　　我是1968年12月24日，也就是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后，接到书面通知，到云南下乡的，原来是报名去内蒙古牧马，后来据说北京知青要去，上海方面就放弃了，否则我的人生将是另一回事了。

　　我的下乡通知书，是一张16k的粉红色打印纸片，下乡地点则用钢笔写着：云南省玉溪专区新平县一区太平公社三队。地名很陌生，全家找来各种地图和资料查阅，结果只找到地图上一个小圈--新平，二本纪实体小说，艾芜的《南行记》和《南行记续集》，一口气看完，很羡慕作者的南行历险经历，也很向往骠悍的盗马山贼和温柔的傣家姑娘阿月。

　　我们是1969年4月21日从上海乘火车专列出发的，出发那天，是在一个郊外的彭浦车站，虽然站上红旗招展，大红标语醒目，还有锣鼓助阵，但毕竟是一群17、18岁的少男少女们远赴数千公里外的边疆农村，要扎根一辈子，前途未卜，何时相见？不由得一些年长的家长悲从中来，当火车汽笛长鸣，列车缓缓起动时，顿时车站和列车上，送行家人和知青们终于抑制不住离别伤感，共同发出了"呜呜"的痛哭声，一霎时，把锣鼓声、汽笛声全部都压倒了，我在车上顿时感到从未有过的震撼，原来哭泣的声音是可以盖过巨大的汽笛声的，人的情感是无坚不摧啊。

　　我是在上海市长宁区省吾中学上的初中，一个很普通的中学，但有幸的是有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在该校工作和学习过，其中有钱其琛外长，后来我看到了他题写的校名挂牌。

　　从我们学校下乡到云南新平平甸的有20多个知青，基本上下到新平县一区的太平、西关、古城三个地方的生产队插队落户当农民，知青其实是外人和后人称呼我们的，我们当时都自称农民或者社员，因为当时初中都未读完就搞起了文革，知识委实浅薄，而且还是书本上的，我当时只觉得知识青年这个字眼令我汗颜。

　　刚到太平生产队插队落户时，感受到劳动和生活的艰辛，也闹出一些苦涩的笑话。

　　一是语言不通。我们自己讲不好普通话，老乡们更是只会讲本地话，加上用词不同，闹出不少笑话；当时老乡们老说"诓"，我们还以为是"诓骗"的意思，搞得很紧张，咋个"诓骗"人还要当面提示啊，以后才弄清"诓"就是"讲"的意思。

　　二是认不得"革蚤"。上海因为是大城市，不准养鸡狗，也许还有地理位置等其它原因吧，没有"革蚤"即"跳蚤"的概念，到了农村，除了农民兄弟们的热烈欢迎和好奇的探问之外，跳蚤们也一涌而上，饱餐"上海口味"。开始还以为是水土不服或身体过敏，后来发现主要还是"革蚤"叮咬。我们先后数过，最高纪录全身220个叮咬的疙瘩，局部记录一个膝盖上，上海知青高水根在他拉村一晚被咬了23个疙瘩；我后来因疙瘩奇痒无比，抓破后下田劳动，造成淋巴系统感染，发高烧住院治疗。在漠沙下乡的上海女知青徐静琳大姐也患此症，并从上海给我带来了药品。后来才慢慢学会怎样防和逮"革蚤"。"革蚤"这个小不点，当时确实是严重影响知青劳动和生活的重大困扰。

　　三是生活环境转换，习惯跟不上变化。由于上海与新平农村的生活环境转换大，很多地方不适应。根据当时的估计，上海市区与新平农村差距约有20年。我们从记事起就用电灯，下乡后无电，改用煤油灯，学生又喜欢晚上看书，第二天起床，鼻孔被煤烟熏成黑鼻洞，互相看了苦笑；上海当时燃料用蜂窝煤，有的用煤气，煮饭用铝锅，下乡后改烧木柴大灶，煮饭撇米汤，用木甑蒸，这可是技术活，不是柴烧不着，就是火太旺，米汤啥时该撇也掌握不了，下乡后夹生饭可是经常吃；雨季烧柴湿了，点不着火，甚至无法煮饭吃，当又饿又累望天兴叹时，女知青流下了无助的眼泪，怎么整饭吃？也成了知青下乡要过的一道坎。

　　还有农村饮水是喝生水，当知青后没条件和功夫去烧开水喝，跟着喝生水，结果蛔虫病大爆发，知青们回上海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吃打虫药，免得传染，后来又从上海寄药来，半年打一次虫，也分给老乡们吃，老乡们都感到上海的药效好管用。

　　再有就是厕所。知青们没见过农村的厕所，那个脏和恶心程度难以描述，有时竟无处落脚；边墙上放着一堆竹片或秸杆，开始还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后来才知道是当手纸用，知青无人敢试，怕刮破皮肉感染疾病。我们觉得厕所确实是中国农村落后的一个缩影，虽然我们不需要象西方人那样把卫生间搞得跟厨房一样讲究，但也不能那么随位就位，马虎了事吧。这跟社会文明、身体强健、防止疾病很有关系。

　　经过初期的不适应和调整身心状态后，知青们又恢复了活力，有些知青还四处走访串门，互通情况，听下来似乎我所在的生产队还不错，自己也感觉良好。在老乡们的帮助和指教下，我分清了小麦和韭菜，学会了插秧和收割，挖干田、种蔬菜、砍柴担水等农活，参加修建小丁苴坝塘和立新水库（清水河），抬过16人合力才挪动的巨石，挑过大坝回填的土方。

　　记得是71年的春节期间，在立新水库工地上，老乡们都回家过年了，我和另一个半大小伙子（他爸是马家箐村子的裁缝，人很好，但记不清名字了），留下来看工棚，半夜里，一只豹子在箐对面游荡，两只豹眼象手电筒闪着绿光，这时才想起下午天冷把一块吃剩的牛骨头放在火堆上当柴烧，骨香味引来了豹子，那一晚，山箐里的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手上也只有一把挖土的锄头，要想和豹子搏斗根本没门，最后心一横，干脆睡觉，也许豹子喜欢的是牛而不是人吧，到天亮后一看，在工棚后面发现了豹子夜餐的证据，一堆夹杂着兔毛的兽粪。

　　下乡当年的12月，因为劳动表现不错吧，我作为新平上海知青代表参加了云南省知青慰问团玉溪分团，团长是当时专区革委会副主任杨清魁，同去的知青还有元江上海知青沈宝珍、玉溪知青石放全、三矿知青何志军、昆明知青峨山"九兄妹"之一徐树华等，到玉溪所属县慰问检查知青工作。一方面由知青代表用自身体验讲述思想和实际的"再教育"过程，以身说法，典型讲用；另一方面检查知青工作情况，知青安置经费有无落实、挪用、克扣，知青有否遭到虐待，当时有些地方确有男知青调皮捣蛋被民兵捆绑吊打、甚至残亡，女知青因有姿色被诱逼成奸、强占的恶劣事件。当时玉溪似乎没有发生这类恶性事例，倒是在上海知青内部，特别是年少初中生知青中，由于良莠不齐，持强凌弱、欺压敲诈年少体弱男女生的情况比较突出，当时慰问团听取老乡和知青反映后，采取了有力措施，惩治了知青中的个别不良分子，维护了广大知青正常劳动和生活的合法权益，起到了积极作用。后来知青慰问工作组作为一个常驻机构保留到知青下乡结束，工作组成员由上海市各区、街道、派出所抽人组成，轮换到云南对口地区长驻，与当地配合，检查知青工作，并与知青家长保持沟通联系。我们玉溪地区的上海知青都来自长宁区，这为以后云南与上海，玉溪与长宁区结为滇沪合作对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毕竟是几十年的患难之交啊！

　　原以为到了农村种田，吃饭总不成问题吧，事实不是这样。1970年春，当时农村大搞推广粳稻良种，并以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原玉溪中学的老校长张超任工作组长，驻扎太平村，他的烟瘾之大、深夜讲话之不倦、生活之随意简朴都令村民和知青叹服，工作组的小王年轻能干，亲自下田作示范。可惜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差距，方法上的简单粗暴，推广失败，当年收成大减一半，上交公余粮任务后，村民们的口粮只够吃半年，我们知青也饿了一段时间肚子，我吃过豆壳、老菜叶、老白花、年渣渣、香芝麻壳等野菜充饥，后来还是靠漠沙知青夏申、高水根支援和上海家里寄来粮票才化解了危难。经过这次缺粮事件，我们知青才真正懂得了种粮和爱惜粮食的意义，从此后，我吃饭碗里不会剩一颗饭粒了。同时，我认识到办事光有良好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承担直接后果的人们才最有可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和行动。

　　还有一件事印象很深刻，那是1970年1月5日半夜里的通海大地震，我熟睡在床上，猛然听见远处有隆隆地炮声，紧接着大地和房子剧烈地抖动起来，房顶哗哗地往下掉土块（土坯房），人在床上象在震动筛子一样簸，我差点震掉到床前地下，当时中苏交恶，心里面在想，怕是苏联扔原子弹了吧，这下要打大仗了。天亮后才知道是"地动"即通海7.8级大地震，死了1.56万多人。据说在地震震中的通海县高大乡，当地知青下乡在那儿，伤亡惨重，可叹！上海知青们心中暗暗祷告：但愿人长久，天地共平安。上海从我祖辈起似乎没有地震的传说，这下有了切肤之痛。

　　发生地震后，知青们很恐慌，不少知青回了上海，这时候，上海知青慰问团的干部和公社知青办的林桂凤大姐赶来看望知青们，新平的上海知青都安然无恙。在当时的形势和慰问团干部的启发下，我和沈建新等9名上海知青联名倡议，留在当地和社员们一起共患难、干生产，坚守岗位，不回上海。因此，得到了当地社员们的好评。

　　由于在农村接受再教育有成效，1971年9月初，我和上海知青夏申、高水根、周宗发、李世雄、姚荣虎6人，玉溪知青胡淮君、陈黎明、杨宁、杨金海、胡金级、陈晓虎、赵启武、熊绍年等突破了当时的一些限制，入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圆满结束了难忘的知青生活。

　　1999年4月21日，玉溪的上海知青在下乡30周年之际举行了一次简朴聚会，人数约有80余人，其中新平下乡的只10余人，由于知青大都在企业工作，当时又恰逢企业改制、职工下岗等情况，大家都有身世飘零、前途多舛的感慨，当然这是大环境的关系，国企职工都如此。

　　转眼到了2009年，距当年下乡已40周年，只觉得光阴似箭，弹指一挥间。偶尔知青见面，已多是华发早生、离岗或退休了；也听闻某某知青已病故，或病魔缠身，或生计艰难等，知青中发达的也有，只是很少，境遇差的占多数。推测原因，主要是学历低（才初中），只求小安，知识更新不足，导致人生被动；该读书时下乡，人到中年下岗，只因当年欠思量。

　　在老知青中，下乡经历仍是互相联系的一个感情纽带。个人交往的圈子里，仍以新平下乡知青为主，新平下乡地方的人和事及变化也是常谈话题，也就是共同语言吧。

　　新平，我生平第一次经历严峻磨砺的地方，我人生旅程的起点，我梦寐难忘的第二故乡。

　　二〇〇九年三月十五日玉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