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岁月几疑在梦中》—

　　十年知青生涯，给我留下了许多痛苦而辛酸的回忆，侮辱、迫害、歧视、打击、陷害、背叛……这些血淋淋的字眼以往只有在字典上才能接触到，而我却一一感同身受，并在心灵深处留下了永远也无法治愈的创伤。但唯有两个温馨甜润的字眼，有幸在艰难窘迫之中一直伴随着我，抵御着那风刀霜剑严相逼的蹉跎岁月，直至迎来生命旅程中的早春二月，这就是值得用如椽大笔书写在天地之间的--友情。

　　早在来云南之前，我就听说了两个名字：严密、严捷，只知道是两兄弟，复旦大学教授之子。尽管那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和冲击，"知识"早就与"反动"划了等号，"臭老九"也被打翻在地，并被踩上了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但我这个"土八路"的后代偏生喜欢读书，尤其对博学儒雅之"士"始终充满敬仰和崇拜之情。爱屋及乌，虽然我一时无缘结识严密、严捷，但对这两个人却充满了好感，一直心向往之。

　　1969年5月，我们一行300多人历尽艰辛"熬"到勐腊；我和另外七个"插兄"被分在曼庄，严家两兄弟被分在曼列，一水之隔，零距离接触的机会多了起来，让我喜出望外并深感庆幸的是，我和兄弟俩有着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性格直爽、待人坦诚、热爱文学、嫉恶如仇，对谈论政治有浓厚的兴趣；都喜欢穿绿军装（假的）、戴绿军帽（有真有假），是那个时代的"追星族""弄潮儿"；特别和弟弟严捷，更是一见如故，一拍即合，在许多公开场合两人常常如影随形，一唱一和，不了解、不熟悉的人，都以为我俩是亲兄弟；知道内情的，则呼我俩为"哼哈二将"。

　　当然，严密和严捷也有区别，严密"内秀"，严捷"外露"；可两人都是那个年代不可多得的才子：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外（英）语也有相当水平，文笔、口才、灵感、悟性都在众多知青之上，我在内心既把他们当做朋友，也暗暗地认他们为师，竭尽所能弥补以往的空缺，以求一点一点慢慢缩小与他俩之间的差距。

　　圣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言而喻，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哥俩对我的影响和帮助是长久而深远的；我之所以后来逐渐洗刷、荡涤自己身上的"俗气""庸碌"，不甘落后而奋起直追，持之以恒永不懈怠，以至今天小有所成，忝入"作家""文人"行列，作为"标尺""楷模"的严氏兄弟是功不可没的。

　　我这人历来重情，既和严氏兄弟结为莫逆，便主张"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甚至为朋友两肋插刀也在所不惜。有一次，严捷受了一个傣族小流氓的欺负，被打得口鼻流血；我得悉以后，立刻冲上大街，满世界寻找那个混蛋的身影；碰巧，那小子正在百货公司闲逛，我根本不考虑什么后果不后果（比如那小子高我半头，我是不是人家的对手？还有这里是人家的地盘，强龙斗不过"地头蛇"等等），毫不犹豫地扑过去，左右开弓扇了他两个大耳刮子；那小子被打懵了，傻愣愣地站在那儿，没等他回过神来，我已经拉着严捷扬长而去。事隔三十多年，现在想想真是有点后怕，如果那小子追上来，随便一吆喝，满街的傣族人不把我们捶扁了才怪。

　　1971年年底，知青首次分工，我因遭到打击报复被发配到全县有名的"夹皮沟"瑶区受难，一时间沦为"三等公民"（"一等公民"被分配在县城，"二等公民"被安置在坝区，"三等公民"被一脚踢到全县各大小山头）。

　　这一来，便在人前矮了一等，每次来县城，都要遭受许多白眼。好在还有严密、严捷。严密分在县小当老师，严捷分在县商业局医药公司。我去找他们，哥俩一如既往地把我当兄弟看待，留吃，留住，留感情。晚上，我们常常抵足而眠，彻夜长谈，彼此交心，不知东方之既白。

　　1978年冬天，严捷跋山涉水，徒步近10个小时，专程从县城来看我。我真是心花怒放，喜出望外，倾注满腔热情待之以上宾之礼。我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痛快淋漓，一醉方休。自流放瑶区的7年间，没有哪一个"老乡"真正关心过我、帮助过我；严捷作为"上级"来穷乡僻壤"视察"，无形中为我撑了腰。我所在的鸡毛小店的经理知道我有"后台"，从此对我客气、恭谨了许多；没多久，县委"发现"了我这个人才，一纸调令把我召往县城，"升格"为中学教师。

　　1979年1月，农场知青丁惠民等人发起"回乡运动"，勐腊也刮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回城风"。我和陆东明等插队知青趁机响应，由我执笔起草了一份既是控诉书又是宣言书的文章，题名为《压不住的怒火，燃烧吧！》。为扩大影响、造成声势，决定以大字报的形式张贴在勐腊街头。但问题来了，我的毛笔字根本拿不出手，其他几位积极分子也同我差不多。当时，严捷不在勐腊，远水救不了近火；恰巧，严密正值学校放假（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考上昆明师范学院），返回勐腊看望女朋友。看来，只有请他帮忙了。但是，回乡运动吉凶未卜，如果当局反目，我等很可能以"闹事"的罪名被抓起来。面对这种局面，严密肯不肯承担风险呢？从他个人来讲，早已时来运转，这场运动与他根本无关，如果无端卷入，一旦形势有变，势必受到株连，他完全可以借故推脱，置身事外。

　　然而，事已至此，不求严密又去求谁呢？这第一炮打不响，以后的事就没法进行了，徒给世人增添笑料而已。

　　于是，我抱着一线希望，硬着头皮去找严密。出乎意料，一向沉稳周详的严密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很快，他那清秀端丽的字体出现在勐腊街头。《压不住的怒火，燃烧吧！》像一枚威力无比的重磅炸弹，震动了勐腊朝野，并迅速波及四方。当时，我在勐腊街头听到议论：还是这批插队知青厉害，文章写得有分量，击中了要害，还有那毛笔字写得漂亮，上海知青真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

　　事后，我代表全体参加运动的老乡向严密表示感谢，他淡淡一笑，"什么谢不谢的，你们的事也有我一份，我尽这点义务是应该的！"

　　没过几天，严捷闻讯赶了回来，迅速加入我们的队伍，这无疑增添了一员"虎将"，使得战斗力大大增强。他贴出洋洋数千言的大字报，对我表示呼应和支持。

　　我起草的又一份《给邓（小平）副总理的一封信》（我同时通过新华通讯社给邓转送了一份）由严捷抄出贴上街头，观者如堵，反响强烈，就连当地群众也对我们的行动表示理解，在大字报上留言公开给予支持。

　　但是，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丁惠民等人进京告状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在受到王震等人的"严厉批评"后，他们不得已承认了"错误"，通过《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

　　这无疑给知青回城运动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一些知青心灰意冷，开始退却；这时，当局也有了某些动作，派出有关人员侦察我们的行动，偷听集会和谈话等等，也许是为了"反击"做准备吧？

　　我深知，"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知青回城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这时，我想起了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副总理。他老人家头脑清醒，眼光敏锐，一贯实事求是，服从真理，相信他会对知青回城运动做出客观公正的裁决。加之他本人也有子女上山下乡，其中的酸甜苦辣无须多加解释。因此，我决定给邓副总理写一封信，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陈述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所造成的危害以及知青必须回城的种种理由；至于能否成功，只有听天由命了。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严捷，他说："'死马当活马医'，也只有如此了。至于我们个人的进退，也顾不了许多了。"我说："十年来当牛作马，我已经受够了，这次只有放手一搏。如果万一失败，大不了进监狱吃牢饭。"他笑道："你不要那么悲观，事情还不到那一步。我们只不过是要求回家，当局凭什么抓我们？"

　　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好受了许多。想想也是，我们的举动都是合理合法的，目前还不至于有什么个人危险。就是有危险，也没有退路了。从古到今，为正义事业而奋斗，总要作出一些牺牲。既然大家信任我，把我推出来当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我把信的复印稿（底稿通过新华通讯社转呈邓副总理）交给严捷，他关起门来，用了一个下午，把这封长达6000言的信抄成了大字报，很快贴上勐腊街头，给当时趋于沉寂的知青回城风潮重新点燃了一把旺火。一时间观者如堵，吸引了众多关注的目光。此后，许多知青又开始振作起来，积极参与回城行动；就连当地群众也逐渐转变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的行动表示同情和理解。

　　大约是1979年2月10日清晨，勐腊县委值班室（上海知青高小珠的爱人王少彪接的电话）接到省委书记安平生亲自打来的电话，对知青回城一事作了重要指示，大意是：要尽量多做工作，说服知青们留下来建设边疆；实在不愿意留的，可以给他们办理回乡手续。

　　消息传开，勐腊城乡沸腾了！知青们欢呼雀跃，欣喜若狂，回家、回家、回家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我和严捷聚在一起喝酒庆贺。席间我们分析，肯定是给邓副总理的那封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然谁有那么大的能量扭转乾坤？（若干年后，我在上海知青蒲林发处得到证实，蒲曾任云南省委书记孙雨亭的秘书。据孙对他讲，他们是接到邓办通知后，省委常委集体讨论决定的）我们从内心佩服邓公的胆略和魄力，也为自己冒险成功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三十六计，走为上"。我很快办理了退职手续，于1979年2月17日"逃"离勐腊。当时由于情况紧急，我没法同昆明的妻子商量，就把户口迁回了上海。可是麻烦事来了，上海当局不愿意接收我们这批从云南回来的知青。我在上海"耗"了半年多，眼看解决问题无望，只好回到昆明。同家人商量以后，他们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户口改迁昆明。可改迁户口必须去勐腊，我是尽人皆知的知青回城运动积极参与者，当局会放过我吗？这时，四哥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你表面上回去复职，向当局承认错误；暗地里是去改户口，我让老同学訾永德帮你的忙。你先下去，他现在昆明出差，过几天就回去。这件事对他来说不难，很快就会办妥的。

　　事已至此，别无他法，只有硬着头皮下去了，好在勐腊还有以民他们，到时候也会助我一臂之力。

　　说起以民，我原先并不熟悉，是这次"知青运动"为我们牵线搭桥，很快成为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以民一副书生模样，看似文弱，但为人极其仗义。与众多的插队知青相比，他的"命"是比较好的。在农村不过一年多，就被抽调到县文工队吃上了"皇粮"，后来和队里的傣族姑娘结了婚，小日子过得甜甜蜜蜜。同严密一样，这次"知青回城运动"本来同他没有多大关系；然而难能可贵的是，他也参加了整个过程，不仅参与出谋划策，而且提供开会地点，甚至倒贴笔墨纸张。一些亲戚劝他："你还是少掺和为好，到时候那些人拍拍屁股走了，你留下来咋办？"他表面上点头答应，实际上依然故我，真是一条汉子。

　　我不得已回到勐腊，参与"闹事"的知青已经全部走光。当地官员对刚刚过去的那场风波心有余悸，一提起知青就摇头不已。如今，我这个带头"闹事"的发起人第一个灰溜溜地"滚"了回来，其尴尬、狼狈可想而知，我所受到的种种"礼遇"绝不亚于韩信的"胯下之辱"。

　　当然，如前所说，这个世界上总归还是好人多。我住在以民家，两口子每天热菜热饭、好酒好肉招待；还宽慰我说："只要我们碗里有，就不会饿着你；我们的家就是你的家，你愿意呆多久就在多久。"

　　在珍贵的友情面前，我还能说什么呢？当然，我也不愿意多麻烦以民夫妇，只盼着訾永德早点回到勐腊，帮我把事情办好。勐腊，我是一分钟也不愿意多呆了。

　　然而，一天，两天，……十天半月过去了，却始终不见訾永德的踪影。我如坐针毡，度日如年，但除了苦等苦熬，一筹莫展。

　　让我倍感欣慰和温暖的是，以民夫妇始终信守自己的诺言，使我这只漂泊天涯的"孤舟"在避风的"港弯"里避免了倾覆和沉没的危险。

　　就这样，在勐腊足足等了三个月，訾永德总算回来了；前后不过几分钟，就把事情办成了。我心里明白，如果没有以民夫妇的真诚援助，我是绝对等不到这一刻的。

　　以民的坦荡无私、古道热肠一直延续到今天。他和严密承担了《天堂岁月几疑在梦中》一书的主要编务工作，没有一分钱的报酬，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约稿、组稿、改稿、审订、校对……何苦来？这里，我要代表所有的"坐享其成"者向以民、严密致以崇高的敬意并由衷地道一声："谢--谢--了！"

　　爱因斯坦说过："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朋友。"幸运的是，这样的朋友我已经得到了，此生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