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份血书的故事

作者：马建

　　1970年的初春，我正处于人生的最低谷，当时工宣队的师傅们已经将我逼进了死角，无奈之中写下了半份血书。没想到，那半份血书后来竟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关于那半份血书的故事，应该从上海新沪中学迎来第二批工宣队的那天说起。工宣队来自上海力车胎厂，那是一家我父亲工作了一辈子的工厂。

　　那时，父亲是一名“反革命分子”，正在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改造，必须随时向厂里的保卫科干部汇报自己的一言一行，说过什么话，作过什么事，容不得半点差错。所以，父亲每天回家后做的头一件大事，便是记日志，在他那些十六开学生练习本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他和他周围所发生的事情，生怕遗漏了什么，而招来横祸。尽管如此，父亲还常常会因为自己的汇报与上面掌握的情况不符，而受到训斥。

　　也该着我倒霉，我们69届毕业班的三位工宣队师傅中，竟有两个来自厂里的保卫科，其中一位陈师傅正是我父亲在厂里的“顶头上司”。

　　工宣队进校没几天，正赶上我们下乡劳动。那是69年的初夏，我带着“先头部队”，为全班同学打前站，安排住宿。由于没有经验，班里的部分同学（也包括我自己）被安置在一个位于低洼地带的仓库里。谁知“大部队”刚到达，天上便下起了瓢泼大雨，不到半小时，就有半间仓库进了水。因为我们要睡地铺，用来打铺的只有几把稻草。这样一来，不要说睡觉，眼看连立脚的地方都快没有了。

　　终于，有些同学忍不住了，嚷嚷着跑去几里外的“营部”，向工宣队和负责老师反映情况，寻求帮助。可是事情的发展，实在出乎意料，在“营部”，工宣队师傅明确地告诉他们，那天出现的问题，决不是什么简单的，在下乡劳动时出现的住宿安排问题，而是一场由小反革命分子背后操纵的，反对工宣队的反革命行动，并责令他们俩在那天晚上交出检查，揭发“幕后黑手”。

　　我知道厄运来了，可能是那几位工宣队师傅刚换了一个战场，一时还没找到对手，想在我身上试刀。果然，从那天起直到我中学毕业，几位老师傅就再也没让我消停过一天。

很快，工宣队师傅们整我的机会来了。

　　从农村回来，已是秋分时节。学校组织我们69届同学军训，除了立正稍息起步走之外，同学们没有其它事情可做，便三五成群的在校园内闲逛，天黑了也不愿回家。我有时晚上也去学校，和一些要好的同学，找个凉快的地方坐下，神侃一阵当时美军在越南战场上所使用的新式武器。
　　　
　　那时正值上海市革会发动大力开展整顿城市交通，打击阶级敌人破坏革命秩序的群众运动。一天傍晚，在校外带队执行维护革命秩序的学校红卫兵团副团长小刘，抓到了一个骑自行车违章带人的小青年，正准备送往区里的“文攻武卫”指挥部。因此，校园里显得沸沸扬扬，引起了不少同学的好奇和围观。
　　　
　　恰好，正在和我们一起聊天的69届红卫兵营副营长小焦（后来也曾在外三道沟插队）认识那个被抓的小青年，为了使自已的朋友免招皮肉之苦，小焦便想说服小刘在校内处理那件事情，不料几句话不投机，双方便发生了口角。这本是两个红卫兵干部之间，因意见不同而发生的争论，再正常不过了，按理说，这与我八竿子也打不着。
　　　
　　谁知，小刘在围观的人群里发现了我。可能是触动了那根无时不刻都绷得紧紧的“阶级斗争”的弦吧，她突然向我发难，将茅头直接指向了我，说什么有一个反革命子弟，要破坏市革会发动的整顿城市秩序的革命运动，并指挥她手下的低年级的红卫兵，要将我揪出来示众。
　　　
　　　班主任周老师见情况不妙，急忙出来调解。他本以为小刘也是我们班的同学，是他的学生，应该能听他的话，谁知那次他是大错特错了。不知小刘是认为老师在有意包庇我这个“阶级敌人”呢？还是认为老师让她丢了脸下不了台。只见小刘像猛虎般地扑向周老师，拳打脚踢，连抓带挠。顷刻之间，老师的衣领被撕破了，白衬衣染上了鲜红的血迹，脸上也挂上了彩。总之，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就那么发生了，那么快，我连反应都来不及。
　　　
　　当晚，校革会值班的常委高老师判定是小刘的错，要她向周老师和我当场赔礼道歉，并在次日交出检查。

　　第二天一早，事态却急转直下，工宣队陈师傅将我和前一天晚上在场的一些同学从军训的操场上叫了出来，带到了工宣队队部。他将我一个人关在一间办公室内，单独审讯。在之后的两天里，除了拉屎撒尿和回家睡觉，连吃饭都没让我离开过那间屋子。

　　在那两天中，工宣队陈师傅，袁指导和军代表老蔡轮着班向我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不断地对我进行政策攻心，仿佛他们已经掌握了确凿证据，我就是蓄意破坏市革委会整顿城市交通秩序的罪魁祸首。他们软硬兼施，一定要我相信，只有坦白交待了自己的“罪行”，才有希望得到宽大处理，如果拒不认罪，只有死路一条。临了，就差请我吃一顿当时最流行的“竹笋烤肉”了。总之，大有一付不整我个破坏市革会整顿城市革命秩序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决不收兵的架势。
　　　
　　因为有了父亲多年前轻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而最后含冤二十三年的教训，我是决不可能再上那种当了。面对具有多年保卫科工作经验的陈师傅，无论他的战术是如何变化多端，我的回答总是那几句，我只是一名观众，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所以，我可以写事情经过，但决不写检查。最后，工宣队拿我没有办法，只好草草地收了场。

　　分配前夕，我再次陷入危机。

　　当时我想去江西插队，那里地处江南，离上海近，比较富裕，又吃大米。更重要的是，我的好朋友大多也去江西。而陈师傅非要我去淮北，因为那里土地贫瘠，生活困苦。最重要的是，陈师傅将带队去淮北，想把我这个他心目中的天生“反革命”，亲手送到最贫困的淮北农村，交给当地的贫下中农严加管教。

　　陈师傅当时的想法，我无法得知，究竟他是想将我整死在那里，永世不得超生呢？还是希望我在淮北那片广阔的天地里，彻底脱胎换骨重新作人。反正，他又盯上了我。据班主任周老师讲，那时学生的鉴定应该由老师来写，尽管陈师傅的文化水平不高，却亲自握笔，不辞辛劳，吭叽吭叽地为我写了一个长长的鉴定。足以证明，陈师傅是多么地关心我的前途了。
　　　
　　第一个告诉我可能去淮北插队的人是我父亲，他在厂里遇到陈师傅，陈对父亲说，我已被光荣地批准去淮北插队了。由于事先已经知道这次去淮北插队是陈师傅带队，我听到消息后，觉得自己血管里的血都结成了冰，从里到外都冷透了。以自己当时的“小人”之心去度陈师傅的“君子”之腹，我断定他不安好心。
　　　
　　　第二天，我急急忙忙地赶到学校，找到周老师，希望他能告诉我，陈师傅是在开玩笑。当我见到周老师手中的那张“上山下乡通知书”的时候，我害怕极了，我真的不希望自己一生的前途就这样轻易地葬送在陈师傅的手里。周老师非常同情我的处境，他一边安慰我，一边给我出主意，并告诉我，他会将通知书退回给学校的毕业工作领导小组（简称毕工组），然后再帮我争取一下江西的名额，让我不要担心。
　　　
　　没过多久，陈师傅亲自找我谈话，并代表毕工组正式通知我，已被批准去淮北插队了。由于早就有了心理准备，我当时的心情很平静，只是轻轻地嘀咕了一句，我从来没有申请过，怎么就会被批准了呢？谁知还是激怒了陈师傅，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我是只有俯首聆听的份了。那天，陈师傅慷慨陈词，讲了许多大道理，但我只听懂了一句话。那就是，作为一个“反革命子弟“，我没有资格选择去哪里下乡。他陈师傅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因为他不仅代表党，而且代表毛主席。所以，他指向哪里，我就应该奔向哪里，决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从工宣队办公室出来，我去了周老师的宿舍，在那里，我又见到了那张曾经被退回去的“上山下乡通知书”。那时，周老师的心情看起来也很沉重，他可能已经猜到了最终的结果。他问我想好了没有，是不是仍然不愿去淮北。我的心情也很复杂，尽管知道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但又不甘心就此放弃。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请求老师再帮我一次忙，将通知书退回毕工组。

　　第三次见到那份“上山下乡通知书”是在周老师的办公室里。那天，周老师将我找去，在场的还有毕工组负责学生挡案材料的黄老师。周老师对我说，由于陈师傅盯上了我，江西是肯定去不成了，如果我不想去淮北的话，一定要选一个比淮北更艰苦的地方，才可能堵住陈师傅的嘴。周老师还说，他和黄老师商量过了，觉得我去黑龙江比较合适，那儿是边疆，离上海八千里，天寒地冻，吃的又是五谷杂粮，在当时上海人的眼里，是一个没人要去的地方。其实，黑龙江土地肥沃，生活富裕，民风纯朴，一点也不比江西差。此外，去黑龙江的同学也是学校里素质最好的一群学生，大家下去以后，也可以有个照应。

　　周老师又接着说，黑龙江地处反修前哨，与苏联隔江相望，尽管是去插队，同样也肩负着屯垦戍边的光荣任务，因此，政治要求很高。言外之意，是怕有人借我政治上不可靠可能渡江叛逃为由，拒绝我的申请。
　　　
　　那时，坐在一旁的黄老师插进来说，正因为如此，一定要将事情做得稳妥些。他要周老师将陈师傅写的鉴定从我的档案袋里拿出来，重新写一份放进去。并希望我能写一份血书，来表达自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忠心，坚决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负责去区里的上山下乡办公室（简称区乡办）寻求支持，只要区里拍了板，陈师傅也就没戏了。
　　　
　　听了两位老师的话后，我非常感动，深深地体会到，即使是在那个年代，真情依然存在，公道仍在人心。我感激两位老师，顶着政治上的压力，向我伸出了援助的手。尤其是黄老师，与我素昧平生，倘如在校园里相遇，我们连点头的交情都没有。
　　　
　　听了两位老师的话后，我更是悲喜交加。那种悲，略带一丝凄凉，但更多的是一种无奈。我怎么也没有想到，那时被视为神圣的，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忠心，竟会在那种场合，必须用那种来方式来表达！那种喜，略带一线希望，但更多的是一种力量，使我能够继续坚持下去的力量。
　　　
　　回家以后，我找到了一块一尺见方的白布，将其摊平在桌上，开始构思血书的内容。我想用我的鲜血在白布上方的中央，写一个“忠”字，然后在下面写上“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爱辉插队干革命”十五个大字。
　　　
　　在此之前，我不至一次在电影银幕上或小说里，见过我们的革命先烈和前辈，在他们英勇就义或上阵杀敌之前，用他们的豪情，用他们的鲜血，写下的不朽篇章，感人至深。但不管是谁，无一例外，都是咬破自己食指，来完成他们壮举的。
　　　
　　我自认，从小就是一个听毛主席话的好孩子，也十分崇敬我们的先烈和前辈。尽管写血书一举，本是出于无奈，但真要动手写的时候，我也不由地产生了一种从未感受过的悲壮，一时竟然热泪盈眶。为了不使自己有退缩的可能，我用左手抓着自己右手，将食指慢慢地放进口中，使劲地往下咬。谁知事情并不像电影小说中说得那么简单，我的食指纤细圆滑，如果光咬指尖，那只会打滑，根本咬不住，如果咬得多一点，没一定的力道，却又咬不下来。试了许多次，都不成功，结果是非但没有搞出一点血来，反倒因为十指连心，疼得我满头大汗。
　　　
　　无奈，我只好上街买了一片锋利的刮胡子刀片，再重新开始。由于需要用左手执刀，我让比我小三岁的弟弟来摁住我的右手，自己一狠心一咬牙，使劲在食指上割了一刀，鲜红的血马上渗了出来。我立即用拇指和中指使劲挤着食指，开始在白布上书写我对毛主席的一片忠心。谁知刚写完第一笔，血便不再往外流了。接着是第二刀，第三刀，然后再割中指，等写完一个忠字的时候，我已经在自己的两个手指上拉了五刀了。我意识到，照那样下去，要用自己的鲜血写完一份十六个大字的血书，几乎是不可能的。没有办法，我只好取出毛笔，在那个鲜红的忠字下面，恭恭敬敬地用魏体写下了“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爱辉插队干革命”十五个大字，然后，签上了我的大名，才算完成了那半份血书。
　　　
　　在那之后的好多天里，我在家里等消息，心中忐忑不安。老担心那半份血书，不足于表达自己对毛主席的忠心，不能说服区乡办的领导批准我去黑龙江插队。但是，经过黄老师的多方奔走和当时学校材料组负责人叶老师的鼎力相助，不久，我便拿到了被批准去黑龙江省爱辉县爱辉公社新生大队插队落户干革命的通知书，我心里的那块石头也总算落了地。（注：新生大队是外三道沟大队在文化革命中曾用过的一个革命化的名字，后来因为新生两字常和劳改联系在一起，当地老乡不喜欢。新生大队那个名字，在我到达外三道沟的时候，已经不用了。但是，“上山下乡通知书”上确实是那么写的。）
　　　
　　1978年，我大学毕业，留在学校当助教，由于回上海参加第二医学院研究生复试，刚回到哈尔滨没几天，学校在放假，没什么事可干。那时毕业分配才结束，同学们的档案要赶在他们报到之前，送到新的工作单位。因为时间紧任务重，学生科人手不够，不得不找几个留校没几天的新老师帮忙。 这样，才使我有机会亲眼看到了自己的档案材料，也再次见到了那凝聚着我一段辛酸往事的半份血书。

　　随着岁月的流失，那块白布早已泛黄，曾经是鲜红的忠字也变成了暗褐色。我不知道那半份血书，对我下乡以后入团，上大学，成为入党培养对象，最后留校当助教，是否起过什么作用。至少，那半份血书曾经帮助我逃出了工宣队陈师傅的手心，因祸得福，让我来到了至今仍令我魂牵梦萦的黑龙江边，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终身难忘的知青生涯。在那里，我结识了一批有志青年，相互鼓励，成为挚友；在那里，我和我的妻子相爱，相濡以沫，共渡于无声中，正在酝酿着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人生；在那里，我被推荐上了大学，开始了新的人生！
　　　
　　我知道，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如果可言，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谁也无法更改。如果，我们一定要说如果的话，我真不知道，如果当年我没有写下那半份血书，如果区乡办领导那时就看到了我今天写的这段回忆的话，我的一生又将会如何呢？尽管所有这一切，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的荒唐，多么的不可理喻。而这一切，确实在那个什么都可能发生的年代里发生了，也确实对我的一生，起过决定性的作用。
　　　
　　每当我想起这段往事，就会想起淮南子里“塞翁失马”的故事。塞翁先是丢失了他的爱马，后来失而复得并带回一匹匈奴良马。他的独子因骑匈奴马摔断了腿，最后却因残废而在战争中保全了性命。“塞翁失马”的故事讲的是道家“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道理，我们生活中的故事又何尚不是如此呢？
　

作者系原黑龙江省爱辉县爱辉公社外三道沟大队插队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