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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浪其人
作者：顽
石
先让你看一段天津快板，念的时候不但要掌握节奏，语气助词也要你自己加呵。
流氓何崔浪，狠毒赛虎狼，狗走千里吃屎狼行万里吃羊。
本性就如此，哪说在家乡，就是到了砚溪公社还是这个样。
崔浪真慷慨，挥金如土扬，北京的烤鸭好糖醋排骨香。
寒来穿皮袄，夏至的确良，一件一件的线衫线裤打扮得真漂亮。
崔浪真英雄，身体强又壮，要论摔交一只鼎，群架使铁棒。
世面已撑足，虬江我为王，木壳子垃山（某种沾有流飞习气的男女）见到我磕头磕得响。
平地一声雷，好景并不长，上海台风起虹口暴雨狂。
几次当和尚，出来更凶狂，一次一次抓进去打得一身伤。（抓进去要剃光头，故称和尚）
和尚宿红庙，房子成四方，里面的摆设简单没桌也没床。（道上称拘留所为红庙）
房子还结实，铁门配铁窗，一块一块的青砖红砖砌成高高的墙。
吃的也还好，每顿饭三两，每顿还有下饭菜萝卜青菜汤。
尚若有公事，（提出去点上批斗，称之为有公事）回来还有奖，（批斗误了餐再补发，称之为领奖）奖的东西是什么？萝卜干一两。
庙里清规多，违反抽耳光，白天只准坐晚上才可躺。
说话要轻声，不许大声囔，弄得不好挨耳光痛得叫爹娘。
如果要出差，（提出去游街批斗，称之为出差）心里可真慌，双带的手表擦得亮光光。
带在那手上，心里痛得慌，后悔不该做流氓那里会这样。
总算政策好，到底把我放，放出以后接到通知下放到峡江。
来到农村后，本来也荣光，心里不想干了可是手发痒。
偷到了皮夹子，喝碗猪肝汤，又可买烟买老酒还可添衣裳。
我劝何崔浪，切别再这样，放眼看看自己的前途虚无又渺茫，下次抓进公安局，永远别想放。
听完我这段天津快板好好想一想，洗手不干，重新做人，回头把岸上。
我插队的村庄在69年三月又来了七名上海知青，五名女生是同班同学，两名男的一个姓何，一个姓周，都是上过梁山吃过泡饭连小学文凭都没有的社会青年，他俩的到来注定知青班从此将要生活在刀光剑影和蛇争鼠斗的阴影之中。何崔浪的体重与我相当，只是身高比我略高那么一点。他父亲镇反时被杀，上小学时他母亲因教唆罪被捕，不久也病死于狱中，从此他成了一名无人管教的孤儿，成天与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最终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流氓恶棍。他刚下来时对我们还客气，常在我面前吹嘘他过去的那些“丰功伟绩”。这段天津快板就是我当时根据他提供的素材写成的。我因看他是孤儿，心里对他还是有几分同情，竭力想影响他，让他走上正道，可是不久后他就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
五名女生中数小王长得最漂亮，熟悉后，她与小朱对我比较信赖，常来我住处谈天说地打扑克。我住的地方说不上是房间，我原来住的房间已让给她们女知青住了，我和小谭就在祠堂空余处用破晒垫隔出了一块地方作为栖身之所。当时我已对前途绝望，心如死灰，更不想拖累任何人，所以对男女之情根本不敢有半点非分之想。有时她们聊得比较晚，为了不耽搁明天出早工，我会对她们说：“你们走的时候请帮我把灯吹了。”然后听凭她们继续坐那儿侃大山，自己却钻进被窝睡大觉。虽然如此，但我暗暗发誓要保护她们，如果她们遭人欺凌，我是绝不会做缩头乌龟的。有一天，何崔浪对我说；“我快熬不住了。”我知道他所指，对他说：“你不要瞎来，如果你想动她们的坏脑筋，我绝不答应！”他显然没把我的警告当回事，有一天吃中饭的时候，他在窗口瞄到小王端着饭碗往这边走来，估摸小王快到门口时，他突然冲出去正好与小王撞了个满怀，小王的碗被撞落在地吓得直哭，他假惺惺地说了句：“我又不是存心的。”旁边的我心里像明镜似的，我就此与他决裂。他明白我的态度后再也没有轻举妄动，只是加速了他压服我的步骤。他知道与我单打独斗占不到便宜，就拼命与大队其他上海知青拉关系，妄图借众人之威压服我。小谭、小邱顶不住压力先后向他俯首称臣，只有我仍倔然不屈。七月中旬，大队集中各小队知青到大队所在地办七天学习班，每天大会之后还要分组讨论，我班十名知青分在一户老乡家，这户人家厅堂里只有一只躺椅，每次小谭、小邱和小周抢到躺椅，见他进来后都会拱手相让。有一次我去得早，躺在上面休息，他进来后竟要我让位，我盯着他说：“这躺椅不是你家的，谁来得早谁坐，你今天来得晚，旁边小矮凳坐坐吧。”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碰了个钉子，气得牙根直痒痒，岂肯善罢甘休，决定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挑动其他上海知青对我进行围剿。当时大队最狠的知青是以绰号“黄狼”为首的一帮哥们，崔浪说动了他们。第二天上午开大会我去得特别早，独自坐在空荡会场上的一只条凳上发呆。“黄狼”他们过来了，他手下有一员人称“大定子”的悍将，也是从“梁山”下来的社青，伸出刺青长毛的双手一把从后面抱住了我，他以拳示意，恶狠狠的说：“我现在想开你就开你（开为上海话打的意思）。兵书云：“穷寇莫追。”二次下放已让我心灰意冷陷入绝境，只是不敢自杀怕连累了家人，如果能在抵御欺辱的争斗中了结，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岂有怕的道理。我冷冷地回了一句：“你想开就开！”然后调息凝神静待其动手，我拿定主意，只要他动手，我立即以后脑勺猛撞他的鼻梁，同时以双肘夹击他的两胁，将他甩开后我就抓起胯下的硬木条凳猛砸猛打，砸死一个够本，砸死两个赚一个。也许他们读懂了我眼中寒光的含义，也许他们感应到我拼死一战的决心，他突然咧嘴笑了起来，说：“我是和你要好，才和你开开玩笑的嘛。”一场即将爆发的生死之战，顷刻之间又烟消云散了。这场并未发生的生死之战，发生在我身上，后来却要了别人一命。在井冈山铁路工地时，同县水东公社的上海知青小孙，向我倾吐遭人欺辱的苦恼，对我能在短时间内和那么多的上海知青成为哥们也感到好奇。我讲叙了自己遇到的一些事情，我的本意是想告诉他：做人必须不卑不亢，这是底线，一味地卑躬屈膝忍辱退让是得不到他人尊重的。他听进去了，并在后来捍卫尊严的战斗中命赴黄泉。死讯传来，我心如刀绞，自责不已，我觉得自己应该对他的死承担一定的责任。多少年来，此事像巨石一样压在我心头，让我难以释怀，不知以何种方式才能赎罪。后来我终于想通了，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选择走怎样的路在于己，成败生死却在于天。正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以我个人的生活经历，不信也难。否则，以我的这点能力修为，何以能一次次冲出死神布下的天罗地网？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交往，大队几乎所有的上海知青都认同和接纳了我，就是与当地人比赛篮球，也一定要拉我代表上海队出战。后来多数上海知青都成为我的莫逆之交，患难弟兄，就连“黄狼”他们也都成了我的朋友。而崔浪却因他的妄自尊大和胡作非为，与其他知青的关系迅速恶化，在外面闯荡时也多次碰壁，甚至遭仇家围殴。内外交困下，他感到了压力，不得不向我伸出橄榄枝。我认为他作为一个孤儿，还是有值得同情的地方，原谅了他的过去并再次想把他拉回正道，我对他说：“只要你走正道，我有饭吃就不会饿着你。”他透露外面有仇家想来这里扫荡他的忧虑，我说：“只要你不出去闯祸，外面仇家来寻衅滋事，我一根扁担与你共同御辱。”他有些感动，也表示出了一些想痛改前非的诚意，有时还主动帮我洗衣洗碗。这段时期，知青班度过了一段相对和谐平静的生活，五名男知青甚至还圆满完成了小队外出砍毛竹的艰巨任务。
70年初，第三批上海知青来了，我们小队也增加了一名男知青，他就是小王的弟弟志强，小王关照我照顾她弟弟，并让他和我一同搬到了祠堂里唯一用木板隔成的房间。这间房最初是我和小谭住的，女知青来后我们就让给了她们住，后来女知青搬到稍微密封和安全点的仓库里去了，就又还给了我们。不久，小王上调到县造纸厂当化验员，她根正苗红，是大队上调最早的知青之一。接着，成分不错的女知青小张也上调了。同年秋季，我到安福县参加井冈山铁路建设，这一去就是好几个月，还差点留下做了名正式工。我走之后，崔浪又现出了原形，伙同小周欺负志强，还强摘我们自留地的菜。我回来听完志强的控诉后，决定为他讨个公道，当晚就推开了小周的门，小周知道我来者不善，腿脚一软竟跪在了地上，说了许多讨饶的话，又主动赔了几包香烟给我，我这个人还真受不了这些，只得鸣金收兵。他虽是山上下来的，可上山的原因却是偷窃和诈骗。他的扒窃技术远不如崔浪，行窃多采取“登堂”的笨办法，因此常遭失主追打，他的膝盖特别软，下跪求饶是他的贯用伎俩。他也有绝活，那就是他的骗术，老乡对此的评价是：“天上的鸟（音：吊）的都会被他哄下来。”受他骗的人很多，他的高明之处在于许多人明明知道他是骗子仍会不断地上当受骗，这是件颇有趣的事情。比如有一次他与人谈好用一块肥皂换两只鸡蛋，吃了蛋肥皂却没给，那人上门讨要，他说：“我家已给我寄出了五条肥皂，你再给我八个蛋，我收到包裹后给你三条肥皂，不给你就是王八蛋，怎么样？”于是他又白吃了那人的八个蛋。他常说的口头禅是：“脸皮老老，肚皮饱饱。”并乐此不疲，连许多知青也多次受骗上当，最后他为此又吃了五年的冤枉官司。
崔浪以为我不敢和他动手，但他想错了。当时我们是在一个灶头上烧饭，有一天志强烧好饭回到房间，崔浪出来后在外面骂骂咧咧，说谁偷用了他的劈柴。我不知道志强有没有拿他的劈柴用，但我决定借此一战。我明白自己并无必胜的把握，我将一根洗衣棒槌塞到志强手里，悄声说：“如果我吃下风，你要助我一臂之力。”我冲出去指着崔浪问：“你在骂谁？”他见平时在老头老太面前都恭谦有加的我竟然来势汹汹，很是意外，也有点胆怯，说：“我没骂你，我骂偷我劈柴的人。”我说：“除了你，就是我们在这里烧饭，你不是骂我是骂谁？”他还是说：“我没骂你，我骂偷我劈柴的人。”我说：“废话少说，你不是到处放风说要揍我吗？今天给你个机会，你动手吧！”他站着没动，我再次喝令他动手，他犹豫着举起双拳向前迈出了一步，我等得不耐烦了，冲上去与他交手。乒呤乓啷，你来我往，两人打成了一锅粥，志强跑出来握着根棒槌站在旁边看得直发愣。马队长听到消息后赶紧跑来拉开了我俩。
这一战虽没分出雌雄，但给了他一个信息：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的。他更明白，若是当时志强出手，他就要吃大亏。因此他也想在队里拉拢个人做帮手。有一天，杏家村的上海知青姜骥到我这里来玩，他问前次帮我买的笋干带回去了吗？我说：“小邱上次回家我托过他，他讲东西太多没答应。”姜骥是个直性子，就随口说：“这瘪三不够朋友，想吃生活（欠揍的意思）。”崔浪正好听到了这些话，决定利用这事拉拢小邱。等我和志强下田后，他叫住了刚刚离开的姜骥，说：“你狠三狠四说谁想吃生活，我看你才想吃生活！”说话间举起手想吓唬小姜，小姜个子虽小，人却机敏好斗，见他举起手来，“噗”的一声先出一拳过去，他没料到小姜敢先他动手，愣了一下，小姜乘机把拖鞋一踢，一溜烟跑去搬救兵。我和志强听到呼叫立即过来增援，见我们手握耘禾棍过来，他决定放弃抵抗，说：“今天你们狠，我给你们吃中饭（指中午挨打），我是不会还手的……”我也不是个喜欢恃强凌弱的人，责问他为何打小姜？他说没打着他，小姜证实了这一点。我对他说：“小姜是我朋友，你打他就等于打我，你去把拖鞋拣来还给小姜，今天就放你一马。”他只得乖乖地将拖鞋寻来还给了小姜，一场争纷就此平息。
71年小队给知青造了四间新平房，女知青小朱小刘住第一间，我和志强住第二间，小邱小莫夫妻住第三间，何崔浪住第四间。不久，已经上调的小谭因打架被单位除名回来，崔浪让他住进了自己的房间。崔浪拉到一个帮手，很是高兴，又想重新找回失去的威风，他知道单凭小谭还不行，所以又加紧了在外面的活动。果然又找到了邻近大队两名和他臭味相投的流飞，都是与他有相同经历的难兄难弟，他觉得有了点资本，又日渐嚣张起来。有一天，志强去县城看望姐姐，只我一人在家。崔浪的同伙来了，四人坐在门外神抖抖地唱着黄色小调，高声张扬，以示威风。对他们的挑衅我忍无可忍，借挑水经过时，狠啐了一口痰在他们面前，他们竟无一人敢接碴，将这几人色厉内荏的本质暴露无遗。这时，大湖里小队的上海知青袁中天来找我玩，中天是大队知青中数得着的摔跤高手，有很强的战斗力，他目睹这一幕后，对我说：“阿拉出去上伊拉腔。”（向他们挑战的意思）我冷静地思考着：就算小谭不出手，我们以二打三也难沾便宜。我眉头一皱计上心头，对中天说：“今天我们暂且不与他们动手，我自有办法对付他。”崔浪怙恶不悛，名声狼藉，早为大队主流知青所不齿，在争雄中又与“黄狼”交恶。因为大队明天要召开知青大会，崔浪对此行有些心虚，在与同伙的交谈中叫嚣要带刀赴会。就凭他这句话，我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第二天我赶早来到大队，对“黄狼”说：“今天你们别去碰崔浪，昨天他讲要带刀赴会，你们要当心点。”“黄狼”岂是吓出名的，说更要狠狠教训他一顿，我请“黄狼”对小谭手下留情。当崔浪和小谭刚进村，“大定子”上去抱住了小谭，喝令他不许乱动。“拚命三郎”小沈拣起两块断砖狠命向崔浪砸去，因用力过猛，疾猛的砖头失去准头落了空。崔浪见势不妙，拔腿往会场人多的地方逃，“大定子”紧追不舍，崔浪躲到公社刘书记身后，“大定子”扑上去迎面一拳，打得崔浪鼻血四溅，刘书记的白衬衫也成花衬衫了。当着他的面发生这种事情，刘书记火冒三丈，赶紧打电话请公安局来人。警察后来找我核实情况，我原原本本将自己所听到和说过的话作了交代，最后我问民警：“我这样说有没有错？”民警说：“你提醒他们注意没有错，他们为此打架就大错特错了。”
受了这次惊吓，小谭意识到与崔浪搅在一起不会有好下场，决意与他拆伙并搬出去住，在相关食物用品的分割上，两人产生了矛盾，崔浪知道我会给小谭撑腰，也不敢过于霸道用强，他狡猾地叫来外村一名帮凶与小谭纠缠，我怕小谭吃亏，时刻留意着他们房间的动静，争吵声终于演变成了厮打声，我冲进去一瞧，小谭与帮凶扭成一团。崔浪要我别插手，说让他俩见个真章。以往小谭与小邱、小周都干过仗，尽吃下风，今天与高一级别的人干仗，还不死定了。我不顾崔浪阻拦冲到里面准备拉架，嘿嘿！奇迹出现了，小谭这小子今天还真争气，他发力一挣竟有如神助，脱身而出后，左手顺势一把将那人的脑袋仰夹在胸前，右拳紧接着就往上招呼，那人仰面朝天四肢乱摇，根本使不上劲。崔浪见情况不妙，想上前解救，我反唇相讥并拦阻了他。听说有外人来本队撒野，马队长领着小老熊提溜着绳子冲了进来，将那人制服并捆了个结实。
后来，志强读书去了，小谭参军去了。成分好的都走了，成分孬的各由天命，小刘嫁人了，小周蹲监了，我和小邱落实政策进了林业局，小朱在我成为工人阶级后终于敢牵我的手了，随后调到大队学校当了名民办教师，小莫随小邱在林业局某工地做临时工，后来也转正了。74年以后，小队十一名知青就剩崔浪一人了。当我在林业工地挥汗苦战时，崔浪将他的胡作非为也玩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极度的空虚中，他用锅巴一次次地诱奸村里的一名弱智女孩，最终导致她怀孕。奇怪的是女孩父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怀孕后她的身价还真上去了，不久就挺着肚子做了新嫁娘。我们刚下去的时候，这女孩只有七八岁，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成天趿拉着双家人穿下的破套鞋东跑西颠，我们吃饭的时候她就站在旁边垂涎张望，志强说看见她鼻涕邋遢的样子犯恶心，每次见到她就会轰她走。大家在得知崔浪的事后都极为惊讶，大队一名郭姓女知青鄙夷地说：“他怎么就爬得上去？”78年初我回村看望大队长，正巧崔浪也在场，我说在路上看到“蠢婆”（弱智女孩的小名）抱着个小毛头在晒太阳，大队长开玩笑似地问崔浪：“这可是你的种，你不想要吗？”我以为他会极力否认此事，想不到他竟坦然地说：“她家里同意给，我就要。”如此看来，他在干此勾当时，不但为泄欲，竟还有传种的想法在里面，实在是太可悲哀了。
78年底他随返城潮回沪分在一个家具厂，起初有人说他在倒卖木材，后来又有人说他被判了刑，再后来就没人听到过他的消息了。说实话，在他穷凶极恶为非作歹时，我确实是非常痛恨他，连杀他的念头都经常在我心头涌动，睡梦中也持刀挥斧与他及他的同伙拼死血战过好几场，真有点不共戴天之感。现在回过头来想想，我觉得他还是挺可怜的，他的悲剧，固然有他个人的主观因素，但更多的还是外界客观因素使然，鉴于此，在这篇文章中，我还是不忍心将他的真名暴露。(注：文中何崔浪为化名，其他均为真实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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