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视野中的泰戈尔》是2003年巴蜀书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尹锡南。

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另一端，那个叫印度的国家，在我们的心目中，总是披着神奇、美丽、甚至不可探测的面纱。可以想象，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会诞生出多少优秀的人物！但是，对中国人最熟悉的，恐怕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莫罕达斯·甘地，一个是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而在这两个伟人中，泰戈尔仿佛对我们更接近，更具体，更有传感性和独特的魅力。

尹锡南，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现在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泰戈尔、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中的印度书写、大国外交战略等。

序言

泰戈尔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位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物。他是享誉世界的诗哲和思想家，也是能将东、西方文化精髓融会贯通的楷模。尽管他的人格近乎完美，大师的地位不受怀疑，但他的观念却曾经颇受争议。国内对他及其作品的大量介绍，始于上世纪初叶。一些前辈学者、文人对其作品的翻译和介绍，曾为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文化界引入了一缕新鲜的气息，使国人在经受“欧风美雨”的吹打之后，有机会去认识与中华文明有别的另一个“东方”。尤其是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本人1924年的来访，引起国内各界的广泛关注。对他到访本身和在中国的演讲，特别对他的东西方文明界说，赞颂者有之，贬损者有之，冷眼相对者也有之，或将他引为先师及同道而自豪，或将他的言说视为异端谬误而避之不及。总之，在整个中国学界掀起了一股风潮，可谓沸沸扬扬，热闹非凡。甚为有趣的是，对泰戈尔的评判竟成为中国学界、思想界验证激进与保守、进步与落后的标准。其实，鉴于当时国内思想界正在扩大、消化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都在热衷于大谈“西方的衰落”，他的一趟中国之行能产生出这种奇特效应便不难理解了。但也正归于此，受这种难以摆脱的厚重历史情结的挤压，国人对这位文化巨匠的评判、理解也难免偏颇和有失公允。相比之下，同期西方对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认知，则要平实、超逸得多，从他获诺贝尔文学奖、声名鹊起，一直到然仙逝，相互间的对话与灵感碰撞一直在持续，并使当事各方受益匪浅。

在诵读《吉檀伽利》、《飞鸟集》的美妙瞬间，倘能越过时空的阻隔，去体察感悟隐藏在他那深目光中的思考与意识，那该是何等的心灵快慰。是啊，作为近邻，我们中国人熟悉泰戈尔的诗歌，甚至熟悉他那清的身影和飘逸的须，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他的思想、观念和情感的理解，我们至今仍停留在比较粗糙、肤浅的阶段，我们对他仍感到几分陌生。在过去近一个世纪中，有不多的人，或能用审美的目光去仰视他的文学创作，或能暂时忘却俗世烦恼，去试着一窥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性灵世界，但是，他对文明的洞悉与表述，与我们近代以来所面对的社会人文环境之间，却是冲突多于和谐。无论是近代以来的救亡图存、阶级斗争，还是当今商品社会的急功近利与物欲横流，似乎都与他那个世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说俗了，就是他那一套根本派不上用场。特殊的环境、特殊的心境使然，我们对这位人物，能说的都说了，不能说的依然没机会说。但难免有这种时候，我们惆怅顿生，若有所失，总觉得对这位深受我们爱戴和景仰的先师，还欠着他点什么。若是有了这一反省，就会发现《世界文明视野中的泰戈尔》这本书有它独特的意义。

我与尹锡南君结交是在前年，当时他正就硕士学位论文(后来经修改、补充、润饰，形成本书的初稿)征询意见，这时我知道了他正在研究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尹君不缺明晰的思路，不缺丰富的想象，甚至不缺细腻的感悟，具备了与泰戈尔“神交”的基本素质。而要探索这样一位文化名人及他的心路历程，还需研读大量史料文献及他人的前期研究。尹君受过良好的历史学训练，注重文本解读，深明此理，但苦于国内有关泰戈尔的资料，无论中文、外文，实在奇缺，尤其要想系统地解读泰戈尔，可用的材料更是不多。这无疑带来了技术上的难度。恰逢其时，河北人民出版社的一套大部头《泰戈尔全集》，有如一场及时雨，让尹君喜出望外。但偌大一套装帧精美的全集，索价近千，不免使读书人感到囊中羞涩。他未就此畏步不前，而是想出了最好的法子，早出晚归，废寝忘食，整日价呆在书店里，席地而坐，逐本通读，做下数千条摘录。就这样，伴着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影子，他在书店里度过一个萧萧寒冬。可免费读书的优惠是有限的，毕竟书上不能划道道、记符号，于是他意犹未尽，终于下狠心又向河北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邮购了那套24卷本《泰戈尔全集》。随后的日子不难推测，尹君如获堇宝，如饥似渴，有所得，有所乐，有所思，有所悟，有所成。其心血所聚，功力所及，便有了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这部著作。

本书虽不至说是拓荒之作，但确能称得上是目前国内研究泰戈尔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综观全书，在流畅、隽永的文字之间，不乏明快的评论、精微的考证和透彻的辨析。书中广征博

引，纵横捭阖，既诠释了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博大精深的文明思想，也讲述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社会经历与人际交往，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完整、真实、形象丰满的泰戈尔。本书的可贵，还在于作者在文本解读和分析的基础上勇于立言，不受权威大家的观点所，在他人的研究基础上有所创新。当然，本书作为一部新人之作，难免存在一些缺憾与不足，也有不少有待商之处，但我相信这丝毫不影响这部力作为学术所做的贡献。尹君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尝试，称得上是一件极富意义的工作，有益于增进学术，启迪新意，提升我们对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这位智者的认知水平。有鉴于此，当他嘱我为这部书作序时，我的荣幸和使命感参半，敢犯非泰戈尔专家为泰戈尔研究著作写序之大忌，欣然从命，作此短文。

2003年7月1日于四川大学绿阳村寓所

序言

引言

一 泰戈尔“文明”之理解

二 泰戈尔论东方文明之一般特征

三 泰戈尔论中国文明

(一)关于中国古代道家哲学

(二)关于中国古代诗歌

(三)关于中国文明的一般言说

四 泰戈尔论日本文明

(一)关于日本文明的民族特性

(二)关于日本的艺术和诗歌

五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论印度文明

(一)关于印度古代文明特质及传统文化

(二)关于印度文明的社会问题

六 泰戈尔论东南亚及西亚文明

(一)关于东南亚文明

(二)关于西亚文明

七 泰戈尔论西方文明

(一)关于西方文明之一般特征

(二)西方文明的两个特例——美国和苏联

(三)关于欧洲的文学艺术

(四)关于西方文明的现代性反思

(1)现代工业文明与自然

(2)物质主义与人类欲望

(3)现代化难题与人的自由和异化

八 泰戈尔东西文明观的特征分析

(一)世界意识中的东西结合

(二)民族自尊与东方情结

(三)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文明论述的理想化倾向

九 影响泰戈尔文明观形成的因素

(一)影响泰戈尔文明观的印度传统文化

(二)泰戈尔生活的时代特征及家庭熏陶、个人学养

十 泰戈尔文明观在中国的反响

(一)陈独秀、瞿秋白：警戒与批判

(二)鲁迅、郭沫若：冷漠与嘲讽

(三)徐志摩、梁启超：欢迎中的认同

十一 泰戈尔文明观在日本的反响

十二 泰戈尔文明观在印度的反响

十三 泰戈尔文明观在西方的反响

(一)西方世界初识泰戈尔

(二)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历访西方及其反响

(三)西方知识界对泰戈尔思想之回应

结 语

参考文献，

泰戈尔生平大事年表

后记

书摘

总之，泰戈尔的美学观念几近于老子和庄子，这使他与深受老庄思想侵淫的中国“现代”诗人李白在诗心对话上占据了一个十分有利的平台。李白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出的唯美唯真倾向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态度对于泰戈尔的诗心来说，是非常具有亲和力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老庄、李白与泰戈尔之间隔着巨大时空距离的心灵对话得以完成，这本身便反映出中国印度文化的可通约性，也体现了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共同规律，即钱锺书先生所说：“东海西海，心理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在出世与人世的态度上。学者认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人格中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追求宁静的自我修养与向往荣达的自我实现，是他人格心理上的一组二元对立。他常常赞美古代的仙人们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的净修林生活，自己也选择了远离喧哗世界的地方定居，但他又禁不住外界的吸引和心灵的骚动，多次从宁静的角落走向世界各地。可以说，他的思想里虽然积淀着传统的印度文化因子，但现代思潮对于他冲击甚巨。西方文化的熏陶，现实生活的魅力，家国天下系于一身的高度责任感消解了传统印度文化的出世主义之影响。于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而言，“来世的呼唤虽然隐约可闻，但现世的呼声似乎更令诗人心动”。而另一方面，道家道教的理想人格具有双重性：其虚静人生的理想人格既具有超越的性质，又具有“即世而又离世”的自由人格特征，因而其理想人生也可以说是艺术的人生。进一步说，这种理想人格决定了：道家道教的人生态度几近于泰戈尔在他所谓“艺术家的宗教”原则指导下的人生态度。李白由于受到唐代道教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理念之影响，也由于他在仕途受挫后情感转向自然和寻求心理平衡，他的所思所为就体现了一种别具一格的生活态度及审美倾向。这是一种介于人世与出世之间的奇妙之境，人生之悲苦惨淡在诗人的梦幻般的行为体验中得以自我消解。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在文中所引李白的诗《夏日山中》便是一首几近于自我消解人生痛苦的诗。在诗歌里，诗人展示了他介于出世与人世之间的理想生活之一面：醉酒过后，诗人在青翠茂密的林子里，抛开俗人或俗界的所谓体面，手

中轻摇白色羽扇，脱下的头巾悬挂在石壁上，头顶吹来徐徐缓缓、清凉幽静的松林之风，仿佛一阵春雨飘飘洒洒。在这里，人在自然的环绕呵护之中尽情体验生活之乐之美，一切皆真，一切皆美。这种皆真皆美的古典中国式行为体验不可能不打动同样爱真爱美的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一颗印度诗心。

在对待妇女及爱情上。泰戈尔是东方人，他的妇女观和爱情观也是纯粹东方式的。在论述文明问题时，他就已经注意到妇女韵问题：“在历史的现阶段，文明几乎都被男性所独占，这文明是权力的文明，在这文明中，妇女被抛到一旁而黯然失色，因此，这文明失去了平衡。”字里行间充满了他对妇女这人类另一半的无限关爱。在爱情上，泰戈尔忠贞不贰。他与妻子于1883年9月11日结婚。由于他们是按照印度传统习俗结合的，所以算不上是一个富于爱情的婚姻。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大妻子U岁。妻子貌不惊人且没受过教育，与泰戈尔在感情上差距非常大。但在泰戈尔的悉心教育和严格要求下，在妻子自强不息地努力下，两人逐渐缩小了彼此间的差距。妻子在家庭生活、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方面给予了泰戈尔不小的帮助。不幸的是，1902年11月23日，妻子与世长辞了。泰戈尔悲痛万分，至死未娶继室。泰戈尔后来不断地把对妻子的思念写进诗中，例如：“她活在人间环断给予我一切俄如今将偿还她的礼物/在哪儿摆放这个奉献/她夜间还在人世让帝清晨却把她带走俄今天只能把感恩的礼物伟献在你的脚上。”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对于妇女的关爱和敬重使他阅读李白诗歌时产生了共鸣。李白在《秋浦歌》里用近于白描手法描写的民间男女之恋情，再配以自然万物和谐之背景，的确使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爱美之心得到了极大愉悦。李白的《长干行》一诗乃是他的代言体诗歌中的一首。李白时代的代言体诗歌，十有八九是写女性的。那时，敏感的诗人们怀着一颗人道主义的同情之心，代女性立言，为女性的命运同时也是为自己的命运而呐喊呼号。李白怀着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关怀着社会上一颗颗被压抑被漠视的女性之灵魂，并从中宣泄心中郁积的文人生存环境之艰难而带来的不陕情绪。《长干行》一诗里隐约可见李白对于女性的态度。正是因为如此，对女性持有深厚关爱之心的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才说李白的《长干行》里表现了“一个少妇的哀情”。

印度尼西亚是由源白希腊文的两个词“印度”和“尼西亚”组合成。“印度”是“水”的意思；“尼西亚”是“岛”的意思，所以，印度尼西亚是“水中之岛”的意思。在印度古籍中称印度尼西亚为“努珊塔拉” (Nusantara)或“德威安塔拉”(Dwipantara)，意思是大洲之间的岛屿。而在印度尼西亚史诗《纳卡拉格尔达卡玛》(Nagarak’ertagama)中之“努珊塔拉”是指爪哇以外的岛屿，意思是“彼岸之地”，因此有人译作“其他岛屿”。在《马来西亚历史》一书中则称印度尼西亚为“努沙塔玛拉”(NusaTamana)，此名大概源自“努珊塔拉”。印度尼西亚由17000多个岛屿组成，有“千岛之国”的美称。历史上，由于居住地分散，接受外来不同文化的影响以及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和语言的差异，印尼形成了多民族性和区域性的文化特征。

关于印度文明的传播，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认为：“从波斯到中国海，从西伯利亚的冰冻地区到爪哇和婆罗洲群岛，从大洋洲到索哥德拉岛(在非洲东部)，印度一直在传播着它的信仰、它的故事、它的文化。在接连不断的长久世纪中，它给四分之一的人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关于印度文明在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辐射传播，印度学者认为，到基督纪元之初，印度文明已经开始越过盂加拉湾，传播到东南亚的岛屿和大陆；而到公元5世纪，印度化的国家已经在缅甸、泰国、印度支那、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的许多地区建立起来。所谓“印度化国家”是指按照印度的政治传统方针组建，并且信奉佛教或印度教的国家。某些印度化国家在后来发展成为大帝国，它们有时候被称为“远印度”或“大印度”。印度文明一旦在东南亚的土地上扎根，便部分地通过源于东南亚的各种力量的作用，部分地通过印度次大陆文化和政治变革的影响而演进。许多学者用一系列浪潮来形容印度文明的向东传播，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样的浪潮至今仍然冲击着东南亚的海滩。在近代的东南亚文化里面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其与印度文化长期接触的例证。许多东南亚国家的语言(马来语和爪哇语等)里面包括了大量起源于梵语和达罗毗茶语的词汇。其中的一些语言如泰语，仍然用明显地源于印度式样的字体来书写。东南亚的王位与权力概念也大多归因于古代印度教的政治理论。泰国虽然信奉南传佛教，但为了举行合乎体统的礼仪，仍然需要宫廷婆罗门在场。在东南亚的许多地区如泰国、马来西亚和爪哇，传统舞蹈和皮影戏仍然以罗摩、悉多和哈奴曼的故事来吸引观众。这与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在爪哇岛上的观察是相吻合的。

当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联系主要还是建立在贸易关系上时，就已经有印度尼西亚人不仅懂得了印度文化，而且开始传播印度文化。后来印度人在印度尼西亚居留的越来越多。“印度文化就是这样地在印度尼西亚越来越发展，同时也越来越和印度尼西亚本土文化相结合。最后是本土文化因素日益显得重要。”“印度尼西亚文化中最主要的是本土文化，即人民文化，它永远是强有力的、重要的，成为新文化基础之——的要素。”

印尼学者认为，在印尼，湿婆教派和佛教从来没有冲突过，其理由有三：印度尼西亚人具有融洽统一之愿望和能力；印度的湿婆教派和佛教未传人印度尼西亚之前已经互相接近；无论是湿婆教派还是佛教都含有“神秘论”的成分，这和印度尼西亚的古代信仰是相适合的。印尼人心目中的神是“指佛教的神和湿婆而言，因为他们对于这两个教派的神不加区别”。他们认为湿婆即佛陀，佛陀即湿婆。湿婆教派的神具有佛教诸神的性质，而佛教诸神也具有湿婆教诸神的性质。尽管人们在思想和感情上表现出喜爱湿婆或者喜爱佛陀，但这二者的界限是很难划分的。特别地， “在格尔达纳卡拉时期，湿婆教和佛教几乎融合为一，以至于人们崇拜湿婆佛陀”。湿婆、毗湿奴、婆罗门和佛陀都是从太阳神派生出来的。 “像这样的信仰在印度可以说老早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印度尼西亚由于原始宗教的关系，在马打蓝国时代就已经产生了。”前文曾经提到，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在王宫里观赏了一场特地为他安排的祈福诵经的仪式：院子里的祭坛上摆着供养，四位分别属于佛陀、梵天、湿婆、毗湿奴的信徒的婆罗门并肩而坐，各念各的赞词。这说明佛教和印度教在当地的确是已经互相渗透，融为一体。

美国人认为，过物质丰富舒适的生活是人的天然权利。这里的核心词是“物质主义”。它是针对美国人的金钱观和处世态度而言的。可能没有其他国家的人比美国人更为看重金钱了。这也导致了希望获得成功的“美国梦”的文化精神得以产生。重视物质主义，往往导致美国人对生活水平低的人、集团或社会表现出一种“自我民族中心”的态度。美国人的物质主义态度可能更多地受到了最初来到北美的清教徒移民“实用主义智慧”的影响。美国人的“实用主义智慧”决定了美国人的行为模式，也奠定了美国人“物质主义者”的心态。对于美国人由于受到物质主义态度影响而表现出来的言行举止和社会现象，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异常反感。例如，他说：“以前，我说过，有几天，在美国的老谋深算的沙漠边缘，我陷入了用机巧的岩石砌成的城堡。那天，我清楚地知道，攒积的那么多虚假的事情，在世界别的地方是不可能的。”他不无痛苦地回忆道，在美国那些倾吐商品的机器前，在堆积商品的昏暗仓库里，在无好客可言的怀疑毒雾中，他“几乎窒息地熬过了几天”。而一旦从美国“物质的鲸口”逃出来，坐下来创作自己的诗集《童年的湿婆集》时，他感到“就像一个犯人得到了去海边呼吸新鲜空气的机会”（《全集》卷20，第157页)。

对于西方文明未来发展的另一个“主要中心”苏联，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更是极为关注。他曾经于1930年访问过苏联。在《俄国书简》中，他语带感情地坦陈己见： “今天那个俄国，居然完全不顾西方所有列强的恶毒目光，在富强而又不可战胜的西方文明的门口，为穷苦人摆上一把暴力实践的座椅，像这样的一个国家，我不去看一看，又有谁去看呢?”(《全集》卷20，第382页)到达俄国后，泰戈尔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我终于来到了俄罗斯。我在这里所看到的一切，简直令人惊叹不止。这个国家与任何别的国家相比，毫无相似之处。这里的一切完全是另一种景象。他们不加区别地唤醒了全体人民。”那么，通过“暴力实践”即1917年伟大的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崭新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究竟在哪些方面、以什么方式“唤醒了全体人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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