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医生》是奥匈帝国作家弗兰兹·卡夫卡创作的短篇小说，首次发表于1918年，后收录于小说集《乡村医生》中。

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位乡村医生夜间出诊的离奇经历。受卡夫卡个人成长经历影响，这篇小说与他的其他作品一样，以奇诡的想象为基础，以反讽的语言隐曲地表达出了繁丰的言外之意，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孤独、被疏离的无奈。

叙事者“我”是一位乡村医生，“我”急需去其他村子医治一个危重病人，天下大雪，“我”做好了一切准备，站在院子里正待出发，但缺马，拉车的马。“我”的侍女在村子里到处借马，但“我”知道毫无希望。此艰难时刻，天降神马，而且还附带了马车夫。“我”必须借助他的马去看病人，但马车夫却想侵犯“我”的侍女（“我”无能为力）。马车飞快地把“我”载到了病人家里，但由于病人的伤情过重以及其自身意愿使然，我的医术“无能为力”。然后，“我”被病人家属关在病人的屋里，不久后“我”设法逃了出来。最后，“我”坐着“尘世的车，驾着非尘世的马”，缓慢地在荒野里行走。面对这样的“可能永远也回不了家”的处境，“我”无能为力。

作为一个作家，弗兰兹·卡夫卡生在一个动荡的时代，父亲的粗暴和母爱的缺失，使得幼小的卡夫卡生存于一种压迫感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困扰其一生的孤独感的产生。此外，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在其有限的出现在小弗兰兹面前的时间里，不仅没有表现出父亲对孩子应有的关爱，反而对小弗兰兹内心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并导致了弗兰兹自闭性格的形成。这样一来，与这位蛮横父亲的畸形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自闭性格对卡夫卡的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其童年的不幸，在其随后的生活及作品里，可以寻找到弗兰兹·卡夫卡对于爱与补偿的追寻。但是，由于其不能意识到自己这种强烈的追寻，他一直独自承受着精神上的折磨。所以，卡夫卡本人，乃至他小说里的人物，尤其是其短篇小说《乡村医生》中的主人公，在一定程度上都以一种受疏离感与孤独感困扰的畸形人格出现。

《乡村医生》写于卡夫卡搬出其父母居所一年后，这也意味着卡夫卡从心理上基本摆脱了其父亲的影响。但此时，他还在为是否履行与菲里斯的婚约而犹豫不决。《乡村医生》这篇小说最早的题目是《责任》，小说中的教区医生不能在救死扶伤的职业使命和个人欲望之间做出选择，影射了弗兰兹·卡夫卡的叛逆和对于婚姻的犹豫不决。

《乡村医生》大约写于1916年12月14日至次年1月中旬之间的某段时间，最初刊载于1918年《文学》（Die neue Dichtun）年鉴上，次年收入同名小说集《乡村医生》。

生活得很惨，工资微薄，自认为尽职尽责，实际却不懂治病的医生，无心关心病号，只为应付公事而出诊。或许是多次被人愚弄和耍玩，或许是真的医术有限，总之，现在的他已经不相信病人，所以他胡乱猜测病人只不过被母亲灌多了咖啡。

隐喻人生的困境

首先，“缺马”构成了主人公的第一重困境。之后两匹神马的神秘出现破解了这一困境——这一意义上，其显然是正面的帮助性力量，它使得“我”有机会去履行治病救人的职责。但是，接着而来的是，伴随马而来的马车夫却是一种反面的破坏性力量：马车夫看上了“我”的侍女罗莎，我借助了马去瞧病，无法分身阻止马车夫在“我”的家里肆意侵犯罗莎，“我”为了履行必须完成的职责，对罗莎的危险处境竟然无能为力——这便是第二个困境，“缺马”困境解决以后的困境，“罗莎被侵犯”。

接下来，在治病时，“我”的第三重困境出现了：病少年的意愿是求死，而病人家属的意愿是救活，“我”经过诊断后，觉得“可怜的男孩啊，你是没救了”。这里的困境在于“我”是个“尽心尽责”的医生，“我”首先不能违背职业操守满足病少年的意愿，其次，病人家属的要求也是难以实现的。在回家的路上，第四重困境出现：“我”的意愿是尽快回到家，“我”甚至“不愿意把时间消耗在穿衣上”，然而，“所套的两匹马又不听使唤”“马并没有奔跑起来，我们就像老年人似的蹒跚着穿过茫茫雪野”，尽管我“驾”的“吆喝着”，“我”感觉“这样行驶我可永远也回不了家”，“我作为一个老年人赤身裸体地坐着尘世的车，驾着非尘世的马，四处漫跑……”，这里显然又是一种不可克服的困境。

通过分析，完整展示了“我”在治疗一个病少年的过程中从头到尾所遭遇的四个困境，这四个困境构成了“我”所叙述的“我”的这个故事的核心内容。

事实上，如若读者了解弗兰兹·卡夫卡小说一贯主题的话，此四重性困境的所指当不难理解：即反映了“所有的障碍都在摧毁我”这一“卡夫卡式”小说的经典主题。“所有的障碍都在摧毁我”即指主体在面对强大的异己支配性力量（在文中体现为“众神”）时自我力量的消散——自我在面对这一“支配性力量”时总是失败的，其主体意志总是被压抑而不得伸展，其“主体性”总是被迫退隐。这也即是人在面对强大的异己力量支配时高度压抑性的存在状态。此种状态，作为主体的“人”的悲剧性本质，俨然是绝对悲剧性的，它无法为人力所克服。

归结来看，《乡村医生》通过叙述者“我”所遭遇的四重性困境，以“众神”们的象征性在场之物“神马”的意象贯穿始终，隐喻了人的现世生存的悲剧性困境。小说虽未给出一个针对此困境的解决方案，甚至叙述态度中也不无透射出一种悲观的气息，然而，其以离奇荒诞的情节、隐喻性地呈现了人之存在的状态，已使读者深刻认识了现世存在的本质。

故事中许多情节违背常理，人物的言行离奇、不合常规惯例，好似巴勃罗·毕加索画笔下面目怪异、扭曲变形、支离破碎的图形，人物活动的时空舞台、具体场景的安排都超越了常规、不合逻辑，在亦虚亦实的情景里读者找不到出路，如同博尔赫斯的迷宫，又如同一次如坠雾中的历险。这种逻辑混乱的、碎片化拼接式的叙事只有在梦里才会出现，当它们跃然于文本、出现在现实维度里，就会产生荒诞、令人费解的艺术效果。

小说叙事者以梦境般的叙述风格，在短短的故事中留下了多次的“不完全叙事”（情节未展开或不完善之处）。这些情节的“不完善”之处，表面上看似乎是叙述者“我”的有限视角所致，实质上有可能是“我”的故意回避和拒绝。试举两例：一、小说中“我”的救治态度始终是未明确表述的（上文所列举的第三重困境实质上是对文本中“我”的救治心态的一种阐释，这种阐释虽然带有主观色彩，但若反复细读文本，是不难体会到的），文本中的叙述者“我”一直未对自身的救治态度进行明确披露；二、“我”对男孩的奇特的伤口的来龙去脉也一直语焉不详，并似有不能言之语——“不过是被一把斧子砍了两下”。这里谁砍的，为什么砍，叙述者“我”都没有明确交代，只诡异地交代了句“许多人献出他们半边身子，而几乎听不到森林中斧子的声音，更不用说斧子向他们接近了”。这里的什么“斧子”，谁拿着这“斧子”？这“斧子”到底意味着一种什么力量，为什么要砍人？文本的叙述点到为止，全然没有继续交代*。总之，这些有意无意的“不完全叙事”也许并非是作者的叙述不严谨，而是蕴含了作者深刻的艺术意图。至少目前来看，这种“不完全叙事”，构成了弗兰兹·卡夫卡小说的某种独特艺术魅力——所留下的大量情节空白点，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增强了文本审美的力度、强度和深度。

2007年，日本导演山村浩二根据该小说改编了同名动画短片，该片获2008年广岛电影节大奖和每日电影大藤信郎奖。

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20世纪德语小说家。卡夫卡生于捷克（当时属奥匈帝国）首府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是家中长子，有三个妹妹（另有两个早夭的弟弟）。自幼爱好文学、戏剧，18岁进入布拉格查尔斯大学，初习化学、文学，后习法律，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在保险公司任职。多次与人订婚，却终生未娶，41岁时死于痨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