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承孝
原河北工学院名誉院长
潘承孝(1897年——2003年12月22日),汽车和内燃机专家,中国内燃机和汽车工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河北工业大学首任校长、名誉校长。
从事教育60余年,培养出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内燃机专家、学者。主张理工结合,强调基础理论的教育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走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道路。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人物经历
1897年生于苏州市。其父自幼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学习英语,思想比较先进。
教育经历
潘承孝的小学和初中在苏州度过。1912年转到北京汇文中学,1915年考入交通大学(即西南交通大学物理学院,今西南交通大学)。1921年以机械系第一名的优秀成绩毕业,被交通部保送官费留学美国(唐校为交通部所办)。
1915—1921年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现西南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获学士
1922—1923年康奈尔大学机械系,获机械工程师称号。
1924—1925年美国威斯康新大学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
工作经历
1927年天津直隶公立工业专门学校任教。
1927—1929年沈阳冯庸大学机械系教授。
1929—1931年沈阳国立西北工学院机械系教授。
1931—1937年北平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教授兼系主任。
1937—1938年西安西北临时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教授兼主任。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奉令集中西安市,成立西北临时大学,不久南迁城固县。1938年临时大学解散。北平大学工学院、河北工业大学天津大学,旧址在现在的河北工业大学丁字沽校区东院)和迁往抗日后方的焦作工学院(今中国矿业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合并,在城固成立国立西北工学院。当时该院是抗战后方实力雄厚、设置工科专业最多的一所高等学府。从1938年国立西北工学院成立起,潘承孝先后担任机械系主任、教务主任,1944年1月任国立西北工学院院长。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为迁校、建设新校经费奔走于西安市、南京之间,最后在咸阳市找到新校址开了课。潘承孝在西北的10年中,工作繁重,心力交,贫血严重,于1948年秋辞去院长职务,回天津市居家养病,就近接受北洋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教授之聘。1951年全国院系调整,北洋大学与河北工业大学合并成立天津大学,潘承孝担任教务长,创办了天津大学的内燃机专业和实验室;并积极向天津市建议与天津大学合办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开展内燃机的科研工作。
1948—1951年国立北洋大学工学院教授兼校务委员会委员。
1951—1958年 天津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教务长兼机械系教授。
1958—1962年天津河北工学院院长。
1962—1971年天津工学院院长兼机械系教授。
1971—1983年天津河北工业大学院长、副院长。
1983—2003年经国务院批准授予河北工学院名誉院长。
个人生活
健康状况
2003年12月22日上午7时35分在天津市逝世,享年107岁。
社会活动
潘承孝不仅是一位专家学者,由于他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忠诚的参政者。历任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代表,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至第七届代表和第五届、第六届常委、副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至第六届代表,天津市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第二届和第三届委员,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自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后,历任民进天津市委第一届和第二届副主委、第三届主委,民进河北省委主委、顾问、名誉主委,民进中央委员、常委和参议委员会副主任;他还是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内燃机学会顾问,中国汽车学会名誉理事长,河北省天津市机械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
学科开拓
汽车内燃机学科的波特兰开拓者队之一
在20年代,当汽车、内燃机还是新的学科时,潘承孝就远涉重洋到美国学习掌握这门学科。回国后,在30年代,我国工科大学开设这两门课程者还是屈指可数,潘承孝是最早讲授这两门课程的教授之一。当时有“南黄北潘”之称,即上海有交通大学黄叔培教授讲授有关汽车方面的课程,在北方则有潘承孝了。当时我国尚无自己的汽车工业,但无疑他已为祖国的汽车工业播下了人才的种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0年,重工业部领导下成立的“汽车工业筹备组”,初期只有10余人,其中就有他的学生4人。曾任天津大学校长的内燃机著名学者、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史绍熙教授,在他的一篇文章里曾写道:“我之所以选择了内燃机这个研究领域,数十年矢志不移,说实在话是发端于潘老对我的启蒙”。又如吉林工业大学校长陈秉聪教授、一汽技术中心所长陆孝宽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教授李渤仲、大连理工大学造船系胡国栋教授等,都曾受业于潘承孝。他们都在内燃机、汽车学科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潘承孝从事工程教育60多年,有丰富的办学经验,为发展祖国工业培养出大量人才,付出了他毕生的心血。
严谨治学严格要求的楷模
潘承孝从事工科教育60多年,执教的同时担任系主任、教务长及院长等行政工作,素以严谨治学和严格要求而著称。史绍熙教授任天津大学校长期间,提出“严谨治学、严格要求”的“双严方针”,在教学上取得了成效,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得益于潘承孝教授的言传身教”。
潘承孝的治学严谨,首先表现在他的严于律己上。他执教期间,一人讲授3门专业课,还兼任系主任、教务主任等行政工作,然而对备课认真,一丝不苟。听过他讲课的学生一致反映他讲课逻辑性强,深入浅出,口齿清楚,既严肃又活泼,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他备课精益求精,每年的讲课内容都有新的补充。在抗日战争期间,很难得到国外书刊,但他尽力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教材内容,随时补充到教学内容中去,以开阔学生的眼界,启发他们的思维。他对教学的高度负责精神人人钦佩。
潘承孝在行政领导工作上做到坚持原则,任人唯贤,不讲私情,办学从严,赏罚分明。有一位当年在西北工业大学教务处任职员者回忆说:西北工学院一年级学期考试都用密封考卷,有几次学生作弊,潘教务主任当场将考卷撕毁,责令学生退出考场。西工考试严格,已成校风,人人皆知。又如西工迁校西安市时,会计处有两个会计盗卖煤炭,当时社会贪污成风,有人写了一首打油诗:“会计××心太狠,得了奖金又卖煤,贪风唯有西工盛,我问先生能办谁?”此诗有人置于潘承孝办公桌上。他很快调查核实后,将那两名会计开除出校。这种不讲私情,赏罚分明的领导作风,全校师生钦佩。
甘为人梯,不求名利,我尽我心,我尽我力的高尚品德。一位专家学者对科研的贡献大小,往往以他发表的科研论文、著作的数量、质量来衡量。这当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像潘承孝这样一位公认的专家、学者就不能仅仅从发表研究论著来衡量了,而应该更深入地、全面地来分析他对科研事业的重大贡献。
196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下达了一个燃用劣质油料的课题。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一个什么高精尖的课题、但潘承孝接受了这个课题,组织人力开始工作。首先,他明确提出要搞一种适合农村使用条件,能受农民欢迎的,又能燃用多种燃料(含劣料)的农用动力装置。他的这种结合国情为农民服务的科研思想,当时并没有被所有人接受。经过几年设计、试验,终于在老式烧球机上利用了分层燃烧原理,改进了燃烧室,提高了原样机的各项指标;且又保留了它的结构简单、维修方便、容易操作等优点。当时在邯郸农机厂进行了小批试制,产品达到了设计要求,在农村排灌站试用,很受农民欢迎。在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于无锡召开的科研会上得到肯定,决定在此基础上进行15马力(试制样机5马力)使用劣质燃料的设计。后因“文化大革命”开始,未能进行。这是在潘承孝的结合国情,不为名利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设计制造工作。
潘承孝对科研的贡献在于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1982年他发现河北工业大学邹仁鋆讲师是个突出人才,他在学术委员会提出越级晋升为教授,并于1983年尽力支持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出国讲学,使其得到国外学术界的好评,为国家争得了荣誉,终于担任了河北省科学院院长,作出了巨大贡献。
潘承孝对科研的发展有远见卓识。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在我国社会尚未充分认识电子计算机技术的时候,他亲自筹备计算机站,1976年在教师中开办计算机语言班,两年间连续办了8期,使500多名教师受到计算机基础知识的训练,并培养了一批工作人员,在省高校中先行了一步。
“文化大革命”期间潘承孝屡遭冲击,但他对党的信念始终不渝。1970年他被下放到河北工业大学情报资料室工作,他按时上班,无怨无忧,兢兢业业工作。他翻译了院外工厂求援的仪器说明书、机器安装指导书以及学术科技论文约20万字,整理了“文化大革命”前期积存的外文科学技术报告约有3000余册,凡是与该学院各专业有关者,分送各系资料室;对外校有用的,分别寄给有关学校,得到各校的感谢。他又用个人名义邀请懂日语的教师翻译日本《内燃机关》临时增刊“内燃机测量技术”和“内燃机燃烧”等书,由他担任译稿的审校,并以“情报组”的名义出版。
潘承孝还与国外联系,引进美国大学的科学教育书,如物理、高等数学、内燃机原理等,并组织翻译。这种甘为人梯,不求名利,不论在顺境逆境中,均抱着“我尽我心,我尽我力”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科研和教学上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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